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何杰，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员，曾荣获北京市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一等奖、北京市班主任“紫禁杯”特等奖、北京市高中教师基本功比赛一等奖。
《中国教师》：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前网络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等现象对90后、00后青少年的语言文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何杰：（1）网络语言影响青少年的口语用词。语言的变化首先表现在词语变化，然后才是结构、语法的变化，而词语的变化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变化。社会生活的网络信息化影响到学生，他们会不自觉地运用社会上流行的网络新词，特别是在青少年的口头表达当中，网络语言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作文当中，比如正式的考试作文，它会适当有所约束。在这点上说可能越是示范校的学生被约束得越多，相对来说，语言程度比较好的学生会更注重使用场合。
（2）多元文化带来的各种外来语影响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他们会不自觉地用英语去说话，尤其越是优生越有这种习惯，语言夹杂在学生中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比如，明明是一堂语文课，学生上课时会不时地蹦几句英语出来，或者不自觉地就会喜欢用一些英语简称。
（3）简洁化，青少年大量使用简称、缩略语。一方面，这是市场经济下快节奏生活的体现；另一方面，还与中国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有关，汉语本身就极其便于简化。
《中国教师》：有人说青少年汉语能力在退化，书写格式、行文语气、语法逻辑、词语储备、语言美感等诸方面问题多多。对于这一说法您怎么看？
何杰：我很认可这种说法，青少年汉语能力肯定是下降了。比如，现在学生的议论文水平就明显不如以前，学生的语言很漂亮、很华美，但是言之无物，没有思想，行文语气、方式、分寸确实都有问题，语言的美感就更需要提高了。前几天，北大自主招生考试有一道题，“用北大、清华、高考、状元四个词说一个笑话”，从出题意图看，至少我们的命题人是特别希望学生说出很鲜活的语言来的，但是结果证明学生做不到，这就说明整个青少年群体的语言能力在下降。
究其原因：第一，根子在我们老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没有讲出来语言的魅力。第二，语言能力下降的背后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套板反应”——懒惰。学生没有真正去体会汉语的美感，去创造新的美的语言，他们没有这个意愿，所以在网上找一些词就这么说下去，学生的语言创造力下降。第三，还跟看书有关，学生没有更多地吸入最优质的语言素材。不得不说，我们当代很多作家的作品思想性还是不错的，文化味道也浓，但是语言的典范性、优雅程度不够。而且，现在的学生没有时间看书，在他们有限的学习时间里留给看书的时间太少了。文科班稍好一些，在理科班明显感觉到学生的脑子是很贫乏的，只有课堂的东西，他们需要做大量数、理、化的题，背大量的公式，可是看书是要涵泳、要花时间的。理科入门难，因为虽然知识不懂，公式不懂，但入了门以后学好相对容易；文科是入门容易，中国话谁都看得懂，但学好太难了。所以，文科其实要花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是不会为这个花时间的。所以，这里面的原因太复杂了，如果我们不在教育的课程方案上有所调整，恐怕语文能力也就只能是这样，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中国教师》：当前的青少年语言文化状况对我们的中学教育，尤其是语文教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
何杰：总体上来说，青少年语言对我们的中学教育目前还没有那么严重的影响，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教学媒介语言还是规范的主流话语，在学校发言主要是要用教学媒介语言。
至于青少年学生的这些语言特点，是他们私人的话语体系，这往往和我们成人的话语体系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生活不一样。但是如果到成人和未成年人交流的场合，主流话语体系应该还是占主导的。所以我倒觉得这种现象会出现，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学生主要是在网络上用，另外写作文的时候可能会用到一些词，比如说会出现“帝都”“天朝”这样的词，但是大家也都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所以就不会影响交流。有些可能成年人不太懂的词，比如“碉堡”“正太”“萝莉”等等，学生也会用，我也是后来查了才知道意思，但是总体上来说不会用得太多。私下场合，有时学生发言会偶尔用一下，比如我们讲《侍坐》讲到颜回，学生就说这就是“学霸”，他们有时候也会说“某某老师像个正太”，板报上有时候也会写这些词，我们老师会把它看成一个点缀，也是一种活跃课堂气氛的方式，不会把它看成一个主流。不会整堂课都是这些话，因为课堂的话题、主流场合的话题是由成人规定的，所以学生就一定会用成人的语言去说，这是他们学习的一个过程。他们在社会上学一点语言，我觉得很好，可以作为我们主流语言的补充。等到他们大一些说不定就不这么说了，说不定就换新的了，江山代有才人出，说不定就换了。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有新词，好像现在也不用了，语言就是社会的选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语文老师包容它就可以了，我们引导他们学那些最规范的词就行了。对语文教学来说，尤其是对课堂教学，青少年语言文化总体上至少没有消极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
《中国教师》：与以往语文教学重视语法讲解不同，近些年来，为了降低学习难度、减轻孩子学习压力，新课标弱化了词性、句法等语法知识，您是否赞成这种做法？这对青少年的语言文字使用是否有影响？
何杰：这个问题争议特别大，很多老师认为现在学生语言能力下降与语法淡化有关，我认为根子不在这儿。现在学生的语言能力下降我认为不是语法淡化造成的，而是学生整体思维的能力在下降，究其根源就是读书少。现在，社会整体比较浮躁，大家都不愿意深入思考，所以学生语言能力的成长就有问题。
当时新课标提出语文淡化语法，是怕语法变得过于烦琐，一旦变得烦琐语文课就没劲了。因为语法有知识体系，我们有的老师自己讲得特高兴，学生就崇拜地看着他，也并没有真正地掌握。
语法肯定是有用的，但是真正考起来也就是一两道题而已，比如改病句可能还有点用。但是，恢复教学语法，它就真的对病句的减少有作用吗？我对此其实是怀疑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国的语言用西方的语法体系来解释会对不上。比如，语法常说“当两个分句共用一个主语时主语在关联词前面，当两个分句主语不同时主语在关联词后面”，可是如果我们不这么说，我们说“我不但……你还得……”好像对表意也没有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们判断病句的标准其实是特别模糊的。每年高考为这病句题“打架”到一定程度了，最后结果就是看着正确的句子都觉得是错的。所以每年我们出病句题，首先不是看哪句话有毛病，而是看哪句话是正确的，这句话得标准得站得住脚，这是特别难的。有时候我就在想，病句满天飞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做病句题做得少吗？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语法吗？我觉得还得回到字本位，就是语义本位，汉语一定要有语法，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语法体系。 《马氏文通》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把西方语法体系引进来，但是有时候很多语言现象用现行语法的确解释不了。比如，按照语法名词不能用“不”去修饰，“不男不女”我们也用了，这种现象就解释成活用，什么都解释成活用还是没有规矩的。所以，我很同意中国的语言是“人治”这个说法，那么它既然是人治的，一定也有它的一些规律，这有赖于语言专家去进一步研究。我觉得至少新型的语言规范跟中学没对接，所以我们的语文老师还在用以前那些东西。我们以为学生的语言问题是语法造成的，这之间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我们是要打问号的。以前我们那么强调语法，它其实只是让语文教学变得很烦琐，那么现在是不是应该淡化它，这也要打问号。
《中国教师》：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上海高考作文出现网络语言将以错别字处理”“高考作文中出现网络热词‘格杀勿论’”，对此您怎么看？作为一线语文教师，是否应该对学生作文中的网络用语说“不”？
何杰：我个人在这点上是很保守的，要说“格杀勿论”有点过，但是在高考作文中尽量减少这种非主流的网络用语，我觉得是合理的。作文毕竟属于书面语言表达，固然我们要尊重学生鲜活的语言，但鲜活的语言不等于他们青少年群体的非主流的话，除非他们今后变为主流群体了，除非有些词原来非主流，后来经过社会的认可把它变为主流了。因为学生毕竟是要学习成年人的话的，要有一个社会化过程，考试其实是他们社会化的一个体现。所以，当然应该用成人标准去要求他们，这个标准是为他们的未来做准备，我们不能让18岁的孩子还去说14岁孩子的话，这是必然的。我不是特别同意现在有的观点说要鼓励、呵护青年人，因为他们是孩子，我们要让他们长大，所以社会对他们有要求我觉得是完全合理的。
此外，要是一篇作文里通篇都是“正太”“萝莉”这样的外来语词，确实破坏了我们中国语言的美感。作为语文教师，我们要通过语言去传递文化、传递美。文化是带有很强的民族情感的东西，有些人主张说要有一种包容心态，但是语言是带有情感的，比如大家不可能接受日本人说的“支那”这个词，这是不能包容的，因为有我们的情感在里面。所以语言本身有民族情感在里面，有文化的根在里面，如果我们以所谓的包容为名义来对待它的话，其实是对我们文化的一种亵渎，也是对我们民族情感的一种不尊重。
但是，作为语文教师，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对网络语言的态度还是比较包容的。学生要真在作文中用“给力”“宅男”“囧”这样的词，我们在真正阅卷处理的时候，肯定不会按错别字去处理。在周记、单元检测作文中看到这些词，我一般不会理它，但是我会告诉学生尽量用规范的语言，不会算错字的，除非他拿一堆符号放在那儿，那是要算错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是炒作，真正阅卷标准执行起来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不提倡他们用网络语言不等于有人真用了就怎么样，不至于，因为以我们阅卷的经验，老师们还是非常宽容的。在月考、模拟考这些比较严肃的场合也没有绝对化的标准，至少北京现在就没有明确地说不许用。就语文课而言，我们一定要教那些更具经典性、更精练的、更具美感的语言，我们不提倡学生这么用，但是真要用了也不会“格杀勿论”，得看它的量：通篇都是网络语言，分肯定高不了；偶尔用一两个，无伤大雅。
《中国教师》：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时期，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语言文化的发展变化反映出当代青少年群体怎样的文化心态与价值取向？
何杰：（1）反映了青少年的价值观变化：更自我、更多元、更个性，有一种调侃性，一种情绪的发泄，嘲笑正经，消解崇高。前两天冯小刚在微博上称“屌丝是自贱”，我其实是很赞成冯小刚的观点的，有时候当然网友是为了去表达一种情绪，但确实有些词是自轻自贱的，确实有不好的地方。语言背后是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的影响，青少年自己可能意识不到，但这种语言要是用多了，对语言的神圣感就没有了。比如领导人讲话，偶尔用一点民间语言大家会觉得很活泼，但是如果满篇都是俗语，固然是亲切了，但是会缺少场合感和神圣感。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对科学、对知识的崇敬感是在下降的，大家变得更世俗化、更功利了。
我很同意余秋雨先生总结的中国文化的三个特点：社会上与人相处是礼仪之道，修身人格是君子之道，处事方式是中庸之道。在礼仪这点上我们真的是在下降，礼和仪我们都在退化，礼和仪的背后是对事物、对他人的一种神圣的尊敬，这点真的是在大大地退化。“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伪圣”，明明自己不崇高还要说出那些高大的话来，但是现在更可怕，现在连神圣都不要了。现在我们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连神圣和崇高都不承认了。作为一个人，他自己可以不崇高，但是他连崇高都要去嘲笑了，这就很可怕。中国人现在的整体信任感在下降，不相信这个世界会有神圣的人、崇高的人。我相信我们可以都不崇高，但是这个社会一定会有崇高的人。我特别不满意现在有人一定要论证“雷锋不怎么样”，何必呢，我们有一个精神的标杆有什么不好呢？而在这点上媒体起了特别不好的作用，青少年是受媒体影响的，受网络、大众传媒的影响特别大，所以媒体在这里面应该说是起了一个恶劣的作用。
（2）体现出整个社会的价值混乱、价值虚无。其实很多词都是一种价值虚无的体现，比如动不动就说“郁闷”。这些词我们包容是可以的，因为这反映了青少年的真实想法。但包容不等于不引导，因为这背后其实是一种价值虚无的体现，往深处说是他们内心真的很痛苦。青少年渴望着成年人的理解、认同，渴望着同辈人的喜爱，他们的痛苦在价值观体系中又找不到解答和慰藉。我们现在在价值体系上是非常欠缺的，旧的价值观已经打碎了，新的价值观没有建起来。所以中国整个社会价值观现在都很混乱、虚无，表现在教育上问题就非常严重。
《中国教师》：希特勒说：“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要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从他们的学校下手。”作为一线中学语文教师，对于当代青少年语言文化的发展和规范，您有什么建议？
何杰：第一，从教师来讲，要树立主流价值文化传播的意识。教师必须要有这种使命感，教育永远是要教那些人类终极的东西的，一定是人类探索的结果。所以，教育有时候脱离实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为什么？因为教育是不能迎合现实的，理想讲的是真善美，教育一定要讲真善美，而不是说现实中老太太摔倒扶了就会被讹，那我们就教学生不要扶，但是教育绝对是不能这样教的。作为教师，我有我的角色，我的角色就是代表国家、代表社会来传承社会的价值观和国家主流的价值观。有的教师说我们要教给学生真实的东西，这些话的背后其实忘掉了教师本身有自己的角色意识。我们是国家赋予教育使命的专业工作者，是受国家和社会的委托来教育学生，说句更直率的话，我是拿着国家、社会的钱，所以我不能随意地把我的价值观传递给学生。当然，最好我的价值观和主流社会的是一样的，这是最好的，但做不到就应该向主流价值观靠拢。我们这个社会有时候往往把职业身份和个人身份混淆了。中国现在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我们国家并不真正讲职业精神，整个社会现在都是这样，大家面临着一种身份混淆或者说身份焦虑。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种痛苦的个人状态，因为没有钱、是“屌丝”等等，但是如果把这种情绪带到职业当中，是会伤害到服务的对象的。教育传达真善美，我觉得这不是虚伪，而是我们教师应该有的一种职业道德。学生痛苦不等于我们就哄着他，哄着他还会痛苦，我们只有让他跳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线教师的责任，我们要给学生一个价值的高标准，必须有人去坚守它。
第二，要发掘经典文本、传统文本的经典价值和现代意义。传统经典要有现代意义，否则人们是不会认可它的，而实际上传统经典所提倡的东西对现代一定是有帮助的，我们现代人之所以有时候会痛苦，就是把传统的东西给丢掉了。语文教师应当在唐诗宋词、文言文、鲁迅作品、现当代经典作品文本当中去发掘它的当代价值，然后把这些价值传递给学生。
第三，语文教师要在语言所承载的思想情感和语言表达的清晰、准确、规范、形象、审美这些地方去做文章。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除了知识的增长之外，更多的是性格、精神境界、为人处世等等这些东西的丰富，整个教育都应该是为着这个目的，作为语文教师，我们责无旁贷。
（责任编辑：林静）
《中国教师》：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前网络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等现象对90后、00后青少年的语言文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何杰：（1）网络语言影响青少年的口语用词。语言的变化首先表现在词语变化，然后才是结构、语法的变化，而词语的变化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变化。社会生活的网络信息化影响到学生，他们会不自觉地运用社会上流行的网络新词，特别是在青少年的口头表达当中，网络语言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作文当中，比如正式的考试作文，它会适当有所约束。在这点上说可能越是示范校的学生被约束得越多，相对来说，语言程度比较好的学生会更注重使用场合。
（2）多元文化带来的各种外来语影响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他们会不自觉地用英语去说话，尤其越是优生越有这种习惯，语言夹杂在学生中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比如，明明是一堂语文课，学生上课时会不时地蹦几句英语出来，或者不自觉地就会喜欢用一些英语简称。
（3）简洁化，青少年大量使用简称、缩略语。一方面，这是市场经济下快节奏生活的体现；另一方面，还与中国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有关，汉语本身就极其便于简化。
《中国教师》：有人说青少年汉语能力在退化，书写格式、行文语气、语法逻辑、词语储备、语言美感等诸方面问题多多。对于这一说法您怎么看？
何杰：我很认可这种说法，青少年汉语能力肯定是下降了。比如，现在学生的议论文水平就明显不如以前，学生的语言很漂亮、很华美，但是言之无物，没有思想，行文语气、方式、分寸确实都有问题，语言的美感就更需要提高了。前几天，北大自主招生考试有一道题，“用北大、清华、高考、状元四个词说一个笑话”，从出题意图看，至少我们的命题人是特别希望学生说出很鲜活的语言来的，但是结果证明学生做不到，这就说明整个青少年群体的语言能力在下降。
究其原因：第一，根子在我们老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没有讲出来语言的魅力。第二，语言能力下降的背后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套板反应”——懒惰。学生没有真正去体会汉语的美感，去创造新的美的语言，他们没有这个意愿，所以在网上找一些词就这么说下去，学生的语言创造力下降。第三，还跟看书有关，学生没有更多地吸入最优质的语言素材。不得不说，我们当代很多作家的作品思想性还是不错的，文化味道也浓，但是语言的典范性、优雅程度不够。而且，现在的学生没有时间看书，在他们有限的学习时间里留给看书的时间太少了。文科班稍好一些，在理科班明显感觉到学生的脑子是很贫乏的，只有课堂的东西，他们需要做大量数、理、化的题，背大量的公式，可是看书是要涵泳、要花时间的。理科入门难，因为虽然知识不懂，公式不懂，但入了门以后学好相对容易；文科是入门容易，中国话谁都看得懂，但学好太难了。所以，文科其实要花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是不会为这个花时间的。所以，这里面的原因太复杂了，如果我们不在教育的课程方案上有所调整，恐怕语文能力也就只能是这样，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中国教师》：当前的青少年语言文化状况对我们的中学教育，尤其是语文教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
何杰：总体上来说，青少年语言对我们的中学教育目前还没有那么严重的影响，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教学媒介语言还是规范的主流话语，在学校发言主要是要用教学媒介语言。
至于青少年学生的这些语言特点，是他们私人的话语体系，这往往和我们成人的话语体系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生活不一样。但是如果到成人和未成年人交流的场合，主流话语体系应该还是占主导的。所以我倒觉得这种现象会出现，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学生主要是在网络上用，另外写作文的时候可能会用到一些词，比如说会出现“帝都”“天朝”这样的词，但是大家也都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所以就不会影响交流。有些可能成年人不太懂的词，比如“碉堡”“正太”“萝莉”等等，学生也会用，我也是后来查了才知道意思，但是总体上来说不会用得太多。私下场合，有时学生发言会偶尔用一下，比如我们讲《侍坐》讲到颜回，学生就说这就是“学霸”，他们有时候也会说“某某老师像个正太”，板报上有时候也会写这些词，我们老师会把它看成一个点缀，也是一种活跃课堂气氛的方式，不会把它看成一个主流。不会整堂课都是这些话，因为课堂的话题、主流场合的话题是由成人规定的，所以学生就一定会用成人的语言去说，这是他们学习的一个过程。他们在社会上学一点语言，我觉得很好，可以作为我们主流语言的补充。等到他们大一些说不定就不这么说了，说不定就换新的了，江山代有才人出，说不定就换了。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有新词，好像现在也不用了，语言就是社会的选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语文老师包容它就可以了，我们引导他们学那些最规范的词就行了。对语文教学来说，尤其是对课堂教学，青少年语言文化总体上至少没有消极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
《中国教师》：与以往语文教学重视语法讲解不同，近些年来，为了降低学习难度、减轻孩子学习压力，新课标弱化了词性、句法等语法知识，您是否赞成这种做法？这对青少年的语言文字使用是否有影响？
何杰：这个问题争议特别大，很多老师认为现在学生语言能力下降与语法淡化有关，我认为根子不在这儿。现在学生的语言能力下降我认为不是语法淡化造成的，而是学生整体思维的能力在下降，究其根源就是读书少。现在，社会整体比较浮躁，大家都不愿意深入思考，所以学生语言能力的成长就有问题。
当时新课标提出语文淡化语法，是怕语法变得过于烦琐，一旦变得烦琐语文课就没劲了。因为语法有知识体系，我们有的老师自己讲得特高兴，学生就崇拜地看着他，也并没有真正地掌握。
语法肯定是有用的，但是真正考起来也就是一两道题而已，比如改病句可能还有点用。但是，恢复教学语法，它就真的对病句的减少有作用吗？我对此其实是怀疑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国的语言用西方的语法体系来解释会对不上。比如，语法常说“当两个分句共用一个主语时主语在关联词前面，当两个分句主语不同时主语在关联词后面”，可是如果我们不这么说，我们说“我不但……你还得……”好像对表意也没有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们判断病句的标准其实是特别模糊的。每年高考为这病句题“打架”到一定程度了，最后结果就是看着正确的句子都觉得是错的。所以每年我们出病句题，首先不是看哪句话有毛病，而是看哪句话是正确的，这句话得标准得站得住脚，这是特别难的。有时候我就在想，病句满天飞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做病句题做得少吗？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语法吗？我觉得还得回到字本位，就是语义本位，汉语一定要有语法，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语法体系。 《马氏文通》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把西方语法体系引进来，但是有时候很多语言现象用现行语法的确解释不了。比如，按照语法名词不能用“不”去修饰，“不男不女”我们也用了，这种现象就解释成活用，什么都解释成活用还是没有规矩的。所以，我很同意中国的语言是“人治”这个说法，那么它既然是人治的，一定也有它的一些规律，这有赖于语言专家去进一步研究。我觉得至少新型的语言规范跟中学没对接，所以我们的语文老师还在用以前那些东西。我们以为学生的语言问题是语法造成的，这之间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我们是要打问号的。以前我们那么强调语法，它其实只是让语文教学变得很烦琐，那么现在是不是应该淡化它，这也要打问号。
《中国教师》：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上海高考作文出现网络语言将以错别字处理”“高考作文中出现网络热词‘格杀勿论’”，对此您怎么看？作为一线语文教师，是否应该对学生作文中的网络用语说“不”？
何杰：我个人在这点上是很保守的，要说“格杀勿论”有点过，但是在高考作文中尽量减少这种非主流的网络用语，我觉得是合理的。作文毕竟属于书面语言表达，固然我们要尊重学生鲜活的语言，但鲜活的语言不等于他们青少年群体的非主流的话，除非他们今后变为主流群体了，除非有些词原来非主流，后来经过社会的认可把它变为主流了。因为学生毕竟是要学习成年人的话的，要有一个社会化过程，考试其实是他们社会化的一个体现。所以，当然应该用成人标准去要求他们，这个标准是为他们的未来做准备，我们不能让18岁的孩子还去说14岁孩子的话，这是必然的。我不是特别同意现在有的观点说要鼓励、呵护青年人，因为他们是孩子，我们要让他们长大，所以社会对他们有要求我觉得是完全合理的。
此外，要是一篇作文里通篇都是“正太”“萝莉”这样的外来语词，确实破坏了我们中国语言的美感。作为语文教师，我们要通过语言去传递文化、传递美。文化是带有很强的民族情感的东西，有些人主张说要有一种包容心态，但是语言是带有情感的，比如大家不可能接受日本人说的“支那”这个词，这是不能包容的，因为有我们的情感在里面。所以语言本身有民族情感在里面，有文化的根在里面，如果我们以所谓的包容为名义来对待它的话，其实是对我们文化的一种亵渎，也是对我们民族情感的一种不尊重。
但是，作为语文教师，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对网络语言的态度还是比较包容的。学生要真在作文中用“给力”“宅男”“囧”这样的词，我们在真正阅卷处理的时候，肯定不会按错别字去处理。在周记、单元检测作文中看到这些词，我一般不会理它，但是我会告诉学生尽量用规范的语言，不会算错字的，除非他拿一堆符号放在那儿，那是要算错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是炒作，真正阅卷标准执行起来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不提倡他们用网络语言不等于有人真用了就怎么样，不至于，因为以我们阅卷的经验，老师们还是非常宽容的。在月考、模拟考这些比较严肃的场合也没有绝对化的标准，至少北京现在就没有明确地说不许用。就语文课而言，我们一定要教那些更具经典性、更精练的、更具美感的语言，我们不提倡学生这么用，但是真要用了也不会“格杀勿论”，得看它的量：通篇都是网络语言，分肯定高不了；偶尔用一两个，无伤大雅。
《中国教师》：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时期，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语言文化的发展变化反映出当代青少年群体怎样的文化心态与价值取向？
何杰：（1）反映了青少年的价值观变化：更自我、更多元、更个性，有一种调侃性，一种情绪的发泄，嘲笑正经，消解崇高。前两天冯小刚在微博上称“屌丝是自贱”，我其实是很赞成冯小刚的观点的，有时候当然网友是为了去表达一种情绪，但确实有些词是自轻自贱的，确实有不好的地方。语言背后是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的影响，青少年自己可能意识不到，但这种语言要是用多了，对语言的神圣感就没有了。比如领导人讲话，偶尔用一点民间语言大家会觉得很活泼，但是如果满篇都是俗语，固然是亲切了，但是会缺少场合感和神圣感。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对科学、对知识的崇敬感是在下降的，大家变得更世俗化、更功利了。
我很同意余秋雨先生总结的中国文化的三个特点：社会上与人相处是礼仪之道，修身人格是君子之道，处事方式是中庸之道。在礼仪这点上我们真的是在下降，礼和仪我们都在退化，礼和仪的背后是对事物、对他人的一种神圣的尊敬，这点真的是在大大地退化。“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伪圣”，明明自己不崇高还要说出那些高大的话来，但是现在更可怕，现在连神圣都不要了。现在我们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连神圣和崇高都不承认了。作为一个人，他自己可以不崇高，但是他连崇高都要去嘲笑了，这就很可怕。中国人现在的整体信任感在下降，不相信这个世界会有神圣的人、崇高的人。我相信我们可以都不崇高，但是这个社会一定会有崇高的人。我特别不满意现在有人一定要论证“雷锋不怎么样”，何必呢，我们有一个精神的标杆有什么不好呢？而在这点上媒体起了特别不好的作用，青少年是受媒体影响的，受网络、大众传媒的影响特别大，所以媒体在这里面应该说是起了一个恶劣的作用。
（2）体现出整个社会的价值混乱、价值虚无。其实很多词都是一种价值虚无的体现，比如动不动就说“郁闷”。这些词我们包容是可以的，因为这反映了青少年的真实想法。但包容不等于不引导，因为这背后其实是一种价值虚无的体现，往深处说是他们内心真的很痛苦。青少年渴望着成年人的理解、认同，渴望着同辈人的喜爱，他们的痛苦在价值观体系中又找不到解答和慰藉。我们现在在价值体系上是非常欠缺的，旧的价值观已经打碎了，新的价值观没有建起来。所以中国整个社会价值观现在都很混乱、虚无，表现在教育上问题就非常严重。
《中国教师》：希特勒说：“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要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从他们的学校下手。”作为一线中学语文教师，对于当代青少年语言文化的发展和规范，您有什么建议？
何杰：第一，从教师来讲，要树立主流价值文化传播的意识。教师必须要有这种使命感，教育永远是要教那些人类终极的东西的，一定是人类探索的结果。所以，教育有时候脱离实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为什么？因为教育是不能迎合现实的，理想讲的是真善美，教育一定要讲真善美，而不是说现实中老太太摔倒扶了就会被讹，那我们就教学生不要扶，但是教育绝对是不能这样教的。作为教师，我有我的角色，我的角色就是代表国家、代表社会来传承社会的价值观和国家主流的价值观。有的教师说我们要教给学生真实的东西，这些话的背后其实忘掉了教师本身有自己的角色意识。我们是国家赋予教育使命的专业工作者，是受国家和社会的委托来教育学生，说句更直率的话，我是拿着国家、社会的钱，所以我不能随意地把我的价值观传递给学生。当然，最好我的价值观和主流社会的是一样的，这是最好的，但做不到就应该向主流价值观靠拢。我们这个社会有时候往往把职业身份和个人身份混淆了。中国现在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我们国家并不真正讲职业精神，整个社会现在都是这样，大家面临着一种身份混淆或者说身份焦虑。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种痛苦的个人状态，因为没有钱、是“屌丝”等等，但是如果把这种情绪带到职业当中，是会伤害到服务的对象的。教育传达真善美，我觉得这不是虚伪，而是我们教师应该有的一种职业道德。学生痛苦不等于我们就哄着他，哄着他还会痛苦，我们只有让他跳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线教师的责任，我们要给学生一个价值的高标准，必须有人去坚守它。
第二，要发掘经典文本、传统文本的经典价值和现代意义。传统经典要有现代意义，否则人们是不会认可它的，而实际上传统经典所提倡的东西对现代一定是有帮助的，我们现代人之所以有时候会痛苦，就是把传统的东西给丢掉了。语文教师应当在唐诗宋词、文言文、鲁迅作品、现当代经典作品文本当中去发掘它的当代价值，然后把这些价值传递给学生。
第三，语文教师要在语言所承载的思想情感和语言表达的清晰、准确、规范、形象、审美这些地方去做文章。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除了知识的增长之外，更多的是性格、精神境界、为人处世等等这些东西的丰富，整个教育都应该是为着这个目的，作为语文教师，我们责无旁贷。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