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约为7.4%，这是十几年来最慢的速度。中国经济的双引擎——出口和债务——都有所放缓，尤其是那些已经陷入困境的负债企业和个人。“影子银行”渠道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占到融资总额增长的40%-50%，但非银行或表外的贷款在2月份只占17%，信用市场越来越低迷，部分程度上被传统银行业务取代。金融市场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美元/人民币汇率波动有些超出中国人民银行的控制范围。
　　美国和其他西方市场也正处在风险很大的时期，因为标普500指数刚刚从历史高点下跌了4%。而且，负面消息一个接一个，但最关键的是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束，正是这一政策成就了过去5年不断上涨的股市。
　　在全球化的环境下，量化宽松导致股市上涨的简单逻辑因中国而遭到“扭曲”，即量化宽松对中国影响巨大，同时中国对量化宽松政策有反作用。这里的中国因素，最关键的并非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而是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
　　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中国债务高企，很多的债务都用于为投资提供融资，投资仍占GDP的45%。中国在30年内建成了相当于美国和欧洲100年才完成的基础设施。然而，速度太快就会出现问题，特别是投资资金配置过度错位，这将导致投资的低收益或负收益，因此不良贷款大量增加是迟早的事。
　　8%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超高速的信贷增长和坏账率的增加，美国商业银行坏账率约为6%、日本为8%、西班牙为13%、爱尔兰为19%、东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25%、希腊为30%，虽然中国的不良贷款率仍维持在1%，但其隐形不良贷款更多，最明显的就是信托基金和理财产品也开始违约。
　　当不良贷款飙升时，贷款人的信心动摇，整个系统趋于失灵。如果中国出现这种情况，对美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市场的流动性可能会大打折扣。正常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将努力缓解国内流动性的冲击，以平滑突然的下挫趋势。过去使用的一个重要工具是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中国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仍然保持为全球最高的20%。
　　以美国金融危机期间为例，美联储注入的天量资金，相当大程度上都停留在企业账面上，很难流入市场；另一方面，企业的资产大幅萎缩和被减记，这个过程在中国则刚刚开始。维持较为宽松的流动性，比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是经济平稳过渡的必要手段。
　　美联储一定程度上在关心这一点，因为这些“储备”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或是其他资产（存款准备金率与中国在境外的蓝筹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很强）。而美国国债市场与以往有所不同：大量上市的美国国债将降低美国国债的价格，提高收益率；国债收益率的增加会让资金远离其他资产类别，如债券和股票；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整体影响将是减缓经济体各种资产类别的资金成本增加。
　　所以，如果中国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反向机制”发挥出来，特别是在经常账户盈余已经停止成长之时，将会对美国产生不利影响。
　　从整体来看，如果中国削减存款准备金率1%，将触发5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抛售，相当于美国QE一个月的额度。虽然全球美国国债的日交易额超过万亿美元，但中国的抛售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预期指引。除了降低存准会带来美债抛售之外，中国美元空头势力还对黄金形成了强大的避险买盘，这对美股和美元指数形成不小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