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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地理、政治、经济等原因，我们中华民族注重整体和谐，受《易经》哲学影响，强调从多归一的思想;而西方人重视分析原则，强调由一到多的思想。因此，中国人一般采用整体思维方式，而西方人则一般采用分析思维方式。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对英汉语言及表达有着明显的影响。
二、词汇结构的思维特点
1、汉语词汇结构的思维特点
汉语属汉藏语系，汉民族比较注重整体思维的方式，构词以复合为主，同时注重图象性，象形是基础，表意是在象形的基础上通过形象的复合来揭示人们的思维和联想。如:双“木”为“林”，三“木”为“森”，三“人”为“众”，三“口”为“品”。“木”、“人”、“口”分别都有其各自的本义，复合成“林”、“森”、“品”既表意，又形象。又如:“美”的词形更形象地反映中国人对美的感受。依据《说文》，“美”字从“羊”从“大”，即由“羊”和“大”两字复合而成。在中国古代，羊毛和羊皮广泛用于防寒，羊肉供人食用，羊在经济生活中显得十分重要。人们说羊大，就会使人感到羊毛厚密、羊体肥壮、可供人享用等美好事物。因此反映出汉民族直观性、形象性和具体性的整体性思维。
2、英语词汇结构特点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英语构词重派生，偏重主体分析思维。英语的构词方式，主要以词根(Base)加前缀( Prefixes)或者后缀( Suffixes)派生而成。另外，英语属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注重的是单个的字母是否正确，组成单词的单个字母的变换会导致整个单词意义的改变。
三、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与具体表达法
中国人习惯形象思维，英美人习惯逻辑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反映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则出现词语概念的虚实转化问题，即词义的概括和具体的转化问题。英美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英语常大量使用抽象词语。英语用抽象名词表达复杂的理性概念，而汉语用具体、形象性词语阐释抽象的词义。例如：He was open now to charges of willful blind-ness这是人们指责他装聋作哑；“willful blindness ” 表达笼统的意思“故意看不见”。在英汉转换中，汉语借用比喻来解释其抽象的词义，使人听起来有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英语用抽象名词表示行为或动作意义，而汉语用动词取代抽象名词。英语用大量的行为抽象名词表示行为或动作意义，这类名词构成的短语往往相当于主谓结构或动宾结构。如果汉语用相应的名词表达，往往显得不自然、不通顺。
四、词序的特点
英汉词序在时间、地点及定语的位置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英语的词序由近及远反映出偏重主体或者说个体分析思维特点；汉语的词序恰巧相反，由远及近，反映出整(集)体的思维特点。另外英语的句子无论有多长、如何变化，均置于语法的逻辑思维之中，受分析思维的支配。所以，英语的词序可以根据语法关系做前后移动或转换。汉语的词序在句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相同的词，排列不同则表示不同的意义，造句富有弹性。例如，表现过去的婆婆对生了女孩的儿媳说:“有啥，吃啥”。假如儿媳生了个男孩，婆婆会说:“吃啥，有啥”。而英语就没有这种造句的弹性。
五、主体思维、客体思维与人称、物称和主动、被动表达法
东方传统哲学思想强调“天人合一”、“主客一体，”而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则强调“天人各一”、“主客对立”。这两种哲学观体现在思维上则是:东方民族注重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及整体把握。这两种思维方式在汉英语言句子结构上的体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汉语多用人称代词作主语，而英语则多用非人称词类作主语
中国人习惯于主体性思维方式。其思维方式以“万物皆备于我”做主导，认为人的动作、行为和事情必须是由人所做。因此，行为主体“尽在不言中”。而英美人注重客体性思维。思维方式的差异使英汉的语言表达各异。中国人往往从自我出发来理解、解释、描写客观世界中的事物，使语言表述带有种种主体性特征。而习惯于客体思维方式的英美人却常把观察或叙述的视点放在行为、动作的结果或承受者上。
2、汉语多用主动结构，而英语则多用被动语态
汉语本身的语言特点和思维习惯因素，限制了被动句的使用。而英语则相反，西方民族的思维习惯和主谓结构的语言都有利于使用被动句。因而英语中的被动句比汉语中的多。汉语句子当不需要、或不能说出使动者，在非正式文体中用泛称（“有人”、“人们”)，在正式文中用无称句(无主句)，保持主动形式，尽量避免被动句。而英语句子不能没有主语，因此它只能通过运用被动语态，把宾语提到前面做主语，或采取人称被动句。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与英汉两种文化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存在很大的关系。因此，对语言表达中的思维探究，对于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我们深入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1]白靖宁.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吴国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
[3]张交德，杨刚.英汉词语文化对比[M].武汉:武汉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地理、政治、经济等原因，我们中华民族注重整体和谐，受《易经》哲学影响，强调从多归一的思想;而西方人重视分析原则，强调由一到多的思想。因此，中国人一般采用整体思维方式，而西方人则一般采用分析思维方式。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对英汉语言及表达有着明显的影响。
二、词汇结构的思维特点
1、汉语词汇结构的思维特点
汉语属汉藏语系，汉民族比较注重整体思维的方式，构词以复合为主，同时注重图象性，象形是基础，表意是在象形的基础上通过形象的复合来揭示人们的思维和联想。如:双“木”为“林”，三“木”为“森”，三“人”为“众”，三“口”为“品”。“木”、“人”、“口”分别都有其各自的本义，复合成“林”、“森”、“品”既表意，又形象。又如:“美”的词形更形象地反映中国人对美的感受。依据《说文》，“美”字从“羊”从“大”，即由“羊”和“大”两字复合而成。在中国古代，羊毛和羊皮广泛用于防寒，羊肉供人食用，羊在经济生活中显得十分重要。人们说羊大，就会使人感到羊毛厚密、羊体肥壮、可供人享用等美好事物。因此反映出汉民族直观性、形象性和具体性的整体性思维。
2、英语词汇结构特点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英语构词重派生，偏重主体分析思维。英语的构词方式，主要以词根(Base)加前缀( Prefixes)或者后缀( Suffixes)派生而成。另外，英语属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注重的是单个的字母是否正确，组成单词的单个字母的变换会导致整个单词意义的改变。
三、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与具体表达法
中国人习惯形象思维，英美人习惯逻辑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反映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则出现词语概念的虚实转化问题，即词义的概括和具体的转化问题。英美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英语常大量使用抽象词语。英语用抽象名词表达复杂的理性概念，而汉语用具体、形象性词语阐释抽象的词义。例如：He was open now to charges of willful blind-ness这是人们指责他装聋作哑；“willful blindness ” 表达笼统的意思“故意看不见”。在英汉转换中，汉语借用比喻来解释其抽象的词义，使人听起来有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英语用抽象名词表示行为或动作意义，而汉语用动词取代抽象名词。英语用大量的行为抽象名词表示行为或动作意义，这类名词构成的短语往往相当于主谓结构或动宾结构。如果汉语用相应的名词表达，往往显得不自然、不通顺。
四、词序的特点
英汉词序在时间、地点及定语的位置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英语的词序由近及远反映出偏重主体或者说个体分析思维特点；汉语的词序恰巧相反，由远及近，反映出整(集)体的思维特点。另外英语的句子无论有多长、如何变化，均置于语法的逻辑思维之中，受分析思维的支配。所以，英语的词序可以根据语法关系做前后移动或转换。汉语的词序在句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相同的词，排列不同则表示不同的意义，造句富有弹性。例如，表现过去的婆婆对生了女孩的儿媳说:“有啥，吃啥”。假如儿媳生了个男孩，婆婆会说:“吃啥，有啥”。而英语就没有这种造句的弹性。
五、主体思维、客体思维与人称、物称和主动、被动表达法
东方传统哲学思想强调“天人合一”、“主客一体，”而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则强调“天人各一”、“主客对立”。这两种哲学观体现在思维上则是:东方民族注重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及整体把握。这两种思维方式在汉英语言句子结构上的体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汉语多用人称代词作主语，而英语则多用非人称词类作主语
中国人习惯于主体性思维方式。其思维方式以“万物皆备于我”做主导，认为人的动作、行为和事情必须是由人所做。因此，行为主体“尽在不言中”。而英美人注重客体性思维。思维方式的差异使英汉的语言表达各异。中国人往往从自我出发来理解、解释、描写客观世界中的事物，使语言表述带有种种主体性特征。而习惯于客体思维方式的英美人却常把观察或叙述的视点放在行为、动作的结果或承受者上。
2、汉语多用主动结构，而英语则多用被动语态
汉语本身的语言特点和思维习惯因素，限制了被动句的使用。而英语则相反，西方民族的思维习惯和主谓结构的语言都有利于使用被动句。因而英语中的被动句比汉语中的多。汉语句子当不需要、或不能说出使动者，在非正式文体中用泛称（“有人”、“人们”)，在正式文中用无称句(无主句)，保持主动形式，尽量避免被动句。而英语句子不能没有主语，因此它只能通过运用被动语态，把宾语提到前面做主语，或采取人称被动句。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与英汉两种文化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存在很大的关系。因此，对语言表达中的思维探究，对于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我们深入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1]白靖宁.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吴国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
[3]张交德，杨刚.英汉词语文化对比[M].武汉:武汉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