2018年5月5日至6日，百年中国社会与文学的互动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现代文学论丛》创刊十三周年座谈会在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编辑部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研讨。与会代表就左翼文学与红色中国、中国宗法社会的解体与乡土文学、社会启蒙与文学思潮的互动、社会发展与文学语言的演变等四大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6日上午，《中国现代文学论丛》创刊十三周年座谈会在南京大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座谈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学术期刊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学术期刊与学术生态的关系；新时代新形势下应该如何进行期刊改革以促进发展。与会专家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了《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的发展历史和学术成就，同时就办刊思路、选题策划等方面提出了宝贵建议。
　　历史的敞开与重临
　　对于历史感的强调，是本次学术研讨的突出特征之一。研究者基于对特定文本的细读、比照与查考，重临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凸显了史才与史识，对历史表现出同情之理解与温情之敬意。
　　苏州大学王尧教授重回80年代的文学现场，重读80年代的经典文本，指出在文化现实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价值判断不断生成的情况下，文学研究“向后转”，重启“八十年代文学”的重要意义。沈卫威教授认为，王尧作为80年代文学的在场者，既富有人文情怀，又能做出客观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杨联芬教授则通过对比王林《腹地》的不同版本，探讨了“红色经典”创造的艰难与悖论。《腹地》1949年出版后受到批评，经历三十年的修改，由最初的“革命+恋爱”的模式增删改写成纯粹的革命小说，最终符合了“讲话”精神，却又失去了读者。评议人高玉认为，杨联芬以十分新鲜的材料阐释了一部“红色经典”失败的深层机制。
　　重庆师范大学张全之教授以《新青年》杂志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劳工文学对劳工问题的反映，探究了文学与社会运动的互动关系。高玉评论道，劳工文学对启蒙运动影响很大，张全之把劳工文学引入五四启蒙文学，是对五四精英文学的重要补充。同时，张全之的研究也证明：经典是可以反复阅读的，《新青年》也不例外。
　　西南大学蒋登科教授认为1979年是诗歌多元时代肇始的重要节点，探讨了《诗刊》在白洋淀诗群由地下走向公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在新诗艺术转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此，傅元峰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蒋登科的报告关注了《诗刊》对《今天》诗人群体进行短暂的放大，但就北岛而言，其最初的异质的话语最终变成公共话语，造成个人话语的缺失，所以这种多元性也有其虚假和伪饰的部分。
　　山东师范大学贾振勇教授重新思考了《狂人日记》在现代精神史、心灵史上的位置，并呼吁文学经典走出庙堂，与人们的内心和现实世界形成灵魂的奇遇。评议人傅元峰教授指出，贾振勇提出“疯狂文学”的概念，展示了现代文学由“代言”到疯狂者发言的变化过程。
　　不同于上述报告关注具体的刊物与文本，浙江师范大学高玉教授和青岛大学周海波教授的报告关注语言文字在历史进程中的异变与论争。高玉通过详实的材料梳理回顾了汉字简化的历程，他声称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方案，并指出了简化字的三种根本缺陷，包括同音字造成音义混乱，简化破坏了汉字构成规则，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方法不成立，由此重新提倡恢复繁体字的正字地位。对此，杨洪承教授评价道，高玉径由文字进入语言，切入现当代文学最主要的语言领域。周海波教授重审五四时期关于“白话不能入诗”的论争，还原了文学史上一桩公案的历史场景，反思了现代文体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所面临的问题。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出于启蒙立场提倡白话文，而梅光迪等人则是从文体出发反对白话入诗，论争双方的焦点的错位实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不同文化选择。傅元峰教授认为，高玉和周海波从语言文字角度出发，提示了当前文学研究现状与困境。
　　启蒙话语的再出发
　　除了对于历史现场的还原，研究者还从宏观视野出发，以深闳的理论眼光整体把握百年中国社会与文学互动。
　　刘勇教授提出“左”的多义性和复杂性，重新辨析了文学左翼与左翼文学的关系，以更为包容的概念更新了人们对于“左翼”的认知，在他看来，“左”与“右”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有内在脉络的相通性，左翼文学的批判性正是启蒙精神的重要体现，而文学的政治性与审美性也可以共存共生，左翼文学在政治性、实验性、大众化等方面对于当今“底层文学”的写作都有可借鉴之处。沈卫威教授评议道，刘勇对于文学的政治性与审美性表现出充分的重视。
　　《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就文学与社会关系进行了再审视，他以河床和波澜来比喻文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与互搏，具体从三个方面展开，包括：在启蒙面临困境的时代，文学介入社会要重启改革、重启伤痕；后工业社会中，文学介入社会要强化人道主义；以及对文学研究的专业化、内卷化、科层化的所带来的公共性的丧失表达了忧思，文学批评要更有效度，就必须“肩住黑暗的闸门”。 评议人王洪岳教授认为，叶祝弟是一位有理想主义情结的研究者，对社会、文学问题的捕捉很敏锐。
　　张光芒教授锐意于打破以往“社会—思想—文学”单向影响的研究模式，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与自足性，从文学思潮对于社会启蒙的促动与纠偏角度明晰了文学的责任，对于社会启蒙与个人启蒙辩证关系的讨论发人深省。评议人周海波教授认为，张光芒教授就个人启蒙与社会启蒙关系的论述上，与康德、福柯、哈贝马斯等西方先哲的论述进行了对话。
　　海南师范大学毕光明教授关注“八十年代的苦难叙事”表现出的人道主义与启蒙精神，以此阐发启蒙文学思潮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认为启蒙文学思潮先于新启蒙运动的发生，启蒙文学为启蒙运动准备了土壤。评议人王达敏教授认为，毕光明在已有诸多研究成果的领域反复推论，重析启蒙话语，于老问题中生发出新思考，其研究路径给研究者以深刻啟发。
　　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教授从语图互涉角度，对刘建庵的木刻连环画《阿Q的造像》与鲁迅的《阿Q正传》的关系作出了独特而深入的解读，在艺术表现方面，连环画采用近景中景构图、平视视角、阳刻手法的采用，使得画面具有了丰富的表现力。杨洪承教授指出，杨剑龙通过木刻连环画的个案研究从而发掘出其对启蒙的意义。从文本的《阿Q正传》到艺术家手中的图像形式，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的提出，为我们谈论启蒙提供了新的路径。傅元峰教授则评论道，杨剑龙涉及艺术语言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展示了当文学语言受损时，艺术语言的救赎功能。 　　传统的解体与重建
　　在重启历史文本、重构理论话语之外，与会者还深入传统的褶皱与肌理，探寻本土传统和在地传统的解构与重建，这之中，既有宗法乡土社会的现代嬗变，亦有革命新话语的更迭。尽管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但与会者在研讨会这一场域中均展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多元的研究视野与包容的学术心态与学术格局。
　　浙江大学黄健教授论述了民国乡村建设与乡村文学书写的三种范型：以乡土小说为代表的批判型，以京派作家为代表的追忆型，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革命型。评议人王洪岳认为，黄健对当代话语表达的艰难表达了个人的观点，但最重要的是提出了“民国乡土”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丁帆的“民国文学”概念，而萧军的革命文学意识形态写作，带有一种与真正的民国精神相背离的意识。暨南大学贺仲明教授则谈及了宗法制乡村解体后乡土文学的几种可能：一是启蒙主题的蜕变，对传统否定变少，依恋和温情增多；二是审美风格日常化、琐屑化和温和化，批判性变弱；三是作品内涵的转变，对于生态、人情和人性的侧重，都体现了当下乡土文学的新质。王达敏教授指出，贺仲明由“土改”谈到宗法制的消解，进而深入探究了消失不掉的东西如何衍变，可以跟丁帆教授关于乡土小说转型的六种形态进行对照。安徽大学王达敏教授的报告对贺仲明的乡土文学研究形成了呼应。他细致解读了刘庆长篇小说《唇典》，以萨满文化为视点打量人在“失灵年代”失魂的命运，以独特的通道为中国文学建构灵魂。评议人杨洪承教授认为，王达敏的作家作品研究，功力深厚，明晰且有深度。
　　西南大学李永东教授通过身份迁移、季节转换、新旧冲突三个面向来剖析老舍的重庆想象与战时国家之城的形象建构。抗战时期，象征现代民族国家精神的国都重庆取代了象征传统文化及其没落的沦陷北平。评议人高玉教授指出，李永东提出重庆的两副面孔（“轰炸季”与“雾季”），不仅是重庆的文化精魂，同时也是深嵌在叙事机制与人物命运之中，从独特的角度发现了战时城市国家建构的重大问题，很有创造性。
　　华中师范大学李遇春教授则考察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的“组织化”趋势及其消解。他具体分析了文本内部“组织化” 以及文本外部“组织化”，前者包括题材、风格、人物等各种话语等级的形成，后者则包含各种机关报、文学出版、文学机构等制度化的建立，由此探讨了红色中国文学从雏形、正典、异化到解体的过程。就此，沈卫威教授指出，李遇春的研究体现了由激进走向保守主义的转变。
　　两天的会议讨论成果丰硕，众多专家学者回顾百年中国社会与文学发展间丰富复杂的互动关系，提出了众多新颖议题，也留下了思考的空間，彼此间的深度对话既推动了新的学术理论体系建设，又呈现出众声喧哗、多元共融的学术盛景。本次会议以关系思维与动态思维为研究路径，以多元视角对社会与文学的互动进行动态把握与观照，有利于开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