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家学渊源，文史，诗词歌赋，都有极深的造诣。朱自清评价“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
　　他也擅长治印，这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闻一多虽是名教授，所拿薪水无法养活家人，就挂牌治印补贴家用。
　　他在一封信中说：“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在联大的两年多时间，闻一多留下一千四百多方印谱，足见其治印之苦之勤。他的印章艺术价值很高。浦江清特別撰写过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称他是“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季镇淮《闻一多年谱》记载说，浦江清教授曾经专门解释过这两句话，说：“黄济叔是明代刻印名家，其为人长髯飘洒，喻闻先生之风度;程瑶田清代经学名家，兼长篆刻，以之拟闻先生最为恰合。”这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由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等十多位教授联合签名，名噪一时。
　　闻先生治印边款留言者甚多。他在一九四四年底送给华罗庚一方图章，边款写著：“甲申岁晏，为罗庚兄治印兼为之铭曰：顽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华罗庚后来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中说：“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他曾经为孙毓棠刻得一枚篆章。孙是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后，两人同在西南联大执教，亦师亦友。抗战胜利后，闻推荐他到牛津大学做客座教授。他为此专为孙先生治印一枚。这枚玉石印章的边款，用行草刻著一百二十六个字：“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这是一段临别赠言，但更确切地说，是一封抗战“家书”。
　　朱自清说闻一多是一个斗士，治印也反映出他的这种形象。陈明远《文化人与钱》有一章《闻一多的经济生活》，其中说到在昆明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以后的一件事。“一二·一”惨案的祸首李宗黄，竟然附庸风雅，请闻一多刻印，说明两日之内刻好，润例优厚。闻一多置若罔闻，后将石料原样退回。这就惹恼了特务，公然把大街上代闻一多治印收件的商店招牌砸烂，以此泄愤。他自刻闲章一枚文曰“叛徒”。别人问他用意，他说：“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
　　闻一多治印的润资明码标价：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当时昆明城为之轰动，求印者络绎不绝。但是，血气方刚的儿子闻立鹤则不满父亲挂牌治印，他质问父亲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看着怒气冲冲的儿子，很久没有说话，最后说：“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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