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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张伯驹是在天津的家里长大和受教育的,爷爷张镇芳先是在家里给父亲请了私塾先生,后来送父亲到国学大师、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办人严范荪所办的新学书院学习。新学书院当时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抗战胜利后为天津市中心花园)附近,当时国民饭店也在法国花园附近。父亲经常在国民饭店吃饭,家里和国民饭店结账只需在年节前。父亲就是在那时候养成喜欢吃西餐的习惯。国民饭店楼上是高级客房,我父亲也经常和亲戚朋友(袁克文等)吟诗、填词、唱戏。
我为娘打幡当孝子
父亲十五六时由爷爷包办娶了安徽亳州一女子,她父亲姓李,曾任安徽督军。父亲的这位原配夫人我称为娘。爷爷给父亲办的婚礼排场很豪华,父亲的结婚礼服类似袁世凯就任总统宣誓时的元帅服,是黑呢子的,领口、袖口和大襟都镶有一指多宽的金线,肩上有金线编织的肩章,裤缝处也镶有一指多宽的金线。我娘穿的是清末民初显贵家庭的妇女常穿的那种绣花短袄和盖到脚面的长裙。这套礼服我娘一直保存在她的小箱子里留作纪念,一直到她1939年去世后一两年,我妈妈整理她的遗物时才发现。
我娘纯粹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她生在清代高官的家庭里,从小缠足,虽然后来放了,但仍然是小脚,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从小受父母的宠爱,总有人侍候,然后受父母之命嫁给我父亲。她在嫁给我父亲之前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在嫁给我父亲之后虽然对婚姻抱着幸福的希望(她一直保留着和我父亲结婚时的婚礼服就是证明),但事与愿违。我父亲是在不愿意、不甘心的情况下和她结合的,她没有让父亲欣赏、爱的条件,也不能侍候、照顾我父亲的生活,所以她和我父亲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而且结婚多年也没有生儿育女。
当时,在天津家里楼房二楼东边的两大间和一个亭子间是我娘的房间,只有保姆与她同住。我父亲回天津住在我妈妈的屋子里,很少、甚至几乎不去看她,我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见到过父亲去她屋里坐一段时间或和她说一些话。当然她不快乐,身体也不好,整天不出屋门,连按礼节每日应该下楼给我爷爷奶奶请安的事也免去了。我爷爷奶奶很体谅她,全家也尊重她,都称她为少奶奶,但很少有人到她屋里看她,只有我妈妈常去看看她,了解她的需要,照顾她的生活,我也要按照礼节去给她请安。她很喜欢我,常常专门给我留些吃的。
她就这样了却了一生,死于1939年,当时天津闹水灾,我和父亲都在北京。她的丧事由我妈妈负责料理,我被叫回天津为她打幡当孝子,父亲没有回天津。
大妈是走红的京韵大鼓艺人
除了原配夫人外,我父亲先后又娶了我大妈邓韵绮、我妈王韵缃和我三妈潘素。
我大妈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当时我父亲经常在北京,先是按照我爷爷的安排在官场作官,后来又在盐业银行任董事之职。父亲在北京时住在西四牌楼东大拐棒胡同内弓弦胡同1号的宅子里,那是我爷爷在北京作官时置办的产业。那个年代,一些富家子弟都是在大家庭里已有妻妾的情况下,再另外买一所房子娶一个女人,成立一个外家,我父亲也不例外。
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
我大妈虽然不是很圆滑,但是也能处理与各方人士的关系,当时在北京的各种场合都是她陪伴着我父亲,和我父亲来往密切的人都知道她。当年也是她陪伴我父亲去各地游山玩水,如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张伯驹词集》中,第11页的《鹧鸪天》和第13页的《秋霁》两首词中提到的韵绮就是我的大妈。这两首词是我父亲带着大妈和朋友一起游玩时,偶有感触诗兴大发时所作。那时期,我父亲经常带着大妈游山玩水并和朋友聚会,即便后来父亲调任上海盐业银行任职期间,每到春暖之后、秋凉之前,父亲仍然经常会回到北京避暑,和在北京的文人雅士聚会,吟诗填词作画度曲,这时都是我大妈陪伴左右。
爷爷把管家的事交给我妈妈
我妈妈是苏州人,我姥爷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我父亲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我妈妈,就在北池子一带弄了一套小院,给我姥姥一笔钱,娶了我妈。他给我妈起名叫王韵缃,不久以后我妈妈就怀孕了,我爷爷奶奶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我妈妈怀孕后,就把我妈接到天津家里与我爷爷奶奶同住。妈妈生下我之后,爷爷奶奶为了让妈妈照顾好我,也为他们能看着我长大,就没有再让我妈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里,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跟前。
我妈生长在一个比较贫困的家庭里,家里主要靠我姥爷干活来维持生计。在这个家里,父母关爱女儿,姐妹互相关爱照顾,女儿也孝敬父母、听父母的话,一家人共患难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我妈妈在嫁给我父亲之前没有真正接触过社会,也没有社会上那些市侩气,不懂得阿谀奉承。她从小养成的习惯是老老实实,尊重孝敬长辈,关爱体谅同辈。她对任何人都老实实在,办什么事都考虑别人的需要和利益。到天津家里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后,她仍然是这种性格。
在我们的大家庭里,爷爷奶奶都是有规矩和礼节的人。我妈妈每天早上都要去我爷爷奶奶和六爷爷、六奶奶屋里请安,因为爷爷非常宠爱我这个孙子,看到小孙子就特别高兴,所以我妈常带我在爷爷奶奶的屋里,一方面按照我爷爷奶奶的要求抚养教育我,另一方面也方便侍候我爷爷奶奶。我妈不仅尊敬我爷爷奶奶,对家里的其他长辈也是每日请安,对我娘也十分尊重。由于我妈性格温顺,又生下我这个爷爷奶奶非常宠爱的孙子,于是我爷爷奶奶对她有点另眼看待,有点宠爱,但我妈从不认为自己了不起,更不会贬低别人,不计较名分地位,也不争财产,因此,我爷爷更认为我妈妈为人忠厚老实,可以信赖。全家上上下下都认为我妈妈尊重孝敬长辈,关爱同辈下辈,平等对待所有人,得到所有人的肯定。因为我妈妈经常在爷爷奶奶的房里带着我侍候他们,来我家拜访爷爷奶奶的亲戚朋友常见到我妈,看到我妈尊老爱幼、老实谦虚,再加上听到我爷爷奶奶的评价,他们也都对我妈抱着肯定嘉许的态度,这样我爷爷把管家的大事交给了我妈妈。
当时我们家大大小小的开支都是靠我爷爷手中的近三百万盐业银行股票的股息,我爷爷把这些股票交给了我妈,每年的股息由我妈妈在银行存取支付全家的一切生活开支。我妈接管这个家以后,一切只要按照我爷爷过去管家的传统和习惯办就可以满足我爷爷的嘱托了,可是我妈认为在这个家里自己是小辈,所以凡是大事,即便像逢年过节、长辈过生日这样的开支都要与我爷爷、奶奶商量,对长辈的生活格外照顾。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市场上刚刚出现电子管收音机,我四奶奶自己出钱买了一台很好的电子管收音机,随即我妈妈给我六爷爷、六奶奶和我五奶奶各买了一台收音机,却没有给自己买一台收音机放在屋里。一直到五奶奶去世之后,我妈妈才按照四奶奶的吩咐接收五奶奶的收音机,这才有了自己的收音机。我五奶奶和六姨奶奶比我妈大不了几岁,她们对我妈并不以长辈自居,与我妈无话不谈,有着特殊的感情。
我妈和我娘的关系非常好,我娘住在天津二楼东面的两大间和亭子间,我妈则住在对面西间的两大间和亭子间。我娘体弱多病,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妈几乎天天上她屋里看她,让我每天上她屋里请安。我娘也把我视为己出,有什么好吃的都叫我去吃,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经常给我吃那时稻香村制的约一尺见方的盒里的蛋糕,她还常给我些零花钱。我娘生病时都是我妈妈给请医生、送医院,照顾她的一切,直到她去世。
我妈妈在天津家里安排好长辈、孩子生活的同时,也惦念我父亲的生活。我父亲当时在北京,上海盐业银行的俸禄有限,但生活开支比较大,我妈妈常把盐业银行的股息转账给他,以保证他的开支。我父亲逢年过节回天津,也都是我妈妈给他安排一切。我妈妈一有时间也带着我去北京看望父亲。
我妈和我大妈邓韵绮的关系也非常好,她们互相尊重、互相关心。我大妈也把我视为己出。我妈还为我三妈潘素在四奶奶面前说情,让我三妈得到我四奶奶的认可,这也可以说明我妈对我三妈是同样关心和尊重的。
在我们家我妈妈一直尽着相夫教子、孝敬长辈、照顾好全家生活的责任,应该说孝敬我爷爷奶奶,还有照顾好我本来是我父亲的责任,但是这些责任最后都落在了我妈妈的身上。
因为我妈经常在我爷爷、奶奶的屋里照顾他们,家里有来访的客人时,很多具体的接待安排也由我妈妈负责,四奶奶也经常带着我妈妈、甚至派遣我妈妈去拜访看望一些亲戚朋友,因此我妈妈和这些亲戚朋友的关系密切了。倪嗣冲的一个儿媳和我妈妈结成干姐妹,经常来往聚会。但是,当时她们这些夫人按规矩不能随便出门游玩,唯一的消遣就是在家里打麻将,常常是从下午打到半夜。这样我妈妈就结识了许多女牌友,像抗日将领、共产党员吉鸿昌的夫人吉红霞(本姓大概姓胡)就是那时认识来往比较密切的牌友之一。
父亲娶了我三妈潘慧素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我父亲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我妈妈准备随我父亲去上海,但是我爷爷奶奶不同意,他们不允许我妈妈带我离开他们去上海,也不允许我妈妈只身去上海,又怕留我在家没有妈妈的照顾。再说我爷爷已经把银行股票交由我妈妈管理,由她管理全家的家务和一切收支,也不允许我妈妈离去,所以我妈妈没有能够随我父亲去上海。
因为我妈妈没有随我父亲去上海,我父亲在上海又娶了我三妈潘素。我三妈多才多艺,见过世面,接触过社会上各方面的人物,她能够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和对待各方面的人物,她和我父亲在上海霞飞路建了家。我父亲娶了三妈并没有敢告诉我爷爷,因为在我妈生下我以后,爷爷曾经告诉父亲不能再娶妾。我妈虽然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但是担心我爷爷年纪大了,怕他生气,也就没告诉我爷爷。所以,我爷爷在世时,我三妈也没有到天津见过我爷爷。开始我三妈一直和我父亲在上海,直到我爷爷去世,我妈按照我父亲的想法,把他娶了三妈的事告诉了我四奶奶,我四奶奶认为已成事实,就承认了三妈,并让三妈回天津参加我爷爷的葬礼。这以后她也是一直陪我父亲在上海,交往的都是一些银行界的人士,只有到每年的旧历年,才按家里的老规矩随我父亲回天津全家团聚,住了些日子,其他时间就没有和我奶奶单独相处过了,因此三妈和我奶奶的婆媳关系也只是彼此尊重,没有什么过于亲密的关系了。1948年我大妈邓韵绮和我父亲离婚了,1952年我妈王韵缃也和父亲离了婚。只有我三妈潘素留在了父亲身边,陪伴他度过了坎坷的一生。
我妈和父亲离婚后,我奶奶仍留她住在天津家里。直到我结婚,我妈才来石家庄为我安家、照顾孩子,但是她每年都要去天津和我奶奶住上几个月甚至半年。1961年我奶奶得病时,我妈在身边侍候照顾着她,奶奶病重后电报告诉我父亲,我父亲才去天津。我奶奶去世后,我妈和我父亲一起料理了她的后事。
三妈是很聪明的人,后来在我父亲和他身边的国画家的教导下学习山水画,成为了一名画家。我的三妈原名潘慧素,学画以后,三妈在画作上用的都是潘素这个名字。
(张恩岭整理)
责任编辑张鑫
我为娘打幡当孝子
父亲十五六时由爷爷包办娶了安徽亳州一女子,她父亲姓李,曾任安徽督军。父亲的这位原配夫人我称为娘。爷爷给父亲办的婚礼排场很豪华,父亲的结婚礼服类似袁世凯就任总统宣誓时的元帅服,是黑呢子的,领口、袖口和大襟都镶有一指多宽的金线,肩上有金线编织的肩章,裤缝处也镶有一指多宽的金线。我娘穿的是清末民初显贵家庭的妇女常穿的那种绣花短袄和盖到脚面的长裙。这套礼服我娘一直保存在她的小箱子里留作纪念,一直到她1939年去世后一两年,我妈妈整理她的遗物时才发现。
我娘纯粹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她生在清代高官的家庭里,从小缠足,虽然后来放了,但仍然是小脚,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从小受父母的宠爱,总有人侍候,然后受父母之命嫁给我父亲。她在嫁给我父亲之前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在嫁给我父亲之后虽然对婚姻抱着幸福的希望(她一直保留着和我父亲结婚时的婚礼服就是证明),但事与愿违。我父亲是在不愿意、不甘心的情况下和她结合的,她没有让父亲欣赏、爱的条件,也不能侍候、照顾我父亲的生活,所以她和我父亲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而且结婚多年也没有生儿育女。
当时,在天津家里楼房二楼东边的两大间和一个亭子间是我娘的房间,只有保姆与她同住。我父亲回天津住在我妈妈的屋子里,很少、甚至几乎不去看她,我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见到过父亲去她屋里坐一段时间或和她说一些话。当然她不快乐,身体也不好,整天不出屋门,连按礼节每日应该下楼给我爷爷奶奶请安的事也免去了。我爷爷奶奶很体谅她,全家也尊重她,都称她为少奶奶,但很少有人到她屋里看她,只有我妈妈常去看看她,了解她的需要,照顾她的生活,我也要按照礼节去给她请安。她很喜欢我,常常专门给我留些吃的。
她就这样了却了一生,死于1939年,当时天津闹水灾,我和父亲都在北京。她的丧事由我妈妈负责料理,我被叫回天津为她打幡当孝子,父亲没有回天津。
大妈是走红的京韵大鼓艺人
除了原配夫人外,我父亲先后又娶了我大妈邓韵绮、我妈王韵缃和我三妈潘素。
我大妈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当时我父亲经常在北京,先是按照我爷爷的安排在官场作官,后来又在盐业银行任董事之职。父亲在北京时住在西四牌楼东大拐棒胡同内弓弦胡同1号的宅子里,那是我爷爷在北京作官时置办的产业。那个年代,一些富家子弟都是在大家庭里已有妻妾的情况下,再另外买一所房子娶一个女人,成立一个外家,我父亲也不例外。
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
我大妈虽然不是很圆滑,但是也能处理与各方人士的关系,当时在北京的各种场合都是她陪伴着我父亲,和我父亲来往密切的人都知道她。当年也是她陪伴我父亲去各地游山玩水,如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张伯驹词集》中,第11页的《鹧鸪天》和第13页的《秋霁》两首词中提到的韵绮就是我的大妈。这两首词是我父亲带着大妈和朋友一起游玩时,偶有感触诗兴大发时所作。那时期,我父亲经常带着大妈游山玩水并和朋友聚会,即便后来父亲调任上海盐业银行任职期间,每到春暖之后、秋凉之前,父亲仍然经常会回到北京避暑,和在北京的文人雅士聚会,吟诗填词作画度曲,这时都是我大妈陪伴左右。
爷爷把管家的事交给我妈妈
我妈妈是苏州人,我姥爷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我父亲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我妈妈,就在北池子一带弄了一套小院,给我姥姥一笔钱,娶了我妈。他给我妈起名叫王韵缃,不久以后我妈妈就怀孕了,我爷爷奶奶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我妈妈怀孕后,就把我妈接到天津家里与我爷爷奶奶同住。妈妈生下我之后,爷爷奶奶为了让妈妈照顾好我,也为他们能看着我长大,就没有再让我妈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里,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跟前。
我妈生长在一个比较贫困的家庭里,家里主要靠我姥爷干活来维持生计。在这个家里,父母关爱女儿,姐妹互相关爱照顾,女儿也孝敬父母、听父母的话,一家人共患难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我妈妈在嫁给我父亲之前没有真正接触过社会,也没有社会上那些市侩气,不懂得阿谀奉承。她从小养成的习惯是老老实实,尊重孝敬长辈,关爱体谅同辈。她对任何人都老实实在,办什么事都考虑别人的需要和利益。到天津家里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后,她仍然是这种性格。
在我们的大家庭里,爷爷奶奶都是有规矩和礼节的人。我妈妈每天早上都要去我爷爷奶奶和六爷爷、六奶奶屋里请安,因为爷爷非常宠爱我这个孙子,看到小孙子就特别高兴,所以我妈常带我在爷爷奶奶的屋里,一方面按照我爷爷奶奶的要求抚养教育我,另一方面也方便侍候我爷爷奶奶。我妈不仅尊敬我爷爷奶奶,对家里的其他长辈也是每日请安,对我娘也十分尊重。由于我妈性格温顺,又生下我这个爷爷奶奶非常宠爱的孙子,于是我爷爷奶奶对她有点另眼看待,有点宠爱,但我妈从不认为自己了不起,更不会贬低别人,不计较名分地位,也不争财产,因此,我爷爷更认为我妈妈为人忠厚老实,可以信赖。全家上上下下都认为我妈妈尊重孝敬长辈,关爱同辈下辈,平等对待所有人,得到所有人的肯定。因为我妈妈经常在爷爷奶奶的房里带着我侍候他们,来我家拜访爷爷奶奶的亲戚朋友常见到我妈,看到我妈尊老爱幼、老实谦虚,再加上听到我爷爷奶奶的评价,他们也都对我妈抱着肯定嘉许的态度,这样我爷爷把管家的大事交给了我妈妈。
当时我们家大大小小的开支都是靠我爷爷手中的近三百万盐业银行股票的股息,我爷爷把这些股票交给了我妈,每年的股息由我妈妈在银行存取支付全家的一切生活开支。我妈接管这个家以后,一切只要按照我爷爷过去管家的传统和习惯办就可以满足我爷爷的嘱托了,可是我妈认为在这个家里自己是小辈,所以凡是大事,即便像逢年过节、长辈过生日这样的开支都要与我爷爷、奶奶商量,对长辈的生活格外照顾。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市场上刚刚出现电子管收音机,我四奶奶自己出钱买了一台很好的电子管收音机,随即我妈妈给我六爷爷、六奶奶和我五奶奶各买了一台收音机,却没有给自己买一台收音机放在屋里。一直到五奶奶去世之后,我妈妈才按照四奶奶的吩咐接收五奶奶的收音机,这才有了自己的收音机。我五奶奶和六姨奶奶比我妈大不了几岁,她们对我妈并不以长辈自居,与我妈无话不谈,有着特殊的感情。
我妈和我娘的关系非常好,我娘住在天津二楼东面的两大间和亭子间,我妈则住在对面西间的两大间和亭子间。我娘体弱多病,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妈几乎天天上她屋里看她,让我每天上她屋里请安。我娘也把我视为己出,有什么好吃的都叫我去吃,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经常给我吃那时稻香村制的约一尺见方的盒里的蛋糕,她还常给我些零花钱。我娘生病时都是我妈妈给请医生、送医院,照顾她的一切,直到她去世。
我妈妈在天津家里安排好长辈、孩子生活的同时,也惦念我父亲的生活。我父亲当时在北京,上海盐业银行的俸禄有限,但生活开支比较大,我妈妈常把盐业银行的股息转账给他,以保证他的开支。我父亲逢年过节回天津,也都是我妈妈给他安排一切。我妈妈一有时间也带着我去北京看望父亲。
我妈和我大妈邓韵绮的关系也非常好,她们互相尊重、互相关心。我大妈也把我视为己出。我妈还为我三妈潘素在四奶奶面前说情,让我三妈得到我四奶奶的认可,这也可以说明我妈对我三妈是同样关心和尊重的。
在我们家我妈妈一直尽着相夫教子、孝敬长辈、照顾好全家生活的责任,应该说孝敬我爷爷奶奶,还有照顾好我本来是我父亲的责任,但是这些责任最后都落在了我妈妈的身上。
因为我妈经常在我爷爷、奶奶的屋里照顾他们,家里有来访的客人时,很多具体的接待安排也由我妈妈负责,四奶奶也经常带着我妈妈、甚至派遣我妈妈去拜访看望一些亲戚朋友,因此我妈妈和这些亲戚朋友的关系密切了。倪嗣冲的一个儿媳和我妈妈结成干姐妹,经常来往聚会。但是,当时她们这些夫人按规矩不能随便出门游玩,唯一的消遣就是在家里打麻将,常常是从下午打到半夜。这样我妈妈就结识了许多女牌友,像抗日将领、共产党员吉鸿昌的夫人吉红霞(本姓大概姓胡)就是那时认识来往比较密切的牌友之一。
父亲娶了我三妈潘慧素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我父亲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我妈妈准备随我父亲去上海,但是我爷爷奶奶不同意,他们不允许我妈妈带我离开他们去上海,也不允许我妈妈只身去上海,又怕留我在家没有妈妈的照顾。再说我爷爷已经把银行股票交由我妈妈管理,由她管理全家的家务和一切收支,也不允许我妈妈离去,所以我妈妈没有能够随我父亲去上海。
因为我妈妈没有随我父亲去上海,我父亲在上海又娶了我三妈潘素。我三妈多才多艺,见过世面,接触过社会上各方面的人物,她能够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和对待各方面的人物,她和我父亲在上海霞飞路建了家。我父亲娶了三妈并没有敢告诉我爷爷,因为在我妈生下我以后,爷爷曾经告诉父亲不能再娶妾。我妈虽然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但是担心我爷爷年纪大了,怕他生气,也就没告诉我爷爷。所以,我爷爷在世时,我三妈也没有到天津见过我爷爷。开始我三妈一直和我父亲在上海,直到我爷爷去世,我妈按照我父亲的想法,把他娶了三妈的事告诉了我四奶奶,我四奶奶认为已成事实,就承认了三妈,并让三妈回天津参加我爷爷的葬礼。这以后她也是一直陪我父亲在上海,交往的都是一些银行界的人士,只有到每年的旧历年,才按家里的老规矩随我父亲回天津全家团聚,住了些日子,其他时间就没有和我奶奶单独相处过了,因此三妈和我奶奶的婆媳关系也只是彼此尊重,没有什么过于亲密的关系了。1948年我大妈邓韵绮和我父亲离婚了,1952年我妈王韵缃也和父亲离了婚。只有我三妈潘素留在了父亲身边,陪伴他度过了坎坷的一生。
我妈和父亲离婚后,我奶奶仍留她住在天津家里。直到我结婚,我妈才来石家庄为我安家、照顾孩子,但是她每年都要去天津和我奶奶住上几个月甚至半年。1961年我奶奶得病时,我妈在身边侍候照顾着她,奶奶病重后电报告诉我父亲,我父亲才去天津。我奶奶去世后,我妈和我父亲一起料理了她的后事。
三妈是很聪明的人,后来在我父亲和他身边的国画家的教导下学习山水画,成为了一名画家。我的三妈原名潘慧素,学画以后,三妈在画作上用的都是潘素这个名字。
(张恩岭整理)
责任编辑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