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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照研究王安忆小说与其小说理论成为研究者研究王安忆小说理论的重要渠道，文章以王安忆的小说语言观为点，从语言学和文学批评两个角度系统梳理学术界目前对王安忆小说理论中小说语言观的研究现状，揭示研究背后被忽视的王安忆的小说语言观折射出的中国当代小说家小说理论创作的“类现象” 。
【关键词】王安忆 小说语言观 “类现象”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9-0073-02
在国内当代文坛上，王安忆被认为是历久弥新的具有鲜活特质的作家之一。在二十多年来不断的作品创作中，语言风格一直处于生长状态，无意识的在不同阶段的创作表现出鲜明的特色，通过对自我创作经验的反思、总结，提出了对小说语言独特的理论观点。目前，学界对王安忆小说语言观给予了持续关注，大致从语言学角度、文学批评角度两方面进行关照。
语言学角度。目前笔者搜集到的资料还没有见到对王安忆小说语言观进行专门研究的专著，多数研究都是围绕王安忆“抽象语言”，以王安忆的小说作品《长恨歌》为对照文本进行的语言特点研究，研究成果涉及硕博论文以及期刊文献。语言“陌生化”、“抽象化” 问题是被研究最多的。李东伟的硕士论文《<长恨歌>的变异修辞研究》对王安忆小说作品中的变异修辞现象从手段探析、效果、成因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比较中肯的见解。同时作者在与阎光升合写的文章《<长恨歌>组合搭配变异手段探析》中对《长恨歌》出现的组合搭配的变异现象作了细致的分类说明。白朝霞《探索语言的陌生化——王安忆<长恨歌>语言艺术谈片》、赵淑琴《王安忆<长恨歌>的陌生化语言分析》等文章，对《长恨歌》中这一特殊语言表达方式，同样进行了研究，但与李东伟不同的是白、赵以陌生化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依据。白朝霞的文章以陌生化产生的新鲜感、艰深化、生命体验效果为框架结合《长恨歌》中实例进行分析，最后指出王安忆《长恨歌》的成功之处在于陌生化语言的运用。赵的文章则是介绍了“陌生化”的定义及具有的语言审美作用，并分析了《长恨歌》中陌生化语言使用的情况。文章还指出陌生化语言的实现方式还有很多，如降用、易色等。以上文章都是从纯语言学角度出发结合语言本体实例分析王安忆作品的语言特色。其次，文章《论诗意在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体现》中作者陶宣、罗运华从作品标题、作品语言、作品结构三个方面阐述了小说《长恨歌》中体现的诗意。作者认为王安忆的作品承袭了陈鸿撰的《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长恨歌》，王安忆用《长恨歌》作为标题正是理解了诗句当中的诗意，并指出王安忆通过“无个性的个性”的语言、意象等多种辞格的综合运用，勾画出一幅心灵的图画。除了对“陌生化”和“诗意化”的研究分析外，杜学霞的《论<长恨歌>的语言讽刺艺术》分析了《长恨歌》的讽刺艺术，并将《长恨歌》中的讽刺分为两种：“明显的和较为含混的或语言表层的和语言深层的。”文章结合语言实例分别指出两种讽刺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价值。黄玮的《略论<长恨歌>的修辞艺术》对《长恨歌》的修辞艺术做了更为全面的概括：比喻辞格变化多端、辞格的综合应用、隐喻的广泛使用、抽象化语言的广泛使用。不同于前者，张莹在硕士论文《王安忆小说修辞研究》，从修辞艺术的角度，全面阐释了王安忆小说语言观，其中“陌生化”部分主要从语素调整、词义变异、词性变异和搭配变异四方面来阐释王安忆小说语言陌生化这一性质。并从抽象化的词语、抽象化的辞格和抽象化的叙事三方面，试图将文学评论中抽象化的特点落实到其作品中具体的语言上。
由于文本研究对象的限制，此前对于王安忆小说语言特点的研究成果虽多，但其局限性和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缺乏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和评价是目前王安忆小说语言特点研究的缺憾。目前，只有李鲁平在《构筑的语言世界——评王安忆的小说语言的演变》中对王安忆前后所发表的作品在语言上做了比较和分析，并尝试性揭示其对传统文学语言和生活化语言的认同和追求，从而勾勒出王安忆小说语言的嬗变轨迹，梳理出王安忆小说语言“抽象化”观点的演变脉络。这种探索对于作家作品研究是有益而且值得推崇的。
相对于作品特点研究的缺憾，从文学批评角度对王安忆的文学创作理论开展的研究即涉及到对王安忆小说语言观的整体研究、又包含了对“四不要”具体观点的评析。其中整体研究方面较为成功的应属李淑霞的博士论文《王安忆小说创作论》，李淑霞在文中梳理出王安忆二十多年的小说语言变化轨迹，并将条轨迹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描述性的具体化语言阶段；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长恨歌》的写作，叙述性的抽象化语言阶段；从九十年代中期《长恨歌》之后的写作，叙述性的具体化语言阶段。
曹爱华认为，王安忆“四不原则”中的“不要独特性” 宣示了其叙事风格观，“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体现了王安忆的叙事语言观，至于从具体语言到抽象语言的演变不过是王安忆在小说叙事中尝试、探索后发生质变的过程。这种观点将王安忆的小说语言演变归为发展的必然性。 胡彩霞在硕士学位论文《论王安忆的小说理论》犀利的指出：就“四不要”总体来看，这应该是针对作品中人物的语言的。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和性格，这是文学创作的特殊任务。 梁宁宁也在《王安忆的小说观念》提出自己的观点：“‘四不原则’表面上是对技巧的排斥，实质上十对技巧的追求”。涂昊也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文章《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小说语言理论》中指出：王安忆在《心灵世界》，将语言分为日常语言和小说语言，并将其相对应的称之为“具体语言”和“抽象语言”，要求作家去创造并掌握一套抽象语言的表达方法。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理论之所以引起学术界的研究和争议，归其原因无外是其作家身份的特殊性。其实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小说进入了文学史上通称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出现了一些具有标识性的创作流派。来看，它们从作品在题材、叙事以及结构上面都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的特点；从流派来看，不同的流派在主旨、风格以及影响力上也是各放异彩。在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这种井喷式创作逐渐回归理性，小说家陆续开始了对小说创作本身的思考与探索，这种行为可以视为创作者本身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内在观照，由此产生的成果成为创作者的另一种文本形式，即有关小说的文论创作。 1988年王安忆在《文艺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理论的作品《我看长篇小说》开启了她长达20年之久的小说理论研究和撰写之路。格非的《小说叙事研究》和《文学的邀约》、残雪的《艺术复仇——残雪文学笔记》和《于天上看见深渊》、张大春的《张大春的文学意见》和《小说稗类》、马原的《小说密码》、阎连科的《发现小说》、张炜的《小说坊八讲》等以作家创作经验为经络梳理形成的创作理论接踵而至。之后，王安忆、马原、格非以及残雪等为代表的作家还通过分析、解读一系列的经典作品来揭橥、暗示小说创作的特质和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并在这种解读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了自身的创作立场。由此可以看出，小说家的文论创作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别的现象，而是一种植根于小说创作之上自觉地思考、建构小说理论的“类现象”。之所以将这种文学现象称之为“类”，首先在于创作者身份的同类性；然后在于此类文论创作的共时性；最后则是因为诸多小说家的小说文论创作是自生发、自发展的，并且彼此在不约而同地研究同一个对象时又在客观上呈现出相互呼应的效果，因而也就具有了同构性。
在当代小说家小说理论创作的探寻中，对小说“语言”问题探讨是王安忆创作理论研究的关注重点。她曾多次谈到，希望创造一个纸上的“宏伟建筑”，虚构一个纸上的“语言的建筑物”。她一直在不断探索、总结着文学创作的方法和小说语言的特点，并在报刊杂志及《漂泊的语言》《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等著作中，表达自己的小说语言观和其它的创作理论主张。在《心灵世界》中王安忆清晰的阐述了这一问题，指出，小说语言和现实语言存在着区别；强调，在小说里，“抽象语言”是可以运用于各种类型的创作，用于各种表达，是小说世界真正的建筑材料，是小说真正的语言，而“动词”是抽象化语言的灵魂。由于对“抽象语言”这一小说语言的独特见解，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小说语言观。不得不说，王安忆的小说语言观折射出的中国当代小说家小说理论创作的“类现象” ，因此对王安忆小说语言观的研究在文学史上更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纪实和虚构——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 6 月版
[2]《心灵世界》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
[3]《小说家的十三堂课》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6 月版
[4]《小说当下处境》 文学报 2005年9月15日
[5]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 8月第 1 版
[6]洛奇：《小说的艺术》 作家出版社 1998年2月第1版
[7]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1989年3月第1版
[8]格非：《小说叙事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次版
[9]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 花城出版社 1984年12月第一次版
[10]巴赫金：《小说理论》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
作者简介：
乔秀玲，女，1983年生，三峡大学艺术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12级研究生。
【关键词】王安忆 小说语言观 “类现象”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9-0073-02
在国内当代文坛上，王安忆被认为是历久弥新的具有鲜活特质的作家之一。在二十多年来不断的作品创作中，语言风格一直处于生长状态，无意识的在不同阶段的创作表现出鲜明的特色，通过对自我创作经验的反思、总结，提出了对小说语言独特的理论观点。目前，学界对王安忆小说语言观给予了持续关注，大致从语言学角度、文学批评角度两方面进行关照。
语言学角度。目前笔者搜集到的资料还没有见到对王安忆小说语言观进行专门研究的专著，多数研究都是围绕王安忆“抽象语言”，以王安忆的小说作品《长恨歌》为对照文本进行的语言特点研究，研究成果涉及硕博论文以及期刊文献。语言“陌生化”、“抽象化” 问题是被研究最多的。李东伟的硕士论文《<长恨歌>的变异修辞研究》对王安忆小说作品中的变异修辞现象从手段探析、效果、成因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比较中肯的见解。同时作者在与阎光升合写的文章《<长恨歌>组合搭配变异手段探析》中对《长恨歌》出现的组合搭配的变异现象作了细致的分类说明。白朝霞《探索语言的陌生化——王安忆<长恨歌>语言艺术谈片》、赵淑琴《王安忆<长恨歌>的陌生化语言分析》等文章，对《长恨歌》中这一特殊语言表达方式，同样进行了研究，但与李东伟不同的是白、赵以陌生化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依据。白朝霞的文章以陌生化产生的新鲜感、艰深化、生命体验效果为框架结合《长恨歌》中实例进行分析，最后指出王安忆《长恨歌》的成功之处在于陌生化语言的运用。赵的文章则是介绍了“陌生化”的定义及具有的语言审美作用，并分析了《长恨歌》中陌生化语言使用的情况。文章还指出陌生化语言的实现方式还有很多，如降用、易色等。以上文章都是从纯语言学角度出发结合语言本体实例分析王安忆作品的语言特色。其次，文章《论诗意在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体现》中作者陶宣、罗运华从作品标题、作品语言、作品结构三个方面阐述了小说《长恨歌》中体现的诗意。作者认为王安忆的作品承袭了陈鸿撰的《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长恨歌》，王安忆用《长恨歌》作为标题正是理解了诗句当中的诗意，并指出王安忆通过“无个性的个性”的语言、意象等多种辞格的综合运用，勾画出一幅心灵的图画。除了对“陌生化”和“诗意化”的研究分析外，杜学霞的《论<长恨歌>的语言讽刺艺术》分析了《长恨歌》的讽刺艺术，并将《长恨歌》中的讽刺分为两种：“明显的和较为含混的或语言表层的和语言深层的。”文章结合语言实例分别指出两种讽刺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价值。黄玮的《略论<长恨歌>的修辞艺术》对《长恨歌》的修辞艺术做了更为全面的概括：比喻辞格变化多端、辞格的综合应用、隐喻的广泛使用、抽象化语言的广泛使用。不同于前者，张莹在硕士论文《王安忆小说修辞研究》，从修辞艺术的角度，全面阐释了王安忆小说语言观，其中“陌生化”部分主要从语素调整、词义变异、词性变异和搭配变异四方面来阐释王安忆小说语言陌生化这一性质。并从抽象化的词语、抽象化的辞格和抽象化的叙事三方面，试图将文学评论中抽象化的特点落实到其作品中具体的语言上。
由于文本研究对象的限制，此前对于王安忆小说语言特点的研究成果虽多，但其局限性和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缺乏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和评价是目前王安忆小说语言特点研究的缺憾。目前，只有李鲁平在《构筑的语言世界——评王安忆的小说语言的演变》中对王安忆前后所发表的作品在语言上做了比较和分析，并尝试性揭示其对传统文学语言和生活化语言的认同和追求，从而勾勒出王安忆小说语言的嬗变轨迹，梳理出王安忆小说语言“抽象化”观点的演变脉络。这种探索对于作家作品研究是有益而且值得推崇的。
相对于作品特点研究的缺憾，从文学批评角度对王安忆的文学创作理论开展的研究即涉及到对王安忆小说语言观的整体研究、又包含了对“四不要”具体观点的评析。其中整体研究方面较为成功的应属李淑霞的博士论文《王安忆小说创作论》，李淑霞在文中梳理出王安忆二十多年的小说语言变化轨迹，并将条轨迹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描述性的具体化语言阶段；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长恨歌》的写作，叙述性的抽象化语言阶段；从九十年代中期《长恨歌》之后的写作，叙述性的具体化语言阶段。
曹爱华认为，王安忆“四不原则”中的“不要独特性” 宣示了其叙事风格观，“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体现了王安忆的叙事语言观，至于从具体语言到抽象语言的演变不过是王安忆在小说叙事中尝试、探索后发生质变的过程。这种观点将王安忆的小说语言演变归为发展的必然性。 胡彩霞在硕士学位论文《论王安忆的小说理论》犀利的指出：就“四不要”总体来看，这应该是针对作品中人物的语言的。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和性格，这是文学创作的特殊任务。 梁宁宁也在《王安忆的小说观念》提出自己的观点：“‘四不原则’表面上是对技巧的排斥，实质上十对技巧的追求”。涂昊也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文章《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小说语言理论》中指出：王安忆在《心灵世界》，将语言分为日常语言和小说语言，并将其相对应的称之为“具体语言”和“抽象语言”，要求作家去创造并掌握一套抽象语言的表达方法。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理论之所以引起学术界的研究和争议，归其原因无外是其作家身份的特殊性。其实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小说进入了文学史上通称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出现了一些具有标识性的创作流派。来看，它们从作品在题材、叙事以及结构上面都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的特点；从流派来看，不同的流派在主旨、风格以及影响力上也是各放异彩。在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这种井喷式创作逐渐回归理性，小说家陆续开始了对小说创作本身的思考与探索，这种行为可以视为创作者本身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内在观照，由此产生的成果成为创作者的另一种文本形式，即有关小说的文论创作。 1988年王安忆在《文艺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理论的作品《我看长篇小说》开启了她长达20年之久的小说理论研究和撰写之路。格非的《小说叙事研究》和《文学的邀约》、残雪的《艺术复仇——残雪文学笔记》和《于天上看见深渊》、张大春的《张大春的文学意见》和《小说稗类》、马原的《小说密码》、阎连科的《发现小说》、张炜的《小说坊八讲》等以作家创作经验为经络梳理形成的创作理论接踵而至。之后，王安忆、马原、格非以及残雪等为代表的作家还通过分析、解读一系列的经典作品来揭橥、暗示小说创作的特质和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并在这种解读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了自身的创作立场。由此可以看出，小说家的文论创作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别的现象，而是一种植根于小说创作之上自觉地思考、建构小说理论的“类现象”。之所以将这种文学现象称之为“类”，首先在于创作者身份的同类性；然后在于此类文论创作的共时性；最后则是因为诸多小说家的小说文论创作是自生发、自发展的，并且彼此在不约而同地研究同一个对象时又在客观上呈现出相互呼应的效果，因而也就具有了同构性。
在当代小说家小说理论创作的探寻中，对小说“语言”问题探讨是王安忆创作理论研究的关注重点。她曾多次谈到，希望创造一个纸上的“宏伟建筑”，虚构一个纸上的“语言的建筑物”。她一直在不断探索、总结着文学创作的方法和小说语言的特点，并在报刊杂志及《漂泊的语言》《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等著作中，表达自己的小说语言观和其它的创作理论主张。在《心灵世界》中王安忆清晰的阐述了这一问题，指出，小说语言和现实语言存在着区别；强调，在小说里，“抽象语言”是可以运用于各种类型的创作，用于各种表达，是小说世界真正的建筑材料，是小说真正的语言，而“动词”是抽象化语言的灵魂。由于对“抽象语言”这一小说语言的独特见解，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小说语言观。不得不说，王安忆的小说语言观折射出的中国当代小说家小说理论创作的“类现象” ，因此对王安忆小说语言观的研究在文学史上更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纪实和虚构——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 6 月版
[2]《心灵世界》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
[3]《小说家的十三堂课》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6 月版
[4]《小说当下处境》 文学报 2005年9月15日
[5]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 8月第 1 版
[6]洛奇：《小说的艺术》 作家出版社 1998年2月第1版
[7]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1989年3月第1版
[8]格非：《小说叙事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次版
[9]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 花城出版社 1984年12月第一次版
[10]巴赫金：《小说理论》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
作者简介：
乔秀玲，女，1983年生，三峡大学艺术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12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