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发展报道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关注希望、方法、快乐的政策图解和成就报道偏多，而正视农民烦恼、协调帮困、参与引导、展示媒体责任的报道极少。而回避问题。阻塞信息沟通，将进一步阻碍农村的发展进步。
　　据统计，农业大省湖南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湖南日报》，在2005年至2007年期间报道“三农”工作成就的占76.2％。据调查，全国其他主流媒体有关农村的报道也与此大同小异。虽然近几年该省及各地“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不少，但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任务却同样艰巨，这正是党中央自2004年以来，连续5年下发“一号文件”大力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农村发展报道不仅应正视农民烦恼，报道信息，而且应适时担任“协调者”、“组织者”、“引导者”、“救护者”的角色，不仅关注个案困难的解决，而且应多方协调，搭建平台解决普遍存在的困难，并呼吁社会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阻碍农村发展的问题。
　　具体而言，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战略意义：媒体正视农民烦恼，疏导仇富情绪，是耗散农民封闭系统的“无序积累”，控制社会转型期的“熵增”，促进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认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应该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和能量交换，以致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即开放式的交流可减少社会系统的无序。获得熵减，形成了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否则一味封闭不与外界交流，就容易导致熵增，社会无序增加，甚至产生系统突变而导致剧烈的社会震荡。对社会系统而言，要维持系统平衡和社会长治久安，必须理顺民众情绪的表达渠道。以消解民众敌对情绪的积累，促进社会系统的熵减。当前，我国社会处于矛盾凸显期，特别应注意理顺民意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尤其应关注一些表达渠道不尽畅通的群体。如中国9亿农民占总人口的69％，但表达农民意愿的农民人大代表仅占总代表的约8％，据调查，九届人大和十届人大代表中，真正的一线农民代表是5.44％。最典型的是海南市民阶层中，平均24万人产生1名人大代表，而在农民阶层中，则是平均每96万人产生1名人大代表，农民的声音很少被放大，多数被淹没。海南“香蕉致癌”谣言传开后，海南香蕉出岛量每天骤然减少4000至7000吨，香蕉价格一落千丈，无人问津，广大蕉农四处呐喊，但都没引起重视。媒体介入后，情况才有所改观。
　　可媒介对农栏目和频道稀少，农民媒介话语权稀缺，农民媒介的表达渠道较为不畅，较为封闭的农民系统存在较多无序因素，是潜在的无序积累和推动社会突变的巨大力量。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在全国已注册的电视台、广播电台中开办对农栏目的只有1％。全国已有期刊9468种，农业期刊仅仅187种。报纸1931家。主要以农民为对象的只有几十家，全国性报纸220种，对农全国性报纸占总量的1.9％，即面向农民的只有一种(《农民日报》)，其发行量100万份，面向9亿农民。相当于900人拥有1份报纸，实际上在一些贫困山区，农民根本接触不到任何大众媒介。在网络方面，城市网民普及率为16.9％。乡村网民普及率为2.6％，城乡差距大。这些证明农民表达渠道和信息沟通渠道较为不畅。而从耗散结构理论看，封闭的农民系统应加强与外界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媒体应借助各方力量，不断解决农村发展中的问题。耗散农民中的无序增量，才能减少熵增压力，建立起真正的社会“减压阀”。
　　统筹帮困解难，是突破农村发展瓶颈。加强新农村建设，实现城相统筹发展的关键。现代发展理论认为，科学发展不是按照最初胚胎发育的固定步骤和普适原则，而是通过对现存格局的不断创新，构成了对现存格局的突破。对新农村发展而言，就是要在现存问题的不断解决、现存困难的不断克服基础上，从点滴进步量的积累。逐步达到质的升华，实现新农村又好又快的发展，达到城乡统筹。而按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媒介传播信息可以大大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而农村发展报道创新扩散以个案困难解决为终结，就是最佳答案吗?非也!因为个案破解得益者只是个别农民，还有更多类似遭遇的农民没被关照。列宁说过：“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新农村建设的特殊性，使媒体角色超越报道信息、引导舆论的本位。而与新闻事件中各种角色交融、层叠，呈现出人文关怀、公益行动、提供教育等多元化角色扮演趋势，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首先要做到“统筹”，顾全国家发展大局。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不仅能“乐民之所乐”。而且应“忧民之所忧”。切实为农民解难帮困，真正推动新农村发展。因为农村信息闭塞，农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农村的条件也较为艰苦。更需要记者沉下心来认真而深入地采访，做到“贴近农民心声、贴近农民需求、贴近农民脉动”，反映农民烦恼的本质，通过大众媒体主动协调有关部门，积极组织相关力量共同解决农民困难。
　　传媒究竟该如何当好“组织者”?《广州日报》就作出了一个典范，该报2004年3月11日至4月初连续刊登《从化蜂农“甜蜜事业”遭遇苦涩》系列报道，不仅报道了广州蜂农卖蜂蜜难，而且报社主动联系企业，帮助蜂农突破卖蜜难困境，更可贵的是报社组织办起农民增收讲习所，帮助农民提高市场意识，探讨农产品扩大销售的出路，受到上自中宣部，下至基层农民的普遍好评。由此可知，媒体对新农村发展中的问题。不仅应强化沟通，促进个案困难的解决，而且应搭建平台积极引导，动员和协调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帮助解决农民困难，由点及面，加强培训引导，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搭台引导解难，是提高农民收入，撬动农民媒体消费的支点。也是开辟报业发行“蓝海”，走出农民信息贫困怪圈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的传媒市场出现了一个怪圈：一方面报业发行下降，埋怨受众“喜新厌旧”，从读者蜕变成网民，报业发行似乎进入冬天：另一方面。中国9亿农民(占总人口的69％)大呼信息贫乏和闭塞，城乡“知识沟”越来越深，埋怨媒介“嫌贫爱富”，遗弃农村受众。如何走出这个怪圈?除了在体制上政府应宏观调控，避免农村传媒商业化引起的广告浮躁和报道浅薄外，在农村发展报道内容方面，必须注意增强报道与农民需求的关联度。找准农民的兴奋点，关注农民的担忧和烦恼，以建设性的态度协调各方，促进问题的解决。而当前一些农村方面的报道与农民关联度不够，报纸的必读性和可读性不强，不少农村发展报道就是图解政策，自上而下“灌输”，按上面的“点子”在下面找“例子”，往往是不痛不痒的废话加上赞歌一片，自以为射出无懈可击的宣传“魔弹”，事实上农民根本“没接招”。
　　马斯洛(Abraham.h.maslow)的需求层次论显示，一般只有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高层次需求才会有足够的活力驱动行为。即农民只有在基本生存需要、安全需要满足之后，才会有足够驱动关注自我实现的需要。即只有在当前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生存困境破解之后，才会有足够驱动去关注其他农村工作的点滴进步、成绩、荣誉在媒介上的彰显。从这个角度讲，在报道农村快乐、希望和方法，与正视问题、破解困难、搭台引导的二元选项中，农民更可能选择后者，更可能关注后者。试想：在贵州省修文县一对夫妇贷款2万元开展西红柿规模种植，2008年上半年因天气原因西红柿长势不佳，且卖价相当低廉，夫妻还债无望，相互责怪，其妻喝农药自尽，在其遭遇经济危机之际，难道还有心情关注异地他乡农村工作取得的点滴进步?
　　而事实证明，农民不爱看报不是其文化水平低、没有阅读习惯。而是媒体关联度不够，没有从农民需求和渴盼出发，自下而上，更有针对性地传播。试想：在文化水平同样不太高的1978年，《人民日报》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提出按劳分配不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等问题。众多农民拿着报纸四处奔走相告。争相传阅，有人甚至将其绑在手推车上四处宣传，这就证明与其关联度高。扣准其兴奋点的新闻是农民渴盼的。
　　而在当代，海南广播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直播海南》在“香蕉致癌”流言盛行的语境下，关注蕉农利益的海南香蕉宣传保卫战。获得2007年4月8日收视率达10.82％的好成绩，超过其在海口地区的平均收视率9.96％，揭穿了“三农”新闻没有市场的谎言。同样策划关注蜂农卖蜜难，多方寻求突破对策，并建立农民增收讲习所的《广州日报》，之所以取得今天160万份的发行量，80％的自费订阅量，是因为其实施了扣准民众心声，增强关联度和必读性的科学战略。正因为如此，关注农民的烦恼和问题的解决，才能激起其精神振奋或激动，进而引起农民的共鸣。获得了众多农民的长期好评，必然能打开农村广阔的发行市场，开辟农村报业的发行“蓝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