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厂在上海解放前以及解放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都是全国电影生产的半壁江山。这里有一大批观众崇拜的电影明星，如金焰、白杨、赵丹、张瑞芳、孙道临、秦怡、吴茵、上官云珠、王丹凤……还有一大批观众熟知喜爱的老演员如魏鹤龄、张伐、白穆、仲星火、韩非、中叔皇、齐衡、穆宏、温锡莹、高博、康泰、牛犇、陈述、阳华、李伟、程之、沙莉、林彬、朱莎、狄梵、张英、马骥、赵抒英、宏霞、蒋天流、孙景璐……这批演员是上影厂的“硬里子”。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在影片中担当主角，独当一面，更重要的很多影片都缺少不了他们，他们担当重要角色，为影片增光添彩，各有特色，形成上海电影独特的风格。人各有貌，百花齐放，真实地展现了各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我想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家们，一定要认真探讨这一大批富有鲜明色彩的上影演员们。
　　那天，我骑电瓶车从虹桥去徐汇区中心医院看病。淮海路不准骑车，我只好从新华路转华山路从长乐路到襄阳路，把车停在襄阳公园路边。这条路我很熟悉，停完车我凝视着长乐路口一间普通的住房，这就是温锡莹的住处。我曾来过多次。在上影演员剧团时，对温锡莹的称呼很多：老温、温大腚（他屁股特别大）、犟驴。总之在我的印象中老温是性格十分鲜明的人，是个有棱有角的人，是一个让人怀念的人。
　　演戏，要各派兼收
　　温锡莹，1920年3月出生河北秦皇岛，1942年毕业于国立戲剧专科学校，后来进中华剧艺社，在话剧《大地回春》《棠棣之花》《金玉满堂》《北京人》《桃花扇》《清宫外史》中担任主角和重要角色，1947年加入国泰影业公司，拍摄了《遥远的爱》《痴男怨女》等影片。
　　解放后成为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一直工作到退休，先后参加拍摄的影片及后来的电视剧有近百部之多。其间还参加过多部影片的编剧，还导演过影片《特殊家庭》，是一位好学勤奋的演员。
　　在上影演员中他也是一位演技派的演员，他有理论、有实践、有自己的表演风格，戏路子也比较广，在银幕和银屏上成功地塑造了很多人物形象，如在《鄂尔多斯风暴》中饰演年轻有为的牧民乌力记，以他粗犷、朴实的表演风格树立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又在《大地重光》《翠冈红旗》《沙漠里的战斗》《渡江侦察记》等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我解放军从战士到各级干部的形象，在《宋景诗》中扮演刘厚德，在《林则徐》中饰麦宽，在《摩雅傣》中饰热梭，在《飞刀华》中饰梅经理，在《李善子》中饰朴致旭，在《火红的年代》中饰白显舟，在《决裂》中饰唐副书记，在《血总是热的》中饰老周……这些人物都以各种身份出现在银幕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见他塑造人物的功力。在很多影片中他又成功地扮演了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干部形象，如《年青的一代》中的林坚，《庐山恋》中的耿烽，《党小组长》中的丁司令员。我嬉称他是扮演首长的专业户。
　　温锡莹在长期的表演生涯中不断探索表演理论，我到上影剧团后，和他接触中发现他在表演艺术研究方面有他独到的见地。他认为表演艺术不应该局限于哪一派，斯坦尼的体验派、狄德罗的表现派、中国梅兰芳的表演体系都值得研究，并且都应该融入到自己的表演实践中去。
　　他常跟我们开玩笑说：“你们这些大学生都是斯坦尼表演体系培养出来的演员，讲究内心体验，挖掘人物内在真实情感，但最后总得表现出来吧，得通过表情、肢体展现人物的丰富情感，那么手段呢，形体动作呢？狄德罗表现派就为你提供了外部肢体表演技能，而我们的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在无数年的表演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程式化的动作，又为刻划人物找到一些值得借鉴的外部形体动作。我们为什么不学习、不应用呢？”
　　他曾多次跟我讲，表演艺术应该各派兼收，融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他说：“赵丹，你说他是什么派？他在《乌鸦与麻雀》中的出色表演，他在《林则徐》中的精彩表演，你说他是什么派。从表演理论上来分析，什么派都有。我们剧团很多老演员的表演都值得年轻演员学习、研究。孙道临、魏鹤龄、张伐、韩非、杨华等等，这些演员都是在几十年表演生涯中摸爬滚打出来，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甚至绝活，从而形成了上海电影演员百花齐放的局面。看上影的戏，个个演员都有功力，人物都很生动，不类同。要形成这样的演员班底是很不容易的。”
　　老温的这些表演谈一直留在我脑海里，至今也没有忘怀。我常想哪位有志者研究中国表演艺术，真可以从上影厂老一辈演员这个群体中，这个丰富的宝库中，发掘出很多表演艺术的真谛。
　　做人，不能和稀泥
　　老温为人正直，他好学认真，而且认死理。在学习会上他往往能侃侃而谈，说得有根有据，政策方针能说得头头是道，他自己的观点也十分鲜明，是是是，非是非，所以在学习会上常会跟人争得面红耳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演员就回电影厂和制景车间工人在一起学习。记得当时讨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老温从自己切身体会认为解放后我们所拍摄的电影还是在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拍摄的电影是歌颂新社会、歌颂工农兵，是健康向上的，没有受文艺黑线的干扰。一位年轻制景工人突然反问：“你们是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吗？没有改造好，那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拍出好电影吗？”这下把老温激怒了：“是的，我们需要改造，解放后一直边工作边改造，但我们总的倾向是进步的，我们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而且用我们的实际行动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兵服务。你能说电影《革命家庭》《年青的一代》《聂耳》《林则徐》……不好吗？”
　　类似这样的争论发生过好多次，可以看出他的为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随着运动深入，矛头越来越指向我们这些臭知识分子。曹铎常常私下提醒老温：“温大腚，你别老那犟驴性子，有些话少说为妙。”“行，行，我沉默，沉默是金。”
　　后来我们好多演员都借到译制片厂去参加“内参片”的配音工作。当时“四人帮”下达一条指示：所有参加内参片工作的人员，搞完影片后都要消毒，开展对影片大批判，要做到人人口诛笔伐，肃清影片的流毒。我当时负责组织大批判，老温在很多影片中配主角，必须发言，我做过记录，他的批判发言很有意思。如批一些美国的文艺片，老温批判说：“这些影片都在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和我们的革命人道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必须批判。文艺有两个功能，一是娱乐功能；二是教育功能。我们怎么能去娱乐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又怎么能去接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呢？因此这些影片必须批判。” 　　当完成了几部日本军国主义的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在那次批判会上老温的批判也挺有意思：“这几部影片都在宣扬日本军国主义，极其反动。影片中宣扬武士道精神，表现出一种对天皇的‘愚忠’。一个统治者是反动的、反人民的，这种‘愚忠’就是彻头彻尾的反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搞这种‘愚忠’。只有忠于人民，忠于祖国才是健康的。”
　　他就是以这样的“句式”述说自己的观点。
　　有一天我们俩聊天，他对我说：“小孙，社会生活就是这样错综复杂，你要不违心、不和稀泥，只有沉默。如果必须表态，那就得动动脑筋，看看该怎么说才合适，这是我几十年的生活经历。”
　　退休，反思的好时光
　　老温八十年代就退休了，那时我已经调到译制片厂工作了。有时影协活动，我们还见见面，聊聊天。他常常跟我聊译制片的事情，我知道他早已是老配音演员了，五十年代就经常参加配音工作，在配音上是很有成就的演员。1957年他为苏联影片《钦差大臣》中的市长配音非常出彩，荣获1949年—1957年优秀影片评奖个人一等奖。他参加过影片《彼得大帝》配音，为彼得大帝配音，还有《夜店》《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后来又为《华丽家族》《解放》《蛇》等一大批内参片配音。他聲音浑厚有力度，国外很多粗犷型的人物他特别合适。
　　老温对老厂长陈叙一十分敬佩，说他本子翻译得好，台词译得准确、生动、口语，演员易表达人物情感。这是很深的功底，必须外语好、中文底子厚，才能做到这一点。
　　有一次我送他两张内参片的电影票，我说：“你长乐路离我们译制厂（永嘉路）近，来看看吧！”他谢谢我。后来我打电话请他来厂看电影，我为他留了票。他在电话里说：“小孙，不用留了，译制厂的电影票很紧张，你别为我留了。”他就来厂看过一次电影，他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人。
　　一次在影城参加一个研讨会，中途我出来上厕所，发现老温坐在外面，我问他：“怎么，不舒服？”“没有，我觉得里面有点闷，出来透透气。”我陪他在外面坐坐，聊聊天，他对我说：“小孙，几十年了，我对开会有经验，很多会只要听主持会议的人开头讲些什么，会议的内容就完全知道了，后来的发言都大同小异。开会你要是晚到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听主持会议的人最后总结发言也就知道整个会议的内容了。”
　　想想也真是这样。他讲得很深刻，很有道理。回顾以往参加的很多会议，形式主义，套话一大堆，真是在浪费时间。
　　有一次影协活动我没有见到老温，曹铎告诉我，温大腚这个犟驴最近又发生一件事：电视台邀请他参加一部古装戏拍摄，合同上写明他们几个老演员每次拍戏派车来家接，拍完戏派车送回家。有一天拍完戏，剧务对他们说，今天公司的车派出去了，请各位打的回家，车票留着下次拍戏时报销。老温一听不高兴，问剧务这最后一辆车去哪儿，剧务说回公司，“那好我搭车回公司。”到了公司，车有事开走了，老温就等在公司办公室，一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才有人回来。见老温还坐在那儿：“老前辈，你怎么还没有回家？”“我等你们派车送我回家，我按合同办事！”公司马上叫车把老温送回家。从那以后，每次拍完戏总把几个老演员送回家。这就是老温的性格。后来我问他这件事儿，他说，实际上我心里有气，摄制组往往把我们几个老家伙早早接来，把我们晾在那儿，往往一上午也拍不着戏，几个工作人员整天围着几个年轻女演员转，我实在看不惯。
　　老温退休后好几次有记者要采访他，都被他拒绝了。这种事在好多老演员身上发生过，张伐、中叔皇都拒绝采访。老温对记者说：我过去干的事早已成为历史了，没什么值得谈的，要说拍戏，反正有影片在那儿，由大家评说，我现在再说就没有必要了。现在我已经是退休职工了，什么贡献也没有，靠国家发的养老金过活，我们一家子都挺好，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后来我应老温之约去他家看过他几次，有时间就多聊一会儿，没时间我坐上一会就走了。我发现老人还是很愿意有朋友聊聊天的。
　　有一次我上午去看他，他问我不急于走吧？我说下午厂里录戏。“那好，我最近在家里琢磨出一个菜很好吃，今天你尝尝。”我问他什么菜，他说：“土豆，不是赫鲁晓夫说的那个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可我这个土豆饼很有特色。”我当时想，孙道临老师也请我吃过土豆，道临老师把土豆压成泥中间加入好些葱花，做成一个个小饼在油锅里煎，挺香、挺好吃。我帮老温一起做，土豆先煮上，他从冰箱里取出肉末，还有小虾仁，把土豆压成泥，加入少量面粉、葱花，又打上两个鸡蛋，一半拌上肉末，一半拌上小虾仁，做成一个个薄饼，也放在油锅煎，两面黄后起锅，真香。我们又下了点面。我问他：“爱人、孩子不回来吃吗？”“她们晚上下班才回来。”我们俩吃得挺香、挺舒服。他还告诉我，茄子和大蒜瓣加点肉末一块儿红烧也挺好吃，一定要焖烂。回来这两个菜我都做给孩子们吃，他们爱吃土豆饼，就是费点事，味道还真不错。
　　又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指着桌上一大叠稿纸对我说：我退休后一直在考虑想写个剧本，现在总算完成了，一个是写一对知识分子夫妻俩的人生道路，一个是写文化大革命面面观，其中有自己的反思。我说这太好了，把剧本送出去让他们审看。“不！不！我还得好好修改修改，我写这些不是准备拍摄的，是自己一生的反思。通过一个剧本，通过剧中人物来进行反思，等我改好了你再看。”
　　后来不知道老温这两个剧本改得如何，道临老师2007年12月去世后，老温2008年12月14日也告别了上海，告别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电影事业，享年88岁。
　　上海这个中国电影的发祥之地，有多少电影人在这里奋斗过。我在这里呼吁：熟知他们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把他们生活经历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留给我们的后人，这也是一份宝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