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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佛教学术传统的建立
佛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时期的佛学研究，既承继“解行相应”的传统，又放眼日西、兼容并蓄，佛教义学空前繁荣，并在高僧、学者、居士三个层面得到开展。近代中国佛教不仅注重学术研究，且在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在传统的考据学基础上，广泛运用文献学、史学、思想史、哲学等学科的方法，开展佛学研究。新的研究方法，造就了大批佛学研究成果。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使近现代佛学研究在僧俗两界均取得了累累硕果，佛教一片复兴气象。
苏州大学潘桂明先生在其近著《中国佛教思想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史稿》）中认为：支那内学院的教学标志着近代佛教学术传统的确立，成为整个近代学术转型的重要环节。作为潘桂明先生“十年磨一剑”的思想成果，《史稿》继承了近代佛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以近代的眼光、批判的精神详细考察了两汉至近代佛教思想史的逻辑发展。
二、《史稿》的特点
《史稿》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思想通史，在已有的佛教思想史研究著作中，对断代史或某一学派、宗派、某个高僧的思想研究较多，缺乏逻辑的、整体的考察；而在诸多中国哲学史著作中，虽然对佛教思想作了纵向的、宏观的考察，但对各种思想发展的逻辑性、儒释道三家思想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贯通的关系考察不够深入，当然，当前学术界对三教关系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深入。《史稿》的总体特点，是在理性思维、批判意识的指导下，注重考察中国佛教思想的逻辑展开，并在此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中国本土的文化因素和思维习惯的影响，延续了支那内学院尤其是吕澂对中国佛教“真常唯心”系统的批判，对佛教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和重大变革作出了全新的判断。其评判标准，是能否开出类似西方的近代认识论系统，改善民族思维能力，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史观。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1.“铸千年为一体”，重视佛教思想的逻辑线索
《史稿》对中国佛教思想的逻辑考察，重点有两条线索，其一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标志性事件是晋宋之际佛学研究的重心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转向。从本土的文化环境方面考察，涅槃佛性论的肯定性思维，更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从而也更易于为中土所接受。而这一转向的重大成果，便是《大乘起信论》的出现，由《起信论》发端的“本觉说”以及“即体即用”思维主导了其后一千多年中国佛教思想的兴衰，甚至对其后整个中国的思想界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史稿》对《起信论》之后在思想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思潮的分析，都贯穿了《起信论》“本觉说”和“一心二门”思维模式的线索。对涅槃佛性兴趣的增加，带来心性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发达，除了传统的文化源头之外，其理论形态的成熟，离不开佛学的淬炼，由《起信论》而成熟的“复性”原理，成为三家心性论共同推崇的理论框架；《起信论》的“本觉说”又成为禅宗及其后学普遍遵从的思维原则，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快速向前推进，予中国化佛教浓浓的重智轻悲色彩。
其二，是“安史之乱”之后平民文化对“贵族文化”的胜利，佛教的独立精神和进取精神逐步走向衰落。《史稿》对佛教思想史发展的阶段作了重新划分，将一部中国佛教思想史划分为六朝经院佛学和安史之乱后的佛学。其标准，是贵族文化和精神的盛衰。贵族文化的精神，首先表现为追求形而上的思辨，注重精神生活和追求；其次表现为沙门的独立思想和人格；第三，还表现在对本土文化充分自信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开放的心态。贵族文化在安史之乱后迅速走向衰落，佛教也从此加快了世俗化的进程，佛教的义学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在《史稿》看来，南宗禅兴起的过程，其实是庶民文化不断挑战乃至代替贵族文化的过程，实际上是理性精神和知性文明衰落的结果。
2.“融三家于一炉”，从三教关系的视角考察佛教思想的发展
对中国佛教思想发展演变的考察，始终置于本土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并且联系儒道两家典型学说作分析比较，不让佛教的理论形态孤立地呈现，同时也可加深对儒道两家典型理论、命题、概念的理解。儒释道三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其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错综复杂，《史稿》在抓住了佛教思想理论发展的主线的同时，将三家之学的典型理论形态用思维方式的相似性串联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比较揭示三家之学的异同，使佛教思想史上的重大理论变革显得更加清晰，脉络分明。
传统文化对佛教思想的影响，《史稿》着重考察了《易传》中“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致思方式与《起信论》“一心二门”思维的相似性，而这种“即体即用”式的思维方式，不惟对佛教，对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影响极大；儒家思想在成为意识形态之后，不断通过世俗政权向佛教施压，迫使佛教不断改变自己的教义来迎合世俗政权的需要，其独立精神和精神追求不断被消解，最典型的事例是沙门从“不敬王者”到承认天子即佛的蜕变，沙门在天子前下跪，也是印度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面前臣服的象征。而历史上数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更促使了佛教向世俗政权屈服的进程。
《史稿》在论述佛教思想发展演变的同时，对佛学影响下的传统学术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道教在理论方面的兴趣与建设，离不开佛学的刺激。如南北朝后期道教理论学者关注的道体论、道性论等命题，隋唐时期的道教学者普遍熟悉的重玄学方法，都或多或少受到般若中观思想的启发。儒学则重点吸收佛教在心性论方面的理论成果，最终诞生了将伦理道德上升到本体论高度的宋明理学，将儒家的本体论和心性论发展到最高水平。
3.“集四众于一堂”，对居士佛学给予特殊重视
潘桂明先生对居士佛学早有研究，早在《中国居士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就对历代的居士佛教作了详细考察，并对居士佛教对佛教义学发生的影响作了梳理和评价。在《史稿》中，潘桂明先生始终重视历代居士对佛学发展的影响，并且在《中国居士佛教史》的研究基础上，对居士佛学在佛教思想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重新评价。一方面，潘桂明先生看到了居士佛教对于佛教发展壮大的意义，尤其是士大夫群体，为保证佛教的生存空间，促进佛教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对居士佛学造成的佛学精神的堕落，潘桂明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方面的论述在《史稿》中多次出现。
居士群体尤其是士大夫群体，其地位的上升是对抗封建王权、取得话语权的唯一力量，为思想文化的发展争取了空间，但这种空间是有限的，随着封建王权的加强和士族的衰落而不断萎缩。此外，士族贵族知识分子对汉民族文化的信心，使他们坦然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积极汲取佛学思想，但由于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他们又不断以本土文化去理解、消化佛学，使佛学自觉为本民族文化服务，不断将佛学纳入本土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体系之中，以致佛学的思辨色彩和出世精神愈来愈弱。潘桂明先生始终以独立的追求真理的佛学精神为价值指向，用批判的眼光对居士佛学的历史地位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
总体说来，在近代佛教学术传统的影响下，从能否改善民族的思维能力、追求独立精神生活的标准出发，《史稿》对佛教思想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进行了重新评价。如为以追求精神生活的“清谈”辩护，认为玄言清谈并不是积弱乃至亡国的主要原因；对学界给予惠能禅宗的积极评价，《史稿》也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认为南宗禅所谓的“人文主义”并没有为理性精神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其“直觉顿悟”的方法也起着消解社会批判意识的作用，其个性的张扬在“即体即用”的一元性思维的指导下，也无助于认识主体性的确立。这种理性的反思，是贯穿整部《史稿》的一贯精神。
《史稿》洋洋二百余万言，史料详实、结构丰满，线索突出、脉络清晰，其判断传统佛教思想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的，是近代的眼光和方法，并且希望通过这样的批判和反思，能让中国传统学术走出古代思维方式的窠臼。传统文化中重视形而下的倾向（重视现实社会、现世人生）、圆融的倾向以及关注个人道德修养和境界提升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不容易产生主客体二分的二元思维的，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就无法实现对传统思想和文化的超越，也无法形成真正的认识论系统。在对传统学术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同时，《史稿》也处处体现出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浓厚的爱国情感。
（责任编辑：颜 冲）
佛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时期的佛学研究，既承继“解行相应”的传统，又放眼日西、兼容并蓄，佛教义学空前繁荣，并在高僧、学者、居士三个层面得到开展。近代中国佛教不仅注重学术研究，且在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在传统的考据学基础上，广泛运用文献学、史学、思想史、哲学等学科的方法，开展佛学研究。新的研究方法，造就了大批佛学研究成果。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使近现代佛学研究在僧俗两界均取得了累累硕果，佛教一片复兴气象。
苏州大学潘桂明先生在其近著《中国佛教思想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史稿》）中认为：支那内学院的教学标志着近代佛教学术传统的确立，成为整个近代学术转型的重要环节。作为潘桂明先生“十年磨一剑”的思想成果，《史稿》继承了近代佛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以近代的眼光、批判的精神详细考察了两汉至近代佛教思想史的逻辑发展。
二、《史稿》的特点
《史稿》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思想通史，在已有的佛教思想史研究著作中，对断代史或某一学派、宗派、某个高僧的思想研究较多，缺乏逻辑的、整体的考察；而在诸多中国哲学史著作中，虽然对佛教思想作了纵向的、宏观的考察，但对各种思想发展的逻辑性、儒释道三家思想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贯通的关系考察不够深入，当然，当前学术界对三教关系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深入。《史稿》的总体特点，是在理性思维、批判意识的指导下，注重考察中国佛教思想的逻辑展开，并在此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中国本土的文化因素和思维习惯的影响，延续了支那内学院尤其是吕澂对中国佛教“真常唯心”系统的批判，对佛教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和重大变革作出了全新的判断。其评判标准，是能否开出类似西方的近代认识论系统，改善民族思维能力，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史观。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1.“铸千年为一体”，重视佛教思想的逻辑线索
《史稿》对中国佛教思想的逻辑考察，重点有两条线索，其一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标志性事件是晋宋之际佛学研究的重心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转向。从本土的文化环境方面考察，涅槃佛性论的肯定性思维，更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从而也更易于为中土所接受。而这一转向的重大成果，便是《大乘起信论》的出现，由《起信论》发端的“本觉说”以及“即体即用”思维主导了其后一千多年中国佛教思想的兴衰，甚至对其后整个中国的思想界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史稿》对《起信论》之后在思想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思潮的分析，都贯穿了《起信论》“本觉说”和“一心二门”思维模式的线索。对涅槃佛性兴趣的增加，带来心性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发达，除了传统的文化源头之外，其理论形态的成熟，离不开佛学的淬炼，由《起信论》而成熟的“复性”原理，成为三家心性论共同推崇的理论框架；《起信论》的“本觉说”又成为禅宗及其后学普遍遵从的思维原则，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快速向前推进，予中国化佛教浓浓的重智轻悲色彩。
其二，是“安史之乱”之后平民文化对“贵族文化”的胜利，佛教的独立精神和进取精神逐步走向衰落。《史稿》对佛教思想史发展的阶段作了重新划分，将一部中国佛教思想史划分为六朝经院佛学和安史之乱后的佛学。其标准，是贵族文化和精神的盛衰。贵族文化的精神，首先表现为追求形而上的思辨，注重精神生活和追求；其次表现为沙门的独立思想和人格；第三，还表现在对本土文化充分自信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开放的心态。贵族文化在安史之乱后迅速走向衰落，佛教也从此加快了世俗化的进程，佛教的义学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在《史稿》看来，南宗禅兴起的过程，其实是庶民文化不断挑战乃至代替贵族文化的过程，实际上是理性精神和知性文明衰落的结果。
2.“融三家于一炉”，从三教关系的视角考察佛教思想的发展
对中国佛教思想发展演变的考察，始终置于本土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并且联系儒道两家典型学说作分析比较，不让佛教的理论形态孤立地呈现，同时也可加深对儒道两家典型理论、命题、概念的理解。儒释道三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其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错综复杂，《史稿》在抓住了佛教思想理论发展的主线的同时，将三家之学的典型理论形态用思维方式的相似性串联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比较揭示三家之学的异同，使佛教思想史上的重大理论变革显得更加清晰，脉络分明。
传统文化对佛教思想的影响，《史稿》着重考察了《易传》中“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致思方式与《起信论》“一心二门”思维的相似性，而这种“即体即用”式的思维方式，不惟对佛教，对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影响极大；儒家思想在成为意识形态之后，不断通过世俗政权向佛教施压，迫使佛教不断改变自己的教义来迎合世俗政权的需要，其独立精神和精神追求不断被消解，最典型的事例是沙门从“不敬王者”到承认天子即佛的蜕变，沙门在天子前下跪，也是印度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面前臣服的象征。而历史上数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更促使了佛教向世俗政权屈服的进程。
《史稿》在论述佛教思想发展演变的同时，对佛学影响下的传统学术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道教在理论方面的兴趣与建设，离不开佛学的刺激。如南北朝后期道教理论学者关注的道体论、道性论等命题，隋唐时期的道教学者普遍熟悉的重玄学方法，都或多或少受到般若中观思想的启发。儒学则重点吸收佛教在心性论方面的理论成果，最终诞生了将伦理道德上升到本体论高度的宋明理学，将儒家的本体论和心性论发展到最高水平。
3.“集四众于一堂”，对居士佛学给予特殊重视
潘桂明先生对居士佛学早有研究，早在《中国居士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就对历代的居士佛教作了详细考察，并对居士佛教对佛教义学发生的影响作了梳理和评价。在《史稿》中，潘桂明先生始终重视历代居士对佛学发展的影响，并且在《中国居士佛教史》的研究基础上，对居士佛学在佛教思想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重新评价。一方面，潘桂明先生看到了居士佛教对于佛教发展壮大的意义，尤其是士大夫群体，为保证佛教的生存空间，促进佛教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对居士佛学造成的佛学精神的堕落，潘桂明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方面的论述在《史稿》中多次出现。
居士群体尤其是士大夫群体，其地位的上升是对抗封建王权、取得话语权的唯一力量，为思想文化的发展争取了空间，但这种空间是有限的，随着封建王权的加强和士族的衰落而不断萎缩。此外，士族贵族知识分子对汉民族文化的信心，使他们坦然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积极汲取佛学思想，但由于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他们又不断以本土文化去理解、消化佛学，使佛学自觉为本民族文化服务，不断将佛学纳入本土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体系之中，以致佛学的思辨色彩和出世精神愈来愈弱。潘桂明先生始终以独立的追求真理的佛学精神为价值指向，用批判的眼光对居士佛学的历史地位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
总体说来，在近代佛教学术传统的影响下，从能否改善民族的思维能力、追求独立精神生活的标准出发，《史稿》对佛教思想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进行了重新评价。如为以追求精神生活的“清谈”辩护，认为玄言清谈并不是积弱乃至亡国的主要原因；对学界给予惠能禅宗的积极评价，《史稿》也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认为南宗禅所谓的“人文主义”并没有为理性精神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其“直觉顿悟”的方法也起着消解社会批判意识的作用，其个性的张扬在“即体即用”的一元性思维的指导下，也无助于认识主体性的确立。这种理性的反思，是贯穿整部《史稿》的一贯精神。
《史稿》洋洋二百余万言，史料详实、结构丰满，线索突出、脉络清晰，其判断传统佛教思想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的，是近代的眼光和方法，并且希望通过这样的批判和反思，能让中国传统学术走出古代思维方式的窠臼。传统文化中重视形而下的倾向（重视现实社会、现世人生）、圆融的倾向以及关注个人道德修养和境界提升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不容易产生主客体二分的二元思维的，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就无法实现对传统思想和文化的超越，也无法形成真正的认识论系统。在对传统学术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同时，《史稿》也处处体现出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浓厚的爱国情感。
（责任编辑：颜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