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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百年纪念，百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却仍然要重新回到启蒙的原点，重新回到五四的起跑点上”a。就当代文学四十年来的发展而言，它和前三十年文学一样经历了启蒙话语的发轫与落寞。具体到文学表达的主题来看，新时期以来婚恋叙事的复苏是文学重返“五四”“人的文学”大纛的重要标志，婚恋叙事因其所关涉的“性”，“被认为是我们最‘深刻’的真理藏身和表白的地方”，具有“议事厅”b的功能，最能反映出启蒙意识高涨与回落的态势。本文无意于面面俱到地分析婚恋叙事中的启蒙话语内涵，只想抓住呈现出启蒙意识激变的几个方面来谈论。
一、受创后的疯癫者对伪圣母形象的颠覆
圣母形象最初来源于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圣母马利亚。谦卑地顺服上帝和圣洁是圣母马利亚的两大特点，深受这个传统影响的俄苏文学比较注重圣母式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比如《罪与罚》中的索尼亚，而且俄罗斯文学中的圣母形象也受到基督教东正教传统中受难思想的影响，所以这些圣洁、顺从的女子们通常也是牺牲、受难者的形象。受俄苏文学的影响，加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慈母的强调，我国新文学文本中有许多温柔、善良、无条件奉献自己的完美女性形象，新时期初期张贤亮笔下的马樱花等这一类女性形象更被推崇为理想的女性形象。但问题是圣母形象的形成有她独特的宗教文化内涵，这类女性的顺服和牺牲只能被置于基督教文化框架中来理解，而不适合在世俗世界中被普泛化，这类普泛化的完美女性只是伪圣母形象，因为脱离了爱上帝的维度，“妇女的自我牺牲常常是因为她们除了牺牲别无其它能力来创造生活。她们牺牲的是从未得到的东西：自我”。c到1990年，电视剧《渴望》在全国热播，刘慧芳温柔、贤惠、无条件奉献的个人选择还会被人们无限放大为对中国女性群体的审美期待，而电视剧背后的男权文化被忽略了。
马樱花、刘慧芳这样的女性形象被视为女性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女性的道德绑架。从这个角度来看，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书写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受创与本能反抗，集中塑造了几个疯癫的女性形象，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伪圣母形象。凯特·米利特说得对，性支配“也许仍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力概念”。d在封建男权文化传统中长大的中国女性或许更能体会到婚内遗弃对她们的致命伤害性。姑爸在新婚之日就被新郎抛弃，她在夫家昏迷了几天后回到娘家就出现了疯癫状，她自我宣布了姑爸的身份，试图以男性身份认同来摆脱自己的创伤记忆，但最终却从二旗等年轻男性那里遭受了更残酷的拒绝，他们以暴力对她的身体进行了改造，“她赤着全身，仰面朝天，两腿之间有一根手指粗的通条直挺挺地戳在那里……”，利器般的“阳具”被置入她的身体，这宣告的不过是男权世界对她极大的羞辱和嘲讽。
铁凝在《玫瑰门》中多处以生理性隐喻来书写晦暗、扭曲的两性关系中女性的病态形象。司猗纹“冒犯”了丈夫后从丈夫那里染上的性病、她“性侵”公公后带走的是“一身黏痰”，以及竹西在和丈夫庄坦做爱时要忍受对方病态的打嗝。就算是小说文本最后苏眉新诞生的女儿，她的额角上也出现了那一弯新月形的疤痕。铁凝将两性关系放在大的历史转折和政治动荡中来书写，既写出社会变迁对人的心理结构的深沉影响，更反思了这些在婚恋关系中受到伤害的女性们，她们在一起时不是彼此抚慰，提供疗愈性的精神支持，相反，她们之间却常常是倾轧相伤。铁凝书写了女性亦会以“与要求改善屈辱的社会境遇有关”e的疯癫来抗拒权力话语，她们自己就成为了社会病症的隐喻。铁凝的这些思考在她后来的《大浴女》和《永远有多远》等文本中仍然有所继续。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女性作家对身处的文化语境有一种可贵的警觉性，而且她们的创作往往会在一些共同问题的思考上彼此呼应。林白的《致命的飞翔》，女性对两性关系中所受伤害的反抗就更为激越了，“这个男人”在服用了春药之后在北诺身上大泄兽欲，北诺在忍受了性事中的百般折磨之后，趁着“这个男人”心满意足地睡去时用刀杀死了他，“并想把他切成几大块放进冰箱里”。林白以这种暴力的形式宣告女性对性伤害的反抗，而且她还毫不犹豫地结束了女性承担家务的传统模式，《致命的飞翔》中北诺的朋友“我”与男友登陆在《渴望》主题曲的背景音乐中，“默默相处，组成了一个客气的互助组，实行AA制”，完全解构了《渴望》提供的奉献-享受的两性关系模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乖张的女性形象都有其特别的审美价值。我认为秉持一个衡量的标准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看这一形象是否能提供反思的价值、呈现出社会批判性的作用来，强调启蒙精神成为这些形象的钙质是必要的，上面那些文本的审美价值也正在这些女性形象的创伤记忆可以看出女性“立人”中所要面对的阻力。但若立足于陈旧的价值立场，塑造出的疯者的形象就不足取了。张悦然早期的长篇小说《誓鸟》中也塑造了一个疯狂的女性春迟的形象，她为了打捞到和爱人相爱的记忆而戳瞎了自己的眼睛，为了寻回过去的记忆，她对身边所有爱她的人都极其冷漠，这样的疯狂就缺乏合理性。春迟对待他人甚至对待自己的方式都是不人道的且毫无意义，但作者却竭力呈现这种方式的凄美，这是令人非常费解的。
张悦然是新世纪以来80后作家中较受大家关注的作家，有较好的学院背景。总體来看她在两性关系书写方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f，但她早期在文本中流露出的叙事立场的确存在着一些令人不乐观的地方。《樱桃之远》是她2003年出版的小说，她以非常抒情的笔墨塑造了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圣母般的年轻女性段小沐的形象，她以完全牺牲自我的爱去纵容一个小混混小杰，她爱得痴狂，但从小杰那里常常加添的不过是伤心的记忆罢了。任何一种好的爱情和宗教信仰应该都是有其道德性追求的，而段小沐爱得既毫无道德的判断力，也没有任何维护自己尊严的意识，这样的疯者恰恰是需要启蒙精神疗救的，而作者却毫不掩饰对她的喜爱，这就背离了启蒙的立场。
二、身体的发现与误用
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文学创造力非常强盛的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开创意义的文本。1989年王安忆在《钟山》第1期发表了中篇小说《岗上的世纪》，从女性经验的角度对性爱的美好进行了抒情性的描写。在《岗上的世纪》发表之前，王安忆已经以“三恋”系列展示了“一位‘女性中心主义’的目光如何审视情爱、性爱与婚姻中的男人与女人”。g而到了《岗上的世纪》，王安忆则恣意书写了性爱的创造力，写它在精神上对人的提升，让人能够抬头仰望星空： 他们就像两个从不失手的弄潮儿，尽情尽心地嬉浪。他们从容而不懈，如歌般推向高潮。在那汹涌澎湃的一刹那间，他们开创了一个极乐的世纪。
这是一个繁星满天的月夜。他经历了他那生死度外的七个昼夜，跨出这一座土坯茅顶的小屋。他不由地停下脚步抬头望了望天空，心想：天上的星星真亮啊！”
王安忆戏仿《创世记》，以七日之久为李小琴和杨绪国在岗上创建了他们性爱的伊甸园，从全知的视角呈现他们之间性爱的“甚好”。《岗上的世纪》被评论者誉为“我国新时期文学中第一部真正纯粹的性爱小说”h。其中虽然有很多性爱描写，但它们“在王安忆的笔下变得优美动人，浪漫灵动”，“显现出其性描写背后的巨大文化潜能”i。《岗上的世纪》中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期间，那个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运动“带有惊人的性压抑和严厉的清教徒主义的色彩”j，王安忆以诗性的笔触书写在李小琴和杨绪国之间激荡起的爱欲赋予他们生长的力量，性爱后杨旭国嘴巴的臭气居然滿满消失了，骨头间似乎也长出了肉来。
然而《岗上的世纪》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第一次以女性经验肯定了性爱的美好和超越性。男权文化向来视女性的身体为男性欲望表达的客体，认为“少女可以成功地承受她的欲望：但往往这些欲望保留着羞耻性质”k。长期以来，文学作品中女性性爱经验的描写是缺失的，而王安忆则大胆直率地将女性的生命经验宣布了出来：
他忽然腾空跃起，嗷地叫了一声，她几乎看见他的身体在黑暗中划了一道白光，接着，她的身体便离开了地面。这时候，她看不见了他的灼亮的眼睛，在很深邃的黑暗里，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望着她。他平躺在她的身下，将她托了起来，那对眼睛幽秘地退了更远，闪烁着。她被他托起的身体有一种飞翔的感觉，心里快活极了。她又降落下来，犹如失足堕入悬崖，心里充满冒险的快乐，不由叫道：“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王安忆以“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激活了被压抑的女性的声音、女性的经验。王安忆一向不认同自己被归类为女性主义作家，我也觉得女性主义其实是有些缩小了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文学是人学，但长期以往，中国文学在书写人作为人的性体验时，女性的声音是缺失的，“人”的表达其实是不完整的，而《岗上的世纪》第一次如此直率地书写了性爱过程中的女性经验和女性欢愉的声音，让“人”的另一半性别的感受被了解，声音被听见，其实她的确更应该属于勇于发现“人”的启蒙作家。
王安忆的知青经历和艺术灵感催生了《岗上的世纪》，据王安忆和张新颖的对话，这部小说的人物是有原型的。在这之后王安忆就不大涉及性这个话题了，她很明智地看到“八十年代写性，至少是有革命的意义，如今拆除了藩篱，可自由地写性，就发现性的本身其实很简单，差异在于用性来隐喻什么”。l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一些女作家将如何书写两性性关系中的女性经验，看作是非常重要的“性政治”问题，她们从女性话语和女性欲望书写两个方面来抵抗男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林白当数她们中最认真、也最有想法的一位。
林白的身体书写是严肃而有价值的，在她之前，女性的身体是隐藏的，女性的性器官是不可言说的。林白小说文本的最大价值在于呼唤女性懂得拥抱自己的身体、反观自己身体的遭遇，她的《说吧，房间》细致地书写了女性人工流产时在语言和肉体上所受到的双重暴力，细致地书写了女性怀孕期间的种种生理反应等等，她让女性身体的痛苦和委屈被看见、被听见。然而身体书写也是把双刃剑，极容易和商业合谋，使女性再次成为被看的商品。身体书写可谓是在刀刃上行走，挑战作者把握尺度的能力，以及能否能开掘出身体的政治、文化的隐喻性内涵。王安忆说，“从米兰·昆德拉开始，给性赋予了太多意识形态的涵义”m，但在这点上米兰·昆德拉是非常正确的，身体和性一样，若不能赋予其意识形态或隐喻性内涵，在纯文学范畴内其可书写性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实的情形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很多女作家和商家合谋，将身体书写变成了形而下的展示，以至于群魔乱舞，制造了种种的乱相。
林白因其严肃才会认真对待身体书写的困境，力求创作风格的转型。2004年她的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被视为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n，她以一个叫木珍的底层女性的视点和闲聊语体书写了王榨村的民间生活。林白受到了民间话语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的双重影响，《妇女闲聊录》有很强的文本实验性，但若从两性关系书写的角度来看，林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民间话语具有藏污纳垢性，民间话语中的反启蒙话语使得它和封建男权话语常常是同构性的。文本中有一段几个乡村女子提及“月经”时的议论：
不来多好啊，像男人似的。主要是夏天，夏天来好事，身上就闻得出味来，打牌，都能闻到腥味，要是有男的，就不吭声，要全是女的，就问，哪个来好事了，这么腥。
这透露出的简直是一种厌女倾向了。此外，文本中虽然涉笔了乡村女性性生活的某种自由，但由于林白过于放任木珍的视点与言说，就使得文本缺少了文化反思的意味，因为其中女性性自由其实每每不过是一种性交易，暴露出的恰恰是女性被物化了的男权文化意识，而文本却对此没有提供任何价值判断。就此来看，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表现出了她被民间话语理论误导了之后女性价值立场的倒退。
三、“性”“爱”分离背后的权力机制
如今我们很多作家，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作家，可以轻车驾熟地书写性行为，书写欲望，而对两性之间感情关系的探究却极少，似乎“性”与“爱”是可以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在西方文化中，爱情通常是指性欲、爱欲、情爱和圣爱共同组成的情感，所以好的爱情一定是“性”与“爱”统一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指出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追问性爱“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当代心理学家指出了一个临床现象，即在现今性越来越开放的情况下，性无力患者却在大量增多，“性无力的背后是性与爱的分离”o，无论在哪种文化之中，两性之间“性”与“爱”的分离都是需要反思的。 新世纪以来，在年轻一代作家中能冷峻地揭示社会某种残酷现实、揭示人性弱点的，还不乏其人，但在现实批判的过程中还能以理想主义精神去烛照人性的幽暗处，带给人一些明亮和温暖的作家就太缺乏了。80后女作家孙频是当代年轻一辈作家中非常刻苦又有才华的一位，她的《无相》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当然这不是一部爱情小说，它书写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的鳏居老教授对受他资助的女大学生的性侵犯。性侵犯是“性政治”中的暴力事件，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的。孙频不止一次地书写性侵犯，但《无相》是写得最有社会文化内涵的一部。小说文本中老教授利用自己资助人的强势地位要求受助女生脱光衣服给他看，同时也让她看着他自己脱光，以满足他变态的性心理。
孙频将两者之间的较量放在现实的和人性的两个维度来书写，构筑了一幅复杂的社会图景，空巢教授的孤独、偏僻山区的穷困都揭示得非常到位，受助女生的母亲在山区农村的老家随着当地的风气以性交易来让供养家庭，这让受过教育的女儿深以为耻。她抵抗着母亲的命运，觉得老教授的要求让她感到自己重复了母亲卖身的羞耻行为，但是她又留念教授那里家的感觉，何况她又需要老教授经济上的援助，这些就使得女孩一直处于极大的内心挣扎之中。孙频在对这奇特的两性关系的书写中，既揭示了偏远落后的山区学子在城市高等学府里生存艰难的现实问题，也书写出人性深处善和恶的交织。小说最后那位女生主动出击，脱光了自己的衣服，以自己年轻的酮体挑衅那位冒犯她的老者，使对方在强烈的性诱惑下心脏病发作死去。孙频将在这个文本中将城/乡、老/少、男/女之间的张力写得令人震撼，但整部小说却太过阴暗了，两个孤独的人之间本来可能有的温暖被作者过于凌厉的笔触完全清理了。
四、两性关系的伦理再思考
两性关系是一个社会中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最微妙的社会学现实是：“你的私生活塑造你的品格，而这影响你与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当人们用性来满足个人欲望的时候，这会削弱整个社会利他的政治能力。”p从这个角度来看两性关系就不只是私人事务，它还关系到一个人的公民素质，就此而言人文学者对婚恋叙事的重视度和审视的多维度还得增加。
两性关系既然是最微小的人际关系，它必然也就同样会涉及到人际关系中的忠诚与背叛的伦理问题。而一个人面对背叛时具有怎样的选择能力，这也是可以用来考察个人素质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方面。我非常推崇潘向黎的小说《清水白菜》，潘向黎是当代能将两性的张力处理得最温柔敦厚、端庄得体的作家。《清水白菜》中“他”是下海的成功人士，而“她”是辞掉了干得很好的教师工作回家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但是“他”人到中年时还是出轨了，“她”不得不面对丈夫的离弃。这让我想起现实生活中学者李小江对一个放弃职位全职在家的朋友说的话，“你的命运也许就在最幸运或最不幸的女人两端。倘若丈夫永远这样爱你，不要你投入社会竞争，实在是一个女人的福气。但倘若他日后厌倦了你甚至抛弃你，你又失去了重返社会的能力，那就有苦头吃了”。q李小江的分析是非常现实的，惟有看到当今社会女性的现实状况，我们才能看出《白水青菜》中表达的是作者对女性理想主义的期待。
《白水青菜》中的女人以优雅、教养和内心饶恕人的力量帮助自己坚持住了尊严，并重新为自己开了一条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出路，文本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女性建设性的思考，相比于赢回丈夫，女性更重要的是贏得自己的独立性。波伏瓦曾提醒女同胞们，是男人“争先恐后地宣布，对女人来说，爱情是她的最高的实现”。这提醒对女性而言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女人要记住她这段说辞的后半段，“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但在这之前，爱情以最动人的面貌，概括了压在封闭于女性世界中的女人、受伤害又不能自我满足的女人身上的诅咒”。r联系波伏娃的这段话，我理解《白水青菜》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思考，即女性惟有将自己的独立、创造力、自我情感满足的能力看得比爱情重要，女人表现出来的这种“强”才会成为可能，女人的强大是从自己心底深处发出要和男人比肩而行的愿景的那一刻开始的。
潘向黎曾多次提及自己对蒋韵的喜爱，我认为这种喜爱完全是出于她们内在精神气质的一种相契，蒋韵也是当代作家中非常难得的特别强调女性自尊、女性要雍容节制的一位作家，她和潘向黎一样看重的是女性自身作为现代文明人的素质，她的很多小说都在呼吁当今利己主义文化中已经越来越稀缺的做人的质素，即羞耻感、罪咎感，这使得她的小说在当今显得难得且珍贵。《你好，安娜》是她去年刚刚出版并获奖的小说，小说文本中涉笔爱情的文字并不多，却写得令人动容。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素心和彭承畴由于长辈间的交好而相识，素心倾心于彭承畴，但彭承畴却和素心的好友安娜相爱了。彭承畴将自己的一个笔记本作为爱情的信物托付给了安娜，里面有他写的小说。政治运动中安娜的母亲畏惧一切文字，安娜因为担心笔记本被母亲销毁便交给素心保管。在听说素心途中遭遇歹徒，笔记本丢失后，安娜因觉得自己失信于了自己所爱的人，也会陷对方于文字之祸中就跳河自杀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讲究人的信誉如生命般重要的，但如今随着利己主义文化的盛行，人们对信誉的重视度远不如从前了，人们更不容易因为失信而感到羞耻、罪责，甚至感到活不下去了。蒋韵的小说写出了难得的忠义和痴情，也重申了这个世上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信誉、人的尊严，以及人在过错中应该有的羞耻心、罪恶感。蒋韵在《行走的年代》 《晚祷》中都写到女主人公因自己一时产生的罪恶念头，即使客观上并没有产生恶果，但她们却为此终生在精神上背负起了沉重的十字架。
蒋韵小说透露出的一种在当今显得很稀缺的精神气质，这出于她非常独特的思考，那就是她将一个现代公民应有的契约精神，将我们文化中所缺乏的罪感文化、耻感文化也纳入反思的框架中，她的小说表现出了一种道德承担的可贵性。刘再复曾感慨“中国太多乐感文学，却少有罪感文学。具有深度的罪感文学，不是对法律责任的体认，而是对良知责任的体认，即对无罪之罪与共同犯罪的体认，忏悔意识也正是对无罪之罪与共同犯罪的意识”。s蒋韵的小说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可贵的探索，尽管她的文化资源似乎还不足以为她小说中那些被羞耻感、罪责感折磨的人找到一个光明的前途。 论述至此，我觉得有点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在两性关系书写方面提供了最有力的思考的大多还是50后作家的文本。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新的伦理困惑不断出现，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我們却未能看到在精神界涌现出一代超过一代更勇敢地去争取启蒙之光的局面。展望未来，我们惟有抱着最热切的心情期盼在新的世纪中年轻一代的作家能有突破性的进展，回应这个时代出现的新的精神性问题。
【注释】
a丁帆：《追问“五四精神”——〈五四运动史〉〈启蒙运动〉〈启蒙观念史〉读札》，《文艺争鸣》2019年第5期。
b[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页。
c[英]格丽梅勒·格丽尔：《被阉割的女性》，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d[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eq李小江：《关于女人的问答》，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5页。
f本人在《新世纪以来学院型女作家的两性关系书写》一文中有专门对她的分析，见《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g程德培：《面对“自己”的角逐——评王安忆的“三恋”》，《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2期。
h谭桂林：《性文化蜕变中一次新的躁动——评王安忆〈岗上的世纪〉》，《文艺学习》1989年第4期。
i丁帆：《新时期小说三次“性高潮”后的反思》，《文论报》1997年2月1日。
j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陈小兰等译，选自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2页。
kr[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528页。
lm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309页、308页。
n王春林：《满目繁花又一年——2004年长篇小说印象》，《南方文坛》2005年第1期。
o[美]罗洛·梅：《爱与意志》，宏梅、梁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p[美]提摩太·凯勒、凯西·凯勒：《婚姻的意义》，杨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97页。
s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XIX页。
一、受创后的疯癫者对伪圣母形象的颠覆
圣母形象最初来源于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圣母马利亚。谦卑地顺服上帝和圣洁是圣母马利亚的两大特点，深受这个传统影响的俄苏文学比较注重圣母式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比如《罪与罚》中的索尼亚，而且俄罗斯文学中的圣母形象也受到基督教东正教传统中受难思想的影响，所以这些圣洁、顺从的女子们通常也是牺牲、受难者的形象。受俄苏文学的影响，加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慈母的强调，我国新文学文本中有许多温柔、善良、无条件奉献自己的完美女性形象，新时期初期张贤亮笔下的马樱花等这一类女性形象更被推崇为理想的女性形象。但问题是圣母形象的形成有她独特的宗教文化内涵，这类女性的顺服和牺牲只能被置于基督教文化框架中来理解，而不适合在世俗世界中被普泛化，这类普泛化的完美女性只是伪圣母形象，因为脱离了爱上帝的维度，“妇女的自我牺牲常常是因为她们除了牺牲别无其它能力来创造生活。她们牺牲的是从未得到的东西：自我”。c到1990年，电视剧《渴望》在全国热播，刘慧芳温柔、贤惠、无条件奉献的个人选择还会被人们无限放大为对中国女性群体的审美期待，而电视剧背后的男权文化被忽略了。
马樱花、刘慧芳这样的女性形象被视为女性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女性的道德绑架。从这个角度来看，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书写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受创与本能反抗，集中塑造了几个疯癫的女性形象，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伪圣母形象。凯特·米利特说得对，性支配“也许仍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力概念”。d在封建男权文化传统中长大的中国女性或许更能体会到婚内遗弃对她们的致命伤害性。姑爸在新婚之日就被新郎抛弃，她在夫家昏迷了几天后回到娘家就出现了疯癫状，她自我宣布了姑爸的身份，试图以男性身份认同来摆脱自己的创伤记忆，但最终却从二旗等年轻男性那里遭受了更残酷的拒绝，他们以暴力对她的身体进行了改造，“她赤着全身，仰面朝天，两腿之间有一根手指粗的通条直挺挺地戳在那里……”，利器般的“阳具”被置入她的身体，这宣告的不过是男权世界对她极大的羞辱和嘲讽。
铁凝在《玫瑰门》中多处以生理性隐喻来书写晦暗、扭曲的两性关系中女性的病态形象。司猗纹“冒犯”了丈夫后从丈夫那里染上的性病、她“性侵”公公后带走的是“一身黏痰”，以及竹西在和丈夫庄坦做爱时要忍受对方病态的打嗝。就算是小说文本最后苏眉新诞生的女儿，她的额角上也出现了那一弯新月形的疤痕。铁凝将两性关系放在大的历史转折和政治动荡中来书写，既写出社会变迁对人的心理结构的深沉影响，更反思了这些在婚恋关系中受到伤害的女性们，她们在一起时不是彼此抚慰，提供疗愈性的精神支持，相反，她们之间却常常是倾轧相伤。铁凝书写了女性亦会以“与要求改善屈辱的社会境遇有关”e的疯癫来抗拒权力话语，她们自己就成为了社会病症的隐喻。铁凝的这些思考在她后来的《大浴女》和《永远有多远》等文本中仍然有所继续。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女性作家对身处的文化语境有一种可贵的警觉性，而且她们的创作往往会在一些共同问题的思考上彼此呼应。林白的《致命的飞翔》，女性对两性关系中所受伤害的反抗就更为激越了，“这个男人”在服用了春药之后在北诺身上大泄兽欲，北诺在忍受了性事中的百般折磨之后，趁着“这个男人”心满意足地睡去时用刀杀死了他，“并想把他切成几大块放进冰箱里”。林白以这种暴力的形式宣告女性对性伤害的反抗，而且她还毫不犹豫地结束了女性承担家务的传统模式，《致命的飞翔》中北诺的朋友“我”与男友登陆在《渴望》主题曲的背景音乐中，“默默相处，组成了一个客气的互助组，实行AA制”，完全解构了《渴望》提供的奉献-享受的两性关系模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乖张的女性形象都有其特别的审美价值。我认为秉持一个衡量的标准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看这一形象是否能提供反思的价值、呈现出社会批判性的作用来，强调启蒙精神成为这些形象的钙质是必要的，上面那些文本的审美价值也正在这些女性形象的创伤记忆可以看出女性“立人”中所要面对的阻力。但若立足于陈旧的价值立场，塑造出的疯者的形象就不足取了。张悦然早期的长篇小说《誓鸟》中也塑造了一个疯狂的女性春迟的形象，她为了打捞到和爱人相爱的记忆而戳瞎了自己的眼睛，为了寻回过去的记忆，她对身边所有爱她的人都极其冷漠，这样的疯狂就缺乏合理性。春迟对待他人甚至对待自己的方式都是不人道的且毫无意义，但作者却竭力呈现这种方式的凄美，这是令人非常费解的。
张悦然是新世纪以来80后作家中较受大家关注的作家，有较好的学院背景。总體来看她在两性关系书写方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f，但她早期在文本中流露出的叙事立场的确存在着一些令人不乐观的地方。《樱桃之远》是她2003年出版的小说，她以非常抒情的笔墨塑造了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圣母般的年轻女性段小沐的形象，她以完全牺牲自我的爱去纵容一个小混混小杰，她爱得痴狂，但从小杰那里常常加添的不过是伤心的记忆罢了。任何一种好的爱情和宗教信仰应该都是有其道德性追求的，而段小沐爱得既毫无道德的判断力，也没有任何维护自己尊严的意识，这样的疯者恰恰是需要启蒙精神疗救的，而作者却毫不掩饰对她的喜爱，这就背离了启蒙的立场。
二、身体的发现与误用
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文学创造力非常强盛的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开创意义的文本。1989年王安忆在《钟山》第1期发表了中篇小说《岗上的世纪》，从女性经验的角度对性爱的美好进行了抒情性的描写。在《岗上的世纪》发表之前，王安忆已经以“三恋”系列展示了“一位‘女性中心主义’的目光如何审视情爱、性爱与婚姻中的男人与女人”。g而到了《岗上的世纪》，王安忆则恣意书写了性爱的创造力，写它在精神上对人的提升，让人能够抬头仰望星空： 他们就像两个从不失手的弄潮儿，尽情尽心地嬉浪。他们从容而不懈，如歌般推向高潮。在那汹涌澎湃的一刹那间，他们开创了一个极乐的世纪。
这是一个繁星满天的月夜。他经历了他那生死度外的七个昼夜，跨出这一座土坯茅顶的小屋。他不由地停下脚步抬头望了望天空，心想：天上的星星真亮啊！”
王安忆戏仿《创世记》，以七日之久为李小琴和杨绪国在岗上创建了他们性爱的伊甸园，从全知的视角呈现他们之间性爱的“甚好”。《岗上的世纪》被评论者誉为“我国新时期文学中第一部真正纯粹的性爱小说”h。其中虽然有很多性爱描写，但它们“在王安忆的笔下变得优美动人，浪漫灵动”，“显现出其性描写背后的巨大文化潜能”i。《岗上的世纪》中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期间，那个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运动“带有惊人的性压抑和严厉的清教徒主义的色彩”j，王安忆以诗性的笔触书写在李小琴和杨绪国之间激荡起的爱欲赋予他们生长的力量，性爱后杨旭国嘴巴的臭气居然滿满消失了，骨头间似乎也长出了肉来。
然而《岗上的世纪》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第一次以女性经验肯定了性爱的美好和超越性。男权文化向来视女性的身体为男性欲望表达的客体，认为“少女可以成功地承受她的欲望：但往往这些欲望保留着羞耻性质”k。长期以来，文学作品中女性性爱经验的描写是缺失的，而王安忆则大胆直率地将女性的生命经验宣布了出来：
他忽然腾空跃起，嗷地叫了一声，她几乎看见他的身体在黑暗中划了一道白光，接着，她的身体便离开了地面。这时候，她看不见了他的灼亮的眼睛，在很深邃的黑暗里，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望着她。他平躺在她的身下，将她托了起来，那对眼睛幽秘地退了更远，闪烁着。她被他托起的身体有一种飞翔的感觉，心里快活极了。她又降落下来，犹如失足堕入悬崖，心里充满冒险的快乐，不由叫道：“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王安忆以“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激活了被压抑的女性的声音、女性的经验。王安忆一向不认同自己被归类为女性主义作家，我也觉得女性主义其实是有些缩小了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文学是人学，但长期以往，中国文学在书写人作为人的性体验时，女性的声音是缺失的，“人”的表达其实是不完整的，而《岗上的世纪》第一次如此直率地书写了性爱过程中的女性经验和女性欢愉的声音，让“人”的另一半性别的感受被了解，声音被听见，其实她的确更应该属于勇于发现“人”的启蒙作家。
王安忆的知青经历和艺术灵感催生了《岗上的世纪》，据王安忆和张新颖的对话，这部小说的人物是有原型的。在这之后王安忆就不大涉及性这个话题了，她很明智地看到“八十年代写性，至少是有革命的意义，如今拆除了藩篱，可自由地写性，就发现性的本身其实很简单，差异在于用性来隐喻什么”。l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一些女作家将如何书写两性性关系中的女性经验，看作是非常重要的“性政治”问题，她们从女性话语和女性欲望书写两个方面来抵抗男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林白当数她们中最认真、也最有想法的一位。
林白的身体书写是严肃而有价值的，在她之前，女性的身体是隐藏的，女性的性器官是不可言说的。林白小说文本的最大价值在于呼唤女性懂得拥抱自己的身体、反观自己身体的遭遇，她的《说吧，房间》细致地书写了女性人工流产时在语言和肉体上所受到的双重暴力，细致地书写了女性怀孕期间的种种生理反应等等，她让女性身体的痛苦和委屈被看见、被听见。然而身体书写也是把双刃剑，极容易和商业合谋，使女性再次成为被看的商品。身体书写可谓是在刀刃上行走，挑战作者把握尺度的能力，以及能否能开掘出身体的政治、文化的隐喻性内涵。王安忆说，“从米兰·昆德拉开始，给性赋予了太多意识形态的涵义”m，但在这点上米兰·昆德拉是非常正确的，身体和性一样，若不能赋予其意识形态或隐喻性内涵，在纯文学范畴内其可书写性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实的情形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很多女作家和商家合谋，将身体书写变成了形而下的展示，以至于群魔乱舞，制造了种种的乱相。
林白因其严肃才会认真对待身体书写的困境，力求创作风格的转型。2004年她的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被视为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n，她以一个叫木珍的底层女性的视点和闲聊语体书写了王榨村的民间生活。林白受到了民间话语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的双重影响，《妇女闲聊录》有很强的文本实验性，但若从两性关系书写的角度来看，林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民间话语具有藏污纳垢性，民间话语中的反启蒙话语使得它和封建男权话语常常是同构性的。文本中有一段几个乡村女子提及“月经”时的议论：
不来多好啊，像男人似的。主要是夏天，夏天来好事，身上就闻得出味来，打牌，都能闻到腥味，要是有男的，就不吭声，要全是女的，就问，哪个来好事了，这么腥。
这透露出的简直是一种厌女倾向了。此外，文本中虽然涉笔了乡村女性性生活的某种自由，但由于林白过于放任木珍的视点与言说，就使得文本缺少了文化反思的意味，因为其中女性性自由其实每每不过是一种性交易，暴露出的恰恰是女性被物化了的男权文化意识，而文本却对此没有提供任何价值判断。就此来看，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表现出了她被民间话语理论误导了之后女性价值立场的倒退。
三、“性”“爱”分离背后的权力机制
如今我们很多作家，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作家，可以轻车驾熟地书写性行为，书写欲望，而对两性之间感情关系的探究却极少，似乎“性”与“爱”是可以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在西方文化中，爱情通常是指性欲、爱欲、情爱和圣爱共同组成的情感，所以好的爱情一定是“性”与“爱”统一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指出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追问性爱“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当代心理学家指出了一个临床现象，即在现今性越来越开放的情况下，性无力患者却在大量增多，“性无力的背后是性与爱的分离”o，无论在哪种文化之中，两性之间“性”与“爱”的分离都是需要反思的。 新世纪以来，在年轻一代作家中能冷峻地揭示社会某种残酷现实、揭示人性弱点的，还不乏其人，但在现实批判的过程中还能以理想主义精神去烛照人性的幽暗处，带给人一些明亮和温暖的作家就太缺乏了。80后女作家孙频是当代年轻一辈作家中非常刻苦又有才华的一位，她的《无相》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当然这不是一部爱情小说，它书写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的鳏居老教授对受他资助的女大学生的性侵犯。性侵犯是“性政治”中的暴力事件，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的。孙频不止一次地书写性侵犯，但《无相》是写得最有社会文化内涵的一部。小说文本中老教授利用自己资助人的强势地位要求受助女生脱光衣服给他看，同时也让她看着他自己脱光，以满足他变态的性心理。
孙频将两者之间的较量放在现实的和人性的两个维度来书写，构筑了一幅复杂的社会图景，空巢教授的孤独、偏僻山区的穷困都揭示得非常到位，受助女生的母亲在山区农村的老家随着当地的风气以性交易来让供养家庭，这让受过教育的女儿深以为耻。她抵抗着母亲的命运，觉得老教授的要求让她感到自己重复了母亲卖身的羞耻行为，但是她又留念教授那里家的感觉，何况她又需要老教授经济上的援助，这些就使得女孩一直处于极大的内心挣扎之中。孙频在对这奇特的两性关系的书写中，既揭示了偏远落后的山区学子在城市高等学府里生存艰难的现实问题，也书写出人性深处善和恶的交织。小说最后那位女生主动出击，脱光了自己的衣服，以自己年轻的酮体挑衅那位冒犯她的老者，使对方在强烈的性诱惑下心脏病发作死去。孙频将在这个文本中将城/乡、老/少、男/女之间的张力写得令人震撼，但整部小说却太过阴暗了，两个孤独的人之间本来可能有的温暖被作者过于凌厉的笔触完全清理了。
四、两性关系的伦理再思考
两性关系是一个社会中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最微妙的社会学现实是：“你的私生活塑造你的品格，而这影响你与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当人们用性来满足个人欲望的时候，这会削弱整个社会利他的政治能力。”p从这个角度来看两性关系就不只是私人事务，它还关系到一个人的公民素质，就此而言人文学者对婚恋叙事的重视度和审视的多维度还得增加。
两性关系既然是最微小的人际关系，它必然也就同样会涉及到人际关系中的忠诚与背叛的伦理问题。而一个人面对背叛时具有怎样的选择能力，这也是可以用来考察个人素质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方面。我非常推崇潘向黎的小说《清水白菜》，潘向黎是当代能将两性的张力处理得最温柔敦厚、端庄得体的作家。《清水白菜》中“他”是下海的成功人士，而“她”是辞掉了干得很好的教师工作回家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但是“他”人到中年时还是出轨了，“她”不得不面对丈夫的离弃。这让我想起现实生活中学者李小江对一个放弃职位全职在家的朋友说的话，“你的命运也许就在最幸运或最不幸的女人两端。倘若丈夫永远这样爱你，不要你投入社会竞争，实在是一个女人的福气。但倘若他日后厌倦了你甚至抛弃你，你又失去了重返社会的能力，那就有苦头吃了”。q李小江的分析是非常现实的，惟有看到当今社会女性的现实状况，我们才能看出《白水青菜》中表达的是作者对女性理想主义的期待。
《白水青菜》中的女人以优雅、教养和内心饶恕人的力量帮助自己坚持住了尊严，并重新为自己开了一条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出路，文本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女性建设性的思考，相比于赢回丈夫，女性更重要的是贏得自己的独立性。波伏瓦曾提醒女同胞们，是男人“争先恐后地宣布，对女人来说，爱情是她的最高的实现”。这提醒对女性而言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女人要记住她这段说辞的后半段，“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但在这之前，爱情以最动人的面貌，概括了压在封闭于女性世界中的女人、受伤害又不能自我满足的女人身上的诅咒”。r联系波伏娃的这段话，我理解《白水青菜》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思考，即女性惟有将自己的独立、创造力、自我情感满足的能力看得比爱情重要，女人表现出来的这种“强”才会成为可能，女人的强大是从自己心底深处发出要和男人比肩而行的愿景的那一刻开始的。
潘向黎曾多次提及自己对蒋韵的喜爱，我认为这种喜爱完全是出于她们内在精神气质的一种相契，蒋韵也是当代作家中非常难得的特别强调女性自尊、女性要雍容节制的一位作家，她和潘向黎一样看重的是女性自身作为现代文明人的素质，她的很多小说都在呼吁当今利己主义文化中已经越来越稀缺的做人的质素，即羞耻感、罪咎感，这使得她的小说在当今显得难得且珍贵。《你好，安娜》是她去年刚刚出版并获奖的小说，小说文本中涉笔爱情的文字并不多，却写得令人动容。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素心和彭承畴由于长辈间的交好而相识，素心倾心于彭承畴，但彭承畴却和素心的好友安娜相爱了。彭承畴将自己的一个笔记本作为爱情的信物托付给了安娜，里面有他写的小说。政治运动中安娜的母亲畏惧一切文字，安娜因为担心笔记本被母亲销毁便交给素心保管。在听说素心途中遭遇歹徒，笔记本丢失后，安娜因觉得自己失信于了自己所爱的人，也会陷对方于文字之祸中就跳河自杀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讲究人的信誉如生命般重要的，但如今随着利己主义文化的盛行，人们对信誉的重视度远不如从前了，人们更不容易因为失信而感到羞耻、罪责，甚至感到活不下去了。蒋韵的小说写出了难得的忠义和痴情，也重申了这个世上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信誉、人的尊严，以及人在过错中应该有的羞耻心、罪恶感。蒋韵在《行走的年代》 《晚祷》中都写到女主人公因自己一时产生的罪恶念头，即使客观上并没有产生恶果，但她们却为此终生在精神上背负起了沉重的十字架。
蒋韵小说透露出的一种在当今显得很稀缺的精神气质，这出于她非常独特的思考，那就是她将一个现代公民应有的契约精神，将我们文化中所缺乏的罪感文化、耻感文化也纳入反思的框架中，她的小说表现出了一种道德承担的可贵性。刘再复曾感慨“中国太多乐感文学，却少有罪感文学。具有深度的罪感文学，不是对法律责任的体认，而是对良知责任的体认，即对无罪之罪与共同犯罪的体认，忏悔意识也正是对无罪之罪与共同犯罪的意识”。s蒋韵的小说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可贵的探索，尽管她的文化资源似乎还不足以为她小说中那些被羞耻感、罪责感折磨的人找到一个光明的前途。 论述至此，我觉得有点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在两性关系书写方面提供了最有力的思考的大多还是50后作家的文本。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新的伦理困惑不断出现，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我們却未能看到在精神界涌现出一代超过一代更勇敢地去争取启蒙之光的局面。展望未来，我们惟有抱着最热切的心情期盼在新的世纪中年轻一代的作家能有突破性的进展，回应这个时代出现的新的精神性问题。
【注释】
a丁帆：《追问“五四精神”——〈五四运动史〉〈启蒙运动〉〈启蒙观念史〉读札》，《文艺争鸣》2019年第5期。
b[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页。
c[英]格丽梅勒·格丽尔：《被阉割的女性》，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d[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eq李小江：《关于女人的问答》，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5页。
f本人在《新世纪以来学院型女作家的两性关系书写》一文中有专门对她的分析，见《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g程德培：《面对“自己”的角逐——评王安忆的“三恋”》，《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2期。
h谭桂林：《性文化蜕变中一次新的躁动——评王安忆〈岗上的世纪〉》，《文艺学习》1989年第4期。
i丁帆：《新时期小说三次“性高潮”后的反思》，《文论报》1997年2月1日。
j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陈小兰等译，选自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2页。
kr[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528页。
lm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309页、308页。
n王春林：《满目繁花又一年——2004年长篇小说印象》，《南方文坛》2005年第1期。
o[美]罗洛·梅：《爱与意志》，宏梅、梁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p[美]提摩太·凯勒、凯西·凯勒：《婚姻的意义》，杨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97页。
s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XIX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