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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的《促织》,是清初山东淄博穷儒生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中的名篇。本文以喜写悲,是一篇辛辣讽刺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小说。笔者以为此文的讽刺艺术主要通过以下内容体现出来:
一、对“卓异”县宰真实面目的叙写
蒲松龄先生的《促织》虽然重点描写的是成名的遭遇,但同时也以极俭省的文字为我们刻画了以华阴县宰为首的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作者是如何展现这华阴县宰的本质的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媚”。为讨好上级,华阴县宰不顾当地不产促织的事实,“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其常供”,媚上成功,却给百姓带来了长久深重的灾难。而他手下众多猾黠的里胥,借助县宰的威势,“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华阴县的百姓从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二是“杖”。当成名等人交不出合乎心意的促织时,华阴县宰不仅不体恤民情,反而“严限追逼”,致使成名“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其暴虐残忍可见一斑。
三是“呵”和“试”。当成名将几乎赔上儿子性命才得到的一只神奇的促织(实际上是他儿子的魂魄所化)上交给这位县宰时,他却“见其小,怒呵成”,没有丝毫的宽容和起码的同情,有的只是蛮横和威胁。当成名讲了促织的异能后,县宰马上用其他促织来试验,且“又试之鸡”。这一“试”充分体现了县宰的恶毒:成名发现促织的异能于偶然,县宰现在却要有意试之。赢了,会给这位县宰带来媚上的绝佳机会:一旦输了,成名上交的这一只能使“他虫尽靡”的好促织,肯定又会被斥为敷衍官差的废物,那么成名被毒打必将重演。所幸,这只神奇的促织“果如成言”,才救了成名。
四是“赏”。有人说,县宰还算不错,最终使成名得到了许多好处,如“免成役”,“又嘱学使俾入邑庠”,解决了成名为之痛苦的两大难题。但笔者认为,这正好证明了县宰的赏罚标准是极端利己的:有利于我媚上求官,可以分给你一点好处,而不在乎你是否有无才能;无利于我,必定痛加责罚。这就是一县之父母官,他视治下的百姓为自己的牛马、晋升的工具,而决不以他们的生死为念;他关注的永远只是上司的要求和自己的利益。所以,“杖”和“赏”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手段,但其出发点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这样的县宰在那个时代最终“以卓异闻”便没有什么稀奇了。作者有意将对封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最高评价——“卓异”一词,用在这个一心媚上求官,对治下的百姓残忍狠毒,导致百姓“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的县宰身上,这正是对黑暗社会最深刻的揭露与最尖锐的讽刺。
二、富于深意的结局
《促织》的故事最终以成名的免役、进学和得富而“圆满”结束。照理,成名历经磨难,终于得到了一个美满的结局,我们应该为他的命运转变而欣喜不已。可是。读罢全文,心头反而更觉得沉甸甸的,阴郁的情绪挥之不去。为什么呢?仔细思量,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笔法,不存在实现的可能性。成名因为得到了一只神奇的促织才改变了命运,这样的结局虽然让人羡慕,但却没有现实的基础。这只代表了我们内心深处一种善良的愿望,是我们希望受尽了折磨的成名一家能有一个好的结局。而作者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借助神奇的促织来改变人物的命运,给我们带来了光明的希望。这正如《窦娥冤》中无论窦娥有多么大的冤屈,现实中也不可能出现感天动地的情景为她昭示冤情一样,《促织》的浪漫主义结局也只能是我们心中的愿望,是作者借以缓解读者心中压抑的一种方式而已。
2.所谓的美满结局完全出自成名儿子的魂化促织。如果他的儿子投井已死,不能将魂魄化为促织,成名能有这样的结局吗?绝不可能。可见,所谓的美满结局来自他那可怜的9岁的孩子。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因为扑死了一只促织而被迫投井,这本身已经令人惨痛难言了,可就是在半生半死之间,还要魂化促织供统治者娱乐,以换来一家的平安,这又是怎样的现实呢?我们能够因此而感动愉快和欣慰吗?
3.成名有子魂化促织拯救一家,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可是像成名一样受着官吏种种盘剥的百姓,照样还得交纳促织等各种供奉,挣扎在“薄产累尽”而“惟思自尽”的境地。成名救了他自己一家,却无法改变众多同样命运的百姓,因而他的“幸福”生活不过是一个特例而已,没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我们无法快乐的原因。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却是:这个结局虽然反映了“善有善报”,但我们却看不到“恶有恶报”,反而是“恶”在其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善”的幸福又寄托在“恶”的施与之上。成名是获得了美满的结局,但是没有任何挣扎、任何痛苦的抚军却得到了皇上的“名马衣缎”,县宰也得到了“卓异”的最高评价,他们由此获得皇上的信任,进一步升迁职位是指日可待了。
抚军是怎样一个人,文中没有交代,但从他将神奇的促织“以金笼进上,细疏其能”的行为看,这绝不是一个兢兢业业为国家效力、为君王分忧、为百姓造福的贤臣,而是一个投皇帝所好、阿谀逢迎的小人。而县宰,作品虽然也着墨不多,但从他对上级官员的“媚”、对治下百姓的“呵”和“追逼”中,我们分明看见了一个媚上欺下、鱼肉百姓、令人不寒而栗的恶人形象。当这样的恶人得到更高的职位,从而统治更多的百姓的时候,给这个社会造成的危害岂不更大了吗?而成名之所以能够获得美满的结局,却与这样的官吏的喜乐息息相关。成名是个屡考不中的童生,他最终不是凭着真才实学获得了秀才的身份,而是凭借他给县宰和抚军带来了更大的利。“善”因为“恶”的施与而得福,“恶”却在这样的社会中如鱼得水,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正义和公道可言?在这样的世道中生活的百姓还有什么希望和前途?这样的现实又怎么能让人快乐起来呢?
这一结局和《窦娥冤》不同:《窦娥冤》中窦娥虽然屈死,上天却给她昭示了冤情,更让昏官污吏及其坏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读《窦娥冤》,我们虽然知道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远离现实的,但心中总还有一种善恶终究有报的欣慰与满足。而读《促织》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它让我们在看似美满的结局中发现了这个病态社会的更大悲剧——现实并没有因为成名的幸福而有丝毫的改变,反而可能变得更加糟糕。这就是蒲松龄对黑暗现实的认识,他虽然使用浪漫主义手法满足了我们的心理需求,却绝不因此给我们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以换得片刻廉价的欢欣。由此,我们也想起了郭沫若对《聊斋志异》的评价——“刺贪刺虐入木三分”,实在是再精当不过了。
一、对“卓异”县宰真实面目的叙写
蒲松龄先生的《促织》虽然重点描写的是成名的遭遇,但同时也以极俭省的文字为我们刻画了以华阴县宰为首的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作者是如何展现这华阴县宰的本质的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媚”。为讨好上级,华阴县宰不顾当地不产促织的事实,“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其常供”,媚上成功,却给百姓带来了长久深重的灾难。而他手下众多猾黠的里胥,借助县宰的威势,“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华阴县的百姓从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二是“杖”。当成名等人交不出合乎心意的促织时,华阴县宰不仅不体恤民情,反而“严限追逼”,致使成名“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其暴虐残忍可见一斑。
三是“呵”和“试”。当成名将几乎赔上儿子性命才得到的一只神奇的促织(实际上是他儿子的魂魄所化)上交给这位县宰时,他却“见其小,怒呵成”,没有丝毫的宽容和起码的同情,有的只是蛮横和威胁。当成名讲了促织的异能后,县宰马上用其他促织来试验,且“又试之鸡”。这一“试”充分体现了县宰的恶毒:成名发现促织的异能于偶然,县宰现在却要有意试之。赢了,会给这位县宰带来媚上的绝佳机会:一旦输了,成名上交的这一只能使“他虫尽靡”的好促织,肯定又会被斥为敷衍官差的废物,那么成名被毒打必将重演。所幸,这只神奇的促织“果如成言”,才救了成名。
四是“赏”。有人说,县宰还算不错,最终使成名得到了许多好处,如“免成役”,“又嘱学使俾入邑庠”,解决了成名为之痛苦的两大难题。但笔者认为,这正好证明了县宰的赏罚标准是极端利己的:有利于我媚上求官,可以分给你一点好处,而不在乎你是否有无才能;无利于我,必定痛加责罚。这就是一县之父母官,他视治下的百姓为自己的牛马、晋升的工具,而决不以他们的生死为念;他关注的永远只是上司的要求和自己的利益。所以,“杖”和“赏”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手段,但其出发点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这样的县宰在那个时代最终“以卓异闻”便没有什么稀奇了。作者有意将对封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最高评价——“卓异”一词,用在这个一心媚上求官,对治下的百姓残忍狠毒,导致百姓“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的县宰身上,这正是对黑暗社会最深刻的揭露与最尖锐的讽刺。
二、富于深意的结局
《促织》的故事最终以成名的免役、进学和得富而“圆满”结束。照理,成名历经磨难,终于得到了一个美满的结局,我们应该为他的命运转变而欣喜不已。可是。读罢全文,心头反而更觉得沉甸甸的,阴郁的情绪挥之不去。为什么呢?仔细思量,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笔法,不存在实现的可能性。成名因为得到了一只神奇的促织才改变了命运,这样的结局虽然让人羡慕,但却没有现实的基础。这只代表了我们内心深处一种善良的愿望,是我们希望受尽了折磨的成名一家能有一个好的结局。而作者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借助神奇的促织来改变人物的命运,给我们带来了光明的希望。这正如《窦娥冤》中无论窦娥有多么大的冤屈,现实中也不可能出现感天动地的情景为她昭示冤情一样,《促织》的浪漫主义结局也只能是我们心中的愿望,是作者借以缓解读者心中压抑的一种方式而已。
2.所谓的美满结局完全出自成名儿子的魂化促织。如果他的儿子投井已死,不能将魂魄化为促织,成名能有这样的结局吗?绝不可能。可见,所谓的美满结局来自他那可怜的9岁的孩子。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因为扑死了一只促织而被迫投井,这本身已经令人惨痛难言了,可就是在半生半死之间,还要魂化促织供统治者娱乐,以换来一家的平安,这又是怎样的现实呢?我们能够因此而感动愉快和欣慰吗?
3.成名有子魂化促织拯救一家,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可是像成名一样受着官吏种种盘剥的百姓,照样还得交纳促织等各种供奉,挣扎在“薄产累尽”而“惟思自尽”的境地。成名救了他自己一家,却无法改变众多同样命运的百姓,因而他的“幸福”生活不过是一个特例而已,没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我们无法快乐的原因。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却是:这个结局虽然反映了“善有善报”,但我们却看不到“恶有恶报”,反而是“恶”在其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善”的幸福又寄托在“恶”的施与之上。成名是获得了美满的结局,但是没有任何挣扎、任何痛苦的抚军却得到了皇上的“名马衣缎”,县宰也得到了“卓异”的最高评价,他们由此获得皇上的信任,进一步升迁职位是指日可待了。
抚军是怎样一个人,文中没有交代,但从他将神奇的促织“以金笼进上,细疏其能”的行为看,这绝不是一个兢兢业业为国家效力、为君王分忧、为百姓造福的贤臣,而是一个投皇帝所好、阿谀逢迎的小人。而县宰,作品虽然也着墨不多,但从他对上级官员的“媚”、对治下百姓的“呵”和“追逼”中,我们分明看见了一个媚上欺下、鱼肉百姓、令人不寒而栗的恶人形象。当这样的恶人得到更高的职位,从而统治更多的百姓的时候,给这个社会造成的危害岂不更大了吗?而成名之所以能够获得美满的结局,却与这样的官吏的喜乐息息相关。成名是个屡考不中的童生,他最终不是凭着真才实学获得了秀才的身份,而是凭借他给县宰和抚军带来了更大的利。“善”因为“恶”的施与而得福,“恶”却在这样的社会中如鱼得水,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正义和公道可言?在这样的世道中生活的百姓还有什么希望和前途?这样的现实又怎么能让人快乐起来呢?
这一结局和《窦娥冤》不同:《窦娥冤》中窦娥虽然屈死,上天却给她昭示了冤情,更让昏官污吏及其坏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读《窦娥冤》,我们虽然知道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远离现实的,但心中总还有一种善恶终究有报的欣慰与满足。而读《促织》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它让我们在看似美满的结局中发现了这个病态社会的更大悲剧——现实并没有因为成名的幸福而有丝毫的改变,反而可能变得更加糟糕。这就是蒲松龄对黑暗现实的认识,他虽然使用浪漫主义手法满足了我们的心理需求,却绝不因此给我们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以换得片刻廉价的欢欣。由此,我们也想起了郭沫若对《聊斋志异》的评价——“刺贪刺虐入木三分”,实在是再精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