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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有媒体曝出了北京外迁企业名单，引起了外界对京津冀一体化的产业结构调整博弈的广泛热议。
多年来，京津冀三地一直都存在同质化的发展，但是发展程度却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首都的北京，已经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医疗都发展到某种顶峰，当然伴随而来的还有人口暴涨，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等大城市不可避免的问题。天津是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城市功能齐全，承接了很多北京的职能，同时因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工深水港，北方大部分内陆地区都要依赖天津港。虽然多年来始终被掩盖在北京的光环之下，但是依然凭借自身的优势，成就了不逊色北京的现代化城市。环抱北京和天津的河北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经常被誉为北京和天津的母亲，它镌刻着中国千年变迁，却也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没落，它将其有限的资源供向北京地区，然而回过头却发现自己却早已被远远甩在全国各省市的后面，现在的河北省正在作为京津两大城市的辅助经济带而存在。
京津冀一体化似乎对三方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推行起来却并不如表面看起来的那么风光，一衣带水的京津冀三地都有着自己的考量。那么我们需要打破多少层玻璃门才能真正实现三地携手并进。
外迁要迁什么
针对此次的一体化经济圈建设，三地其实都有明确的诉求。北京就是急于“瘦身”，甩掉赘余的产业。天津和河南则想要北京分配出经济红利来为两地发展破局。这就是问题所在。
产业分配和转移作为第一场博弈就在日前悄然拉开。
有媒体报道称，北京第一批外迁公司名单出炉，名单中有207家企业，主要涉及化工、建材、铸造等门类。目前名单已经通报给天津、河北等地。对接的流程是北京市提供外迁企业名单，由天津、河北等地在名单中甄选。但是这批名单大多是“三高一低”（ 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企业。河北一名官员表示，“第一批外迁的公司大都是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这样的企业到哪里都是负担，所以目前天津、河北承接的热情不高。
虽然有关方面公开表示，承接产业不能“挑肥拣瘦”，这让天津和河北感到烦恼和愤怒。河北廊坊市就表示“北京不要的低端污染产业，廊坊也不能要”。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京津冀一体化的主体思路是为了保北京，还是为了平衡经济圈内各地方的发展。
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中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的话，就是北京和天津是两个政治局委员领衔，而河北省则是两个中央委员，区域等级上本身就不对等。真正实施起来很难保证绝对的平等。一旦这种不均等的概念引领一体化发展，我们恐怕很难看到三地真正齐心合作的一天了。
所以首要调整三地的心态。
外迁企业不只是为了解决北京的烦恼，也需要提升天津、河北的产业层次。所以外迁企业不宜过于集中于化工、建材、铸造等“三高”企业，也要将一部分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但是已经出现外溢的产业，向津冀两地开放。天津、河北也可以提出希望迁入的企业名单，继而结合北京希望迁出的企业名单，形成某种合理的搭配。任何决策和选择都是利弊兼有，京津冀的一体化需要共享繁荣，也需要共担风险。
三地趋利，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不能“Check and balance”，协同发展将遥遥无期。
其次要统一布局，明确职能。可能因为京津冀三地无论地理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相差无几，所以三个地方的想法实在相似。我们从三地的“十二五”规划中不难看出，其产业布局存在非常浓重的同质竞争。比如，在北京和天津的重点产业中，都提出要着重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节能环保等产业。而河北也提出，促进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经济快速增长。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表示，“那么政府能够做什么呢？就是怎么样进行引导。需要规划城市的功能定位，比如北京，应该制止新的制造业进到城里来，可以引导到北京郊区或是河北去。由政府推动、以企业为主导的基于产业价值链的空间分工，这个一旦完成，想让京津冀不要一体化都困难。”
目前，北京的服务业占比已超过77%，为大陆城市中最高；而天津依托滨海新区，处于工业化的后期；河北目前工业化程度比较低，正处于中期，传统产业的比重比较大。产业结构进行互补是必行之道。比如，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即将搬出北京，那么河北就是很好的接收地。因为北京地价高，人力成本也很高，交通本来就很拥挤，像是这种行业虽然拥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在北京却是没有优势的。如果把这个产业放到河北去，当原来的钢铁、建材、石化、水泥等重化学工业，产能需要被抑制的时候，就诞生了河北经济所需要新的增长点。当然，北京也不能一股脑的全部变成高新技术产业，一些作为区域性产业的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也是城市人民生活所必要的。
这一点可能短期内无法达到平衡，但是如果未来三方态度还是各自为政，没有形成产业融合的集聚、分工协作的态势。那么产业调整必然会宣告失败。
外迁应怎么迁
对于北京企业和产业外迁，也不是将人和公司搬过去这么简单。如果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单位搬迁也要考虑它的可行性、代价和成本甚至后果。
其实之前我们不是没有过南橘北枳的例子，比如，曾经一大批在国内很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北京工业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退二进三”结构调整中，把企业的总部和制造环节全部搬到外地或者北京郊区，但是实践证明，这些企业的搬迁大部分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一旦企业搬迁，就需要到新的地方要买地、建厂房，但很多高端人才可能并不愿意跟企业一起迁走，员工重新选择单位，企业也就失去了灵魂，最后只能渐渐消亡。北京的工业品牌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但是这些企业在搬迁之后基本都消亡了。
当然，成功的经验也有，比如首钢的搬迁，首钢将总部留下来，生产环节迁移出去，把一个现代化的工厂放到曹妃甸，这样人才留下来了，上百年创立的“首钢”品牌也就留下来了，同时还能进行结构升级。今天的首钢钢产量3000万吨，是当年它在北京最高产量800万吨的4倍，但是没有再消耗北京大量的水资源和能源，同时按照总部经济模式进一步扩张投资，进入了世界500强。
所以，对于迁出的企业，也应该充分尊重其经营自主权，在落实国家战略与维护企业利益之间达成平衡。企业从北京到天津或河北，换了主战场也要转换企业战略，这些企业可以利用新环境里税收、土地、人力等优势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在市场中增加竞争力。对于企业来说，不管到了哪里也需要对能耗、污染较高的状况进行改善。
按照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副司长任虹所说的，人为地想把产业迁出是徒劳。毕竟城市间的产业布局、产业承接转移等不能完全靠政府推动，要真正让市场来配置资源，产业转移的路径需要按照产业自身发展规律、市场运行规律、当地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顺利进行。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近期就强调，产业转移并非企业搬迁，政府不会做过多干预。
多年来，京津冀三地一直都存在同质化的发展，但是发展程度却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首都的北京，已经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医疗都发展到某种顶峰，当然伴随而来的还有人口暴涨，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等大城市不可避免的问题。天津是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城市功能齐全，承接了很多北京的职能，同时因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工深水港，北方大部分内陆地区都要依赖天津港。虽然多年来始终被掩盖在北京的光环之下，但是依然凭借自身的优势，成就了不逊色北京的现代化城市。环抱北京和天津的河北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经常被誉为北京和天津的母亲，它镌刻着中国千年变迁，却也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没落，它将其有限的资源供向北京地区，然而回过头却发现自己却早已被远远甩在全国各省市的后面，现在的河北省正在作为京津两大城市的辅助经济带而存在。
京津冀一体化似乎对三方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推行起来却并不如表面看起来的那么风光，一衣带水的京津冀三地都有着自己的考量。那么我们需要打破多少层玻璃门才能真正实现三地携手并进。
外迁要迁什么
针对此次的一体化经济圈建设，三地其实都有明确的诉求。北京就是急于“瘦身”，甩掉赘余的产业。天津和河南则想要北京分配出经济红利来为两地发展破局。这就是问题所在。
产业分配和转移作为第一场博弈就在日前悄然拉开。
有媒体报道称，北京第一批外迁公司名单出炉，名单中有207家企业，主要涉及化工、建材、铸造等门类。目前名单已经通报给天津、河北等地。对接的流程是北京市提供外迁企业名单，由天津、河北等地在名单中甄选。但是这批名单大多是“三高一低”（ 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企业。河北一名官员表示，“第一批外迁的公司大都是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这样的企业到哪里都是负担，所以目前天津、河北承接的热情不高。
虽然有关方面公开表示，承接产业不能“挑肥拣瘦”，这让天津和河北感到烦恼和愤怒。河北廊坊市就表示“北京不要的低端污染产业，廊坊也不能要”。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京津冀一体化的主体思路是为了保北京，还是为了平衡经济圈内各地方的发展。
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中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的话，就是北京和天津是两个政治局委员领衔，而河北省则是两个中央委员，区域等级上本身就不对等。真正实施起来很难保证绝对的平等。一旦这种不均等的概念引领一体化发展，我们恐怕很难看到三地真正齐心合作的一天了。
所以首要调整三地的心态。
外迁企业不只是为了解决北京的烦恼，也需要提升天津、河北的产业层次。所以外迁企业不宜过于集中于化工、建材、铸造等“三高”企业，也要将一部分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但是已经出现外溢的产业，向津冀两地开放。天津、河北也可以提出希望迁入的企业名单，继而结合北京希望迁出的企业名单，形成某种合理的搭配。任何决策和选择都是利弊兼有，京津冀的一体化需要共享繁荣，也需要共担风险。
三地趋利，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不能“Check and balance”，协同发展将遥遥无期。
其次要统一布局，明确职能。可能因为京津冀三地无论地理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相差无几，所以三个地方的想法实在相似。我们从三地的“十二五”规划中不难看出，其产业布局存在非常浓重的同质竞争。比如，在北京和天津的重点产业中，都提出要着重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节能环保等产业。而河北也提出，促进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经济快速增长。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表示，“那么政府能够做什么呢？就是怎么样进行引导。需要规划城市的功能定位，比如北京，应该制止新的制造业进到城里来，可以引导到北京郊区或是河北去。由政府推动、以企业为主导的基于产业价值链的空间分工，这个一旦完成，想让京津冀不要一体化都困难。”
目前，北京的服务业占比已超过77%，为大陆城市中最高；而天津依托滨海新区，处于工业化的后期；河北目前工业化程度比较低，正处于中期，传统产业的比重比较大。产业结构进行互补是必行之道。比如，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即将搬出北京，那么河北就是很好的接收地。因为北京地价高，人力成本也很高，交通本来就很拥挤，像是这种行业虽然拥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在北京却是没有优势的。如果把这个产业放到河北去，当原来的钢铁、建材、石化、水泥等重化学工业，产能需要被抑制的时候，就诞生了河北经济所需要新的增长点。当然，北京也不能一股脑的全部变成高新技术产业，一些作为区域性产业的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也是城市人民生活所必要的。
这一点可能短期内无法达到平衡，但是如果未来三方态度还是各自为政，没有形成产业融合的集聚、分工协作的态势。那么产业调整必然会宣告失败。
外迁应怎么迁
对于北京企业和产业外迁，也不是将人和公司搬过去这么简单。如果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单位搬迁也要考虑它的可行性、代价和成本甚至后果。
其实之前我们不是没有过南橘北枳的例子，比如，曾经一大批在国内很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北京工业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退二进三”结构调整中，把企业的总部和制造环节全部搬到外地或者北京郊区，但是实践证明，这些企业的搬迁大部分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一旦企业搬迁，就需要到新的地方要买地、建厂房，但很多高端人才可能并不愿意跟企业一起迁走，员工重新选择单位，企业也就失去了灵魂，最后只能渐渐消亡。北京的工业品牌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但是这些企业在搬迁之后基本都消亡了。
当然，成功的经验也有，比如首钢的搬迁，首钢将总部留下来，生产环节迁移出去，把一个现代化的工厂放到曹妃甸，这样人才留下来了，上百年创立的“首钢”品牌也就留下来了，同时还能进行结构升级。今天的首钢钢产量3000万吨，是当年它在北京最高产量800万吨的4倍，但是没有再消耗北京大量的水资源和能源，同时按照总部经济模式进一步扩张投资，进入了世界500强。
所以，对于迁出的企业，也应该充分尊重其经营自主权，在落实国家战略与维护企业利益之间达成平衡。企业从北京到天津或河北，换了主战场也要转换企业战略，这些企业可以利用新环境里税收、土地、人力等优势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在市场中增加竞争力。对于企业来说，不管到了哪里也需要对能耗、污染较高的状况进行改善。
按照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副司长任虹所说的，人为地想把产业迁出是徒劳。毕竟城市间的产业布局、产业承接转移等不能完全靠政府推动，要真正让市场来配置资源，产业转移的路径需要按照产业自身发展规律、市场运行规律、当地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顺利进行。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近期就强调，产业转移并非企业搬迁，政府不会做过多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