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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孙毓筠戴了三顶“帽子”
辛亥武昌首义后不久，安徽省城安庆宣告独立。但因督位之争，变故纷呈，政局混乱，动荡不安，权力陷入真空。为此，革命党人王天培、史沛然、韩衍约会开明绅士童挹芳、黄书霖等，大家均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张尽快建立一个临时行政机关，“商定一切，维系人心，以绝争端，而策久安”。议定结果，遂成立“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选举韩衍(字蓍伯，别号孤云)为秘书长，并议定在安徽成立军政府，一致票选孙毓筠(少侯)为安徽军政府都督，立派秘书长韩衍去上海迎接。12月22日，孙毓筠抵达安庆，宣誓就任安徽军政府都督。接着，任命桂丹墀为军政司长、洪思亮为民政司长、史推恩为财政司长、邓绳侯为教育司长。至此，“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宣布撤销。
对于这样一个刚刚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而创建的新政权，已故史学家胡绳生前曾著文大张挞伐，在他撰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们被捕后，有叛变投降的，如在同盟会本部任干事的孙毓筠，他是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儿，他在南京被捕后，立即向两江总督端方摇尾乞怜，招供了同盟会的一切组织情形。
又说：
(孙毓筠)是清朝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上文作“侄儿”，同一卷书中，前后自相矛盾)，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1906年回国在南京被端方逮捕，态度立刻软化，投靠官方。
因此，胡绳先生得出一个结论：“以孙毓筠为首的政权其实还是旧军人和地主绅士的政权”，是“一个以假革命党为首的政权”。(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P737、855)
胡先生给孙毓筠戴了三顶“帽子：“摇尾乞怜、投靠官方”、“叛变投降”、“假革命党”，但这有欠公道，是不公平的。
安徽军政府的几位主要成员
首先要介绍一下军政府的几位主要成员，也就是胡先生说的“旧军入和地主绅士”。
军政司长桂丹墀，原是驻扎安庆的新军第62标3营的管带，由于他倾向革命，受到巡抚朱家宝的忌疑，把他和所部第3营调离安庆，开赴英山。他的最大功绩是解救了安庆的一次大乱。
当时在安庆的革命党入对朱家宝当上都督大为不满，便去江西九江讨救兵。赣督马毓宝应允，立派黄焕章团去安庆。不想，黄焕章率兵抵达安庆后，索要巨额军饷未成，便纵兵抢劫藩库、掠夺民财、火烧商号，更在占领督署后得意忘形，以安徽都督自居。吴春阳悔恨自己引狼入室，使安庆人民遭受劫难，便毅然去见黄焕章，当面严辞诘责。黄恼羞成怒，即命卫兵将吴枪杀。
驻英山的桂丹墀闻讯，立即率兵日夜兼程奔赴安庆，一路上张贴布告，声罪致讨黄焕章。黄军在安庆犹如过街老鼠，在桂丹墀部队的攻势下，落荒而逃。很快，安庆恢复正常秩序，老百姓很是感激桂丹墀。这样的“旧军人”不正是革命党要团结的对象吗?指斥而拒之革命大门之外，不客气地说，这是极“左”的思想在作祟。其实，无论是国民党将领，如冯玉祥、李烈钧、阎锡山等，或共产党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早年不也都是“旧军人”吗?正是桂丹墀率部解救了安庆危难，驱逐朱家宝，才为革命党人与社会名流协商创造了机会，从而出现“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的政治局面，这是不可轻视的。新政权吸纳桂丹墀为军政司长，是理所当然，不时之需。
民政司长洪思亮、财政司长史推恩在武昌首义之后，多次敦促朱家宝效法江浙，宣布安徽独立，脱离清廷。但朱家宝态度强硬地表示：“家宝食清之禄，死清之事，城存与存，城亡人亡，诸君无复多言。”(安文生：《安庆光复前后》，载《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P87)
于是，洪思亮、史推恩又去联络更多的社会名流，其中包括被称为“江淮大老”的童挹芳和咨议局局长窦以钰，商讨安徽独立事宜，最终议定：撤销督练公所；警务交咨议局，由地方办理；财务交咨议局，由地方自办。各衙门支款，自即日起停止；朱家宝去留，听其自选。
朱家宝接到通知文书后不敢轻易动武，考虑再三，乃发电私询老上司袁世凯，袁回电示：“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引文同上)朱最终接受了安徽独立的意见。1911年11月8日，安徽宣告独立。洪思亮、史推恩的积极奔走，再三敦促，是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的。
邓绳侯是安徽著名的教育家，曾与陈独秀、苏曼殊、刘光汉等人执教于被誉为“中江革命策源地”的芜湖安徽公学，在这里，他与陈独秀结为密友。后来他与陈独秀在安庆创办尚志学堂，聘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安庆分部部长常恒芳为训育主任，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
史实证明，正是这几位“旧军人和地主绅士”，辅助孙毓筠奠定了统一安徽境内的革命大业，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半年之后，即1912年5月，孙毓筠不得已而辞去皖督(见拙著《孙毓筠缘何辞去皖督》，载1996年《民国春秋》杂志)，由柏文蔚(烈武)继任，仍任史推恩为财政司长；邀聘洪思亮、邓绳候为督署高等顾问。何以同是这三位先生，与孙督共事时斥之为“地主绅士”，而事过半年，与柏督共事时便是革命同志了，实在令人费解!
端方的策划与孙毓筠的对策
胡绳给孙毓筠扣了三顶“帽子”，但有关他如何摇尾乞怜、投靠官方、叛变投降的证据却一字未提，叫人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是胡老先生想当然吗?非也，显然，他是从冯自由先生的《革命逸史·丙午南京党狱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中得来的说法，加以发挥，结为论断。
殊不知，《实录》完全是秉承两江总督端方的长官意志“整理”出来的，只可参考而不能作为依据。这件事，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便由安徽史学家汉林先生作了披露，他说：
两江总督端方知道孙毓筠是孙家鼐的本家后辈，曾将案情电告。孙家鼐回电请端方“严加管束”，言外有刀下留情之意……于是端方叫一个姓何的道台到狱中去看孙毓筠，指点他在供中只谈政治改革，莫谈民族革命。(汉林：《孙毓筠其人》，《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P197)
孙家鼐，咸丰状元，历任多部尚书，又曾为光绪的师傅，时任武英殿大学士、资政院总裁，是朝廷的大红人。端方岂可失去这个攀附的良机，所以便操纵审讯，从宽处置孙毓筠。
孙毓筠在“第二次口供”中点明“据何道台传述，午帅意甚怜才”，证实了汉林的话是确有其事。毫无疑问，何道台知道孙毓筠的背景及端方有开脱之意，便把端方的意图透露给孙，争取孙的配合。如此，孙毓筠便来了个将计就计。所以在审讯中，孙毓筠高谈政治，大讲立宪，如说：
但平日所挟之主义，非有意与朝廷为难，只求以激烈手段，要求政府能得真正立宪，俾四万万人同享幸福……朝廷所以制驭人民者，不过能生死人。至于热心国事，愍不畏死，虽有严刑重法，亦何所用，不过结怨愈深，为丛驱爵，使天下有志之 士尽入革命暗杀之一途，将来之祸，更有不忍言者……政治革命者，不论政府为汉为满，但其政治不能改良，国民不能自由，即要将政府推倒，变置政府……此次立宪改制，尽属一篇空文，海内人心均大失望，即向持中和主义之人，亦大半倾向于革命一边。总之不得真正立宪，人心万不能平，即革命之祸终不能免。
有言论说他在庭上“招供了同盟会的一切组织情形”，不免言过其实。他招供的不过都是一些公开的秘密，如孙中山在日本的住址、吴樾弹炸五大臣等，都是清政府早已知道的事。对许多至关重要机密，如南京“长江同盟会”的成立，安徽“岳王会”的组建，“从日本携炸弹至南京欲起事”等，他都是三缄其口，被问到一些要害问题时，则以“不得而知”、“不敢妄对”等巧妙地回避了。
在庭上，孙毓筠还说了一些“对革命有利的谎话”：“不肖之意，以为午帅果有保全之意，但愿披缁如山，从此不与闻世事，无论何党何派皆一概断绝关系…--即有出家之志。”后来的事实证明，孙毓筠革命意志并未消沉，一出牢房，便立即投身到反清的革命战火中，出任江浙革命联军总部副秘书长，继而任安徽军政府都督。
佯装愚懦，虚与委蛇，这实乃孙毓筠在庭审中所采取的对策!胡先生所谓“态度立刻软化，投靠官方”的怒斥，实乃强作解人也。
对核心机密隐而不露
众所周知，叛变投降分子总想着要把自己知道的机密提供给敌人，作为卖身投靠的资本；机密等级越高，自然投靠资本就越大。孙毓筠在南京被捕之前，参加了在玄武湖神庙举行的“长江同盟会”成立会。这个“长江同盟会”，受东京同盟会总部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是两江总督府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对这种机密，孙毓筠隐而不露。
更机密的是，孙毓筠避口不谈从东京携炸弹准备炸死端方的事。关于此事，柏文蔚有回忆说：
孙毓筠奉中山先生命，回国至南京，携大炸弹四枚，青年学生五、六人，拟炸毙端方者，谋之于余及赵伯先。余与伯先深感吴樾之失败，属不善运用利器之故，以致爆发伤身，势必预先操练精工，装卸娴熟，方能实行。于每星期日，三人协行至明陵试验，惟屡试不灵，后乃知雷管装倒，不克轰炸。而炸弹皆藏余队室，后因事败，乃置于标房院内之井中，始终未曾败露。(见《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金陵入盟》)
这在当时是最核心的机密了，可是在审讯中，孙毓筠却编造口供佯称：
今年十月，安徽提学使(即沈曾植——笔者注)赴东，邀毓筠回国，在安庆建立佛学堂。此次同伴只有权、段、程三人(权道涵、段云、程恩普——笔者注)拟在宁勾留数日，即往安庆，与沈学使商办佛学堂事。因途中感寒病作，尚未起身，今晚遽被逮捕，所供是实。
类似这样的假口供，查《实录》中尚有几处。史实证明，孙毓筠为了保卫革命组织，保护仍潜伏在清军中的一批革命同志，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态度，可谓用心良苦!他忠诚于革命的行为，是无可置疑的。
安徽军政府掌权之后的行动
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谁说了算?答案是事实。那么，以孙毓筠为首的安徽军政府掌权之后，都干了一些什么事呢?我且举几件有影响的历史事实加以说明：
史实一：1912年初，清河南布政使兼武卫军左翼长倪嗣冲乘和议之机，偷袭颍州(今阜阳)，淮上军不支，倪军陷城，大肆屠杀。时任安徽军政府都督孙毓筠“因倪嗣冲违约动兵，及有严重暴行，非常愤怒，即组织北伐军，以段杰超为司令，管鹏为参谋长，率步骑七营讨倪。合肥军政府分府也派兵一团随同北伐。到正阳关，与第一军柏文蔚部卢慈甫旅会师。沿颍河抵阜阳，十二月十日(笔者按：1912年1月28日)与倪部激战于城东，打败倪军，倪嗣冲本人退缩城内。次日复开城门，三路出战，又惨败退回”。(李则纲：《安徽历史述要》)
这样，清军倪嗣冲部妄图从河南进袭包抄安徽革命军的阴谋未能得逞。所以说，西阻倪军东进，避免了倪军与盘踞在宿县一带的张勋部会合进袭南京的危险。
史实二：1911年12月27日，就是安徽军政府成立后的第五天，孙毓筠便以都督的名义颁布赏罚禁令，通饬驻皖各部队一律遵守。其令抄录如下：
禁令：
1、私取民物者斩。2、奸淫妇女者斩。3、泄露军情者斩。4、造谣惑众者斩。5、临阵脱逃者斩。6、夜盗窃者斩。7、不尊约束者斩。8、集中鼓噪藉以要挟者斩。9、探报不实藉以图功者斩。10、藉公泄私者斩。11、擅动器械私行斗殴者斩。12、携军械私逃者斩。13、损伤外人生命财产者斩。
罚令：
1、擅自离伍者罚。2、故意刁难、希图侮辱长官者罚。3、搬弄是非致人不合者罚。4、酗酒滋事者罚。5、未经长官许可强买民物者罚。
赏令：
1、杀敌致果者赏。2、夺获敌人军需军械者赏。3、探获军情因而致胜者赏。4、保全外人生命财产者赏。5、临阵长官遇险能奋力救护者赏。(安文生：《安庆光复前后》，安庆档案馆存稿)
此后，人心稍定，避乱于外者，陆续返归家园，商户亦渐次开市。
史实三：南北和议告成，但安徽境内尚有庐州军政分府(都督孙万乘)、芜湖军政分府(都督吴振黄)和大通军政分府(都督黎宗岳)，各分府皆设军事、民政、财政各部，管辖分府地区诸县邑，各自为政，形成割据之势。为此，军政府与各分府都督多次协商，经报南京留守处批准，各分府都督另授师长职衔，所部归省军政府节制；庐州、芜湖很快宣布取消分府。唯独大通军政分府不听规劝，仍自由放任。无可奈何之下，孙毓筠即电报南京，请驻兵浦口的第一军(军长柏文蔚)援助。柏军长率兵舰两艘、步兵一团前往大通，黎宗岳不敌逃走，所留部队被编成一混成旅，归军政府节制。
至此，以孙毓筠为首的安徽军政府，由于采取了种种得力措施，使全境军政宣告统一，民心安定，政局稳定，这是历史事实。
孙中山的颁令是最有力的说明
民国肇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颁令孙毓筠为安徽都督，更是最有力的说明。当时，安徽都督的人选有好几位，最有力的竞选者，当数柏文蔚将军，但最后中山先生还是选定孙毓筠。杨慕起有《忆张树侯》一文，是这样记载的：
(张树侯)亲去南京见中山先生。见面时，张把来意说清楚后，中山先生连连称是，即以皖督入选何者为宜问张。张说孙少侯声望素著。他为革命倾家荡产，坐牢亡命，皖省人民对他佩服之至。如他到安徽可以统率各方力量，整顿秩序是不太难的。于是中山先生果断的决定命孙少侯出任皖督……为了此事，树侯约请范鸿仙、龚振鹏、蒯若木、管鹏等共同支持少侯、并劝柏烈武(文蔚)为北伐计，不要离开陆军第一军去搞地方事情，暂由少侯到安徽安定地方秩序。(载《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p231)
张树侯，名之屏，寿县人，是安徽革命党元老之一、曾襄助准上军以及孙毓筠、柏文蔚督府，颇有建树。杨慕起是跟随张树侯多年的秘书，所言非局外人所能知者，殊为珍贵。
毫无疑问，中山先生绝不会把一省的军政大权交给一个叛变投降分子的。由此可知，孙毓筠不仅受到安徽革命党人的敬重，更得孙中山先生的充分信任，还有比这更具有说服力的吗?
无可讳言，以孙毓筠为首的安徽军政府，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但不能因此断然认定，这个政权就是假革命，两者不可混同。如果混同了，那就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危险。
从上述历史事实，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出，孙毓筠是忠诚于革命的(其后来鼓吹帝制，谄事洪宪，又当别论)，以他为首的安徽军政府是革命的政权。胡绳先生所以作出不妥当的论断，是因为他没有完全弄清楚孙氏个人以及那一时期发生在南京和安庆的历史情况。
辛亥武昌首义后不久，安徽省城安庆宣告独立。但因督位之争，变故纷呈，政局混乱，动荡不安，权力陷入真空。为此，革命党人王天培、史沛然、韩衍约会开明绅士童挹芳、黄书霖等，大家均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张尽快建立一个临时行政机关，“商定一切，维系人心，以绝争端，而策久安”。议定结果，遂成立“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选举韩衍(字蓍伯，别号孤云)为秘书长，并议定在安徽成立军政府，一致票选孙毓筠(少侯)为安徽军政府都督，立派秘书长韩衍去上海迎接。12月22日，孙毓筠抵达安庆，宣誓就任安徽军政府都督。接着，任命桂丹墀为军政司长、洪思亮为民政司长、史推恩为财政司长、邓绳侯为教育司长。至此，“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宣布撤销。
对于这样一个刚刚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而创建的新政权，已故史学家胡绳生前曾著文大张挞伐，在他撰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们被捕后，有叛变投降的，如在同盟会本部任干事的孙毓筠，他是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儿，他在南京被捕后，立即向两江总督端方摇尾乞怜，招供了同盟会的一切组织情形。
又说：
(孙毓筠)是清朝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上文作“侄儿”，同一卷书中，前后自相矛盾)，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1906年回国在南京被端方逮捕，态度立刻软化，投靠官方。
因此，胡绳先生得出一个结论：“以孙毓筠为首的政权其实还是旧军人和地主绅士的政权”，是“一个以假革命党为首的政权”。(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P737、855)
胡先生给孙毓筠戴了三顶“帽子：“摇尾乞怜、投靠官方”、“叛变投降”、“假革命党”，但这有欠公道，是不公平的。
安徽军政府的几位主要成员
首先要介绍一下军政府的几位主要成员，也就是胡先生说的“旧军入和地主绅士”。
军政司长桂丹墀，原是驻扎安庆的新军第62标3营的管带，由于他倾向革命，受到巡抚朱家宝的忌疑，把他和所部第3营调离安庆，开赴英山。他的最大功绩是解救了安庆的一次大乱。
当时在安庆的革命党入对朱家宝当上都督大为不满，便去江西九江讨救兵。赣督马毓宝应允，立派黄焕章团去安庆。不想，黄焕章率兵抵达安庆后，索要巨额军饷未成，便纵兵抢劫藩库、掠夺民财、火烧商号，更在占领督署后得意忘形，以安徽都督自居。吴春阳悔恨自己引狼入室，使安庆人民遭受劫难，便毅然去见黄焕章，当面严辞诘责。黄恼羞成怒，即命卫兵将吴枪杀。
驻英山的桂丹墀闻讯，立即率兵日夜兼程奔赴安庆，一路上张贴布告，声罪致讨黄焕章。黄军在安庆犹如过街老鼠，在桂丹墀部队的攻势下，落荒而逃。很快，安庆恢复正常秩序，老百姓很是感激桂丹墀。这样的“旧军人”不正是革命党要团结的对象吗?指斥而拒之革命大门之外，不客气地说，这是极“左”的思想在作祟。其实，无论是国民党将领，如冯玉祥、李烈钧、阎锡山等，或共产党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早年不也都是“旧军人”吗?正是桂丹墀率部解救了安庆危难，驱逐朱家宝，才为革命党人与社会名流协商创造了机会，从而出现“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的政治局面，这是不可轻视的。新政权吸纳桂丹墀为军政司长，是理所当然，不时之需。
民政司长洪思亮、财政司长史推恩在武昌首义之后，多次敦促朱家宝效法江浙，宣布安徽独立，脱离清廷。但朱家宝态度强硬地表示：“家宝食清之禄，死清之事，城存与存，城亡人亡，诸君无复多言。”(安文生：《安庆光复前后》，载《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P87)
于是，洪思亮、史推恩又去联络更多的社会名流，其中包括被称为“江淮大老”的童挹芳和咨议局局长窦以钰，商讨安徽独立事宜，最终议定：撤销督练公所；警务交咨议局，由地方办理；财务交咨议局，由地方自办。各衙门支款，自即日起停止；朱家宝去留，听其自选。
朱家宝接到通知文书后不敢轻易动武，考虑再三，乃发电私询老上司袁世凯，袁回电示：“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引文同上)朱最终接受了安徽独立的意见。1911年11月8日，安徽宣告独立。洪思亮、史推恩的积极奔走，再三敦促，是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的。
邓绳侯是安徽著名的教育家，曾与陈独秀、苏曼殊、刘光汉等人执教于被誉为“中江革命策源地”的芜湖安徽公学，在这里，他与陈独秀结为密友。后来他与陈独秀在安庆创办尚志学堂，聘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安庆分部部长常恒芳为训育主任，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
史实证明，正是这几位“旧军人和地主绅士”，辅助孙毓筠奠定了统一安徽境内的革命大业，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半年之后，即1912年5月，孙毓筠不得已而辞去皖督(见拙著《孙毓筠缘何辞去皖督》，载1996年《民国春秋》杂志)，由柏文蔚(烈武)继任，仍任史推恩为财政司长；邀聘洪思亮、邓绳候为督署高等顾问。何以同是这三位先生，与孙督共事时斥之为“地主绅士”，而事过半年，与柏督共事时便是革命同志了，实在令人费解!
端方的策划与孙毓筠的对策
胡绳给孙毓筠扣了三顶“帽子”，但有关他如何摇尾乞怜、投靠官方、叛变投降的证据却一字未提，叫人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是胡老先生想当然吗?非也，显然，他是从冯自由先生的《革命逸史·丙午南京党狱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中得来的说法，加以发挥，结为论断。
殊不知，《实录》完全是秉承两江总督端方的长官意志“整理”出来的，只可参考而不能作为依据。这件事，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便由安徽史学家汉林先生作了披露，他说：
两江总督端方知道孙毓筠是孙家鼐的本家后辈，曾将案情电告。孙家鼐回电请端方“严加管束”，言外有刀下留情之意……于是端方叫一个姓何的道台到狱中去看孙毓筠，指点他在供中只谈政治改革，莫谈民族革命。(汉林：《孙毓筠其人》，《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P197)
孙家鼐，咸丰状元，历任多部尚书，又曾为光绪的师傅，时任武英殿大学士、资政院总裁，是朝廷的大红人。端方岂可失去这个攀附的良机，所以便操纵审讯，从宽处置孙毓筠。
孙毓筠在“第二次口供”中点明“据何道台传述，午帅意甚怜才”，证实了汉林的话是确有其事。毫无疑问，何道台知道孙毓筠的背景及端方有开脱之意，便把端方的意图透露给孙，争取孙的配合。如此，孙毓筠便来了个将计就计。所以在审讯中，孙毓筠高谈政治，大讲立宪，如说：
但平日所挟之主义，非有意与朝廷为难，只求以激烈手段，要求政府能得真正立宪，俾四万万人同享幸福……朝廷所以制驭人民者，不过能生死人。至于热心国事，愍不畏死，虽有严刑重法，亦何所用，不过结怨愈深，为丛驱爵，使天下有志之 士尽入革命暗杀之一途，将来之祸，更有不忍言者……政治革命者，不论政府为汉为满，但其政治不能改良，国民不能自由，即要将政府推倒，变置政府……此次立宪改制，尽属一篇空文，海内人心均大失望，即向持中和主义之人，亦大半倾向于革命一边。总之不得真正立宪，人心万不能平，即革命之祸终不能免。
有言论说他在庭上“招供了同盟会的一切组织情形”，不免言过其实。他招供的不过都是一些公开的秘密，如孙中山在日本的住址、吴樾弹炸五大臣等，都是清政府早已知道的事。对许多至关重要机密，如南京“长江同盟会”的成立，安徽“岳王会”的组建，“从日本携炸弹至南京欲起事”等，他都是三缄其口，被问到一些要害问题时，则以“不得而知”、“不敢妄对”等巧妙地回避了。
在庭上，孙毓筠还说了一些“对革命有利的谎话”：“不肖之意，以为午帅果有保全之意，但愿披缁如山，从此不与闻世事，无论何党何派皆一概断绝关系…--即有出家之志。”后来的事实证明，孙毓筠革命意志并未消沉，一出牢房，便立即投身到反清的革命战火中，出任江浙革命联军总部副秘书长，继而任安徽军政府都督。
佯装愚懦，虚与委蛇，这实乃孙毓筠在庭审中所采取的对策!胡先生所谓“态度立刻软化，投靠官方”的怒斥，实乃强作解人也。
对核心机密隐而不露
众所周知，叛变投降分子总想着要把自己知道的机密提供给敌人，作为卖身投靠的资本；机密等级越高，自然投靠资本就越大。孙毓筠在南京被捕之前，参加了在玄武湖神庙举行的“长江同盟会”成立会。这个“长江同盟会”，受东京同盟会总部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是两江总督府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对这种机密，孙毓筠隐而不露。
更机密的是，孙毓筠避口不谈从东京携炸弹准备炸死端方的事。关于此事，柏文蔚有回忆说：
孙毓筠奉中山先生命，回国至南京，携大炸弹四枚，青年学生五、六人，拟炸毙端方者，谋之于余及赵伯先。余与伯先深感吴樾之失败，属不善运用利器之故，以致爆发伤身，势必预先操练精工，装卸娴熟，方能实行。于每星期日，三人协行至明陵试验，惟屡试不灵，后乃知雷管装倒，不克轰炸。而炸弹皆藏余队室，后因事败，乃置于标房院内之井中，始终未曾败露。(见《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金陵入盟》)
这在当时是最核心的机密了，可是在审讯中，孙毓筠却编造口供佯称：
今年十月，安徽提学使(即沈曾植——笔者注)赴东，邀毓筠回国，在安庆建立佛学堂。此次同伴只有权、段、程三人(权道涵、段云、程恩普——笔者注)拟在宁勾留数日，即往安庆，与沈学使商办佛学堂事。因途中感寒病作，尚未起身，今晚遽被逮捕，所供是实。
类似这样的假口供，查《实录》中尚有几处。史实证明，孙毓筠为了保卫革命组织，保护仍潜伏在清军中的一批革命同志，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态度，可谓用心良苦!他忠诚于革命的行为，是无可置疑的。
安徽军政府掌权之后的行动
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谁说了算?答案是事实。那么，以孙毓筠为首的安徽军政府掌权之后，都干了一些什么事呢?我且举几件有影响的历史事实加以说明：
史实一：1912年初，清河南布政使兼武卫军左翼长倪嗣冲乘和议之机，偷袭颍州(今阜阳)，淮上军不支，倪军陷城，大肆屠杀。时任安徽军政府都督孙毓筠“因倪嗣冲违约动兵，及有严重暴行，非常愤怒，即组织北伐军，以段杰超为司令，管鹏为参谋长，率步骑七营讨倪。合肥军政府分府也派兵一团随同北伐。到正阳关，与第一军柏文蔚部卢慈甫旅会师。沿颍河抵阜阳，十二月十日(笔者按：1912年1月28日)与倪部激战于城东，打败倪军，倪嗣冲本人退缩城内。次日复开城门，三路出战，又惨败退回”。(李则纲：《安徽历史述要》)
这样，清军倪嗣冲部妄图从河南进袭包抄安徽革命军的阴谋未能得逞。所以说，西阻倪军东进，避免了倪军与盘踞在宿县一带的张勋部会合进袭南京的危险。
史实二：1911年12月27日，就是安徽军政府成立后的第五天，孙毓筠便以都督的名义颁布赏罚禁令，通饬驻皖各部队一律遵守。其令抄录如下：
禁令：
1、私取民物者斩。2、奸淫妇女者斩。3、泄露军情者斩。4、造谣惑众者斩。5、临阵脱逃者斩。6、夜盗窃者斩。7、不尊约束者斩。8、集中鼓噪藉以要挟者斩。9、探报不实藉以图功者斩。10、藉公泄私者斩。11、擅动器械私行斗殴者斩。12、携军械私逃者斩。13、损伤外人生命财产者斩。
罚令：
1、擅自离伍者罚。2、故意刁难、希图侮辱长官者罚。3、搬弄是非致人不合者罚。4、酗酒滋事者罚。5、未经长官许可强买民物者罚。
赏令：
1、杀敌致果者赏。2、夺获敌人军需军械者赏。3、探获军情因而致胜者赏。4、保全外人生命财产者赏。5、临阵长官遇险能奋力救护者赏。(安文生：《安庆光复前后》，安庆档案馆存稿)
此后，人心稍定，避乱于外者，陆续返归家园，商户亦渐次开市。
史实三：南北和议告成，但安徽境内尚有庐州军政分府(都督孙万乘)、芜湖军政分府(都督吴振黄)和大通军政分府(都督黎宗岳)，各分府皆设军事、民政、财政各部，管辖分府地区诸县邑，各自为政，形成割据之势。为此，军政府与各分府都督多次协商，经报南京留守处批准，各分府都督另授师长职衔，所部归省军政府节制；庐州、芜湖很快宣布取消分府。唯独大通军政分府不听规劝，仍自由放任。无可奈何之下，孙毓筠即电报南京，请驻兵浦口的第一军(军长柏文蔚)援助。柏军长率兵舰两艘、步兵一团前往大通，黎宗岳不敌逃走，所留部队被编成一混成旅，归军政府节制。
至此，以孙毓筠为首的安徽军政府，由于采取了种种得力措施，使全境军政宣告统一，民心安定，政局稳定，这是历史事实。
孙中山的颁令是最有力的说明
民国肇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颁令孙毓筠为安徽都督，更是最有力的说明。当时，安徽都督的人选有好几位，最有力的竞选者，当数柏文蔚将军，但最后中山先生还是选定孙毓筠。杨慕起有《忆张树侯》一文，是这样记载的：
(张树侯)亲去南京见中山先生。见面时，张把来意说清楚后，中山先生连连称是，即以皖督入选何者为宜问张。张说孙少侯声望素著。他为革命倾家荡产，坐牢亡命，皖省人民对他佩服之至。如他到安徽可以统率各方力量，整顿秩序是不太难的。于是中山先生果断的决定命孙少侯出任皖督……为了此事，树侯约请范鸿仙、龚振鹏、蒯若木、管鹏等共同支持少侯、并劝柏烈武(文蔚)为北伐计，不要离开陆军第一军去搞地方事情，暂由少侯到安徽安定地方秩序。(载《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p231)
张树侯，名之屏，寿县人，是安徽革命党元老之一、曾襄助准上军以及孙毓筠、柏文蔚督府，颇有建树。杨慕起是跟随张树侯多年的秘书，所言非局外人所能知者，殊为珍贵。
毫无疑问，中山先生绝不会把一省的军政大权交给一个叛变投降分子的。由此可知，孙毓筠不仅受到安徽革命党人的敬重，更得孙中山先生的充分信任，还有比这更具有说服力的吗?
无可讳言，以孙毓筠为首的安徽军政府，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但不能因此断然认定，这个政权就是假革命，两者不可混同。如果混同了，那就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危险。
从上述历史事实，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出，孙毓筠是忠诚于革命的(其后来鼓吹帝制，谄事洪宪，又当别论)，以他为首的安徽军政府是革命的政权。胡绳先生所以作出不妥当的论断，是因为他没有完全弄清楚孙氏个人以及那一时期发生在南京和安庆的历史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