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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南 广西凌云人，有散文、小说散发在《花城》《作家》《广西文学》《美文》等刊物，有作品入选多种选本，散文集《穿过圩场》获第八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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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凌云人仍清晰记得那场仪式的所有细节。那是1985年11月14日，那个孩子，不，现在，他是一名将军。将军躺在一方小匣子里，被儿子抱在怀中，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人群中，立刻引起一阵骚动，有人在低声说，将军，将军回来了。
七十二岁的李志明站在人群中，他是来送别战友的。他已经送别很多战友了，他们这些红七军老战士像凋零的花，正一瓣接一瓣地归于土地，而五十六年前的那场风暴，却仿佛如昨。他甚至还能听见百色城东门广场上的欢呼声，那是1929年12月11日，每一位红七军战士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那天，中共广西前委书记、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陈豪人站在台上，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了！从现在起，我们已经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而战斗的中国工农红军了！
顿时，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在会场里响起，每个人都在高喊：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
他和战友们穿着全新的灰色军服，颈上系着耀眼的红领带，全副武装地站在军人队伍中。他们的身旁是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工人队伍、农民队伍、居民和商人队伍。会场里全是笑脸，像层层叠叠的热浪，一波波地涌过来，又一波波地涌过去。
那一年，他们真年轻呀，还不满二十岁呢。现在，他老了，而他的战友躺在小匣子里，身上覆盖着党旗，百色地委书记黄保尧正在为他主持仪式，百色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李兆焯在叙述他的生平事迹。
那天的风似乎特别轻柔，将军在百色地委、市委党政军负责人的护送下，登上了汽船。浪波轻荡，将军身下流动的是右江，这条发源自凌云县的江，他曾无数次从那上面驶过。他的儿子把他从小匣子里捧出来，轻轻撒进右江。将军身子轻盈，跟着汽船一路飘飘悠悠地融进江里。
七天前，在河南省，将军也是这样，被儿子从小匣子里捧出来，轻轻撒进太行山。这辈子，将军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两个地方了，太行山和百色，如今，他如愿以偿，终于与这两个地方融为一体，再也不会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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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1月16日，《右江日报》刊发了题为《我地区党政军领导及各界代表怀着沉痛心情举行迎接黄新友同志骨灰回故乡撒放仪式》的新闻报道。一位名叫张世敏的记者，用一千多字，详细记录下那场特殊仪式。
现在，这张报纸就躺在我手上，它已陈旧泛黄。我的书房里，近百本历史书籍摊了一地，我在书上画线，折叠。这些书，我已研读近三年。在史料里，时间是一条长河，或明或暗地从很多年前的人和事淌过。我画线折叠的地方越来越密，它们像一条条甬道，从模糊到清晰，通向有黄新友将军的地方。
将军第一次把故乡落在纸上，是1953年6月。那一年，他四十四岁。一个中年人，从炮火纷飞中穿过，从枪林弹雨中穿过，在历经千百次的生死之后，回望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便望出一种从容来，像白开水，你以为无味，却千般滋味。
多少年里，凌云人谈起将军，总是从一个小男孩开始。在老人们的记忆里，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早，桃花李花开得遍野都是。将军和妹妹坐在轿子里，往百色方向去。母亲和哥哥走在轿子一旁，沉默不语。小孩子的眼睛，看不见苍凉，以为病逝的父亲只是出了一趟远门，而他们，也只是出一趟远门。
那一年，将军七岁，妹妹四歲，哥哥九岁。
1916年春天，落在凌云人眼睛里的，除了满山遍野的花，还有一个年轻寡妇的恓惶。年长的妇人摸摸男孩子的头，又抚抚女孩子的头，轻叹一声，什么话也没说。孤儿寡母这一去，前景未卜，生活也许会更好，也许会更坏，谁知道呢？人生的变数谁也说不准。
小孩子的惶然，也许是从母亲将他们一一送人开始的。一家四口，从此生活在四个不同的地方。百色城不大，可将军找不到母亲，也找不到哥哥和妹妹。他们近在咫尺，却是天涯。
将军的字，苍劲而潦草，他的思维跳跃着，时而细腻，时而粗糙。一个人的心事就这么藏在几十页信笺上，存放了大半个世纪。我一遍又一遍研读，企图从字里行间，接通到将军的内心。与近百本历史书籍相比，这些信笺来得更生动，我离将军很近，触摸他的字迹时，仿佛一只手，伸进时空里。
20世纪初的百色城，像一锅无时不在沸腾的水。隔三差五，上百驮从滇、黔、桂运来的鸦片，浩浩荡荡汇集到这里，再分水陆两路，销往粤、港、澳等地和东南亚诸国。百色周边的西林、西隆等地，从冬季开始便是一番盛景，村村寨寨男女老少倾巢出动，开山下种，每到春天，漫山遍野的罂粟花随风摇曳，令人意乱情迷。
鸦片带来的暴利，将更多的人裹挟进沸水中，官员、商家、平民百姓，或贩卖，或吸食，几乎每个人都与鸦片牵扯上关系。杀人越货在那个年头，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
鸦片像伸出去的长长的手，不但牵引来四面八方的客商，还牵引来四面八方的女人，她们穿着艳丽的衣服，媚眼如电，百色城男男女女的心，便像是被什么东西勾了一下。养母说，天下要大乱了，狐狸精都跑出来了。这帮女人是来吸男人精血的。
吸走男人精血的还有赌场。养父在赌场帮工，他见多了被吸走精血的男人，他们眼睛空洞，脚底踩下的每一步，都像踏在棉花里。
时常有刀光剑影的故事从大街小巷流过。圩亭有人被枪毙时，一街人便涌去围观。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在热衷地谈论战事，粤军、桂军、黔军、滇军，整天打来打去，争抢地盘和鸦片，不长眼的子弹咻咻在空中穿过。
沸腾，翻滚，百色城喧嚣纷乱。凌云人的目光，伸不进七岁男孩的日子，——他们无暇顾及，——那个孩子，他将和很多人一样，和他们每个人一样，在狂风骤雨中，蟑螂一般活着，或者死去。多年后，他们才知道，那个孩子跟邓小平闹革命去了。当他再次返回故乡，站在凌云人面前的，已是一个目光如剑的将军。 3
很多年后，将军仍记得姨表兄眼睛里的笃定。他能感觉出，姨表兄的内心里藏有一个宽广的世界，那是和养父母，以及大多数人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将军发现姨表兄在偷看《新青年》时，并没有感到太大的震惊。尽管这是禁书，被人发现会被抓捕，甚至杀头。这些从广西省立第五中学（今百色中学）偷偷流传出来的书籍像一股暗流，将军能感受到它们流经时席卷而来的强大冲击力，那便是姨表兄的眼睛，流露出来的笃定和执着。
十三岁。多年后，将军将这个年龄落在纸上，就像他将七岁落在纸上一样，那是一道坎。将军的一生，遇到很多很多道坎。十三岁那年，养父病逝，一个家便又塌了下来。
十三岁的孩子，应该挣钱养家了。可到处兵荒马乱，社会乱糟糟的，工作并不好找。将军跑码头，跑赌场，跑杂货铺，到处都说不缺人，最后，还是姨表兄托关系，将他带到缉私督察局当差。
姨表兄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将军一点儿也没觉察，他太忙了，每天只顾端茶倒水，他感觉自己的腰身仿佛永远是躬着的，根本没空看一看周遭的变化。尽管同在一个地方做事，他却很少见到姨表兄。有一天，有人来逼问姨表兄的下落，他才知道姨表兄已经离开缉私督察局，不知去向。来人一连逼问几天，见他实在答不上来，便把他赶出缉私督察局的门。
将军再一次感受到，那股暗流席卷而来的强大冲击力，它疾速奔流，撞擊着人的内心。不，并不只是省立五中流出来的那股，在百色城，还潜伏着另一股暗流，那便是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
1922年重阳节，韦拔群召集一百多人，在东兰县成立农民自卫队。这群手持简陋武器的农民，冲进杜瑶甫和韦龙甫家，把他们揪到广场上。过去那么多年里，人们早习惯他们高高在上的样子。这样的习惯像树的根须，越来越深地扎进泥土里，在暗不见光的地底下恣意攀爬，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就是命。
那年重阳节，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一个人，再怎样不可一世，也会像一件瓷器，一旦从高处落下，便也轻易打碎了。那天，杜瑶甫和韦龙甫跪在众人面前，他们的头，在面对一群永远只敢弓着身子、唯唯诺诺的穷人面前，第一次垂得那么低，他们的眼睛躲闪，凌乱而惊恐。
人们终于相信，命运原来是可以改变的，只要这天底下被压迫的人都团结起来，一致拿起武器对抗，那座高不可攀的山就会被打垮，碎成一地。
将军能隐约猜出姨表兄的去向，这两股暗流交织着，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正把他带向一个遥远的地方。
自那次离开后，姨表兄再也没有音讯。就像那个年代，很多追寻自由平等梦想的人一样，一旦离开，便杳无音信。似乎大地的某一个地方，暗藏着一个洞开着的血盆大口，一一将他们吞噬，尸骨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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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天，我开始寻访黄新友将军。这位家乡的传奇人物，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谈起。三年的时间里，我走了很多个地方，我行走的路线，是将军曾经行走的路线。我看见将军，逆着时光，向我走来。
蒋桂军阀战争，俞作柏任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省绥靖司令……1929年夏天，从四面八方流进来的消息越来越多，百色城像一个情报接收站，每一个人的到来，都有可能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百色城外的消息不断，百色城内的消息也不断，每一个消息传来，都会让人心头掀起波澜。百色城内，工人们集合在一起，成立了革履、理发等工会。工会领导着工人，向掌柜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人工资待遇等。这些要求，狂澜一般，冲击着工人们的心，也冲击着掌柜们的心。
将军在仁祥号贸易货栈里当学徒。他感觉到店里的气氛很紧张，从表面看，似乎仍和往常一样，每个人都忙着各自的事。只是，掌柜明显是不安的，偶尔一个目光与伙计相遇，便慌张张地抽回去，像受惊的鸟。
伙计们私下里常议论工会的事。工会与掌柜的较量，起起伏伏，像一个浪头打过去，就会有另一个浪头打过来。每个人都在观望，这场风暴的赢家会是谁。将军的心莫名快速跳动，他想起小时候，老人们常说，一根筷子折得断，一把筷子折不断。工会把分散在各个店铺的工人团结起来，不就是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的道理吗？掌柜对付一个工人容易，对付一群工人可就难了。
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百色城内又有民船、店员、五金等行业相继成立了工会。仁祥号贸易货栈里，原先紧绷着的气氛彻底断裂了，尽管掌柜的脸色非常难看，将军和伙计们还是纷纷加入了工会。
工人们常聚在一起开会，每个人的心里都熊熊燃烧着一盆火。一城的工人，一城的火。掌柜们被炙烤着，再不敢像往常一样，任意加重劳动量，或是延长劳动时间，只是，对于工人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坚决不同意。为此，全城又分片召开工人大会，宣传上海、广州等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和斗争形势，给工人们打气。
不久，工人纠察队成立，每个队员拥有了一支步枪。教导总队社会部长黄启涛说，枪就是工人的胆，有了枪，就有了胆，就有了与掌柜对抗的资本。
百色城的清晨，被工人们的操练声填满了。将军的心每天都是欢跃的，有一匹壮实的马在那里面来回奔跑。很多年后，他才知道，早在1929年8月，邓小平（当时化名邓斌）、徐开先、张云逸、陈豪人等四十多名中共党员就来到广西，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的领导下，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推进广西的革命运动。
从加入工会到加入工人纠察队，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在工会组织下，将军读了很多书，这是与过去在私塾里读到的完全不一样的书，像在黑暗中打开一扇窗，他看到了更宽广更明亮的世界。在与掌柜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中，将军发现，内心里原先懵懵懂懂的世界，渐渐清晰起来。他想起姨表兄，想起从广西省立第五中学流出来的书籍，以及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这两股暗流潜藏着的东西，原来并不是一个人的恩怨得失那么狭窄。将军的内心还氤氲着更多的东西，它们弥漫在胸腔里，让他亢奋地想要高声叫喊，可最初，将军并不清楚那是什么。多年后，当他跟随红七军，从百色出发，转战桂黔粤赣等五省边界，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又爬雪山，过草地，完成了漫长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再后来，参加抗日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在历经很多很多事之后，他才明白，很多年前内心氤氲的东西叫大义。 1929年夏天，百色城街头热闹非凡。步伐整齐的军队不时走过，三三两两的宣传员提着米浆桶，拿着小刷子往墙壁上刷标语，几个长相俊俏的小姑娘小伙子，腰间扎着大红布在街头演戏。不论标语，或是表演，大抵说的都是鼓励工人农民武装起来，改变自己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
城里的土匪、赌徒、流氓都逃跑了。大街上人来人往，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将军每次从街头走过，都会被这热烈的气氛感染，浑身的血液也跟着热气腾腾。
气氛紧张而热烈，很多人还不知道，几天后，一场让历史铭记的风暴将在这里发生。
多年后，有人说，百色起义是一场没有枪声的武装起义。可将军知道，它的枪声，在很多年前就响起了。从韦拔群的农民运动开始，从省立五中流出的书籍开始，从姨表兄以及更多的人，为了追求自由平等的梦想而奋起抗争开始，这场起义的枪声就一路不停歇地响起。只是，在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李明瑞等中共党员的领导下，这些分散在各处，像溪流一样四处流淌的力量，才会汇聚到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奋力奔流，最终形成气势磅礴的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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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料里，战争的惨烈是以数字来呈现的。我看见将军，血红着眼，从这些数字里站起来，他的身旁是成堆的战友们倒下去的身躯。他们面孔模糊，很多人甚至没有名字。
干革命就会有流血，有犧牲。张云逸军长的声音威严刚劲，在旷野里回荡。将军仰头，看见蓝的天和白的云。他无数次想象过死亡，一个挺拔的身躯，在战场上轰然倒下的样子，可死亡真正逼于眼底时，才发现，所有的想象都苍白无力。
百色起义后，便是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那段时间，百色城每天欢天喜地，一街看过去，几乎全是笑脸。
农民拥有土地的欣喜，将军当然知道，那是一种踏实感。所有的日子都会变得明艳起来，人们仿佛看到第二年的玉米或稻谷，从地里噌噌噌长出来，一直长进自家的粮仓里，原先空荡荡的房子到处充塞着粮食。——这样的日子才有盼头呀，春种秋收，四季丰盈。土地本来就是农民的命根子，以前，命根子被捏在别人手里，便也只有逆来顺受的份。
这欣欣向荣的一切让将军内心欢喜，他喜欢看到笑脸，喜欢每一个人都开开心心。却不承想，在这些热闹祥和下面，是暗流汹涌。
像一个浪头打过去，就会有另一个浪头打过来。被迫奔逃藏匿的桂军、土匪、流氓，趁着红七军主力分散到右江各县，发动群众清匪反霸的间隙，迅速汇合成洪流，一波波冲向红七军。
对于战争，将军是稚嫩的。他刚从教导队出来，任一纵队特务连班长。第一次直面战场，是隆安县城那一战。从南宁不断涌来的桂军，把红七军围困在城中。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与城外的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命令伤员和部队先撤，自己率领二十多名战士断后掩护。当他准备沿河赶上部队时，被桂军截断了去路，突围战士大多牺牲。
敌人命令沈静斋跪下。沈静斋仰头，对着黑洞洞的枪口，轻蔑地说，你们要杀就杀吧，共产党员决不在他的敌人面前下跪！我宁愿站着死，也不要跪着活！
沈静斋倒下那一年，只有二十六岁。
这悲壮的场景，被战友们一再提起。大家眼中含泪。将军的耳旁，又一次响起沈主任急促的声音，你们先撤！快！他用力地挥着手。多少年里，这只手一直挺立在将军的脑海中。
不，不是死亡让人恐惧。震撼将军内心的，是这只手和那句断喝。你们先撤！快！炮火纷飞，不断在身旁炸开，局势已经紧急得不容犹豫。将军搀扶着伤员，来不及回头多看一眼，大部队朝豁口奔去。
豁口之外，是生的希望。沈静斋把希望留给了他们。生，或是死？将军无数次扪心自问，如果换作自己，在生死攸关之际，会毅然决然地把希望让给别人吗？
他不知道。他回答不出。那时候的他，还回答不了这样沉重的问题。
攻打隆安县城时，部队的口号是，打到南宁去有饭吃，打到南宁去有衣穿，打到南宁去有钱用。穿衣吃饭，是一个人生存的最根本，闹革命，不就是要活下去吗？每个人都有对生的欲望和死的恐惧，为什么沈静斋不怕？
几个月后，当将军郑重其事地举起右拳，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才明白，关于这个问题，一个优秀的中共党员会用生命去回答。
桂军一直跟在身后，咬得很紧。红七军一路辗转，一路激战。这期间，一天像一瞬，一天也像一年。从隆安县到贵州省，到广东省，一直到与中央红军会合，将军已记不清打了多少仗。战争的残酷惨烈和红七军的英勇顽强，极大震撼着他的内心。更多的战友倒下。那么多的生与死，在将军眼里，全都幻化成那只手和那句断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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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邓拔奇，红七军的前进路线应该是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向湘、粤边进军。可是，邓拔奇来了，前进路线便也改成，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小北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阻击粤、桂军阀，以配合红三军团夺取武汉。
这道被后人称之为“立三路线”的指示，让红七军绕了一个大弯，吃尽了苦头，几个月后，却被告知，邓拔奇带来的指示，是一道过了期的错误指示。
右江与上海，关山阻隔，当邓拔奇带着李立三的命令从上海出发，历经三个多月，艰难辗转到达右江时，中央已在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停止了集中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改组了党中央。可是，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并不知道，红七军前委更不知道。
1930年11月，红七军四个纵队以及红八军第一纵队整编为红七军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将军被任命为红七军第十九师五十五团二营五连副排长。誓师大会第二天，他就跟随先头部队，往东南方向挺进。
一路是围追堵截的敌人。激烈的战斗一次紧接一次。红七军非但没有攻下一座大城市，反而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全军七千多人，不到两个月，只剩下三千多人。其实，从四把之战开始，“立三路线”的错误就不断暴露出来，之后，打长安、攻武冈，“立三路线”像迅速朽掉的老木，裸露出内质的不堪。 来到全县（今全州县）的时候，是1931年元旦。敌人一心防备红七军攻打桂林、柳州，因而对全县的防守并不严密，红七军很快占领了全县。
这一路来，接二连三的失败，部队士气大伤，不少士兵偷偷逃跑了，形势很是严峻。
邓小平又一次耐心地跟邓拔奇分析态势，力主立即放弃进攻桂林的计划，主张把部队开到湘粤边境，寻找能立足的地方，休整扩大部队，以扭转被动局面。张云逸和李明瑞也全力支持邓小平的意见。看着坍塌一地的“立三路线”，邓拔奇终于承认，以卵击石的确不可取。一边是中央命令，一边是现实困境，作为中共南方局的代表，他必须给中央一个交代，于是，会议之后，邓拔奇就离开红七军，去上海向中央汇报。
多年后，回头看这段历史，全县会议的意义是那么的重要，它是红七军北征转战中一个重要转折点，红七军由此转危为安，尽管以后的征战更加艰巨。
那几天，将军和战友们走上街头，发动商人和群众捐助，筹粮筹款，征集冬衣。全县的大街小巷，到处是红七军战士，大家提着石灰桶、糨糊桶，抱着大捆大捆红红绿绿的标语，到处书写、张贴。在贫苦百姓的住房墙上就写“穷人要翻身，只有当红军！”在学堂墙上就写“投笔从戎，救国救民！”在商店闹市区就写“民不聊生，匹夫有责！”不少青年被吸引而来，纷纷报名要求参加红军。
冬衣还没缝制完，桂军一个师又向全县扑来了。1月5日凌晨，全县的人们还在酣睡，红七军已渡过湘江，经过湖南省，挺进广东省境内。
2月1日，红七军来到梅花圩。这是一个四周高山重叠、地势险要的山区，居住着三百来户人家，中共乐昌县委就在距梅花圩十五里的大坪村。军前委决定，在这里会同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以梅花圩为中心的粤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部队。
刚驻扎不到两天，侦察员就来报，粤军一个团正向梅花圩扑来。一场血战又开始了。
粤军成群结队猛冲上来，红七军三面还击，敌人一排排倒下去，又一排排轮番冲上来，三次冲锋，三次都被红七军压了下去。敌军源源不断，火力十分猛烈。军首长这才发现，侦察员情报不准确，来犯之敌不是一个团，而是四个装备精良的粤军主力团，同时配合前来的还有敌人地方部队。
一直激战到黄昏，战士们的子弹只剩不到十发了，而敌人越来越多地逼近眼前，覃亮之连长大吼一声，同志们，上刺刀！一个排的战士跟着他，飞快冲出战壕。刀光闪闪，白刃挥动，将军只觉得眼前一片殷红。
这一战，是红七军北上转战征途中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斗，全军干部损伤过半。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梅花圩的高山大地。
在将军的自传里，梅花圩战役是一些逝去的名字，李谦、章健、覃亮之，还有很多很多名字，将军再也记不起来了，他只记得，那全是一些青葱的面孔。
仍然是一路辗转，一路激战。从二月走到七月，红七军终于来到中央苏区。村头村尾张贴着的“热烈欢迎亲人红七军远道而来”标语，让将军的内心暖烘烘的，让红七军每一位战士的内心都暖烘烘的。
在江西于都县与中央红军会合后，红七军便归属红三军团建制和指挥，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红七军又像一条气势磅礴的河流，汹涌澎湃地朝前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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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将军的孩子们，是2016年3月，那时候，距离将军去世已经快三十一年了。
我一直记得那一天的阳光，在远离凌云县的地方，从车窗外投落进来，明艳艳地晃了一地。将军的四儿子黄建旗手握方向盘，两眼紧盯着前方。他微笑，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们谈起河南的趣事。我坐在副驾上，有一个问题从见到他的那刻起，就一直盘旋在心上。犹豫良久，我还是将它问出口来。我说，四哥，您还记得1985年11月14日，您父亲的骨灰撒进右江的情景吗？
久久没有听到回音，我侧头看了他一眼。他在流泪。他沉默地转动方向盘，刚毅的表情被泪冲刷，刹那间还原成一个无助的孩子。我吓住了。我不知道，三十一年的时光覆盖，原来并不能将一个人失去父亲的疼痛抹淡。抬头看窗外，郑州的阳光明媚得那样的不真切。
严肃，寡言。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大抵如此。
将军的二儿子黄星旗，瘦长的脸，像极了将军。我看着他，时常会恍惚，以为与我说话的是将军。这个在战火中出生的孩子，还没满月，就被送到一户农家抚养，一直到全国解放，母亲寻访了很久，才又把他找回来。对于那段历史，他比弟妹们记得更深刻。
1955年9月，黄星旗九岁。他记得，那一天，家里的气氛异常凝滞。父亲立在窗前，母亲站在他身旁，两人长时间地沉默。家里的孩子都怯父亲。黄星旗躲进房间，不敢出声。他不知道，那一天，其实是多么令人开心的一天。
那一天，父亲得到通知，他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被授予少将军衔。这是国家给予他的至高荣誉。
只有母亲懂父亲。不，从战火中走过来的人都懂。那天，父亲面对的，是国家给予的至高荣誉，还有沉甸甸的记忆。炮火纷飞中战友们血肉模糊的身躯，他从来不曾忘记。——没有人能计算得出，在战争中牺牲了多少人，这个数字，像汪洋。能活下来的人是多么幸运呀。
將军极少跟孩子们说战争，更从来不提自己立下的战功。他觉得，战功应该属于倒下的战士，他能活着，得到的，就已比他们多。
将军一向严格。尽管两鬓斑白，黄星旗仍能记起，成长过程中的细节。部队发下来的军服，父亲穿得很省。穿旧的军服，家里的孩子，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轮到老五时，衣服上的补丁已一摞叠一摞。不论是上学还是下乡当知青，他们这几个军区副司令员家的孩子，和普通百姓家的孩子没什么不同。父亲不允许他们有特权思想。父亲说，他是农民的孩子，他的孩子也是农民的孩子，不能忘本。
1953年，将军回到故乡，双目已失明的四姨拉着他的手，用壮话一遍遍地说，你回来了呀，你回来了呀，要是你姨表兄也一起回来，那该多好呀！ 将军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他想告诉四姨，不仅姨表兄，还有很多很多人，都沒能回来。他能回来，只是比别人多了一点点运气。可他什么都没说。他不敢说。
年轻的时候，故乡很远，等到年老的时候，故乡却近了。年老后的将军，一次次往广西跑。几个红七军老战友，一起回忆往事。
往事很轻，往事也很重。几个老红军，说着说着，便哈哈笑，说着说着，便沉默。将军说起1937年，部队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那天，雨从早下个不停。刘伯承师长冒着雨站在台上，大声问，这次东渡黄河打日本鬼子，你们怕不怕？
不怕！
去死你们怕不怕？
不怕！
为什么不怕？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国家。将军在吼。全场人都在吼。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激动得熠熠生辉。
那时候，将军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参谋长。他恨日本鬼子。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恨日本鬼子。那些魔鬼，对中国人无恶不作，斩首、活埋、刺杀、溺毙、开膛破腹、纵火烧尸……战士们早就等着上战场杀光这些侵略者。
将军又说起，1942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重兵，对太行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左权参谋长在指挥部队掩护总部机关北进时牺牲。彭德怀站在小南山打麦场的石墩上，看着总部和北方局突围人员，一个个点着名字喊。点一个，到了的人就响亮地回答，没到的便是一阵静默。
巨大的悲痛，笼罩着彭德怀的心，他沉默片刻，突然铿锵有力地发出一声集合令，流着泪的战士们迅速聚集到打麦场上。
现在，几位红七军战士又聚集到一起，他们青葱的面庞如今已爬满皱纹。他们沉默着，像是在等待彭德怀首长点名：
黄新友，到了吗？
到！
姜茂生，到了吗？
到！
…………
静默。静默。大面积的静默。那些沉睡的战士，再也不能响亮地回答一声，到！
进入老年后，将军越来越喜欢往烈士陵园走。一待就是一整天。每一次回来，总会立在窗前，长时间沉默。陵园的碑文，记录有一次又一次的战斗。躺在那里的战士，大多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兵，他们曾无数次聆听他的点名，大声回答，到！他们多年轻呀。他们的年龄永远停留在倒下的那一刻。
有一天，将军从陵园回来，显得特别疲惫，他把五个孩子召集到一起，郑重其事地说，我死后，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回广西老家和太行山去。
那一刻，黄星旗便知道，父亲就要归队了。
责任编辑 韦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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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凌云人仍清晰记得那场仪式的所有细节。那是1985年11月14日，那个孩子，不，现在，他是一名将军。将军躺在一方小匣子里，被儿子抱在怀中，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人群中，立刻引起一阵骚动，有人在低声说，将军，将军回来了。
七十二岁的李志明站在人群中，他是来送别战友的。他已经送别很多战友了，他们这些红七军老战士像凋零的花，正一瓣接一瓣地归于土地，而五十六年前的那场风暴，却仿佛如昨。他甚至还能听见百色城东门广场上的欢呼声，那是1929年12月11日，每一位红七军战士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那天，中共广西前委书记、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陈豪人站在台上，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了！从现在起，我们已经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而战斗的中国工农红军了！
顿时，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在会场里响起，每个人都在高喊：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
他和战友们穿着全新的灰色军服，颈上系着耀眼的红领带，全副武装地站在军人队伍中。他们的身旁是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工人队伍、农民队伍、居民和商人队伍。会场里全是笑脸，像层层叠叠的热浪，一波波地涌过来，又一波波地涌过去。
那一年，他们真年轻呀，还不满二十岁呢。现在，他老了，而他的战友躺在小匣子里，身上覆盖着党旗，百色地委书记黄保尧正在为他主持仪式，百色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李兆焯在叙述他的生平事迹。
那天的风似乎特别轻柔，将军在百色地委、市委党政军负责人的护送下，登上了汽船。浪波轻荡，将军身下流动的是右江，这条发源自凌云县的江，他曾无数次从那上面驶过。他的儿子把他从小匣子里捧出来，轻轻撒进右江。将军身子轻盈，跟着汽船一路飘飘悠悠地融进江里。
七天前，在河南省，将军也是这样，被儿子从小匣子里捧出来，轻轻撒进太行山。这辈子，将军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两个地方了，太行山和百色，如今，他如愿以偿，终于与这两个地方融为一体，再也不会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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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1月16日，《右江日报》刊发了题为《我地区党政军领导及各界代表怀着沉痛心情举行迎接黄新友同志骨灰回故乡撒放仪式》的新闻报道。一位名叫张世敏的记者，用一千多字，详细记录下那场特殊仪式。
现在，这张报纸就躺在我手上，它已陈旧泛黄。我的书房里，近百本历史书籍摊了一地，我在书上画线，折叠。这些书，我已研读近三年。在史料里，时间是一条长河，或明或暗地从很多年前的人和事淌过。我画线折叠的地方越来越密，它们像一条条甬道，从模糊到清晰，通向有黄新友将军的地方。
将军第一次把故乡落在纸上，是1953年6月。那一年，他四十四岁。一个中年人，从炮火纷飞中穿过，从枪林弹雨中穿过，在历经千百次的生死之后，回望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便望出一种从容来，像白开水，你以为无味，却千般滋味。
多少年里，凌云人谈起将军，总是从一个小男孩开始。在老人们的记忆里，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早，桃花李花开得遍野都是。将军和妹妹坐在轿子里，往百色方向去。母亲和哥哥走在轿子一旁，沉默不语。小孩子的眼睛，看不见苍凉，以为病逝的父亲只是出了一趟远门，而他们，也只是出一趟远门。
那一年，将军七岁，妹妹四歲，哥哥九岁。
1916年春天，落在凌云人眼睛里的，除了满山遍野的花，还有一个年轻寡妇的恓惶。年长的妇人摸摸男孩子的头，又抚抚女孩子的头，轻叹一声，什么话也没说。孤儿寡母这一去，前景未卜，生活也许会更好，也许会更坏，谁知道呢？人生的变数谁也说不准。
小孩子的惶然，也许是从母亲将他们一一送人开始的。一家四口，从此生活在四个不同的地方。百色城不大，可将军找不到母亲，也找不到哥哥和妹妹。他们近在咫尺，却是天涯。
将军的字，苍劲而潦草，他的思维跳跃着，时而细腻，时而粗糙。一个人的心事就这么藏在几十页信笺上，存放了大半个世纪。我一遍又一遍研读，企图从字里行间，接通到将军的内心。与近百本历史书籍相比，这些信笺来得更生动，我离将军很近，触摸他的字迹时，仿佛一只手，伸进时空里。
20世纪初的百色城，像一锅无时不在沸腾的水。隔三差五，上百驮从滇、黔、桂运来的鸦片，浩浩荡荡汇集到这里，再分水陆两路，销往粤、港、澳等地和东南亚诸国。百色周边的西林、西隆等地，从冬季开始便是一番盛景，村村寨寨男女老少倾巢出动，开山下种，每到春天，漫山遍野的罂粟花随风摇曳，令人意乱情迷。
鸦片带来的暴利，将更多的人裹挟进沸水中，官员、商家、平民百姓，或贩卖，或吸食，几乎每个人都与鸦片牵扯上关系。杀人越货在那个年头，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
鸦片像伸出去的长长的手，不但牵引来四面八方的客商，还牵引来四面八方的女人，她们穿着艳丽的衣服，媚眼如电，百色城男男女女的心，便像是被什么东西勾了一下。养母说，天下要大乱了，狐狸精都跑出来了。这帮女人是来吸男人精血的。
吸走男人精血的还有赌场。养父在赌场帮工，他见多了被吸走精血的男人，他们眼睛空洞，脚底踩下的每一步，都像踏在棉花里。
时常有刀光剑影的故事从大街小巷流过。圩亭有人被枪毙时，一街人便涌去围观。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在热衷地谈论战事，粤军、桂军、黔军、滇军，整天打来打去，争抢地盘和鸦片，不长眼的子弹咻咻在空中穿过。
沸腾，翻滚，百色城喧嚣纷乱。凌云人的目光，伸不进七岁男孩的日子，——他们无暇顾及，——那个孩子，他将和很多人一样，和他们每个人一样，在狂风骤雨中，蟑螂一般活着，或者死去。多年后，他们才知道，那个孩子跟邓小平闹革命去了。当他再次返回故乡，站在凌云人面前的，已是一个目光如剑的将军。 3
很多年后，将军仍记得姨表兄眼睛里的笃定。他能感觉出，姨表兄的内心里藏有一个宽广的世界，那是和养父母，以及大多数人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将军发现姨表兄在偷看《新青年》时，并没有感到太大的震惊。尽管这是禁书，被人发现会被抓捕，甚至杀头。这些从广西省立第五中学（今百色中学）偷偷流传出来的书籍像一股暗流，将军能感受到它们流经时席卷而来的强大冲击力，那便是姨表兄的眼睛，流露出来的笃定和执着。
十三岁。多年后，将军将这个年龄落在纸上，就像他将七岁落在纸上一样，那是一道坎。将军的一生，遇到很多很多道坎。十三岁那年，养父病逝，一个家便又塌了下来。
十三岁的孩子，应该挣钱养家了。可到处兵荒马乱，社会乱糟糟的，工作并不好找。将军跑码头，跑赌场，跑杂货铺，到处都说不缺人，最后，还是姨表兄托关系，将他带到缉私督察局当差。
姨表兄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将军一点儿也没觉察，他太忙了，每天只顾端茶倒水，他感觉自己的腰身仿佛永远是躬着的，根本没空看一看周遭的变化。尽管同在一个地方做事，他却很少见到姨表兄。有一天，有人来逼问姨表兄的下落，他才知道姨表兄已经离开缉私督察局，不知去向。来人一连逼问几天，见他实在答不上来，便把他赶出缉私督察局的门。
将军再一次感受到，那股暗流席卷而来的强大冲击力，它疾速奔流，撞擊着人的内心。不，并不只是省立五中流出来的那股，在百色城，还潜伏着另一股暗流，那便是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
1922年重阳节，韦拔群召集一百多人，在东兰县成立农民自卫队。这群手持简陋武器的农民，冲进杜瑶甫和韦龙甫家，把他们揪到广场上。过去那么多年里，人们早习惯他们高高在上的样子。这样的习惯像树的根须，越来越深地扎进泥土里，在暗不见光的地底下恣意攀爬，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就是命。
那年重阳节，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一个人，再怎样不可一世，也会像一件瓷器，一旦从高处落下，便也轻易打碎了。那天，杜瑶甫和韦龙甫跪在众人面前，他们的头，在面对一群永远只敢弓着身子、唯唯诺诺的穷人面前，第一次垂得那么低，他们的眼睛躲闪，凌乱而惊恐。
人们终于相信，命运原来是可以改变的，只要这天底下被压迫的人都团结起来，一致拿起武器对抗，那座高不可攀的山就会被打垮，碎成一地。
将军能隐约猜出姨表兄的去向，这两股暗流交织着，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正把他带向一个遥远的地方。
自那次离开后，姨表兄再也没有音讯。就像那个年代，很多追寻自由平等梦想的人一样，一旦离开，便杳无音信。似乎大地的某一个地方，暗藏着一个洞开着的血盆大口，一一将他们吞噬，尸骨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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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天，我开始寻访黄新友将军。这位家乡的传奇人物，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谈起。三年的时间里，我走了很多个地方，我行走的路线，是将军曾经行走的路线。我看见将军，逆着时光，向我走来。
蒋桂军阀战争，俞作柏任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省绥靖司令……1929年夏天，从四面八方流进来的消息越来越多，百色城像一个情报接收站，每一个人的到来，都有可能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百色城外的消息不断，百色城内的消息也不断，每一个消息传来，都会让人心头掀起波澜。百色城内，工人们集合在一起，成立了革履、理发等工会。工会领导着工人，向掌柜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人工资待遇等。这些要求，狂澜一般，冲击着工人们的心，也冲击着掌柜们的心。
将军在仁祥号贸易货栈里当学徒。他感觉到店里的气氛很紧张，从表面看，似乎仍和往常一样，每个人都忙着各自的事。只是，掌柜明显是不安的，偶尔一个目光与伙计相遇，便慌张张地抽回去，像受惊的鸟。
伙计们私下里常议论工会的事。工会与掌柜的较量，起起伏伏，像一个浪头打过去，就会有另一个浪头打过来。每个人都在观望，这场风暴的赢家会是谁。将军的心莫名快速跳动，他想起小时候，老人们常说，一根筷子折得断，一把筷子折不断。工会把分散在各个店铺的工人团结起来，不就是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的道理吗？掌柜对付一个工人容易，对付一群工人可就难了。
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百色城内又有民船、店员、五金等行业相继成立了工会。仁祥号贸易货栈里，原先紧绷着的气氛彻底断裂了，尽管掌柜的脸色非常难看，将军和伙计们还是纷纷加入了工会。
工人们常聚在一起开会，每个人的心里都熊熊燃烧着一盆火。一城的工人，一城的火。掌柜们被炙烤着，再不敢像往常一样，任意加重劳动量，或是延长劳动时间，只是，对于工人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坚决不同意。为此，全城又分片召开工人大会，宣传上海、广州等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和斗争形势，给工人们打气。
不久，工人纠察队成立，每个队员拥有了一支步枪。教导总队社会部长黄启涛说，枪就是工人的胆，有了枪，就有了胆，就有了与掌柜对抗的资本。
百色城的清晨，被工人们的操练声填满了。将军的心每天都是欢跃的，有一匹壮实的马在那里面来回奔跑。很多年后，他才知道，早在1929年8月，邓小平（当时化名邓斌）、徐开先、张云逸、陈豪人等四十多名中共党员就来到广西，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的领导下，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推进广西的革命运动。
从加入工会到加入工人纠察队，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在工会组织下，将军读了很多书，这是与过去在私塾里读到的完全不一样的书，像在黑暗中打开一扇窗，他看到了更宽广更明亮的世界。在与掌柜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中，将军发现，内心里原先懵懵懂懂的世界，渐渐清晰起来。他想起姨表兄，想起从广西省立第五中学流出来的书籍，以及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这两股暗流潜藏着的东西，原来并不是一个人的恩怨得失那么狭窄。将军的内心还氤氲着更多的东西，它们弥漫在胸腔里，让他亢奋地想要高声叫喊，可最初，将军并不清楚那是什么。多年后，当他跟随红七军，从百色出发，转战桂黔粤赣等五省边界，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又爬雪山，过草地，完成了漫长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再后来，参加抗日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在历经很多很多事之后，他才明白，很多年前内心氤氲的东西叫大义。 1929年夏天，百色城街头热闹非凡。步伐整齐的军队不时走过，三三两两的宣传员提着米浆桶，拿着小刷子往墙壁上刷标语，几个长相俊俏的小姑娘小伙子，腰间扎着大红布在街头演戏。不论标语，或是表演，大抵说的都是鼓励工人农民武装起来，改变自己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
城里的土匪、赌徒、流氓都逃跑了。大街上人来人往，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将军每次从街头走过，都会被这热烈的气氛感染，浑身的血液也跟着热气腾腾。
气氛紧张而热烈，很多人还不知道，几天后，一场让历史铭记的风暴将在这里发生。
多年后，有人说，百色起义是一场没有枪声的武装起义。可将军知道，它的枪声，在很多年前就响起了。从韦拔群的农民运动开始，从省立五中流出的书籍开始，从姨表兄以及更多的人，为了追求自由平等的梦想而奋起抗争开始，这场起义的枪声就一路不停歇地响起。只是，在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李明瑞等中共党员的领导下，这些分散在各处，像溪流一样四处流淌的力量，才会汇聚到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奋力奔流，最终形成气势磅礴的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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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料里，战争的惨烈是以数字来呈现的。我看见将军，血红着眼，从这些数字里站起来，他的身旁是成堆的战友们倒下去的身躯。他们面孔模糊，很多人甚至没有名字。
干革命就会有流血，有犧牲。张云逸军长的声音威严刚劲，在旷野里回荡。将军仰头，看见蓝的天和白的云。他无数次想象过死亡，一个挺拔的身躯，在战场上轰然倒下的样子，可死亡真正逼于眼底时，才发现，所有的想象都苍白无力。
百色起义后，便是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那段时间，百色城每天欢天喜地，一街看过去，几乎全是笑脸。
农民拥有土地的欣喜，将军当然知道，那是一种踏实感。所有的日子都会变得明艳起来，人们仿佛看到第二年的玉米或稻谷，从地里噌噌噌长出来，一直长进自家的粮仓里，原先空荡荡的房子到处充塞着粮食。——这样的日子才有盼头呀，春种秋收，四季丰盈。土地本来就是农民的命根子，以前，命根子被捏在别人手里，便也只有逆来顺受的份。
这欣欣向荣的一切让将军内心欢喜，他喜欢看到笑脸，喜欢每一个人都开开心心。却不承想，在这些热闹祥和下面，是暗流汹涌。
像一个浪头打过去，就会有另一个浪头打过来。被迫奔逃藏匿的桂军、土匪、流氓，趁着红七军主力分散到右江各县，发动群众清匪反霸的间隙，迅速汇合成洪流，一波波冲向红七军。
对于战争，将军是稚嫩的。他刚从教导队出来，任一纵队特务连班长。第一次直面战场，是隆安县城那一战。从南宁不断涌来的桂军，把红七军围困在城中。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与城外的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命令伤员和部队先撤，自己率领二十多名战士断后掩护。当他准备沿河赶上部队时，被桂军截断了去路，突围战士大多牺牲。
敌人命令沈静斋跪下。沈静斋仰头，对着黑洞洞的枪口，轻蔑地说，你们要杀就杀吧，共产党员决不在他的敌人面前下跪！我宁愿站着死，也不要跪着活！
沈静斋倒下那一年，只有二十六岁。
这悲壮的场景，被战友们一再提起。大家眼中含泪。将军的耳旁，又一次响起沈主任急促的声音，你们先撤！快！他用力地挥着手。多少年里，这只手一直挺立在将军的脑海中。
不，不是死亡让人恐惧。震撼将军内心的，是这只手和那句断喝。你们先撤！快！炮火纷飞，不断在身旁炸开，局势已经紧急得不容犹豫。将军搀扶着伤员，来不及回头多看一眼，大部队朝豁口奔去。
豁口之外，是生的希望。沈静斋把希望留给了他们。生，或是死？将军无数次扪心自问，如果换作自己，在生死攸关之际，会毅然决然地把希望让给别人吗？
他不知道。他回答不出。那时候的他，还回答不了这样沉重的问题。
攻打隆安县城时，部队的口号是，打到南宁去有饭吃，打到南宁去有衣穿，打到南宁去有钱用。穿衣吃饭，是一个人生存的最根本，闹革命，不就是要活下去吗？每个人都有对生的欲望和死的恐惧，为什么沈静斋不怕？
几个月后，当将军郑重其事地举起右拳，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才明白，关于这个问题，一个优秀的中共党员会用生命去回答。
桂军一直跟在身后，咬得很紧。红七军一路辗转，一路激战。这期间，一天像一瞬，一天也像一年。从隆安县到贵州省，到广东省，一直到与中央红军会合，将军已记不清打了多少仗。战争的残酷惨烈和红七军的英勇顽强，极大震撼着他的内心。更多的战友倒下。那么多的生与死，在将军眼里，全都幻化成那只手和那句断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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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邓拔奇，红七军的前进路线应该是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向湘、粤边进军。可是，邓拔奇来了，前进路线便也改成，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小北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阻击粤、桂军阀，以配合红三军团夺取武汉。
这道被后人称之为“立三路线”的指示，让红七军绕了一个大弯，吃尽了苦头，几个月后，却被告知，邓拔奇带来的指示，是一道过了期的错误指示。
右江与上海，关山阻隔，当邓拔奇带着李立三的命令从上海出发，历经三个多月，艰难辗转到达右江时，中央已在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停止了集中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改组了党中央。可是，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并不知道，红七军前委更不知道。
1930年11月，红七军四个纵队以及红八军第一纵队整编为红七军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将军被任命为红七军第十九师五十五团二营五连副排长。誓师大会第二天，他就跟随先头部队，往东南方向挺进。
一路是围追堵截的敌人。激烈的战斗一次紧接一次。红七军非但没有攻下一座大城市，反而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全军七千多人，不到两个月，只剩下三千多人。其实，从四把之战开始，“立三路线”的错误就不断暴露出来，之后，打长安、攻武冈，“立三路线”像迅速朽掉的老木，裸露出内质的不堪。 来到全县（今全州县）的时候，是1931年元旦。敌人一心防备红七军攻打桂林、柳州，因而对全县的防守并不严密，红七军很快占领了全县。
这一路来，接二连三的失败，部队士气大伤，不少士兵偷偷逃跑了，形势很是严峻。
邓小平又一次耐心地跟邓拔奇分析态势，力主立即放弃进攻桂林的计划，主张把部队开到湘粤边境，寻找能立足的地方，休整扩大部队，以扭转被动局面。张云逸和李明瑞也全力支持邓小平的意见。看着坍塌一地的“立三路线”，邓拔奇终于承认，以卵击石的确不可取。一边是中央命令，一边是现实困境，作为中共南方局的代表，他必须给中央一个交代，于是，会议之后，邓拔奇就离开红七军，去上海向中央汇报。
多年后，回头看这段历史，全县会议的意义是那么的重要，它是红七军北征转战中一个重要转折点，红七军由此转危为安，尽管以后的征战更加艰巨。
那几天，将军和战友们走上街头，发动商人和群众捐助，筹粮筹款，征集冬衣。全县的大街小巷，到处是红七军战士，大家提着石灰桶、糨糊桶，抱着大捆大捆红红绿绿的标语，到处书写、张贴。在贫苦百姓的住房墙上就写“穷人要翻身，只有当红军！”在学堂墙上就写“投笔从戎，救国救民！”在商店闹市区就写“民不聊生，匹夫有责！”不少青年被吸引而来，纷纷报名要求参加红军。
冬衣还没缝制完，桂军一个师又向全县扑来了。1月5日凌晨，全县的人们还在酣睡，红七军已渡过湘江，经过湖南省，挺进广东省境内。
2月1日，红七军来到梅花圩。这是一个四周高山重叠、地势险要的山区，居住着三百来户人家，中共乐昌县委就在距梅花圩十五里的大坪村。军前委决定，在这里会同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以梅花圩为中心的粤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部队。
刚驻扎不到两天，侦察员就来报，粤军一个团正向梅花圩扑来。一场血战又开始了。
粤军成群结队猛冲上来，红七军三面还击，敌人一排排倒下去，又一排排轮番冲上来，三次冲锋，三次都被红七军压了下去。敌军源源不断，火力十分猛烈。军首长这才发现，侦察员情报不准确，来犯之敌不是一个团，而是四个装备精良的粤军主力团，同时配合前来的还有敌人地方部队。
一直激战到黄昏，战士们的子弹只剩不到十发了，而敌人越来越多地逼近眼前，覃亮之连长大吼一声，同志们，上刺刀！一个排的战士跟着他，飞快冲出战壕。刀光闪闪，白刃挥动，将军只觉得眼前一片殷红。
这一战，是红七军北上转战征途中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斗，全军干部损伤过半。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梅花圩的高山大地。
在将军的自传里，梅花圩战役是一些逝去的名字，李谦、章健、覃亮之，还有很多很多名字，将军再也记不起来了，他只记得，那全是一些青葱的面孔。
仍然是一路辗转，一路激战。从二月走到七月，红七军终于来到中央苏区。村头村尾张贴着的“热烈欢迎亲人红七军远道而来”标语，让将军的内心暖烘烘的，让红七军每一位战士的内心都暖烘烘的。
在江西于都县与中央红军会合后，红七军便归属红三军团建制和指挥，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红七军又像一条气势磅礴的河流，汹涌澎湃地朝前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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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将军的孩子们，是2016年3月，那时候，距离将军去世已经快三十一年了。
我一直记得那一天的阳光，在远离凌云县的地方，从车窗外投落进来，明艳艳地晃了一地。将军的四儿子黄建旗手握方向盘，两眼紧盯着前方。他微笑，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们谈起河南的趣事。我坐在副驾上，有一个问题从见到他的那刻起，就一直盘旋在心上。犹豫良久，我还是将它问出口来。我说，四哥，您还记得1985年11月14日，您父亲的骨灰撒进右江的情景吗？
久久没有听到回音，我侧头看了他一眼。他在流泪。他沉默地转动方向盘，刚毅的表情被泪冲刷，刹那间还原成一个无助的孩子。我吓住了。我不知道，三十一年的时光覆盖，原来并不能将一个人失去父亲的疼痛抹淡。抬头看窗外，郑州的阳光明媚得那样的不真切。
严肃，寡言。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大抵如此。
将军的二儿子黄星旗，瘦长的脸，像极了将军。我看着他，时常会恍惚，以为与我说话的是将军。这个在战火中出生的孩子，还没满月，就被送到一户农家抚养，一直到全国解放，母亲寻访了很久，才又把他找回来。对于那段历史，他比弟妹们记得更深刻。
1955年9月，黄星旗九岁。他记得，那一天，家里的气氛异常凝滞。父亲立在窗前，母亲站在他身旁，两人长时间地沉默。家里的孩子都怯父亲。黄星旗躲进房间，不敢出声。他不知道，那一天，其实是多么令人开心的一天。
那一天，父亲得到通知，他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被授予少将军衔。这是国家给予他的至高荣誉。
只有母亲懂父亲。不，从战火中走过来的人都懂。那天，父亲面对的，是国家给予的至高荣誉，还有沉甸甸的记忆。炮火纷飞中战友们血肉模糊的身躯，他从来不曾忘记。——没有人能计算得出，在战争中牺牲了多少人，这个数字，像汪洋。能活下来的人是多么幸运呀。
將军极少跟孩子们说战争，更从来不提自己立下的战功。他觉得，战功应该属于倒下的战士，他能活着，得到的，就已比他们多。
将军一向严格。尽管两鬓斑白，黄星旗仍能记起，成长过程中的细节。部队发下来的军服，父亲穿得很省。穿旧的军服，家里的孩子，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轮到老五时，衣服上的补丁已一摞叠一摞。不论是上学还是下乡当知青，他们这几个军区副司令员家的孩子，和普通百姓家的孩子没什么不同。父亲不允许他们有特权思想。父亲说，他是农民的孩子，他的孩子也是农民的孩子，不能忘本。
1953年，将军回到故乡，双目已失明的四姨拉着他的手，用壮话一遍遍地说，你回来了呀，你回来了呀，要是你姨表兄也一起回来，那该多好呀！ 将军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他想告诉四姨，不仅姨表兄，还有很多很多人，都沒能回来。他能回来，只是比别人多了一点点运气。可他什么都没说。他不敢说。
年轻的时候，故乡很远，等到年老的时候，故乡却近了。年老后的将军，一次次往广西跑。几个红七军老战友，一起回忆往事。
往事很轻，往事也很重。几个老红军，说着说着，便哈哈笑，说着说着，便沉默。将军说起1937年，部队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那天，雨从早下个不停。刘伯承师长冒着雨站在台上，大声问，这次东渡黄河打日本鬼子，你们怕不怕？
不怕！
去死你们怕不怕？
不怕！
为什么不怕？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国家。将军在吼。全场人都在吼。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激动得熠熠生辉。
那时候，将军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参谋长。他恨日本鬼子。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恨日本鬼子。那些魔鬼，对中国人无恶不作，斩首、活埋、刺杀、溺毙、开膛破腹、纵火烧尸……战士们早就等着上战场杀光这些侵略者。
将军又说起，1942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重兵，对太行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左权参谋长在指挥部队掩护总部机关北进时牺牲。彭德怀站在小南山打麦场的石墩上，看着总部和北方局突围人员，一个个点着名字喊。点一个，到了的人就响亮地回答，没到的便是一阵静默。
巨大的悲痛，笼罩着彭德怀的心，他沉默片刻，突然铿锵有力地发出一声集合令，流着泪的战士们迅速聚集到打麦场上。
现在，几位红七军战士又聚集到一起，他们青葱的面庞如今已爬满皱纹。他们沉默着，像是在等待彭德怀首长点名：
黄新友，到了吗？
到！
姜茂生，到了吗？
到！
…………
静默。静默。大面积的静默。那些沉睡的战士，再也不能响亮地回答一声，到！
进入老年后，将军越来越喜欢往烈士陵园走。一待就是一整天。每一次回来，总会立在窗前，长时间沉默。陵园的碑文，记录有一次又一次的战斗。躺在那里的战士，大多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兵，他们曾无数次聆听他的点名，大声回答，到！他们多年轻呀。他们的年龄永远停留在倒下的那一刻。
有一天，将军从陵园回来，显得特别疲惫，他把五个孩子召集到一起，郑重其事地说，我死后，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回广西老家和太行山去。
那一刻，黄星旗便知道，父亲就要归队了。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