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走在通往灾区的路上。这些自发的人群从各个角落涌来：有的是退役军人，有的是休假的现役军人，有的是医学院的学生，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高中生。
　　
　　他们在一条通往北川的山路上相遇，几个散兵游勇式的志愿者也加入进来，这个队伍扩展到20人。两个有当兵经验的牵头者喊着口令：“向右看齐！齐步走！”这支队伍就这样出发了。
　　在地震发生后的那几天，个体志愿者们与专业救援队相比，实在很难帮上太多的忙。这是实情，武警与消防官兵的推进速度因工具、设备、物资等原因而大打折扣，更不用提志愿者了。那些在灾区以外的人们反复提出质疑：志愿者们，别去给灾区添乱了！
　　这是个强大的逻辑：志愿者们大都没有经过训练，他们缺少专业救援知识，而且占用救援通道和物资。
　　同为志愿者，那些经验丰富的人也对“菜鸟”抱有成见，为他们的到来而不屑。但志愿者的热情很快就淹没了这些成见。在豆瓣网上，一个组织志愿者去前方的帖子被很多人阅读，帖子是一个有经验的团队发的，他们通过火车、飞机在灾后前3日已经运送了不少志愿者前往绵阳等地。它的组织者已经没有气力去接听或回复新要求加入的志愿者的咨询。在灾区，每天的信息瞬息万变，道路堵不堵、需要哪些物资、哪些地方准入、应该跟什么机构对接，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人们无暇顾及到计划好后、调度停当再开始救援工作。
　　这些都是不现实的，就连志愿者自己都发现，组织他们的机构让他们所带的物资和用品能用上的机会微乎其微，帐篷、睡袋以及野外艰苦环境下的用具，在绵阳变得不那么需要。而一些物资也很难通过恰当的方式直接到达最需要的灾民手中，一切只有通过民间的、自我寻觅的方式来完成志愿者心愿的表达。
　　


　　那20名“乌合”的志愿者团队并没有统一的服装，他们在向北川进发的道路上没走多久，就有一辆双排座的卡车为他们停了下来，女士们都挤进了驾驶舱，而男士们都钻进了后车厢。车厢用塑料布遮蔽着太阳和风，里面显得黑暗而污浊，用以支撑塑料布的是一些不太坚固的塑料管。汽车发动时，让人担心这个“敞篷”随时会倒下。志愿者们相互介绍，很快熟识，其中有一些是李连杰“壹基金”的成员，他们穿着统一的T恤，显得很有组织。李连杰是中国明星志愿者的代表之一，很多天后，网络媒体仍在报道他为灾区扛帐篷的情景。车里面，另外一些志愿者则背着行囊，里面有可供分发的药品、口罩、手套等等。还有一些则赤手空拳。
　　经过大约半小时的车程，他们来到了北川县城外的任家坪收费站，那里已经停了很多辆车，四周嘈杂，人来人往，每个人都面色凝重而疲惫。而对于志愿者来说，他们多少有一些兴奋，他们已经来到了离灾区最近的地点。
　　往前面走一点就是北川中学，在灾后头三天，那里是救灾的一个重点，许多家长与学生眼睁睁的离别就发生在这里，此后，媒体也从这里挖出了一些震撼的画面：求生的渴望与挣扎、人性的卑劣与伟大，以及救援现场的惨烈与悲痛等等。临时救灾指挥部也设在这里。志愿者们开始分散行动了，一些人去了那里，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另一些学医的人员则去了设在旁边的一溜帐篷，那里是医护人员为救出来的伤员做急救与包扎的地方。还有两个志愿者跟随当地寻亲的羌族人径直去了北川县城。
　　志愿者们事后说，先到的志愿者给他们发放了矿泉水、藿香正气口服液。在傍晚返回时，后到的志愿者又给他们发放了矿泉水。一些志愿者坚决只用自带的食物和水，而另一些没带水的志愿者则接受了这些补给。
　　


　　让志愿者别去添乱的强大逻辑阻止了一些内心惶惑的人进入四川。但是那些有坚定想法的志愿者们，还是通过他们的路径，去用自己的力量发挥着功效，毫不顾忌外界的先入为主的看法。诗人翟永明和建筑师刘家琨不仅用短信发动朋友们捐赠物资，他们自己也去了一些亟待救援却被媒体和官方组织无暇顾及的受灾之处，将救援物资送达。另外，他们还着手对坍塌的校舍予以取样、拍照、留存资料，以备日后追查时所用。
　　被视作“80后”文学偶像的韩寒也是志愿者中的一个。他用自己的资金维持着一个救援队，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建立起了一个社会支持系统，他在灾后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尽管他的冷嘲热讽让一些人士头痛且多有微辞；但在敢于担当这一点上，最反对他的人也对其无可指责。
　　在社会肌体中，志愿者的方式是最能体现微循环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灾难面前。与奥运会的志愿者相比，奔赴灾区的志愿者需要更多的勇气、更大的怜悯和更深切的心灵驱动力；以及，应对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献身精神。奥运志愿者是锦上添花，而灾区志愿者是雪中送炭。
　　阻止志愿者前往灾区的言辞虽然逻辑强大、用心良苦，但却忽略了两点：首先，志愿者的自发行径在任何一次灾难面前，都是必不可少的有生力量，是在干流（国家救援）、支流（机构救援）之外的微流（志愿救援），正如毛细血管对人体所发挥的作用一样，能在“看不见”的地方行使最微小、最琐碎、最独立的任务；其次，担心志愿者“误事”或“凑热闹”的想法，也属多余，志愿者自然会在志愿行动中分层，那些可能会让人觉得误事的人，会自己选择一些边缘的志愿工作，看护老人孩子，用所长助人等；真“凑热闹”的人也必定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他们所受到的感染、所感知的经验都有益于整个社会，在下一次灾难面前，他们就会成为真正合格而成熟的志愿者。
　　


　　志愿者所拥有的正是这样的“微”力。毛细血管虽然微小，但蕴藏的血量却是身体内最丰富的。正是由于有大批志愿者的存在，整个社会才会显示出“不公平的美好”。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说过：“志愿者精神的核心是服务、团结的理想和共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志愿者精神是联合国精神的最终体现。”
　　8年前，中国将每年的3月5日“学雷锋”日确定为“志愿服务日”，共青团团中央有专门的部门在管理志愿者组织；而更多的志愿者“大隐隐于市”，一旦发生危机，他们就会主动请缨，为社会效力。
　　这样的人在中国被看作“理想主义者”，而只是观望的人则被称作“愤青”。这些词汇陷入了非此即彼的陷阱中，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中，这样的指称曾经被称作是“扣帽子”。虽然目前早已没有人身危险，但不同的词汇仍是人们互相指责乃至攻讦的方式。
　　那20名志愿者在北川并没有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与后来从俄罗斯与日本赶来的专业救援队在中国的表现一样，仍在西藏服兵役的小赵在这次北川之行中救了几只小动物——两只处于险境中的鸽子，一只无家可归的狗——它对他非常温顺，但他实在没办法把它带走。另一位退役军人小唐，现在是装修设计师，他穿着整齐的军服，很少说话，为自己没有使上劲而暗暗自责。在次日，他又独自返回北川。其它的一些志愿者们各有收获，但也各有内疚，这是志愿者始终存在的焦虑心态：总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多、不够好，哪怕是一个一天救了10个人的志愿者，他也会为没救出第11个人而悲痛自责。
　　“80后”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张悦然则将志愿者的前行称之为“自我洁净”，她默默地去到北川做志愿者，使人们刷新了对她和“80后”群体的认识。她在博客上这样写道：“这场参与救援的经历，之于志愿者自己的意义，也许远远大于对外界的。”
　　张悦然对此作了文学意义上的解读：“某种善良的东西，宛如血小板，在灾难造成的伤口上，迅速聚集。若它可以持久，可以累积，未尝不是灾难带来的一种馈赠。”
　　此次抗震救灾表明，中国有能力集结自己优秀的志愿者群体，而他们也正在实际行动中逐渐确立一种感人至深的志愿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