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遇到了许多风风雨雨，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段漫长的路程，值得我们回顾和反思。
　　戊戌变法时的维新志士们提出的改革目标是要使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他们的愿望和理想和今天有许多共同点。他们当时提出的改革措施是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改革政治，实行开放，也有不少和今天共同的地方。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毛泽东主席批评他没有找到一条到达大同世界的路。我们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但要实现这一理想，还要走很漫长艰苦的路程。
　　我们通常把戊戌变法的失败归因于反动派的破坏，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这样说当然是不错的，但还不能非常透彻地说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我们应该挖掘到更深的层次。试问：如果没有慈禧太后和袁世凯，戊戌变法是不是就能够一帆风顺，抵达胜利？事情看来还不那样容易，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问题在于：旧中国存在着阻碍改革的强固的社会基础，在这一基础上生长着保守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心理。慈禧太后和袁世凯都是这一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的产物和代表。如果没有社会基础，顽固派是发挥不了那样强大的破坏作用的。铲除几个人比较容易，铲除阻碍改革的社会基础就要困难得多，要有几个世代的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面对着戊戌改革以及今天的改革开放，我们不禁要问：改革是如何发生的？一个社会在什么情况下会使改革起步？改革应该依靠什么样的力量？如何勾划出改革的蓝图并付之实施？在改革的道路上会有多大阻力，多少困难？怎样采取措施减少阻力？怎样使改革胜利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等等。这一系列问题至关重要，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中总结教训，加深认识。
　　改革是一种社会需要。当社会矛盾尖锐、各种弊端滋生、社会难以正常运转和发展时，才会唤起改革的意识和改革的行动。一部分先进人士最先认识改革的必要性，他们集合起来，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戊戌变法就是这样，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下产生的一种社会需要，是由康有为等人发动并得到光绪皇帝支持的政治运动。所以，社会矛盾的尖锐和先进分子的觉醒、集合就能使改革启动。但是，改革的进展和成功取决于更加复杂的因素。
　　改革要有广大群众的支持
　　改革的成功要有相当多人的支持，这就一定要制定改革的理论、纲领，并广泛宣传，让群众理解改革的必要性和目标、步骤，吸引群众，投身到改革中去，为之奋斗。改革运动的领袖总是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学识渊博，思想深邃，智力高超，能够以创造性的理论教育群众，使群众围绕改革，产生强固的凝聚力，并能以自己的洞察力烛照改革前途上的困难，带领群众前进。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学识高深，写了许多著作，从各方面阐明了改革运动，他们提出了当时所能提出的较好的主张。遗憾的是，他们的理论并不成熟，对中国情况和改革运动的规律所知不深，特别是他们所能影响的群众范围还很小，只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官吏，因此在政治舞台上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虽然说服了光绪皇帝来支持改革，但和顽固派较量，力量对比仍然悬殊。当时，广大人民没有文化知识，处在社会底层，维新派做不到对他们联系和进行教育，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处在变法改革的圈子之外，对变法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漠不关心，也就谈不上理解和支持改革。因此，反对改革的势力大大超过了支持改革的势力。戊戌变法也就不能不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痛定思痛，写了一篇《新民说》，要与民更始，从老百姓的启蒙教育做起；孙中山以后也懂得要“唤起民众”，“扶助农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更是努力发动群众，注意依靠群众。民主革命胜利后，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一次讲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唤起民众，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用改革的理论武装他们，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民众中焕发出认同、团结、奋发、拼搏的精神，才能破除阻力，使改革乘风破浪，迅速前进。
　　改革要在稳中求进
　　改革是个渐进过程，是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对现存事物不必要、也不可能使之在一夜之间全部改观。改革不是用暴力行动一举摧毁旧秩序，而是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有计划的步骤，促进新旧体制的交替，要稳扎稳打，步步推进。最佳的改革方案是使社会不发生剧烈震动，而又使社会成员不断受益，使改革在一个安定而宽松的气氛中持续进行。有时候，改革也会带来一时的经济衰退、生活下降和政治动乱，一定要把损失和动荡控制在一定范围，减少到最低程度。改革者当然不能因暂时困难和挫折而惊慌失措、动摇退却，但又要充分重视困难，实事求是地估计社会的承受能力。改革措施如果引起剧烈的动荡，并使很多人蒙受重大经济损失，总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改革的目标和构想是远大的、雄心勃勃的，而每一改革的步骤和具体政策必须审时度势，十分谨慎小心，切勿操之过急，急于求成。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在不可能大有作为的情况下，却开出了许多空头支票，高喊“大变”“速变”“全变”，要求几年之内“大见成效”。百日维新期间，诏书频颁，新政繁多，像雪片似的下达，企图百废俱举，一步登天。有些改革措施，固然十分必要，但涉及很多人的生计利益，就要谨慎从事，例如，精简衙门，裁撤冗官，停止科举考试，将各地寺庙改为学堂，这些无疑都是正确而必要的政策。但是不作准备，不分步骤，不对有关人员做出妥善安排，贸然颁发一纸命令，强制进行，不但不能生效，反而在许多官吏、僧道和知识分子中引起疑虑和恐慌，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对改革实无益而有损。
　　执行改革者的品质和行为十分重要
　　进行改革是为人民、为社会谋利益，不是为改革者、执行者自身谋利益。执行改革的政府官员为政清廉，公平执法，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富有献身精神，才能给改革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群众的敬服和拥护。改革的失败常常和执行改革者的品质和行为联系在一起。营私结党、贪污腐化、以权谋私是改革的腐蚀剂，最容易败坏改革的声誉。所以，树立廉政，整肃政纪，使弊绝风清，是改革成败之所系，决不能掉以轻心。戊戌变法中，顽固派攻击维新派夤缘隶进，馈礼不绝，宾客盈门，车水马龙。“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维新派的行为不自检束，遂授人以口实。康有为逃亡海外期间，也有滥用和挥霍华侨捐款的行径。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其方向和目标都是正确的，但变法阵营内麇集着像吕惠卿、蔡京这样的腐败分子，给变法抹黑，而反对变法的阵营内反而有大批正人君子、学者文士，如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等人。这样，王安石变法就难以得到社会的信赖和支持，这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防止改革目标在实施过程中被扭曲
　　改革的方向、目标、政策即使是好的，但观念上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可能扭曲变形，“橘逾淮而为枳”，什么样的土壤中只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所以，改革者不但要制定政策，而且要反复估量政策在实际中的可行性，并且要监督其实施，形成一套信息反馈机制。有时，一种很好的创议和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各种力量的拉曳，会变得面目全非，好事反而变成坏事，政策实施的后果会使政策的制定者大吃一惊，大出意外，变成不是原来所设想的后果。戊戌维新派主张编练军队，想不到帮助了军阀的兴起；他们鼓吹立宪政治，想不到十年以后却在宪法的招牌下出现了皇族的集权。有时候，一种政策措施要在较长的时间中才能显示出或正或负的效应。
　　当然，戊戌变法中可以研究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很多，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总之，我们要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研究改革的规律、改革的理论。从过去和今天的实践中进行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加深对改革的理解，以促进当前的改革。
　　（选自《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中华书局，有删节。作者为著名清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