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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们真的需要编辑和编辑学吗？编辑行业的没落在近年来成为热门话题；而编辑学作为中国的特色学科从未走出小范围的讨论，现在还要担忧这门学科的研究是否后继有人。假如让我们乐观地想象编辑和编辑学的美好前景，首先要攻克的心理问题是，我们认可的编辑和编辑学价值究竟是什么。
继本刊2013年12期沙龙讨论“创新编辑概念”和2014年4期持续论证“编辑学未来”两个话题之后，延请4位学者就“编辑和编辑学价值”这个问题，给出他们心目中的答案。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位从业者和研究者都无法逃避的。（以上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本刊记者：可以肯定的是，在加强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集中产、学、研三方力量，共享新理念新思维，共享科学研究成果，共享行业实践经验，才是推动编辑学良性发展的真道、正道。作为学者，现请您对共担编辑学科建设任务的其他方发声，认为产、学、研三方究竟该怎样对话？
周国清：加强编辑学学科建设，推进编辑学发展，必须集中产、学、研三方的力量，在对话与合作中实现研究成果、学术理论和实践经验的融合，彼此吸纳养料，共享创意，激活学科潜质，形成前拥后推、互动共进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共赢局面，共同栽培正在日益发展壮大的编辑学学科这棵大树。
由于高校往往既承担编辑人才培养的教学任务，又承担编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科研任务，因而我们通常说的编辑学产、学、研结合，实际上指的就是高校与编辑活动实践、出版企业的结合。推动编辑学的产、学、研结合，是知识经济时代编辑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高校培养高质量编辑出版人才的必经之途，也是出版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在我国，关于编辑出版学领域产、学、研结合的呼吁和研究已有多年，也在实践中形成了“高校—实习基地—出版企业”“高校—科研课题—出版企业”这样一些模式。但是由于以从事物质生产为主的企业和以从事精神生产为主的高校、科研机构其内在的推动力并不一致（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科研追求知识创新），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得多年以来，关于高校教学科研脱离出版行业实践的指责声一直存在，这促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深入思考。
第一，进一步从编辑学学科特质的高度认识其产、学、研结合的重要性。
在产、学、研的对话中不断实现学科的自我完善，这是由编辑学的学科特质决定的。编辑学作为研究国内外编辑活动和出版业运行规律并指导和服务于其实践发展的一门应用性与理论性紧密结合的学科，从其学科本体和内在规制而言，实践性强是其首要的学科特质，即编辑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凸现应用性特点，强调实践为用，必须在与编辑实践的紧密结合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编辑学的建立和发展，虽源自漫长历史过程中编辑出版实践经验的学理凝练和系统提升，但其现实感性和理论应用的目的性突出，在其每一环节都伴随着看得到、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实践体验，而且与产业的状况密切相关，出版产业的发展必然促进编辑学科的成熟，而编辑学理论又反过来促进产业的长进。
因此，编辑学的发展必须面向丰富广阔的编辑出版实践活动，注重与编辑出版业界密切合作，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加强与实际工作部门的联系，努力将其丰富的实际经验引入学科建设，在原理与案例的共证中凝练学理，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参中抽象规律，在传统与现代的比照中更新视野，在感性与理性的融会中提升层次；同时共同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在解决编辑出版理论问题与服务编辑出版现实中，搭建管理与决策部门、业界和学术界、教育界进行沟通的桥梁。
目前，编辑学研究正如编辑出版业本身的转型一样，正处在一个新的深化时期，科技和经济领域的多种因素对之产生了深刻影响，编辑活动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和新现象，如网络编辑与数字出版的问题、出版的文化性与商业性的问题、浅出版和出版的娱乐化倾向、编辑劳动的价值评估的问题、“两个效益”相统一的问题、出版品牌建设问题、读者需求与阅读方式新变化的问题、编辑主体自身素质的问题，既需要予以及时的总结，又呼唤着理论的指导。因此，编辑学更应不断从编辑实践活动中吸取灵感和养料，与现实的编辑活动对话，不断研究编辑活动中的各种问题，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层面，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开放的学科视野，迎接挑战，掌握规律，获取更强的自我生长能力，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产、学、研作为一个三维的立体构建，彼此互相依存和支撑，形成共通的学科力量和理论空间。离开了与业界的对话，离开了生动丰富的编辑实践活动，编辑学科就没有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就无从发展。
第二，以实践教学打通高校编辑学产、学、研结合的通道。
编辑出版高等教育作为编辑学学科发展与成熟的一个标志，是产、学、研结合的集聚地，应该在与业界广泛、深入的对话中不断完善和提升，其中实践教学就是搭建产学研对话与沟通的重要桥梁与平台。
编辑出版实践教学必须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体系，逐步形成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模式，带领学生进入实际工作环境，直接面对出版物著、编、传、印、播、发的连锁化系统，在分析、处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就现场情境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能力，感受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的价值，完成对专业知识的提升，做到“在现实中学理论，从实践中找技能”，从而检验其专业学习水平，体会编辑出版工作的乐趣，培养职业意识和职业信仰，实现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目标。
建立稳定的专业实习基地，是搭建学界、教育界与出版业界对话平台的好办法。一方面，将专业实习课程化，让师生亲身了解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现状，了解图书市场状况，了解读者需求，准确把握出版业的发展方向，找准出版物的市场定位，在实践中引导学生创新；另一方面，将师生的产品策划、文化创意和学术理论，也就是在编辑出版方面的金点子，运用到实习平台，经过检验后直接转化为出版生产力，同时从编辑出版产业一线获取实战经验，激发理论创新的灵感，将成功的编辑案例与出版经营管理模式等进行理论的提炼与上升，转化为学科的现实内容，生成学科理念，从而化入编辑学体系之中，又反过来用以指导编辑实践，推动学科专业发展。 同时，在产、学、研对话中不断优化师资队伍建设，使教师能够将教学、科研、新技术和出版实务紧密结合，培养一批既有较高理论素养，又熟悉编辑业务和出版产业运营的“双师型”教师。特别要尊重、适应出版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从出版业界引进有实践经验和一定理论造诣的人才，或在有关媒体和出版管理部门聘请经验丰富的专家为学生举办专题讲座，并建立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定期到出版企业挂职、锻炼、实习和出版企业骨干到学校兼任教师的制度，编辑出版专业教师与出版企业骨干可以角色互换，从而结合出版业的实践需要培养人才。
第三，开拓编辑学产、学、研对话的多元路径。
首先，我认为，在我们强调产、学、研结合，强调高校与出版企业结合的时候，忽略了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作用。尤其是在不能立马解决出版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的编辑学基础理论建设方面，更需要由政府管理部门来进行平衡和协调。在今后的实践中，编辑出版界更应加强产、学、政、研四者的结合。由于我国出版市场的特殊性，政府管理部门对出版产业的发展方向及科研方向，具有较大的主导权。因此，出版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关系，需要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来承担组织协调者的角色。这一方面可以解决当前的编辑产、学、研结合很难联动，缺乏宏观的统一组织领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前述企业追求与高校追求不相统一的问题，因为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自身的行政资源来扶持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而放手让企业与相关的高校、科研院所去从事与企业利益紧密相关的研究，以此来解决编辑出版教学科研与企业需求脱钩的问题。各省依据中宣部、教育部《关于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意见》开展的部校共建新闻学院，就是对新闻传播教育与实践协同发展的有益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次，在企业与高校相结合的层面，当前单纯地派高校学生到企业进行专业实习、高校针对出版企业面临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并不能完全满足行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专业实习往往是在高校学习的最后阶段，如果此时发现高校的培养路径与企业的现实需求偏离也为时已晚。在今后的发展中，应逐步建立出版企业与高校共同培养人才的模式，根据高校自身的培养理念与合作企业的人才需求，共同拟定学生的培养方案，并将专业实习贯穿于4年的学习过程，将其作为日常的课程来抓。出版企业甚至可以与高校共同出资，成立准公司性质的出版专业实习企业（文化传播公司、图书策划公司），使学生在大学时期就能进行实战操作，真正有意义的选题策划可以直接为出版企业所用，为双方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此外，就是在科研领域，要把企业的需求作为科研的直接动力，由企业设置研究方向并提供研究经费，由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技术和智力方面提供支持。或者直接由出版企业出资，延聘高校研究人员，组建专门的企业科研机构。目前的世界500强企业，基本上都会配有企业的研究机构，我们的出版企业也要有这样的创新意识。由企业建立的科研机构，其所从事的科研项目就可以完全根据出版业的实际需要而来，可以从高校聘请专门的研究人员，将相关的课题提供给学界，不必拘泥于既有的科研套路，也可以摆脱高校科研的学院气，更加贴近实战和应用，这是今后编辑学产、学、研结合的发展方向。
王勇安：现代话语体系中的产、学、研相结合，或是产、学、研合作发展，是指不同社会分工的科研、教育、生产，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强大的研究、开发、生产一体化的先进系统，并在运行过程中体现出综合优势。
现代出版产业是由产、学、研三个构成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构成的产业系统。系统科学的结构与功能原理（也称“组合质变规律”或“结构相关性原理”）认为，系统的结构，即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秩序，是系统的基本属性。功能则是系统的外部表现，是系统结构的反映和体现。系统结构的有序合理，保证了系统整体上的功能作用。系统结构有序合理，是指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方向组合，也就是组合时必须有规则、合规律。具体到出版产业系统，就是要求以企业为人才、技术和思想需求方，与以科研院所或高等学校为技术供给方之间的合作，其实质是促进出版内容创新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除了国字号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我国专业出版科研机构多为高等院校创办，因此，产学双方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方式是否正确，决定出版产业系统结构是否合理、有序和稳定，进而决定出版产业整体功能的发挥，决定出版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考察出版产业系统，我们发现产学双方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技术支持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定位差异。在出版人才培养上，学界以培养通才型编辑为主，业界钟情于具有专业背景的专才型编辑和复合型出版人才；在出版科研上，学界醉心于形而上的理论思辨，强调思想支持，业界坚持以术为主，针对具体编辑出版问题；在技术支持上，学界认为以网络新媒体为基础的数字出版技术不属于学科范畴，在这一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层面都少有作为，业界面对新技术冲击虽显茫然，但一直对此孜孜以求，强调技术为己所用。
这种定位差异导致出版产业系统产、学、研三要素并没有建立起有序合理的组合，严重影响了系统整体功能作用的发挥。首先，产与学之间在人才、思想和技术三方面都没有真正的供需关系：出版业界对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培养的专门人才的诟病，从本科生延续到出版专业硕士生，从未真正满意。其次，出版业界关心的科研成果，多集中在出版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国民阅读调查、出版产业发展动态，以及IT界科研机构提供的建立在网络计算机技术上的现代出版技术等，而对编辑学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出版内容等具体的项目研究，缺乏深入交流。更为严重的是，编辑学学科建设成果，特别是学术成果，并没有成为出版业的思想库，产与研、学与研之间，也都是浅层次的器的联系，缺乏本质上的道的交流。
产、学、研合作发展，学是中间，既要为产业提供人才、智力和思想支持，也要为出版研究提供研究资源，通过学术研究解决产业发展的思想、战略、方法及具体问题。笔者认为严重滞后的编辑学学科建设，是造成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需求与供给南辕北辙现象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关于学科性质的争论一直伴随着编辑学的发展。尽管不同学者对编辑学学科性质的表述不同，但除少数学者之外，大多数学者都强调编辑学的应用学科性质，认为其属于应用型学科的范畴。毫无疑问，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社会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属于应用学科，编辑学主要研究编辑活动本身的规律性，将其定义为应用学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长期过分强调编辑学的应用性，难免会使学界和业界忽视编辑学的理论内涵。尽管编辑学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关注的重点始终是编辑流程、制度、政策和具体的编辑技能，对编辑活动本质理论探讨不够系统精细，除王振铎先生的编辑学三原理和邵益文先生等新近出版的《普通编辑学》外，还没有论著对编辑活动规律作出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理论诠释。应用性学科并非不讲理论，而是需要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工程和社会实际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研究，如医学、工程学、社会学等。没有从理论层面深刻揭示编辑活动本质，自然会形成编辑学独特的理论脱离实际现象，使人产生编辑学是术之学而非道之学的错觉。也正因为如此，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始终没有在业界建立起应有的威信，被业界视为职业教育，进而产生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认识偏见，坚持编辑人才自主培养的主张，不断强化编辑人才供需错位的观念。
编辑学所要研究的是编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作为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作为各类传媒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因此必须在厘清编辑学研究范畴的基础上，对编辑活动的本质、特征、原则、功能、主客体、编辑过程等重要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并根据媒介发展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对编辑与质量、编辑与市场、编辑与社会等进行深入分析。缺少理论滋养的编辑学，也使自身的发展陷入困境。尤其是学科建设，迄今为止没有形成科学的学科体系。不能对编辑活动的一般规律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自然不会触及不同载体具体编辑活动的本质。因此，当前以编辑学原理和各类载体编辑学构成的两级编辑学学科体系，只能如说明书一般描述图书、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编辑工作。不仅如此，由于长期理论欠缺，不能对不同专业的编辑活动进行理论探讨，编辑学学科建设在学科专业编辑学方面长期无所建树，既难以适应数字出版带来的分众化、专业化趋势，更是形成“编辑无学”错误认识的重要原因，也是业界对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诟病的根源所在。由此可见，要使编辑学真正成为学，必须以理论探索为基础，借鉴其他应用学科建设的成果经验，理论与应用并重，建构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
编辑学是在学科建设的争议中不断发展的，但既往的讨论多集中在学科和出版产业内部，对其他应用学科的成功经验很少借鉴。其实，所有应用学科都必须面对理论的普遍性与具体研究对象特殊性的矛盾。这方面，教育学和医学是成功化解这对矛盾的典范。教育学学科将教育学的一般原理运用在具体的学科专业教育中，建构了语文、数学、英语等不同专业学科教育学，以期满足不同学科专业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需要，巧妙地联络起教育系统产、学、研三方。医学学科则是综合现代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社会学等基础学科，创立了基础医学。又依照基础医学研究的科学原理，结合人体不同的生理病理现象，创立了内科、外科等临床医学，研究治疗预防生理疾病和提高人体生理机体健康，形成医疗保健系统产学研的合理结构。
仔细分析，二者在学科建设的路径上还是有细微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上。师范院校是教育学课程—相关学科专业课程—学科教育学的课程体系。例如，一个师范院校物理专业的本科生，学完了这样的课程，就具有了系统的物理学知识，掌握了物理学思想方法，又熟悉教育教学规律，能够处理具体的物理学教学问题，毕业后就是合格的物理教师。这一点，与出版业界提出的编辑出版人才要有学科专业极为相似。医学院校的课程体系的核心是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医学院校的学生除了学习基础医学外，还要学习临床医学的全部内容，毕业后按入职医院的具体情况，进入不同的专业领域工作。
两种不同路径的学科建设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各自产、学、研系统结构的有序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是编辑学学科建设可资借鉴的范例。与成熟的应用学科相比，仅仅以论、术、史立足的编辑学学科体系难免失之粗糙，唯有建构创立相关学科专业的编辑学，深入研究不同专业内容编辑活动规律，才能化解理论的普遍性与具体研究对象特殊性的矛盾，使论全面深刻，让术精准到位。
借鉴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路径，编辑学的学科将按照普通编辑学（编辑学原理）—各相关学科专业—相关学科专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的体系建构。这实际上就是师徒制下编辑的成长之路，也是由业界主导的编辑学学科建设之路，只不过从没有将相关内容专业编辑进行理论提升，始终停留在经验总结水平。历史和实践证明，企业的趋利性、务实性决定了这条建设路径“术”虽精当，“论”却浅尝辄止，不仅相关专业编辑学研究落后，编辑学原理的研究收效甚微，因此不是最佳路径选择。
借鉴临床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路径，编辑学的学科体系按照普通编辑学—相关学科专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的体系建构，虽然同样充满艰辛，但产学双方能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上充分接轨，特别是毕业生能初步具有学科专业编辑的基本素质，能充分发挥产学双方优势，因而是切实可行的建设路径。
鉴于上述论述，笔者以为，编辑学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是业界学界双方均要从出版产业产、学、研合作发展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编辑学学科建设，以普通编辑学为基础，深入进行基础理论研究，揭示编辑活动的一般规律。与此同时，尽快建构大众文化编辑学、教育编辑学、科技编辑学等相关学科专业编辑学，针对大众文化、教育、社科、科技编辑活动等特点的研究对象，就其本质、主客体、过程、制度、管理，及其与社会及人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产学双方要以出版专业硕士教育建设为契机，凝聚双方科研教学力量，通过课题研究形式解决业界面临的编辑难题，让共享新理念新思维、共享科学研究成果、共享行业实践经验落在实处。对业界来说，要彻底摒弃编辑无学的错误观念，努力将数字出版时代的新思维、新理念、新成果和新经验进行理论升华，为编辑学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提供鲜活的思想和实践资源。对学界来说，更要看到理论研究对编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不断完善普通编辑学理论的基础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科学的理论提升载体编辑学，并将学科建设成果迅速化为教育资源，建立普通编辑学（编辑学原理）—各相关学科专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的编辑学课程体系，改变目前编辑学课程理论探究不够深入，实践应用脱离实际的尴尬局面。 本刊记者：论证编辑学理论和编辑学的学科建设，目的终究是为了指导编辑工作，服务所处的时代。“转型”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编辑的实际工作也在转型，环境、机制、规律、对象、形象、能力等等都打破了传统的经验框框，编辑工作者成为战略管理的资源和成本。您认为一个编辑工作者的真正价值在哪里？
王勇安：编辑家孔子“述而不作”的编辑原则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编辑工作的价值并不低于原创，编辑工作有其自身的创造性；第二，编辑工作的价值与编者的价值追求成正比。编辑是文化建构活动，处处体现着对文化成果的主动选择。正是因为一代代具有文化担当精神的编辑工作者用充满智慧的目光，不畏艰辛，披沙拣金，主动选择文化知识成果加以传承，才使人类文明枝繁叶茂。时至今日，不管人类文明承载在服务器还是在以太网里，依然离不开编辑对文化成果的主动选择。因此，编辑工作者的真正价值就体现在主动选择上。近年来的编辑实践也表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网络数字媒体的挑战，决定编辑工作成败的，恰恰是编辑工作者主动进行文化选择的觉悟和能力，而经营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只不过是锦上添花。
李建伟：编辑作为大众媒介的“把关人”，是文化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对推动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担负着重要的职责，这一观点在目前并不过时。尤其是在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流言和虚假信息不断涌现的情况下，编辑作为“把关人”不仅承担传播先进文化的任务，而且要主动发出声音，成为“意见领袖”，注重舆论的引导，从而形成主流的意识形态，建立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比如编辑可以通过发布微博、微信等方式引导舆论，使受众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和观点意见。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赋予编辑价值新的因素。我认为，在信息大爆炸环境下，随着传播媒介的多样化，编辑工作背景也产生了很大变化，对编辑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编辑除了“把关”之外，还担负着整合多种媒体，从海量信息中选择加工出新的文化作品的重任。在这一过程中，编辑不仅仅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是在选择加工整理传播文化产品的过程中，逐渐加大编辑本身的创造和创新。也就是说，编辑需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策划和创意能力，不断加大与受众的互动，能够利用多媒体手段，更多地在选题策划和营销、数字出版创意上下功夫。
周国清：进入新世纪以来，编辑活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编辑主体遭遇许多新的挑战，必须以开放的视野，面向媒介变革与竞争的现实，面向编辑活动实际，提升对编辑创新的认识，提高媒介产品特别是出版物的编辑含量与创新因子，以此确证编辑劳动的价值。“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刘杲先生的命题道出了编辑主体的最终价值旨归，那就是做好社会精神文化的使者。而编辑劳动的创造性具有依附性和隐匿性的特点，往往在作者背后对社会发生无形而深刻的影响，并通过文化的文化增殖来实现。因为文化增殖是一个逐渐生长、延续、拓展、递进的过程，媒介产品的编辑含量、编辑主体的创新力、编辑劳动的价值添加度与添加量等难于度测与估算，只能在媒介产品中转换为一种无形的知识力，在受众的接受、消费中实现文化增殖，从而影响读者和社会精神文化生态的发展，并且具有效益长远性的特点。因而编辑劳动的最终价值就在于在创构文化的过程中推动社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现代社会编辑活动的创造性越来越强，编辑的主体性、主导性日益明显，编辑劳动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作用越来越重要。编辑主体的劳动价值通过其编辑活动方式得以实现，而编辑活动方式作为编辑主体认识和掌握编辑活动规律之后的一种现实表现，不论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不管编辑活动的环境如何变化，只要信守责任、道义和良知，正如叶至善先生所言，“一不亏心，二不亏本”，其价值取向就不会偏移，其价值决策就会在判断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基础上，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从而在动态平衡中追求编辑主体活动的最高境界。
吴平：这个问题所说的内容，既涉及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中的编辑角色重新定位问题，也涉及对编辑本质的认识问题。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出版业也要逐渐成熟，当它处在从传统出版模式向数字出版模式转变的过程中，编辑的确有很多的不适应，表现在既焦虑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去改变。国外出版商数字出版的成功模式又带给国内出版人一些惶恐不安。传统出版认为策划组织优秀作品提供给读者是最重要的事情，网络出版则强调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阅读才是最重要的事。数字出版由平面印刷到内容立体展示，互动交流性能增强，“通过‘云出版’，出版社可以对社内资源加密，可以选择发行渠道进行授权、安全分发，渠道运营商可以打通各种渠道的终端应用，对出版单位授权的资源进行运营。一切的流程通过云出版服务平台进行，渠道的销售数据随时反映在平台上，出版单位可以随时掌握，甚至连读者的查询、点击、购买等行为，出版单位也可以通过云出版平台了解掌握”。在这种转型过程中，编辑出版工作者到底如何发挥作用？有什么价值呢？
重构编辑思维模式，让数字出版实现过去无法完成的功能。对于编辑而言，思维方式应该从平面走向立体。原来多从纸质媒介出发，策划图书时多考虑的是平面构图与纸张油墨的适应性能等等，而转型之时，则要求编辑策划出版内容时向支持主题检索、开放链接、知识发现等方向发展。
重构媒体互动模式，加强读者意识。读者的需求多种多样，读者的需求也与时俱进。很多读者对图书内容常常并非从单一媒体来获取。因而，需要编辑出版工作者加强读者意识，着手开发多媒体互动的跨媒体出版。
重构出版发行模式与运行机制。可以从组织图书出版内容，安排表现形式，选择出版模式，拓展立体发行渠道等方面入手。利用数字出版技术揭示内容、管理内容，使内容的表现方式更为丰富多样，使读者感觉更加体贴。数字出版可以整合优秀的内容资源和作者资源，在线互动，做到许多纸质平面出版所难以做到的事，如引文自动链接、检索词开放链接等等。
继本刊2013年12期沙龙讨论“创新编辑概念”和2014年4期持续论证“编辑学未来”两个话题之后，延请4位学者就“编辑和编辑学价值”这个问题，给出他们心目中的答案。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位从业者和研究者都无法逃避的。（以上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本刊记者：可以肯定的是，在加强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集中产、学、研三方力量，共享新理念新思维，共享科学研究成果，共享行业实践经验，才是推动编辑学良性发展的真道、正道。作为学者，现请您对共担编辑学科建设任务的其他方发声，认为产、学、研三方究竟该怎样对话？
周国清：加强编辑学学科建设，推进编辑学发展，必须集中产、学、研三方的力量，在对话与合作中实现研究成果、学术理论和实践经验的融合，彼此吸纳养料，共享创意，激活学科潜质，形成前拥后推、互动共进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共赢局面，共同栽培正在日益发展壮大的编辑学学科这棵大树。
由于高校往往既承担编辑人才培养的教学任务，又承担编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科研任务，因而我们通常说的编辑学产、学、研结合，实际上指的就是高校与编辑活动实践、出版企业的结合。推动编辑学的产、学、研结合，是知识经济时代编辑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高校培养高质量编辑出版人才的必经之途，也是出版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在我国，关于编辑出版学领域产、学、研结合的呼吁和研究已有多年，也在实践中形成了“高校—实习基地—出版企业”“高校—科研课题—出版企业”这样一些模式。但是由于以从事物质生产为主的企业和以从事精神生产为主的高校、科研机构其内在的推动力并不一致（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科研追求知识创新），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得多年以来，关于高校教学科研脱离出版行业实践的指责声一直存在，这促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深入思考。
第一，进一步从编辑学学科特质的高度认识其产、学、研结合的重要性。
在产、学、研的对话中不断实现学科的自我完善，这是由编辑学的学科特质决定的。编辑学作为研究国内外编辑活动和出版业运行规律并指导和服务于其实践发展的一门应用性与理论性紧密结合的学科，从其学科本体和内在规制而言，实践性强是其首要的学科特质，即编辑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凸现应用性特点，强调实践为用，必须在与编辑实践的紧密结合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编辑学的建立和发展，虽源自漫长历史过程中编辑出版实践经验的学理凝练和系统提升，但其现实感性和理论应用的目的性突出，在其每一环节都伴随着看得到、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实践体验，而且与产业的状况密切相关，出版产业的发展必然促进编辑学科的成熟，而编辑学理论又反过来促进产业的长进。
因此，编辑学的发展必须面向丰富广阔的编辑出版实践活动，注重与编辑出版业界密切合作，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加强与实际工作部门的联系，努力将其丰富的实际经验引入学科建设，在原理与案例的共证中凝练学理，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参中抽象规律，在传统与现代的比照中更新视野，在感性与理性的融会中提升层次；同时共同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在解决编辑出版理论问题与服务编辑出版现实中，搭建管理与决策部门、业界和学术界、教育界进行沟通的桥梁。
目前，编辑学研究正如编辑出版业本身的转型一样，正处在一个新的深化时期，科技和经济领域的多种因素对之产生了深刻影响，编辑活动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和新现象，如网络编辑与数字出版的问题、出版的文化性与商业性的问题、浅出版和出版的娱乐化倾向、编辑劳动的价值评估的问题、“两个效益”相统一的问题、出版品牌建设问题、读者需求与阅读方式新变化的问题、编辑主体自身素质的问题，既需要予以及时的总结，又呼唤着理论的指导。因此，编辑学更应不断从编辑实践活动中吸取灵感和养料，与现实的编辑活动对话，不断研究编辑活动中的各种问题，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层面，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开放的学科视野，迎接挑战，掌握规律，获取更强的自我生长能力，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产、学、研作为一个三维的立体构建，彼此互相依存和支撑，形成共通的学科力量和理论空间。离开了与业界的对话，离开了生动丰富的编辑实践活动，编辑学科就没有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就无从发展。
第二，以实践教学打通高校编辑学产、学、研结合的通道。
编辑出版高等教育作为编辑学学科发展与成熟的一个标志，是产、学、研结合的集聚地，应该在与业界广泛、深入的对话中不断完善和提升，其中实践教学就是搭建产学研对话与沟通的重要桥梁与平台。
编辑出版实践教学必须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体系，逐步形成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模式，带领学生进入实际工作环境，直接面对出版物著、编、传、印、播、发的连锁化系统，在分析、处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就现场情境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能力，感受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的价值，完成对专业知识的提升，做到“在现实中学理论，从实践中找技能”，从而检验其专业学习水平，体会编辑出版工作的乐趣，培养职业意识和职业信仰，实现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目标。
建立稳定的专业实习基地，是搭建学界、教育界与出版业界对话平台的好办法。一方面，将专业实习课程化，让师生亲身了解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现状，了解图书市场状况，了解读者需求，准确把握出版业的发展方向，找准出版物的市场定位，在实践中引导学生创新；另一方面，将师生的产品策划、文化创意和学术理论，也就是在编辑出版方面的金点子，运用到实习平台，经过检验后直接转化为出版生产力，同时从编辑出版产业一线获取实战经验，激发理论创新的灵感，将成功的编辑案例与出版经营管理模式等进行理论的提炼与上升，转化为学科的现实内容，生成学科理念，从而化入编辑学体系之中，又反过来用以指导编辑实践，推动学科专业发展。 同时，在产、学、研对话中不断优化师资队伍建设，使教师能够将教学、科研、新技术和出版实务紧密结合，培养一批既有较高理论素养，又熟悉编辑业务和出版产业运营的“双师型”教师。特别要尊重、适应出版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从出版业界引进有实践经验和一定理论造诣的人才，或在有关媒体和出版管理部门聘请经验丰富的专家为学生举办专题讲座，并建立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定期到出版企业挂职、锻炼、实习和出版企业骨干到学校兼任教师的制度，编辑出版专业教师与出版企业骨干可以角色互换，从而结合出版业的实践需要培养人才。
第三，开拓编辑学产、学、研对话的多元路径。
首先，我认为，在我们强调产、学、研结合，强调高校与出版企业结合的时候，忽略了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作用。尤其是在不能立马解决出版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的编辑学基础理论建设方面，更需要由政府管理部门来进行平衡和协调。在今后的实践中，编辑出版界更应加强产、学、政、研四者的结合。由于我国出版市场的特殊性，政府管理部门对出版产业的发展方向及科研方向，具有较大的主导权。因此，出版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关系，需要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来承担组织协调者的角色。这一方面可以解决当前的编辑产、学、研结合很难联动，缺乏宏观的统一组织领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前述企业追求与高校追求不相统一的问题，因为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自身的行政资源来扶持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而放手让企业与相关的高校、科研院所去从事与企业利益紧密相关的研究，以此来解决编辑出版教学科研与企业需求脱钩的问题。各省依据中宣部、教育部《关于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意见》开展的部校共建新闻学院，就是对新闻传播教育与实践协同发展的有益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次，在企业与高校相结合的层面，当前单纯地派高校学生到企业进行专业实习、高校针对出版企业面临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并不能完全满足行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专业实习往往是在高校学习的最后阶段，如果此时发现高校的培养路径与企业的现实需求偏离也为时已晚。在今后的发展中，应逐步建立出版企业与高校共同培养人才的模式，根据高校自身的培养理念与合作企业的人才需求，共同拟定学生的培养方案，并将专业实习贯穿于4年的学习过程，将其作为日常的课程来抓。出版企业甚至可以与高校共同出资，成立准公司性质的出版专业实习企业（文化传播公司、图书策划公司），使学生在大学时期就能进行实战操作，真正有意义的选题策划可以直接为出版企业所用，为双方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此外，就是在科研领域，要把企业的需求作为科研的直接动力，由企业设置研究方向并提供研究经费，由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技术和智力方面提供支持。或者直接由出版企业出资，延聘高校研究人员，组建专门的企业科研机构。目前的世界500强企业，基本上都会配有企业的研究机构，我们的出版企业也要有这样的创新意识。由企业建立的科研机构，其所从事的科研项目就可以完全根据出版业的实际需要而来，可以从高校聘请专门的研究人员，将相关的课题提供给学界，不必拘泥于既有的科研套路，也可以摆脱高校科研的学院气，更加贴近实战和应用，这是今后编辑学产、学、研结合的发展方向。
王勇安：现代话语体系中的产、学、研相结合，或是产、学、研合作发展，是指不同社会分工的科研、教育、生产，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强大的研究、开发、生产一体化的先进系统，并在运行过程中体现出综合优势。
现代出版产业是由产、学、研三个构成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构成的产业系统。系统科学的结构与功能原理（也称“组合质变规律”或“结构相关性原理”）认为，系统的结构，即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秩序，是系统的基本属性。功能则是系统的外部表现，是系统结构的反映和体现。系统结构的有序合理，保证了系统整体上的功能作用。系统结构有序合理，是指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方向组合，也就是组合时必须有规则、合规律。具体到出版产业系统，就是要求以企业为人才、技术和思想需求方，与以科研院所或高等学校为技术供给方之间的合作，其实质是促进出版内容创新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除了国字号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我国专业出版科研机构多为高等院校创办，因此，产学双方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方式是否正确，决定出版产业系统结构是否合理、有序和稳定，进而决定出版产业整体功能的发挥，决定出版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考察出版产业系统，我们发现产学双方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技术支持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定位差异。在出版人才培养上，学界以培养通才型编辑为主，业界钟情于具有专业背景的专才型编辑和复合型出版人才；在出版科研上，学界醉心于形而上的理论思辨，强调思想支持，业界坚持以术为主，针对具体编辑出版问题；在技术支持上，学界认为以网络新媒体为基础的数字出版技术不属于学科范畴，在这一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层面都少有作为，业界面对新技术冲击虽显茫然，但一直对此孜孜以求，强调技术为己所用。
这种定位差异导致出版产业系统产、学、研三要素并没有建立起有序合理的组合，严重影响了系统整体功能作用的发挥。首先，产与学之间在人才、思想和技术三方面都没有真正的供需关系：出版业界对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培养的专门人才的诟病，从本科生延续到出版专业硕士生，从未真正满意。其次，出版业界关心的科研成果，多集中在出版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国民阅读调查、出版产业发展动态，以及IT界科研机构提供的建立在网络计算机技术上的现代出版技术等，而对编辑学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出版内容等具体的项目研究，缺乏深入交流。更为严重的是，编辑学学科建设成果，特别是学术成果，并没有成为出版业的思想库，产与研、学与研之间，也都是浅层次的器的联系，缺乏本质上的道的交流。
产、学、研合作发展，学是中间，既要为产业提供人才、智力和思想支持，也要为出版研究提供研究资源，通过学术研究解决产业发展的思想、战略、方法及具体问题。笔者认为严重滞后的编辑学学科建设，是造成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需求与供给南辕北辙现象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关于学科性质的争论一直伴随着编辑学的发展。尽管不同学者对编辑学学科性质的表述不同，但除少数学者之外，大多数学者都强调编辑学的应用学科性质，认为其属于应用型学科的范畴。毫无疑问，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社会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属于应用学科，编辑学主要研究编辑活动本身的规律性，将其定义为应用学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长期过分强调编辑学的应用性，难免会使学界和业界忽视编辑学的理论内涵。尽管编辑学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关注的重点始终是编辑流程、制度、政策和具体的编辑技能，对编辑活动本质理论探讨不够系统精细，除王振铎先生的编辑学三原理和邵益文先生等新近出版的《普通编辑学》外，还没有论著对编辑活动规律作出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理论诠释。应用性学科并非不讲理论，而是需要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工程和社会实际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研究，如医学、工程学、社会学等。没有从理论层面深刻揭示编辑活动本质，自然会形成编辑学独特的理论脱离实际现象，使人产生编辑学是术之学而非道之学的错觉。也正因为如此，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始终没有在业界建立起应有的威信，被业界视为职业教育，进而产生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认识偏见，坚持编辑人才自主培养的主张，不断强化编辑人才供需错位的观念。
编辑学所要研究的是编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作为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作为各类传媒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因此必须在厘清编辑学研究范畴的基础上，对编辑活动的本质、特征、原则、功能、主客体、编辑过程等重要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并根据媒介发展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对编辑与质量、编辑与市场、编辑与社会等进行深入分析。缺少理论滋养的编辑学，也使自身的发展陷入困境。尤其是学科建设，迄今为止没有形成科学的学科体系。不能对编辑活动的一般规律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自然不会触及不同载体具体编辑活动的本质。因此，当前以编辑学原理和各类载体编辑学构成的两级编辑学学科体系，只能如说明书一般描述图书、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编辑工作。不仅如此，由于长期理论欠缺，不能对不同专业的编辑活动进行理论探讨，编辑学学科建设在学科专业编辑学方面长期无所建树，既难以适应数字出版带来的分众化、专业化趋势，更是形成“编辑无学”错误认识的重要原因，也是业界对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诟病的根源所在。由此可见，要使编辑学真正成为学，必须以理论探索为基础，借鉴其他应用学科建设的成果经验，理论与应用并重，建构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
编辑学是在学科建设的争议中不断发展的，但既往的讨论多集中在学科和出版产业内部，对其他应用学科的成功经验很少借鉴。其实，所有应用学科都必须面对理论的普遍性与具体研究对象特殊性的矛盾。这方面，教育学和医学是成功化解这对矛盾的典范。教育学学科将教育学的一般原理运用在具体的学科专业教育中，建构了语文、数学、英语等不同专业学科教育学，以期满足不同学科专业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需要，巧妙地联络起教育系统产、学、研三方。医学学科则是综合现代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社会学等基础学科，创立了基础医学。又依照基础医学研究的科学原理，结合人体不同的生理病理现象，创立了内科、外科等临床医学，研究治疗预防生理疾病和提高人体生理机体健康，形成医疗保健系统产学研的合理结构。
仔细分析，二者在学科建设的路径上还是有细微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上。师范院校是教育学课程—相关学科专业课程—学科教育学的课程体系。例如，一个师范院校物理专业的本科生，学完了这样的课程，就具有了系统的物理学知识，掌握了物理学思想方法，又熟悉教育教学规律，能够处理具体的物理学教学问题，毕业后就是合格的物理教师。这一点，与出版业界提出的编辑出版人才要有学科专业极为相似。医学院校的课程体系的核心是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医学院校的学生除了学习基础医学外，还要学习临床医学的全部内容，毕业后按入职医院的具体情况，进入不同的专业领域工作。
两种不同路径的学科建设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各自产、学、研系统结构的有序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是编辑学学科建设可资借鉴的范例。与成熟的应用学科相比，仅仅以论、术、史立足的编辑学学科体系难免失之粗糙，唯有建构创立相关学科专业的编辑学，深入研究不同专业内容编辑活动规律，才能化解理论的普遍性与具体研究对象特殊性的矛盾，使论全面深刻，让术精准到位。
借鉴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路径，编辑学的学科将按照普通编辑学（编辑学原理）—各相关学科专业—相关学科专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的体系建构。这实际上就是师徒制下编辑的成长之路，也是由业界主导的编辑学学科建设之路，只不过从没有将相关内容专业编辑进行理论提升，始终停留在经验总结水平。历史和实践证明，企业的趋利性、务实性决定了这条建设路径“术”虽精当，“论”却浅尝辄止，不仅相关专业编辑学研究落后，编辑学原理的研究收效甚微，因此不是最佳路径选择。
借鉴临床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路径，编辑学的学科体系按照普通编辑学—相关学科专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的体系建构，虽然同样充满艰辛，但产学双方能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上充分接轨，特别是毕业生能初步具有学科专业编辑的基本素质，能充分发挥产学双方优势，因而是切实可行的建设路径。
鉴于上述论述，笔者以为，编辑学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是业界学界双方均要从出版产业产、学、研合作发展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编辑学学科建设，以普通编辑学为基础，深入进行基础理论研究，揭示编辑活动的一般规律。与此同时，尽快建构大众文化编辑学、教育编辑学、科技编辑学等相关学科专业编辑学，针对大众文化、教育、社科、科技编辑活动等特点的研究对象，就其本质、主客体、过程、制度、管理，及其与社会及人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产学双方要以出版专业硕士教育建设为契机，凝聚双方科研教学力量，通过课题研究形式解决业界面临的编辑难题，让共享新理念新思维、共享科学研究成果、共享行业实践经验落在实处。对业界来说，要彻底摒弃编辑无学的错误观念，努力将数字出版时代的新思维、新理念、新成果和新经验进行理论升华，为编辑学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提供鲜活的思想和实践资源。对学界来说，更要看到理论研究对编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不断完善普通编辑学理论的基础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科学的理论提升载体编辑学，并将学科建设成果迅速化为教育资源，建立普通编辑学（编辑学原理）—各相关学科专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的编辑学课程体系，改变目前编辑学课程理论探究不够深入，实践应用脱离实际的尴尬局面。 本刊记者：论证编辑学理论和编辑学的学科建设，目的终究是为了指导编辑工作，服务所处的时代。“转型”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编辑的实际工作也在转型，环境、机制、规律、对象、形象、能力等等都打破了传统的经验框框，编辑工作者成为战略管理的资源和成本。您认为一个编辑工作者的真正价值在哪里？
王勇安：编辑家孔子“述而不作”的编辑原则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编辑工作的价值并不低于原创，编辑工作有其自身的创造性；第二，编辑工作的价值与编者的价值追求成正比。编辑是文化建构活动，处处体现着对文化成果的主动选择。正是因为一代代具有文化担当精神的编辑工作者用充满智慧的目光，不畏艰辛，披沙拣金，主动选择文化知识成果加以传承，才使人类文明枝繁叶茂。时至今日，不管人类文明承载在服务器还是在以太网里，依然离不开编辑对文化成果的主动选择。因此，编辑工作者的真正价值就体现在主动选择上。近年来的编辑实践也表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网络数字媒体的挑战，决定编辑工作成败的，恰恰是编辑工作者主动进行文化选择的觉悟和能力，而经营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只不过是锦上添花。
李建伟：编辑作为大众媒介的“把关人”，是文化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对推动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担负着重要的职责，这一观点在目前并不过时。尤其是在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流言和虚假信息不断涌现的情况下，编辑作为“把关人”不仅承担传播先进文化的任务，而且要主动发出声音，成为“意见领袖”，注重舆论的引导，从而形成主流的意识形态，建立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比如编辑可以通过发布微博、微信等方式引导舆论，使受众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和观点意见。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赋予编辑价值新的因素。我认为，在信息大爆炸环境下，随着传播媒介的多样化，编辑工作背景也产生了很大变化，对编辑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编辑除了“把关”之外，还担负着整合多种媒体，从海量信息中选择加工出新的文化作品的重任。在这一过程中，编辑不仅仅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是在选择加工整理传播文化产品的过程中，逐渐加大编辑本身的创造和创新。也就是说，编辑需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策划和创意能力，不断加大与受众的互动，能够利用多媒体手段，更多地在选题策划和营销、数字出版创意上下功夫。
周国清：进入新世纪以来，编辑活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编辑主体遭遇许多新的挑战，必须以开放的视野，面向媒介变革与竞争的现实，面向编辑活动实际，提升对编辑创新的认识，提高媒介产品特别是出版物的编辑含量与创新因子，以此确证编辑劳动的价值。“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刘杲先生的命题道出了编辑主体的最终价值旨归，那就是做好社会精神文化的使者。而编辑劳动的创造性具有依附性和隐匿性的特点，往往在作者背后对社会发生无形而深刻的影响，并通过文化的文化增殖来实现。因为文化增殖是一个逐渐生长、延续、拓展、递进的过程，媒介产品的编辑含量、编辑主体的创新力、编辑劳动的价值添加度与添加量等难于度测与估算，只能在媒介产品中转换为一种无形的知识力，在受众的接受、消费中实现文化增殖，从而影响读者和社会精神文化生态的发展，并且具有效益长远性的特点。因而编辑劳动的最终价值就在于在创构文化的过程中推动社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现代社会编辑活动的创造性越来越强，编辑的主体性、主导性日益明显，编辑劳动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作用越来越重要。编辑主体的劳动价值通过其编辑活动方式得以实现，而编辑活动方式作为编辑主体认识和掌握编辑活动规律之后的一种现实表现，不论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不管编辑活动的环境如何变化，只要信守责任、道义和良知，正如叶至善先生所言，“一不亏心，二不亏本”，其价值取向就不会偏移，其价值决策就会在判断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基础上，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从而在动态平衡中追求编辑主体活动的最高境界。
吴平：这个问题所说的内容，既涉及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中的编辑角色重新定位问题，也涉及对编辑本质的认识问题。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出版业也要逐渐成熟，当它处在从传统出版模式向数字出版模式转变的过程中，编辑的确有很多的不适应，表现在既焦虑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去改变。国外出版商数字出版的成功模式又带给国内出版人一些惶恐不安。传统出版认为策划组织优秀作品提供给读者是最重要的事情，网络出版则强调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阅读才是最重要的事。数字出版由平面印刷到内容立体展示，互动交流性能增强，“通过‘云出版’，出版社可以对社内资源加密，可以选择发行渠道进行授权、安全分发，渠道运营商可以打通各种渠道的终端应用，对出版单位授权的资源进行运营。一切的流程通过云出版服务平台进行，渠道的销售数据随时反映在平台上，出版单位可以随时掌握，甚至连读者的查询、点击、购买等行为，出版单位也可以通过云出版平台了解掌握”。在这种转型过程中，编辑出版工作者到底如何发挥作用？有什么价值呢？
重构编辑思维模式，让数字出版实现过去无法完成的功能。对于编辑而言，思维方式应该从平面走向立体。原来多从纸质媒介出发，策划图书时多考虑的是平面构图与纸张油墨的适应性能等等，而转型之时，则要求编辑策划出版内容时向支持主题检索、开放链接、知识发现等方向发展。
重构媒体互动模式，加强读者意识。读者的需求多种多样，读者的需求也与时俱进。很多读者对图书内容常常并非从单一媒体来获取。因而，需要编辑出版工作者加强读者意识，着手开发多媒体互动的跨媒体出版。
重构出版发行模式与运行机制。可以从组织图书出版内容，安排表现形式，选择出版模式，拓展立体发行渠道等方面入手。利用数字出版技术揭示内容、管理内容，使内容的表现方式更为丰富多样，使读者感觉更加体贴。数字出版可以整合优秀的内容资源和作者资源，在线互动，做到许多纸质平面出版所难以做到的事，如引文自动链接、检索词开放链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