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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了十多年国内学术界对陈独秀的研究状况。对其晚年思想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剖析了他的“二次革命论”、社会主义观、民主观、经济思想、爱国思想等，以期推动这一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关键词]陈独秀；晚年思想；民主观；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10-0116-03
陈独秀是近代中国一位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在后期褒贬不一。陈独秀研究在我国已经有较长的历史，但是科学、客观的研究其晚年思想和活动，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1985年， 《党史通讯》(第7期)发表了《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这是经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讨论发表的文章。作为研究的成果，否定了“汉奸”、“投机革命”、“窃取党的总书记”、“投降国民党的特务”这些不实之词。但该文有“为陈独秀研究划框子、定调子”的意图，当时还保留着“右倾代表人物”、“取消派”、“信仰托洛茨基背叛马列主义”这些帽子，这可以说是对陈独秀晚年思想研究起步阶段的一个小结。1997年以来，随着更多档案的公开，学界展开了新时期对陈独秀的全面评价，同时对陈独秀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特别在其晚年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
随着史料的挖掘和研究的深入及拓展，尤其是《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公开出版发行以后，到80年代后期，人们开始以新的眼光将陈独秀‘晚年’开辟为一个独立领域。“着重研究他晚年的社会活动、政治思想及其评价问题”。
1997-1998年，过去封闭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档案被翻译到我国，于是，在学界立即引起了对陈独秀与大革命的研究，同时也推动了对其它方面研究的深入。1997年5月，《陈独秀研究动态》编辑出版了“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专辑”。文章认为陈独秀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随后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相继出版，为陈独秀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契机。从1997年到2000年的短短几年，时期虽然不长，却在近年的陈独秀研究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主要表现在：
1 新的较高水平研究专著不断涌现。先后有唐宝林著《毛泽东与陈独秀》、唐宝林与陈铁健合著的《陈独秀与瞿秋白》、贾兴权的《陈独秀传》、冯建辉著《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一中共六任领袖新视角》出版。贾文与以前的陈独秀研究专著相比，侧重以陈独秀政治思想发展演变为主线，对陈独秀的重要思想活动、著作作了较客观的述评，特别是对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的分析，有独到之处。冯文对陈独秀晚年的“二次革命论”思想作了中肯的评价。书中认为：他的上述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思想，也代表了我党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与认识。此外书中还指出，陈独秀后期立场观点的转变，“他个人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错误的党内斗争也不能不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1999年出版了任建树先生的《陈独秀大传》，该书的出版在学界反响很大。随后唐宝林先生的《陈独秀研究文集》也在香港出版，该文集为近年来陈独秀研究集大成之作。
2 举办大型的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推动了陈独秀研究的进展。1997年4月由陈独秀研究会举办的全国第四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有几大亮点：其一，由简单片面的翻案转向深度辩诬。会议提交的论文，如《陈独秀是否“取消主义”之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是如何评价陈独秀的》等，均以大量的事实和较为可信的考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反响较大。其二，由过去侧重翻案转向具体的思想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独秀的思想是中西夹杂，同时思想深度又是几乎无人可与匹敌，因此很难用简单某一种思想可以概括。正如有人写道，他引领了上个世纪民主革命的洪流，其精神世无匹敌。然而，“在20年代国民革命中，他给世人留下了一个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的机会主义者的形象，一个似乎不大光彩的失败者的形象。他倡导了一场革命却被这场革命所淘汰；他缔造了一个党，最后却被自己的党所开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仅仅是陈独秀个人的不幸，只有那个时代以及那场革命可以解释这样的命运。”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精辟的。在本次会议上，也有论者对于过去陈独秀的阶级分析进行了辨证的回答，并指出“那种因陈独秀在国共合作后期犯有右倾错误而追认其在国共合作前期就已形成了右倾观点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此外，为增加论证力度，作者还列举了当时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瞿秋白、邓中夏等赞成陈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分析。其三，陈独秀的思想与当代的研究有了突破。有论者指出，陈的现代化思想相当丰富，如关于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程序等，都有论及，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可以说，他是站在时代前列，所思考的问题“无一不是中国现代化中带有世纪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尽管有时代局限性，但丝毫无损他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另外，对陈独秀的经济思想有所论及，出现了不少有见地的新论，如走社会主义道路要经过一个‘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方面，学者认为，陈的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尤其在把它和毛泽东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比较之后，发现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值得我们借鉴”，“而不能一概否定。”另外，贾立臣在《试论陈独秀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左继亮在《陈独秀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对陈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进行了剖析。这些经济思想具有独创性，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有的成为以后中国经济改革思想的源头。
关于二次革命论，张修成认为“二次革命论”在陈思想中经历了辩证的否定过程，其发展轨迹是：萌芽—主导—否定—回归。他晚年否定了早期提出的第三种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二次革命论”思想的反复出现表明了认识近代中国特殊国情所具有的难度。
关于陈晚年与托派关系，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现，较有代表性的有朱文华的《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贾兴权的《陈独秀传》以及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等。贾兴权的著述除对陈抗日爱国的一面予以肯定外，对其他方面都持批判态度。认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抛弃了一切主义，立志做终身的反对派，一切以自己的好恶而定……已经沦落到是非不分的地步。”总之，专著对陈晚年思想的评价较论文显得更为审慎，普遍认为陈晚年“在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修正，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作了根本的否定。”
3 对“晚年陈独秀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的归纳总结。代表性的是阿明布和的《对晚年陈独秀研究方法论评》。作者认为，“过去对陈独秀晚年研究之所以作出否定多于肯定的评价，研究方法的失当是一个重要的原 因，”进而指出，“研究陈独秀晚年应该解决好从何着手的问题，从政治思想的内在联系中把握思想整体，应正确地使用阶级的历史的评价标准，由晚年观一生，找出陈一生思想变化的内在线索和外在因素。”据此，他把陈独秀晚年划分为两个阶段。
1999年成为陈独秀研究的重头戏。3月陈独秀研究会10周年纪念。10月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活动，唐宝林《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一文作为献词。1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7家单位举办“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专题学术研讨会。就关于“共产主义小组”、“关于党内合作”、“二次革命论”、“国共合作初期陈独秀与鲍罗廷的分歧”、“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民族利己主义”、“历史研究的态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二
进入21世纪虽仅仅几年，学术界却在陈独秀晚年思想研究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主要表现在：
1 晚年陈独秀及其思想的历史定位获得了突破。有人指出，“陈独秀从参加政治活动开始，自始至终都是站在历史前进的立场上……陈独秀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始终是一个正面人物，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人。”在陈晚年思想的主轴——民主思想的评价上。学者们认为“一些评论家评他的民主观是超阶级超历史抽象的观念，实为片面”，“他的民主思想已从五四时期的激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发展为无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从而突破了“自五十年前一直至今，政论界和史学界都指斥陈从无产阶级民主立场退回到五四时期的旧资产阶级民主阵地下去”的传统定论。
2 各类陈独秀思想研讨会和学术论坛，对陈晚年思想研究日益重视和深入。2001年以来，学者们加强了交流，就他晚年一些思想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唐宝林先生在《陈独秀晚年与托派的论战》一文中，对陈独秀与托派、中共的恩恩怨怨作了深入的分析，特别指出陈独秀的晚年的“最后见解”，不仅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其在报纸上发表“反苏”言论，而且中共也撰长文批判之。作者认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十分复杂，它既有偏激之词，也有超前预见。有些观点的价值，尚待后人去评说、将来的事实去检验。事实证明作者的论断是相当睿智的。
2001年5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陈独秀后期思想学术研讨会”(全国第六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在温州举行。以座谈会的形式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42年逝世的陈独秀复杂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弄清了这个时期的陈独秀思想不是传统上所说的“对革命悲观失望”、“与托派相结合，转向反革命”，而是试图在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连续三次。左倾错误指导路线之外，寻找另一条革命道路。
2003年12月，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和安徽教育学院政治系联合举办“陈独秀与中国现代文明”学术讨论会，就陈独秀在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社会文化等领域做出的探索和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交流。徐开忠在其论文《试析江津时期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的思考》中，对陈独秀这个时期的思考成果进行了梳理。第一，资本主义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第二，资本主义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的基础”。第三，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余地。同时作者还把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的思考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作了对比，指出陈独秀的思考是他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者独立思考的结果，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陈的思考中关于资本主义在中国要有一个大的发展的结论，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尤其与毛泽东的论述基本一致；陈的思考对当代共产党人发展市场经济有启示作用。
2004年在安庆召开“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讨会，与会者对陈独秀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次评价。有学者指出，陈独秀“在近代史有六大贡献、两大杰出成就，是可堪与孙中山、毛泽东比肩的伟大历史人物。”特别指出，他晚年的民主思想，是“近现代历史上对民主政治的最深刻的思索，至今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2005年10月，江苏省历史学会陈独秀研究分会成立一周年暨纪念陈独秀诞辰126周年纪念会议在南京财经大学举办。为期一天的陈独秀研究高层论坛，推出了三本有影响的陈研著作：一是石钟扬教授的《文人陈独秀一启蒙的智慧》；另一本是奚金芳副教授主编之《陈独秀研究文集一陈独秀与20世纪学术、思想、文化》以及由内部出版了丁弘的《探访陈独秀续集》，因而益显论坛学术水平之高。参加论坛的国内各学者共40余人，提交论文及大会发言共20篇。任建树认为，《文人陈独秀》从文化视角研究陈独秀，开拓了一片新领域。但陈独秀“首先是文化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这个看法还可商榷。陈独秀在近代中国所担负的主要角色是政治家和革命家的领袖，文化领袖是服务于这一主角的配角。
2006年11月，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化协会联合举办的“鲁迅与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李锐先生、戴潢，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鲁迅研究专家和陈独秀研究专家二十余人汇聚一起，就“五四”两位重要文化伟人的文化思想进行了回顾、比较，涌现出许多很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和话题。名人手迹鉴藏家方继孝在会议上首次公布了由其收藏并点校的《陈独秀先生遗稿》，该书收录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陈独秀被拘于南京国民党监狱及出狱后流落江津时所著的《甲戌随笔》、《右旁之声分部计划》等语言文字学论著，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黄公演指出，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对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打击很重，鲁迅因此在后来的历史描述中甚至替代陈独秀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马连儒认为，陈独秀对鲁迅的看法提示我们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要着重于他的独立思考精神，要在还原为人的语境下对其进行研究。耿云志分析了鲁迅与陈独秀的共同点，即二者都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这样的背景会出现两种结果，一个是受到刺激后走向反叛，一个是堕落。结果他们二人都走上了叛逆之路，陈独秀是终生的反对派，鲁迅至死一个也不宽恕。
3 将陈独秀晚年思想作为独立领域进行研究的专著开始问世。张宝明、刘云飞合著的《陈独秀的最后十年》与阿明布和的《晚年陈独秀与苏联经验》相继出版。
论文方面近几年发表较多，这些论文多集中于陈关于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上。在晚年民主思想上，多数学者认为陈晚年的民主观是一种进步。而按照陈晚年民主思想是否发展为无产阶级民主思想又可分为两类。大多数学者持肯定的态度，代表性的有陈玉琦的《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之我见》、高力克的《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观》、王福湘的《陈独秀的民主三部曲》和张光明的《谈谈陈独秀晚年民主观并回溯到卢森堡——读“给西流的信”有感》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肯定了陈晚年民主思想的飞跃，甚而有学者指出陈晚年“此时的民主主义已不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和手 段，而是以其价值合理性和目的内涵而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结合在一起。”“如果把40年代初陈独秀对苏联体制中无民主及无民主制度的批判和提出“无产阶级民主”的观点，与90年代初苏联解体联系起来看，我们就得承认这些言论对如何稳定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民主方面的理论和思想都有积极的意义。”“也由此毫无疑义地成为邓小平改革的伟大前驱者。”在中国，陈独秀是直接针对苏联模式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一人”。他尖锐地指出苏联制度的弊端，指出民主建设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却不无积极意义。朱皓认为“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既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形成了超前的思想意识，亦有简单的意气用事，妄下断言。他对大众民主的见解事实上是对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补充。”
青年学者尤小立指出，从陈的《孔子与中国》一文看，“其晚年思想发展的大趋势是向‘五四’新文化基本理念回归并有所提升与发展变化。陈在学术与思想的内在关系上，虽不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对立、分裂，却仍未达到事实上的一致”。张静如指出，陈在晚年对“托洛茨基主义以及列宁主义和整个苏联经验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如“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他“赞同西方民主是个人的信仰自由，元可非议，但把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骂的比狗屎都不如’则是不正确的”。有学者对其性格进行了分析，指出“他自信而又有极强的权利欲和支配欲，使他有时难免专断，但他的无所顾忌、一贯顽强的政治个性成就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地位和共产党初创时的领袖地位；刚毅、坚定、义无反顾的叛逆性格使他成为‘终身的反对派’，而文人的清高和政治韬略的匮乏又使其厌恶权术与政治手腕，最终被逐出局。”地有学者从乡俗文化角度展开了探讨，认为义门文化影响陈独秀思想甚深。客观上促使他的反叛意识。
概而言之，近10余年来陈独秀晚年思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足。为进一步推进该领域走向深入，笔者特提出如下建议：第一。进一步挖掘史料。除了已经发现和研究的以外，肯定还有一些没有发现的，有重大价值的文献，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与考证。第二，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陈独秀晚年的教育思想、哲学思想、人才思想、反“左”思想、精神风范等，需要大力加强研究。第三，研究方法亟待丰富。借鉴相关学科和领域研究方法，从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角度全面阐释，力图全面展现陈独秀晚年思想全貌。当然，除了最一般的科学方法之外，任何具体方法都没有一成不变、四海皆准的效力，都要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异。我们强调方法论的作用，目的是要客观、准确地评价历史，让历史科学更有效地发挥其借鉴作用。只要我们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就不会重犯黑格尔指出的那种错误“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第四，宏观研究待改进。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把陈独秀晚年思想放到上个世纪中华民族求民主、求解放的大背景考察，从整体上把握他的思想发展轨迹。第五，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毋庸置疑，晚年陈独秀研究是响应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而兴，至今三十余年，该领域研究如同涉洋探海，仍需深入探究。当然，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要拘于成见，鼓励争鸣。此外，陈独秀研究必须具备开放的视角。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面向世界，加强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携手推动陈独秀思想研究向纵深发展。
责任编辑 陈合营
[关键词]陈独秀；晚年思想；民主观；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10-0116-03
陈独秀是近代中国一位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在后期褒贬不一。陈独秀研究在我国已经有较长的历史，但是科学、客观的研究其晚年思想和活动，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1985年， 《党史通讯》(第7期)发表了《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这是经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讨论发表的文章。作为研究的成果，否定了“汉奸”、“投机革命”、“窃取党的总书记”、“投降国民党的特务”这些不实之词。但该文有“为陈独秀研究划框子、定调子”的意图，当时还保留着“右倾代表人物”、“取消派”、“信仰托洛茨基背叛马列主义”这些帽子，这可以说是对陈独秀晚年思想研究起步阶段的一个小结。1997年以来，随着更多档案的公开，学界展开了新时期对陈独秀的全面评价，同时对陈独秀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特别在其晚年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
随着史料的挖掘和研究的深入及拓展，尤其是《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公开出版发行以后，到80年代后期，人们开始以新的眼光将陈独秀‘晚年’开辟为一个独立领域。“着重研究他晚年的社会活动、政治思想及其评价问题”。
1997-1998年，过去封闭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档案被翻译到我国，于是，在学界立即引起了对陈独秀与大革命的研究，同时也推动了对其它方面研究的深入。1997年5月，《陈独秀研究动态》编辑出版了“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专辑”。文章认为陈独秀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随后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相继出版，为陈独秀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契机。从1997年到2000年的短短几年，时期虽然不长，却在近年的陈独秀研究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主要表现在：
1 新的较高水平研究专著不断涌现。先后有唐宝林著《毛泽东与陈独秀》、唐宝林与陈铁健合著的《陈独秀与瞿秋白》、贾兴权的《陈独秀传》、冯建辉著《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一中共六任领袖新视角》出版。贾文与以前的陈独秀研究专著相比，侧重以陈独秀政治思想发展演变为主线，对陈独秀的重要思想活动、著作作了较客观的述评，特别是对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的分析，有独到之处。冯文对陈独秀晚年的“二次革命论”思想作了中肯的评价。书中认为：他的上述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思想，也代表了我党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与认识。此外书中还指出，陈独秀后期立场观点的转变，“他个人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错误的党内斗争也不能不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1999年出版了任建树先生的《陈独秀大传》，该书的出版在学界反响很大。随后唐宝林先生的《陈独秀研究文集》也在香港出版，该文集为近年来陈独秀研究集大成之作。
2 举办大型的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推动了陈独秀研究的进展。1997年4月由陈独秀研究会举办的全国第四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有几大亮点：其一，由简单片面的翻案转向深度辩诬。会议提交的论文，如《陈独秀是否“取消主义”之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是如何评价陈独秀的》等，均以大量的事实和较为可信的考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反响较大。其二，由过去侧重翻案转向具体的思想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独秀的思想是中西夹杂，同时思想深度又是几乎无人可与匹敌，因此很难用简单某一种思想可以概括。正如有人写道，他引领了上个世纪民主革命的洪流，其精神世无匹敌。然而，“在20年代国民革命中，他给世人留下了一个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的机会主义者的形象，一个似乎不大光彩的失败者的形象。他倡导了一场革命却被这场革命所淘汰；他缔造了一个党，最后却被自己的党所开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仅仅是陈独秀个人的不幸，只有那个时代以及那场革命可以解释这样的命运。”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精辟的。在本次会议上，也有论者对于过去陈独秀的阶级分析进行了辨证的回答，并指出“那种因陈独秀在国共合作后期犯有右倾错误而追认其在国共合作前期就已形成了右倾观点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此外，为增加论证力度，作者还列举了当时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瞿秋白、邓中夏等赞成陈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分析。其三，陈独秀的思想与当代的研究有了突破。有论者指出，陈的现代化思想相当丰富，如关于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程序等，都有论及，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可以说，他是站在时代前列，所思考的问题“无一不是中国现代化中带有世纪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尽管有时代局限性，但丝毫无损他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另外，对陈独秀的经济思想有所论及，出现了不少有见地的新论，如走社会主义道路要经过一个‘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方面，学者认为，陈的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尤其在把它和毛泽东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比较之后，发现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值得我们借鉴”，“而不能一概否定。”另外，贾立臣在《试论陈独秀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左继亮在《陈独秀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对陈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进行了剖析。这些经济思想具有独创性，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有的成为以后中国经济改革思想的源头。
关于二次革命论，张修成认为“二次革命论”在陈思想中经历了辩证的否定过程，其发展轨迹是：萌芽—主导—否定—回归。他晚年否定了早期提出的第三种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二次革命论”思想的反复出现表明了认识近代中国特殊国情所具有的难度。
关于陈晚年与托派关系，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现，较有代表性的有朱文华的《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贾兴权的《陈独秀传》以及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等。贾兴权的著述除对陈抗日爱国的一面予以肯定外，对其他方面都持批判态度。认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抛弃了一切主义，立志做终身的反对派，一切以自己的好恶而定……已经沦落到是非不分的地步。”总之，专著对陈晚年思想的评价较论文显得更为审慎，普遍认为陈晚年“在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修正，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作了根本的否定。”
3 对“晚年陈独秀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的归纳总结。代表性的是阿明布和的《对晚年陈独秀研究方法论评》。作者认为，“过去对陈独秀晚年研究之所以作出否定多于肯定的评价，研究方法的失当是一个重要的原 因，”进而指出，“研究陈独秀晚年应该解决好从何着手的问题，从政治思想的内在联系中把握思想整体，应正确地使用阶级的历史的评价标准，由晚年观一生，找出陈一生思想变化的内在线索和外在因素。”据此，他把陈独秀晚年划分为两个阶段。
1999年成为陈独秀研究的重头戏。3月陈独秀研究会10周年纪念。10月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活动，唐宝林《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一文作为献词。1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7家单位举办“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专题学术研讨会。就关于“共产主义小组”、“关于党内合作”、“二次革命论”、“国共合作初期陈独秀与鲍罗廷的分歧”、“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民族利己主义”、“历史研究的态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二
进入21世纪虽仅仅几年，学术界却在陈独秀晚年思想研究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主要表现在：
1 晚年陈独秀及其思想的历史定位获得了突破。有人指出，“陈独秀从参加政治活动开始，自始至终都是站在历史前进的立场上……陈独秀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始终是一个正面人物，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人。”在陈晚年思想的主轴——民主思想的评价上。学者们认为“一些评论家评他的民主观是超阶级超历史抽象的观念，实为片面”，“他的民主思想已从五四时期的激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发展为无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从而突破了“自五十年前一直至今，政论界和史学界都指斥陈从无产阶级民主立场退回到五四时期的旧资产阶级民主阵地下去”的传统定论。
2 各类陈独秀思想研讨会和学术论坛，对陈晚年思想研究日益重视和深入。2001年以来，学者们加强了交流，就他晚年一些思想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唐宝林先生在《陈独秀晚年与托派的论战》一文中，对陈独秀与托派、中共的恩恩怨怨作了深入的分析，特别指出陈独秀的晚年的“最后见解”，不仅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其在报纸上发表“反苏”言论，而且中共也撰长文批判之。作者认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十分复杂，它既有偏激之词，也有超前预见。有些观点的价值，尚待后人去评说、将来的事实去检验。事实证明作者的论断是相当睿智的。
2001年5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陈独秀后期思想学术研讨会”(全国第六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在温州举行。以座谈会的形式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42年逝世的陈独秀复杂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弄清了这个时期的陈独秀思想不是传统上所说的“对革命悲观失望”、“与托派相结合，转向反革命”，而是试图在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连续三次。左倾错误指导路线之外，寻找另一条革命道路。
2003年12月，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和安徽教育学院政治系联合举办“陈独秀与中国现代文明”学术讨论会，就陈独秀在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社会文化等领域做出的探索和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交流。徐开忠在其论文《试析江津时期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的思考》中，对陈独秀这个时期的思考成果进行了梳理。第一，资本主义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第二，资本主义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的基础”。第三，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余地。同时作者还把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的思考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作了对比，指出陈独秀的思考是他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者独立思考的结果，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陈的思考中关于资本主义在中国要有一个大的发展的结论，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尤其与毛泽东的论述基本一致；陈的思考对当代共产党人发展市场经济有启示作用。
2004年在安庆召开“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讨会，与会者对陈独秀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次评价。有学者指出，陈独秀“在近代史有六大贡献、两大杰出成就，是可堪与孙中山、毛泽东比肩的伟大历史人物。”特别指出，他晚年的民主思想，是“近现代历史上对民主政治的最深刻的思索，至今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2005年10月，江苏省历史学会陈独秀研究分会成立一周年暨纪念陈独秀诞辰126周年纪念会议在南京财经大学举办。为期一天的陈独秀研究高层论坛，推出了三本有影响的陈研著作：一是石钟扬教授的《文人陈独秀一启蒙的智慧》；另一本是奚金芳副教授主编之《陈独秀研究文集一陈独秀与20世纪学术、思想、文化》以及由内部出版了丁弘的《探访陈独秀续集》，因而益显论坛学术水平之高。参加论坛的国内各学者共40余人，提交论文及大会发言共20篇。任建树认为，《文人陈独秀》从文化视角研究陈独秀，开拓了一片新领域。但陈独秀“首先是文化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这个看法还可商榷。陈独秀在近代中国所担负的主要角色是政治家和革命家的领袖，文化领袖是服务于这一主角的配角。
2006年11月，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化协会联合举办的“鲁迅与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李锐先生、戴潢，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鲁迅研究专家和陈独秀研究专家二十余人汇聚一起，就“五四”两位重要文化伟人的文化思想进行了回顾、比较，涌现出许多很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和话题。名人手迹鉴藏家方继孝在会议上首次公布了由其收藏并点校的《陈独秀先生遗稿》，该书收录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陈独秀被拘于南京国民党监狱及出狱后流落江津时所著的《甲戌随笔》、《右旁之声分部计划》等语言文字学论著，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黄公演指出，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对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打击很重，鲁迅因此在后来的历史描述中甚至替代陈独秀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马连儒认为，陈独秀对鲁迅的看法提示我们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要着重于他的独立思考精神，要在还原为人的语境下对其进行研究。耿云志分析了鲁迅与陈独秀的共同点，即二者都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这样的背景会出现两种结果，一个是受到刺激后走向反叛，一个是堕落。结果他们二人都走上了叛逆之路，陈独秀是终生的反对派，鲁迅至死一个也不宽恕。
3 将陈独秀晚年思想作为独立领域进行研究的专著开始问世。张宝明、刘云飞合著的《陈独秀的最后十年》与阿明布和的《晚年陈独秀与苏联经验》相继出版。
论文方面近几年发表较多，这些论文多集中于陈关于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上。在晚年民主思想上，多数学者认为陈晚年的民主观是一种进步。而按照陈晚年民主思想是否发展为无产阶级民主思想又可分为两类。大多数学者持肯定的态度，代表性的有陈玉琦的《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之我见》、高力克的《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观》、王福湘的《陈独秀的民主三部曲》和张光明的《谈谈陈独秀晚年民主观并回溯到卢森堡——读“给西流的信”有感》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肯定了陈晚年民主思想的飞跃，甚而有学者指出陈晚年“此时的民主主义已不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和手 段，而是以其价值合理性和目的内涵而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结合在一起。”“如果把40年代初陈独秀对苏联体制中无民主及无民主制度的批判和提出“无产阶级民主”的观点，与90年代初苏联解体联系起来看，我们就得承认这些言论对如何稳定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民主方面的理论和思想都有积极的意义。”“也由此毫无疑义地成为邓小平改革的伟大前驱者。”在中国，陈独秀是直接针对苏联模式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一人”。他尖锐地指出苏联制度的弊端，指出民主建设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却不无积极意义。朱皓认为“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既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形成了超前的思想意识，亦有简单的意气用事，妄下断言。他对大众民主的见解事实上是对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补充。”
青年学者尤小立指出，从陈的《孔子与中国》一文看，“其晚年思想发展的大趋势是向‘五四’新文化基本理念回归并有所提升与发展变化。陈在学术与思想的内在关系上，虽不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对立、分裂，却仍未达到事实上的一致”。张静如指出，陈在晚年对“托洛茨基主义以及列宁主义和整个苏联经验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如“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他“赞同西方民主是个人的信仰自由，元可非议，但把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骂的比狗屎都不如’则是不正确的”。有学者对其性格进行了分析，指出“他自信而又有极强的权利欲和支配欲，使他有时难免专断，但他的无所顾忌、一贯顽强的政治个性成就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地位和共产党初创时的领袖地位；刚毅、坚定、义无反顾的叛逆性格使他成为‘终身的反对派’，而文人的清高和政治韬略的匮乏又使其厌恶权术与政治手腕，最终被逐出局。”地有学者从乡俗文化角度展开了探讨，认为义门文化影响陈独秀思想甚深。客观上促使他的反叛意识。
概而言之，近10余年来陈独秀晚年思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足。为进一步推进该领域走向深入，笔者特提出如下建议：第一。进一步挖掘史料。除了已经发现和研究的以外，肯定还有一些没有发现的，有重大价值的文献，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与考证。第二，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陈独秀晚年的教育思想、哲学思想、人才思想、反“左”思想、精神风范等，需要大力加强研究。第三，研究方法亟待丰富。借鉴相关学科和领域研究方法，从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角度全面阐释，力图全面展现陈独秀晚年思想全貌。当然，除了最一般的科学方法之外，任何具体方法都没有一成不变、四海皆准的效力，都要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异。我们强调方法论的作用，目的是要客观、准确地评价历史，让历史科学更有效地发挥其借鉴作用。只要我们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就不会重犯黑格尔指出的那种错误“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第四，宏观研究待改进。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把陈独秀晚年思想放到上个世纪中华民族求民主、求解放的大背景考察，从整体上把握他的思想发展轨迹。第五，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毋庸置疑，晚年陈独秀研究是响应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而兴，至今三十余年，该领域研究如同涉洋探海，仍需深入探究。当然，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要拘于成见，鼓励争鸣。此外，陈独秀研究必须具备开放的视角。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面向世界，加强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携手推动陈独秀思想研究向纵深发展。
责任编辑 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