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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年公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指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突出建设的质量效益、社会贡献度和国际影响力，突出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突出与产业发展、社会需求、科技前沿紧密衔接，深化产教融合”，明确了“双一流”高校在发展高精尖科技产业中的重要历史责任和使命。为深入了解高校科技发展与创新对于国家科技事业的作用，本刊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高等教育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赵文华教授进行了专访。
一、高校科技创新在“双一流”建设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赵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本刊的专访。首先，您认为高校科技发展在“双一流”建设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中国高校发展现状如何？
赵文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双一流”的五大建设任务中，有两大任务直接对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和着力推进成果转化提出明确要求，充分说明创新能力是双一流建设成效的重要衡量标准，高校科技创新在“双一流”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双一流”建设对高校科技发展的战略定位符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顺应全球科技发展的时代潮流，同时也体现了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益兴起的态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高校发挥强大的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从世界范围看，迄今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技成果中有70%诞生于研究型大学。以衡量原创性重大理论和创新性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发表的论文（NS论文）为例，2/3由大学发表，3/4的诺贝尔科学奖是大学获得。这些足以说明，创新是大学的命脉和灵魂。
经过“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我国高校科技发展的地位日益凸显，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提升，一批研究型大学快速崛起。高校获国家科技奖励三大奖占全国2/3以上，在基础研究和原始性创新方面，高校牵头承担了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承担了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高校发表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论文数占全国80%，自2015年开始，高校发表的NS论文已近大陆NS论文的70%。高校2015年获得的横向科研经费总数超过350亿元，科技成果直接交易额超过20亿元。高校专利授权量为13.6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5.7万件，超过全国总量的1/5，高校作为卖方在技术市场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数量稳步增长，2015年达到5.7万项。这些事实表明高校已成为国家原始性知识创新的核心力量，我国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的能力不断提升。
对照创新驱动的时代要求，我国高校还需要突破一些短板和不足，比如高校重大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不多；在产学研用创新链条上，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带，阻碍了科技成果的转移，一大批科研成果“躺在实验室”的状况依然普遍。高校的评价体系还不完善，有利于教师心无旁骛潜心教学和科研的学术生态建设还任重道远。面向新时代，为进一步提升高校的创新实力、创新活力和创新影响力，“双一流”大学将更加坚定扎根中国大地冲击世界一流的办学理念。需要加快建设高校“一体两翼”的科技创新体系：所谓“一体”就是以创新人才培养为主体，这是大学存在价值的根本体现。“两翼”的一个方面是兴趣导向的自由探索类前沿研究，以及有组织的重大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是需求导向的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以及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两翼”相辅相成，同时都反哺于“一体”，即反哺于创新人才培养。
二、大学应使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与追求卓越学术水平高度统一、完美结合
《世界教育信息》：“双一流”大学应该如何推动地区社会发展？
赵文华：推动地区社会发展，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光荣使命和职责所在。面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要求，大学要更好地承担区域产业升级发展引擎的作用。从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看，快速崛起的世界一流大学都为服务国家和区域、造福人类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些大学在从平凡走向卓越，体现出了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敏锐的机遇意识，更有超常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些大学能够紧紧把握住时代脉动，及时顺应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需求，在服务社会中爆发出超强的能量，使大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追求卓越学术水平高度统一、完美结合。“双一流”大学需要也能够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赢得先机。
首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重要指示精神，将这一办学理念和共识转化为战略举措，进而转化为核心竞争力。要深刻认识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共生互动，是大学的内在需要和重要驱动力，是大学在激烈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的战略支点。我国一批研究型大学逐步探索出了自己的道路。比如，上海交通大学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以主动服务的态势融入到上海及长三角区域发展中，积极参与上海卓越全球城市和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山东大学把扎根齐鲁大地、服务山东发展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重大战略，提出“服务山东战略就是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山东发展就是服务国家发展、扎根齐鲁大地就是扎根中国大地”的共识。我相信，通过持续努力，中国高校一定能够当好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成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地标。
其次，“雙一流”大学和学科要服务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活动进入高度密集期，创新速度明显加快。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无论是硅谷、波士顿还是纽约，以一流大学为依托的创新集群网络对周边地区及腹地产生了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以纽约地区的大学为例，随着纽约从“财富驱动”的传统金融城市向“创新驱动”的科技创新型城市转型，当地的大学逐渐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前沿，前瞻性地发展和开拓新的学科发展方向，建设与新兴技术密切相关的学科专业群、跨学科研究中心。“纽约媒体2020计划”（Media.NYC.2020）要求大学创立新的媒体实验室，主要致力于提升新媒体科研面向应用转化的能力和水平，挖掘新媒体科研成果的实践应用价值。为了推动成果的研发和转让，纽约州大学董事会要求各大学系统积极探索和发现与纽约发展相关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催生大批新兴产业。面对纽约市新兴产业的需求，自2010年起，纽约大学开始设立创新创业基金（Innovation Venture Fund），专门用于投资初创的新兴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包括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清洁技术等领域。 最后，“双一流”大学应重视与地方合作共建共享，激活社会管理创新资源。通过校地合作共建，“双一流”大学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与所在地区建立一种积极的伙伴关系。大学要充分利用和激活区域的环境资源、社会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根据校地实际设立实验中心、培训中心、活动中心、研究中心等社会服务机构，与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人才培养、科技服务、文化传承、社会体育和信息设施方面实现共建共享。大学还要充分发挥人才库、智囊团的作用，积极筹备和建设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重大需求的新型智库，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等领域提供更优质的政策咨询与服务，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破除体制机制关卡，加强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
《世界教育信息》：高校中再先进的科研成果也需要“变现”，而不能单单地陈列在实验室中，这就涉及高校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问题。您认为在这方面我国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赵文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经生动准确地描绘出我国技术转移存在的困境。他指出，多年来，中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就像接力赛一样，第一棒跑到了，下一棒没有人接，或者接了不知道往哪儿跑。也有学者比较准确地剖析了制约高校成果转化的“五难”问题，即技术筛选难、技术挖掘难、技术定价难、技术服务难、共享信息难。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政密集出台，2015 年8月29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正式颁布施行，明确高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入股等方式，向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下放，一些科研机构实现了不低于70%的转化收益归属团队，在不改变科技成果所有权的基础上，以科技成果转化的企业股权进行奖励，合理考虑了学校、个人和企业的三方诉求，推动了一大批高校的科技成果落地开花，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高校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主要体现在以专利、论文等显性知识的转让和应用，具体体现在高校通过转让技术专利所得的收入上。除此之外，高校通过技术服务，从企业等社会创新主体获得科研经费。这两方面都同等重要，从企业界获得相当比例的科研经费，应该说是中国高校的一个优势和特色，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应该继续鼓励高校积极争取国家、地方和企业的科研项目，进一步做好技术转移工作，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高校要分层次分类型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科技需求，建立适合自己的技术转移模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将技术创新直接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行业重大的科技需求，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更多的地方高校要聚焦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开展广泛深入的科研合作。探索和完善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产学研合作办公室、技术转移中心、产业技术研究、地方研究院等多种模式，加快推进转移机制改革，大幅度提升转化效率。
要进一步提升专利质量，解决专利转让低等问题。技术专利转让应用不足已成为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突出问题。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对专利“重数量，轻质量；重申请，轻转化”，近10年来，中国高校专利授权数增长了36倍，其中发明专利授权数增长了49倍，但是我国高校每年的专利许可收入一直徘徊在5亿元左右，而且有减少的趋势。高校要进一步完善专利申请和评价体系，完善职务发明的管理规则以及代理机构的考核指标体系，强化对代理质量、授权率的考核，加强专利申请前审核力度，不断提高专利代理服务的水平，在高校形成更多更有价值的专利群。
要加快重构和优化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机制。针对成果转化过程中供需双方不接轨、市场化程度不高等突出问题，制定有效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针对人才考核指标中无法有效评价成果转化能力等问题，探索建立针对不同性质的科技活动，构建不同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水平和研究应用过程的专家評审认定。针对科研人员的劳动价值和成果收益得不到有效体现等问题，建立科研人员的利益与科技成果转化紧密捆绑机制，科学制定新的激励政策。针对技术转移创新链条长，避免让科研人员的精力分散到谈判、定价等事务上，建立技术转移的专业机构服务机制等等。
四、学术创业是促进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世界教育信息》：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众多高校教师在科研的同时也进行了创业的活动，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赵文华：教师学术创业是教师把新身份和资源整合到现有的组织环境中， 运用大学创新创业资源，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资本， 进而通过市场化运行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 而教师学术创业的途径主要包括许可、转让和衍生企业。在创新驱动时代，学术创业是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途径。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形成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比如，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首次将创新创业活动纳入教师职位晋升和获得终身教职的一项标准，并允许其在学术休假期间与企业合作或创业。麻省理工学院400余位生命科学教授中有近60位创办公司，50余位担任公司董事或顾问等。目前，我国高校教师学术创业还没有形成规模，据《高校普及类创新创业教育调研报告》显示，超过40%的受访高校教师不知如何创业。
高校教师作为拥有大量知识储备的群体，或出于对学术创业本身的兴趣、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等内在动机，或追求物质报酬、获得社会认可等外在因素引发学术创业意愿，从而产生学术创业行为。无论是哪一种动因，都有其合理性。但是，要充分认识到教师学术创业过程的复杂性。
教师学术创业与一般创业有很大不同。首先学术创业对象是“科研成果”，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通过复杂智力劳动所获得的具有某种被公认的学术或经济价值的产品；其次，学术创业目的乃至整个过程糅杂“学术”性。教师参与学术创业的目的除了获取经济报酬外，还包括反哺学术的进一步提升；再次，学术创业的主体——教师参与学术创业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即追求利润为导向的学术创业者和探索真理为使命的研究者。 同时，教师参与学术创业影响因素复杂，经济、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自我效能、风险感知等内部因素都可能影响教师参与学术创业。已有实证研究发现，学术创业结果预期、人力资本、重要的参照群体（如领导、同事、榜样等）、为教师提供知识和信息获取渠道的社会网络（如产学合作网络、政府支持性网络等），以及学术领域和商业领域目标不一致产生的冲突都会对高校教师学术技术创业产生重要影响。通常，高校教师不具备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能力，大多数教师只擅长学术研究，而不具备学术创业能力，对市场缺乏了解，科研成果与市场脱节，不懂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因此，教师直接从事学术创业风险大，失败率高。
从理念和政策导向上说，不需要鼓励所有教师都参与学术创业，但应从外部环境上消除学术创业障碍，完善服务支撑体系。如破除评价机制、收益分配等方面的政策障碍；完善创业教育支持体系建设，加强学术创业培训，提升教师学术创业能力；营造宽松的学术创业氛围，树立一批高层次学术创业楷模，发挥示范效应；设立中介支撑服务机构，搭建教师与企业沟通的桥梁，为教师在会计及法律顾问、筹集资金为市场化做准备、团队建设、物理空间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服务和支持，提高高校教师学术技术创业的成功率。
五、美国高校科研管理体制机制
值得中国高校借鉴
《世界教育信息》：美国高校在科研成果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应该向美国借鉴哪些经验？
赵文华：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美国最早形成并建成最强的研究型大学群体，形成了先进的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和机制。为进一步激发高校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提升我国高校科研实力和竞争力，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科研管理经验。
一是建立以学术为中心、以服务为导向的全过程科研管理模式。科研管理体制、机构和人员的根本任务是为学术发展服务，为此，可借鉴美国密歇根大学科研管理的实践经验，基于科研项目的生命周期而非管理的便捷性进行科研组织机构设置，对目前较为分散的科研管理过程进行整合，对各个阶段的科研项目管理的职责进行清晰描述，简化繁琐的程序性规定，并委派专人负责具体事务。通过简化科研管理行政程序、提高科研组织效率来强化科研管理机构的服务功能。
二是加强科研项目管理与经费管理的有效衔接与充分整合，建立协同创新的科研管理体系。科研管理涉及面广，囊括科研立项管理、科研经费管理、科研项目评价、科研合作交流等诸多事务，建议通过在科研管理机构或财务管理机构中单独设立科研财务处等方式，避免科研管理与财务管理分离、重项目管理轻经费管理、重立项轻评价等现象，明确科研管理机构的分工和相应的问责体系，形成部门之间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运行机制。
三是建立“金字塔”式的校-院-系科研管理系统。目前我国高校的科研管理体系总体上呈现出“倒金字塔”的特点，校级科研管理机构臃肿，管理队伍庞大，而基层院系的科研服务支撑体系发育不全，辅助人员缺乏，许多繁琐的行政事务直接落在学术人员的头上，分散了学术人员原本用于知识生产的时间和精力，造成学术生产的低效率，诱发行政人员与学术人员之间的矛盾和不和谐因素。因此，亟需建立“金字塔”式的校-院-系科研管理体系，完善基层学术组织的科研执行系统，充实院系科研管理人员队伍，使学术人员能专注于核心的科研工作，进而提高科研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四是提高科研管理人员队伍的准入门槛和专业水平。大学科研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所从事的管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管理，而是与学术共同体进行协调合作以及为学术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在目前的管理实践中，基层学术人员对科研管理机构有诸多不满之处，例如科研管理机构的管理方式较为官僚化；科研规划的制定没有充分征求基层教师的意见，项目申报的程序过于繁琐；科研成果评价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学科和不同项目的特殊情况等等。科研管理服务是专业性较强的学术事务，这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专业水准，并且充分理解和把握国家科技政策以及国内外科研发展动态，从而更好地为学术人员服务。
六、推进领军人才队伍和创新团队建设、加强专职科研队伍建设和优化人才生态环境是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的三大任务
《世界教育信息》：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强调，“功由才成，业由才广”，任何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您认为高校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应该如何建設好人才队伍？
赵文华：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我国高校在综合改革中，都把人才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作为主攻方向，在“双一流”建设中围绕高层次人才展开的竞争也将进一步加剧。
其一是推进领军人才队伍和创新团队建设。领军人才是稀缺战略资源，是整个人才工作中的牛鼻子，其“磁场效应”在大学发展中具有极端重要性。同时领军人才培养周期长，引进往往成为捷径。研究证明，人的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期是20～25岁之间，在事业上取得成果的最佳年龄段在30～40岁之间，而从创新人才成长为公认的领军人才则又需要10～20年的时间。“双一流”建设启动之后，各校对领军人才的争夺不遗余力。希望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建立公平、高效、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
其二是加强专职科研队伍建设。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一般都拥有大规模、高水平的专职科研队伍。中国大学的专职科研队伍多年来受国家层面政策限制和传统管理文化影响而发展缓慢。需要通过健全薪酬和评估机制，形成学校拨款为主、绩效激励为辅的薪酬结构，给予科研骨干人员较为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注重提高专职科研人员的职业安全感与归属感。根据专职科研队伍的不同特点，设计灵活的考核和晋升体系，重点在科研经费、科研成果以及技术转移等方面对专职科研人员的科研能力进行综合考评，兼顾效率与公平，努力形成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专职科研人员管理制度，切实提升专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三是优化人才生态环境。培育不唯出身论人才，“不是头衔说了算”，而是以学术潜力、学术水平和实际贡献论人才的文化。着力改变目前人才计划辈出、帽子满天飞的局面，改变急功近利的人才队伍建设心态，鼓励和引导教师潜心学术，做“十年磨一剑”的原始性创新。研究型大学具有目标体系复杂，使命任务多样的特征，我们的教师队伍同时承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全方位的工作，分身无术，负担沉重，而现行的评价体系又相对单一和封闭。建议按照“多元评价、多维目标”的要求，针对不同学科类型、岗位类型和人才成长阶段，完善人才关怀服务机制，切实构建更具个性化和多元化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
编辑 王昕 校对 许方舟
一、高校科技创新在“双一流”建设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赵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本刊的专访。首先，您认为高校科技发展在“双一流”建设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中国高校发展现状如何？
赵文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双一流”的五大建设任务中，有两大任务直接对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和着力推进成果转化提出明确要求，充分说明创新能力是双一流建设成效的重要衡量标准，高校科技创新在“双一流”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双一流”建设对高校科技发展的战略定位符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顺应全球科技发展的时代潮流，同时也体现了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益兴起的态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高校发挥强大的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从世界范围看，迄今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技成果中有70%诞生于研究型大学。以衡量原创性重大理论和创新性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发表的论文（NS论文）为例，2/3由大学发表，3/4的诺贝尔科学奖是大学获得。这些足以说明，创新是大学的命脉和灵魂。
经过“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我国高校科技发展的地位日益凸显，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提升，一批研究型大学快速崛起。高校获国家科技奖励三大奖占全国2/3以上，在基础研究和原始性创新方面，高校牵头承担了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承担了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高校发表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论文数占全国80%，自2015年开始，高校发表的NS论文已近大陆NS论文的70%。高校2015年获得的横向科研经费总数超过350亿元，科技成果直接交易额超过20亿元。高校专利授权量为13.6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5.7万件，超过全国总量的1/5，高校作为卖方在技术市场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数量稳步增长，2015年达到5.7万项。这些事实表明高校已成为国家原始性知识创新的核心力量，我国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的能力不断提升。
对照创新驱动的时代要求，我国高校还需要突破一些短板和不足，比如高校重大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不多；在产学研用创新链条上，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带，阻碍了科技成果的转移，一大批科研成果“躺在实验室”的状况依然普遍。高校的评价体系还不完善，有利于教师心无旁骛潜心教学和科研的学术生态建设还任重道远。面向新时代，为进一步提升高校的创新实力、创新活力和创新影响力，“双一流”大学将更加坚定扎根中国大地冲击世界一流的办学理念。需要加快建设高校“一体两翼”的科技创新体系：所谓“一体”就是以创新人才培养为主体，这是大学存在价值的根本体现。“两翼”的一个方面是兴趣导向的自由探索类前沿研究，以及有组织的重大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是需求导向的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以及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两翼”相辅相成，同时都反哺于“一体”，即反哺于创新人才培养。
二、大学应使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与追求卓越学术水平高度统一、完美结合
《世界教育信息》：“双一流”大学应该如何推动地区社会发展？
赵文华：推动地区社会发展，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光荣使命和职责所在。面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要求，大学要更好地承担区域产业升级发展引擎的作用。从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看，快速崛起的世界一流大学都为服务国家和区域、造福人类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些大学在从平凡走向卓越，体现出了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敏锐的机遇意识，更有超常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些大学能够紧紧把握住时代脉动，及时顺应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需求，在服务社会中爆发出超强的能量，使大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追求卓越学术水平高度统一、完美结合。“双一流”大学需要也能够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赢得先机。
首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重要指示精神，将这一办学理念和共识转化为战略举措，进而转化为核心竞争力。要深刻认识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共生互动，是大学的内在需要和重要驱动力，是大学在激烈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的战略支点。我国一批研究型大学逐步探索出了自己的道路。比如，上海交通大学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以主动服务的态势融入到上海及长三角区域发展中，积极参与上海卓越全球城市和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山东大学把扎根齐鲁大地、服务山东发展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重大战略，提出“服务山东战略就是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山东发展就是服务国家发展、扎根齐鲁大地就是扎根中国大地”的共识。我相信，通过持续努力，中国高校一定能够当好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成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地标。
其次，“雙一流”大学和学科要服务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活动进入高度密集期，创新速度明显加快。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无论是硅谷、波士顿还是纽约，以一流大学为依托的创新集群网络对周边地区及腹地产生了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以纽约地区的大学为例，随着纽约从“财富驱动”的传统金融城市向“创新驱动”的科技创新型城市转型，当地的大学逐渐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前沿，前瞻性地发展和开拓新的学科发展方向，建设与新兴技术密切相关的学科专业群、跨学科研究中心。“纽约媒体2020计划”（Media.NYC.2020）要求大学创立新的媒体实验室，主要致力于提升新媒体科研面向应用转化的能力和水平，挖掘新媒体科研成果的实践应用价值。为了推动成果的研发和转让，纽约州大学董事会要求各大学系统积极探索和发现与纽约发展相关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催生大批新兴产业。面对纽约市新兴产业的需求，自2010年起，纽约大学开始设立创新创业基金（Innovation Venture Fund），专门用于投资初创的新兴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包括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清洁技术等领域。 最后，“双一流”大学应重视与地方合作共建共享，激活社会管理创新资源。通过校地合作共建，“双一流”大学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与所在地区建立一种积极的伙伴关系。大学要充分利用和激活区域的环境资源、社会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根据校地实际设立实验中心、培训中心、活动中心、研究中心等社会服务机构，与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人才培养、科技服务、文化传承、社会体育和信息设施方面实现共建共享。大学还要充分发挥人才库、智囊团的作用，积极筹备和建设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重大需求的新型智库，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等领域提供更优质的政策咨询与服务，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破除体制机制关卡，加强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
《世界教育信息》：高校中再先进的科研成果也需要“变现”，而不能单单地陈列在实验室中，这就涉及高校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问题。您认为在这方面我国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赵文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经生动准确地描绘出我国技术转移存在的困境。他指出，多年来，中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就像接力赛一样，第一棒跑到了，下一棒没有人接，或者接了不知道往哪儿跑。也有学者比较准确地剖析了制约高校成果转化的“五难”问题，即技术筛选难、技术挖掘难、技术定价难、技术服务难、共享信息难。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政密集出台，2015 年8月29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正式颁布施行，明确高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入股等方式，向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下放，一些科研机构实现了不低于70%的转化收益归属团队，在不改变科技成果所有权的基础上，以科技成果转化的企业股权进行奖励，合理考虑了学校、个人和企业的三方诉求，推动了一大批高校的科技成果落地开花，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高校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主要体现在以专利、论文等显性知识的转让和应用，具体体现在高校通过转让技术专利所得的收入上。除此之外，高校通过技术服务，从企业等社会创新主体获得科研经费。这两方面都同等重要，从企业界获得相当比例的科研经费，应该说是中国高校的一个优势和特色，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应该继续鼓励高校积极争取国家、地方和企业的科研项目，进一步做好技术转移工作，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高校要分层次分类型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科技需求，建立适合自己的技术转移模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将技术创新直接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行业重大的科技需求，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更多的地方高校要聚焦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开展广泛深入的科研合作。探索和完善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产学研合作办公室、技术转移中心、产业技术研究、地方研究院等多种模式，加快推进转移机制改革，大幅度提升转化效率。
要进一步提升专利质量，解决专利转让低等问题。技术专利转让应用不足已成为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突出问题。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对专利“重数量，轻质量；重申请，轻转化”，近10年来，中国高校专利授权数增长了36倍，其中发明专利授权数增长了49倍，但是我国高校每年的专利许可收入一直徘徊在5亿元左右，而且有减少的趋势。高校要进一步完善专利申请和评价体系，完善职务发明的管理规则以及代理机构的考核指标体系，强化对代理质量、授权率的考核，加强专利申请前审核力度，不断提高专利代理服务的水平，在高校形成更多更有价值的专利群。
要加快重构和优化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机制。针对成果转化过程中供需双方不接轨、市场化程度不高等突出问题，制定有效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针对人才考核指标中无法有效评价成果转化能力等问题，探索建立针对不同性质的科技活动，构建不同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水平和研究应用过程的专家評审认定。针对科研人员的劳动价值和成果收益得不到有效体现等问题，建立科研人员的利益与科技成果转化紧密捆绑机制，科学制定新的激励政策。针对技术转移创新链条长，避免让科研人员的精力分散到谈判、定价等事务上，建立技术转移的专业机构服务机制等等。
四、学术创业是促进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世界教育信息》：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众多高校教师在科研的同时也进行了创业的活动，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赵文华：教师学术创业是教师把新身份和资源整合到现有的组织环境中， 运用大学创新创业资源，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资本， 进而通过市场化运行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 而教师学术创业的途径主要包括许可、转让和衍生企业。在创新驱动时代，学术创业是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途径。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形成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比如，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首次将创新创业活动纳入教师职位晋升和获得终身教职的一项标准，并允许其在学术休假期间与企业合作或创业。麻省理工学院400余位生命科学教授中有近60位创办公司，50余位担任公司董事或顾问等。目前，我国高校教师学术创业还没有形成规模，据《高校普及类创新创业教育调研报告》显示，超过40%的受访高校教师不知如何创业。
高校教师作为拥有大量知识储备的群体，或出于对学术创业本身的兴趣、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等内在动机，或追求物质报酬、获得社会认可等外在因素引发学术创业意愿，从而产生学术创业行为。无论是哪一种动因，都有其合理性。但是，要充分认识到教师学术创业过程的复杂性。
教师学术创业与一般创业有很大不同。首先学术创业对象是“科研成果”，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通过复杂智力劳动所获得的具有某种被公认的学术或经济价值的产品；其次，学术创业目的乃至整个过程糅杂“学术”性。教师参与学术创业的目的除了获取经济报酬外，还包括反哺学术的进一步提升；再次，学术创业的主体——教师参与学术创业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即追求利润为导向的学术创业者和探索真理为使命的研究者。 同时，教师参与学术创业影响因素复杂，经济、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自我效能、风险感知等内部因素都可能影响教师参与学术创业。已有实证研究发现，学术创业结果预期、人力资本、重要的参照群体（如领导、同事、榜样等）、为教师提供知识和信息获取渠道的社会网络（如产学合作网络、政府支持性网络等），以及学术领域和商业领域目标不一致产生的冲突都会对高校教师学术技术创业产生重要影响。通常，高校教师不具备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能力，大多数教师只擅长学术研究，而不具备学术创业能力，对市场缺乏了解，科研成果与市场脱节，不懂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因此，教师直接从事学术创业风险大，失败率高。
从理念和政策导向上说，不需要鼓励所有教师都参与学术创业，但应从外部环境上消除学术创业障碍，完善服务支撑体系。如破除评价机制、收益分配等方面的政策障碍；完善创业教育支持体系建设，加强学术创业培训，提升教师学术创业能力；营造宽松的学术创业氛围，树立一批高层次学术创业楷模，发挥示范效应；设立中介支撑服务机构，搭建教师与企业沟通的桥梁，为教师在会计及法律顾问、筹集资金为市场化做准备、团队建设、物理空间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服务和支持，提高高校教师学术技术创业的成功率。
五、美国高校科研管理体制机制
值得中国高校借鉴
《世界教育信息》：美国高校在科研成果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应该向美国借鉴哪些经验？
赵文华：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美国最早形成并建成最强的研究型大学群体，形成了先进的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和机制。为进一步激发高校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提升我国高校科研实力和竞争力，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科研管理经验。
一是建立以学术为中心、以服务为导向的全过程科研管理模式。科研管理体制、机构和人员的根本任务是为学术发展服务，为此，可借鉴美国密歇根大学科研管理的实践经验，基于科研项目的生命周期而非管理的便捷性进行科研组织机构设置，对目前较为分散的科研管理过程进行整合，对各个阶段的科研项目管理的职责进行清晰描述，简化繁琐的程序性规定，并委派专人负责具体事务。通过简化科研管理行政程序、提高科研组织效率来强化科研管理机构的服务功能。
二是加强科研项目管理与经费管理的有效衔接与充分整合，建立协同创新的科研管理体系。科研管理涉及面广，囊括科研立项管理、科研经费管理、科研项目评价、科研合作交流等诸多事务，建议通过在科研管理机构或财务管理机构中单独设立科研财务处等方式，避免科研管理与财务管理分离、重项目管理轻经费管理、重立项轻评价等现象，明确科研管理机构的分工和相应的问责体系，形成部门之间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运行机制。
三是建立“金字塔”式的校-院-系科研管理系统。目前我国高校的科研管理体系总体上呈现出“倒金字塔”的特点，校级科研管理机构臃肿，管理队伍庞大，而基层院系的科研服务支撑体系发育不全，辅助人员缺乏，许多繁琐的行政事务直接落在学术人员的头上，分散了学术人员原本用于知识生产的时间和精力，造成学术生产的低效率，诱发行政人员与学术人员之间的矛盾和不和谐因素。因此，亟需建立“金字塔”式的校-院-系科研管理体系，完善基层学术组织的科研执行系统，充实院系科研管理人员队伍，使学术人员能专注于核心的科研工作，进而提高科研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四是提高科研管理人员队伍的准入门槛和专业水平。大学科研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所从事的管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管理，而是与学术共同体进行协调合作以及为学术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在目前的管理实践中，基层学术人员对科研管理机构有诸多不满之处，例如科研管理机构的管理方式较为官僚化；科研规划的制定没有充分征求基层教师的意见，项目申报的程序过于繁琐；科研成果评价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学科和不同项目的特殊情况等等。科研管理服务是专业性较强的学术事务，这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专业水准，并且充分理解和把握国家科技政策以及国内外科研发展动态，从而更好地为学术人员服务。
六、推进领军人才队伍和创新团队建设、加强专职科研队伍建设和优化人才生态环境是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的三大任务
《世界教育信息》：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强调，“功由才成，业由才广”，任何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您认为高校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应该如何建設好人才队伍？
赵文华：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我国高校在综合改革中，都把人才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作为主攻方向，在“双一流”建设中围绕高层次人才展开的竞争也将进一步加剧。
其一是推进领军人才队伍和创新团队建设。领军人才是稀缺战略资源，是整个人才工作中的牛鼻子，其“磁场效应”在大学发展中具有极端重要性。同时领军人才培养周期长，引进往往成为捷径。研究证明，人的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期是20～25岁之间，在事业上取得成果的最佳年龄段在30～40岁之间，而从创新人才成长为公认的领军人才则又需要10～20年的时间。“双一流”建设启动之后，各校对领军人才的争夺不遗余力。希望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建立公平、高效、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
其二是加强专职科研队伍建设。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一般都拥有大规模、高水平的专职科研队伍。中国大学的专职科研队伍多年来受国家层面政策限制和传统管理文化影响而发展缓慢。需要通过健全薪酬和评估机制，形成学校拨款为主、绩效激励为辅的薪酬结构，给予科研骨干人员较为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注重提高专职科研人员的职业安全感与归属感。根据专职科研队伍的不同特点，设计灵活的考核和晋升体系，重点在科研经费、科研成果以及技术转移等方面对专职科研人员的科研能力进行综合考评，兼顾效率与公平，努力形成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专职科研人员管理制度，切实提升专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三是优化人才生态环境。培育不唯出身论人才，“不是头衔说了算”，而是以学术潜力、学术水平和实际贡献论人才的文化。着力改变目前人才计划辈出、帽子满天飞的局面，改变急功近利的人才队伍建设心态，鼓励和引导教师潜心学术，做“十年磨一剑”的原始性创新。研究型大学具有目标体系复杂，使命任务多样的特征，我们的教师队伍同时承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全方位的工作，分身无术，负担沉重，而现行的评价体系又相对单一和封闭。建议按照“多元评价、多维目标”的要求，针对不同学科类型、岗位类型和人才成长阶段，完善人才关怀服务机制，切实构建更具个性化和多元化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
编辑 王昕 校对 许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