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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由中国收藏家协会编著的“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正式面世。其中,江西·福建分卷收录了福建著名收藏家施政强的6件藏品,有3件为民国时期的永春窑彩瓷作品,分别是釉上五彩丹凤朝阳筒瓶、釉上五彩山水炉和釉下彩渔翁六角瓶。这些藏品经过全国海选,最终力压群雄,被正式收录出版,可以说为全国范围内的学界、业界、藏界关注、正视和研究永春窑制瓷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永春县地处福建东南部、晋江东溪上游,与“世界陶瓷之都”德化相毗邻,古称桃源。作为制瓷主要原料的高岭土,在永春境内地下就有大量埋藏,特别是介福乡,为该县高岭土储藏量最多的地方。尽管永春制瓷的历史最早源于何时暂无从考证,但位于介福乡紫美村的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的考古发现,就证实了永春在37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原始瓷器制造技术,为目前发现的全国最早的原始青瓷窑址,将中国烧制原始青瓷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多年,改写了中国制瓷史,苦寨坑窑址也因此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的历朝历代,永春窑都得到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产品甚至远销海外。据《永春州志》记载:“泥产山中,穴而伐之,缏而出之,碓春细滑,入水飞澄,陶净石渣,顿于石井,以漉其水,乃博埴为器,烈火煅炼,厚则绽裂,薄则苦窳,饮食之器多粗拙,今其细者颇亚于饶。罂瓶罐瓿,洁白可爱出德化,永春间亦有之。”这便是对永春制瓷业的历史记载。
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永春窑被古瓷都德化的盛名所掩,加之两个陶瓷产区相邻,历史上也存在着频繁的往来交流、互通有无的情况。尤其是民国时期,永春彩瓷的瓷绘颜色和绘画风格均与德化同期产品类似,业界认为当时的产品中有部分可能是从德化訂烧后运到永春加彩,或者德化工匠受聘到永春进行实地创作,互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带有明确产地资料信息的传世品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而在施政强的私人收藏馆里,我们见到了为数不少出自永春窑的重要实物资料。
施政强是土生土长的永春人,他行医多年,悬壶济世的同时又对永春非遗无限热爱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其私人收藏馆珍藏的各类永春非遗文物,历经多年积累,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尚无出其右者。活跃于民国时期的三美、唯美、唯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环球四大瓷社的陶瓷制品便是其中的重要门类之一。
一般说来,瓷社指的是集陶瓷产品自主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也有称瓷坊的。上述永春四大瓷社的诞生,得益于当时永春繁荣的商贸活动,特别是其下辖的五里街镇,乃是闽中南商贾云集之地,从上海、宁波、福州运来的棉布、火柴、肥皂等日用百货,从泉州、惠安、南安沿海一带来的食盐、海带、鱼干等海产品,都通过“溪舟船”沿着桃溪逆水而上运抵五里街的许港,然后由挑夫肩挑运往福建腹地。闽中、闽西北的瓷器、香菇、笋干、粗纸等土特产品,也由许港的“溪舟船”发往闽南沿海和海外。明清时期,单每天德化经过吾峰剧头埔到五里街的瓷器就有300担以上。民国时期,德化三班每天挑往五里街的瓷器、大米不少于200担。地处商贸重镇和陶瓷产区,永春四大瓷社积极投身商业活动,努力研制适合当时市场需求的产品,为传统的瓷业生产开拓了新的领域,与瞬息万变的市场产生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从施政强收藏的永春四大瓷社藏品来看,这一时期其所生产的陶瓷制品,包括日用瓷和陈设瓷,涵盖了瓶、罐、盒、盆、盘、壶、碟、杯以及雕塑制品、文房用具等,器型延续了较为传统的风格。装饰技法上,大体可分为釉上彩和釉下彩两类。题材上则以山水、花鸟、动物等传统纹饰为主,画面逼真精美,构图简洁明快,画风自然洒脱、活泼朴实,笔法自由奔放,色彩鲜艳雅静,书法、绘画布局疏密有致,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观之令人赏心悦目。虽无官窑彩瓷的富丽堂皇、工整严谨,却也显示出民间工艺高超的创作水平和特有的艺术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反映抗战、支持国货等极具时代特色的题材。
此外,在四大瓷社传世的各类作品上我们还发现大量专门定烧的铭款,说明当时除生产各类大宗产品外,他们还接受有关个人、名人、堂号主人乃至祠堂、宗祠等的私家定烧,如时任永春县图书馆馆长、弘一法师在永春期间的执事弟子王锦机、永春崇贤中学原校长叶大年等均见有定制品传世,多用于婚庆、祝寿、活动纪念、私人交往等馈赠用途,这些也充分说明了它们在当时的影响性。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四大瓷社生产的作品,多喜题字、题诗,也由此涌现了一批瓷绘名家,如江西·福建分卷收录的釉上五彩丹凤朝阳图筒瓶,器身描绘一轮红日下凤鸟飞舞的场景,其左上角题“丹凤朝阳,民国二十六年(1937)春画于桃源三美瓷学社”。另外一侧临石鼓文开篇“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阜。君子员猎,员猎员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骍骍角弓,弓兹以寺。吾驱其特”,无论绘画或是书法都十分精彩。而这些,都出自当时永春窑著名的书法、瓷画名家陈尧民之手,他创作经验丰富,造诣深厚,作品文人气十足。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春岵山福兴堂里边留有其大量的珍贵墨迹。从其传世陶瓷制品来看,画面内容清晰洒雅,光泽莹润,别具韵致,并且将中国文人画诗、书、画、印于一体的审美艺术形式、审美旨趣、艺术表现形式应用到陶瓷绘画、书法创作之中,给当时的陶瓷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实乃当时永春窑陶瓷装饰艺术的一大特色,较之同一时期德化窑乃至景德镇窑的瓷绘艺术,都毫不逊色。
上述四大瓷社活跃的时期,是中国传统陶瓷向近代陶瓷生产、转型及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所生产的陶瓷产品,有传承也有创新,为明清以来永春制瓷业的发展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包括四大瓷社在内的永春制瓷业在多年里并未得到业界应有的重视,许多文献资料及产品在岁月的流逝中损坏或者遗失,对其发展状况、产品、销售及艺术特点乃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对整个福建地区瓷业所产生影响的研究缺失,令人扼腕不已,但是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是值得我们去做深入研究的。这也是施政强多年前就开始介入永春四大瓷社陶瓷收藏的初衷,重要的实物资料能够被集中保护起来,然后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出成果以造福后世,这才是对前人艺术成就最好的敬畏。
永春县地处福建东南部、晋江东溪上游,与“世界陶瓷之都”德化相毗邻,古称桃源。作为制瓷主要原料的高岭土,在永春境内地下就有大量埋藏,特别是介福乡,为该县高岭土储藏量最多的地方。尽管永春制瓷的历史最早源于何时暂无从考证,但位于介福乡紫美村的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的考古发现,就证实了永春在37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原始瓷器制造技术,为目前发现的全国最早的原始青瓷窑址,将中国烧制原始青瓷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多年,改写了中国制瓷史,苦寨坑窑址也因此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的历朝历代,永春窑都得到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产品甚至远销海外。据《永春州志》记载:“泥产山中,穴而伐之,缏而出之,碓春细滑,入水飞澄,陶净石渣,顿于石井,以漉其水,乃博埴为器,烈火煅炼,厚则绽裂,薄则苦窳,饮食之器多粗拙,今其细者颇亚于饶。罂瓶罐瓿,洁白可爱出德化,永春间亦有之。”这便是对永春制瓷业的历史记载。
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永春窑被古瓷都德化的盛名所掩,加之两个陶瓷产区相邻,历史上也存在着频繁的往来交流、互通有无的情况。尤其是民国时期,永春彩瓷的瓷绘颜色和绘画风格均与德化同期产品类似,业界认为当时的产品中有部分可能是从德化訂烧后运到永春加彩,或者德化工匠受聘到永春进行实地创作,互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带有明确产地资料信息的传世品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而在施政强的私人收藏馆里,我们见到了为数不少出自永春窑的重要实物资料。
施政强是土生土长的永春人,他行医多年,悬壶济世的同时又对永春非遗无限热爱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其私人收藏馆珍藏的各类永春非遗文物,历经多年积累,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尚无出其右者。活跃于民国时期的三美、唯美、唯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环球四大瓷社的陶瓷制品便是其中的重要门类之一。
一般说来,瓷社指的是集陶瓷产品自主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也有称瓷坊的。上述永春四大瓷社的诞生,得益于当时永春繁荣的商贸活动,特别是其下辖的五里街镇,乃是闽中南商贾云集之地,从上海、宁波、福州运来的棉布、火柴、肥皂等日用百货,从泉州、惠安、南安沿海一带来的食盐、海带、鱼干等海产品,都通过“溪舟船”沿着桃溪逆水而上运抵五里街的许港,然后由挑夫肩挑运往福建腹地。闽中、闽西北的瓷器、香菇、笋干、粗纸等土特产品,也由许港的“溪舟船”发往闽南沿海和海外。明清时期,单每天德化经过吾峰剧头埔到五里街的瓷器就有300担以上。民国时期,德化三班每天挑往五里街的瓷器、大米不少于200担。地处商贸重镇和陶瓷产区,永春四大瓷社积极投身商业活动,努力研制适合当时市场需求的产品,为传统的瓷业生产开拓了新的领域,与瞬息万变的市场产生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从施政强收藏的永春四大瓷社藏品来看,这一时期其所生产的陶瓷制品,包括日用瓷和陈设瓷,涵盖了瓶、罐、盒、盆、盘、壶、碟、杯以及雕塑制品、文房用具等,器型延续了较为传统的风格。装饰技法上,大体可分为釉上彩和釉下彩两类。题材上则以山水、花鸟、动物等传统纹饰为主,画面逼真精美,构图简洁明快,画风自然洒脱、活泼朴实,笔法自由奔放,色彩鲜艳雅静,书法、绘画布局疏密有致,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观之令人赏心悦目。虽无官窑彩瓷的富丽堂皇、工整严谨,却也显示出民间工艺高超的创作水平和特有的艺术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反映抗战、支持国货等极具时代特色的题材。
此外,在四大瓷社传世的各类作品上我们还发现大量专门定烧的铭款,说明当时除生产各类大宗产品外,他们还接受有关个人、名人、堂号主人乃至祠堂、宗祠等的私家定烧,如时任永春县图书馆馆长、弘一法师在永春期间的执事弟子王锦机、永春崇贤中学原校长叶大年等均见有定制品传世,多用于婚庆、祝寿、活动纪念、私人交往等馈赠用途,这些也充分说明了它们在当时的影响性。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四大瓷社生产的作品,多喜题字、题诗,也由此涌现了一批瓷绘名家,如江西·福建分卷收录的釉上五彩丹凤朝阳图筒瓶,器身描绘一轮红日下凤鸟飞舞的场景,其左上角题“丹凤朝阳,民国二十六年(1937)春画于桃源三美瓷学社”。另外一侧临石鼓文开篇“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阜。君子员猎,员猎员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骍骍角弓,弓兹以寺。吾驱其特”,无论绘画或是书法都十分精彩。而这些,都出自当时永春窑著名的书法、瓷画名家陈尧民之手,他创作经验丰富,造诣深厚,作品文人气十足。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春岵山福兴堂里边留有其大量的珍贵墨迹。从其传世陶瓷制品来看,画面内容清晰洒雅,光泽莹润,别具韵致,并且将中国文人画诗、书、画、印于一体的审美艺术形式、审美旨趣、艺术表现形式应用到陶瓷绘画、书法创作之中,给当时的陶瓷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实乃当时永春窑陶瓷装饰艺术的一大特色,较之同一时期德化窑乃至景德镇窑的瓷绘艺术,都毫不逊色。
上述四大瓷社活跃的时期,是中国传统陶瓷向近代陶瓷生产、转型及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所生产的陶瓷产品,有传承也有创新,为明清以来永春制瓷业的发展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包括四大瓷社在内的永春制瓷业在多年里并未得到业界应有的重视,许多文献资料及产品在岁月的流逝中损坏或者遗失,对其发展状况、产品、销售及艺术特点乃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对整个福建地区瓷业所产生影响的研究缺失,令人扼腕不已,但是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是值得我们去做深入研究的。这也是施政强多年前就开始介入永春四大瓷社陶瓷收藏的初衷,重要的实物资料能够被集中保护起来,然后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出成果以造福后世,这才是对前人艺术成就最好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