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我和读二年级的大妹妹维娜坐在饭桌旁（那时我们没有书桌），各据一方做作业。小妹妹维佳闲着无事，则围着桌子转悠个不停，想等我们作业做完了带她出去玩。
　　做了几道算术题，我就起身去喝水，后来又“顺便”玩起了外婆的眼镜，我惊奇地发现这眼镜的镜片居然有放大功能。于是，便理所当然地对眼镜很仔细地“研究”了一番。


　　就在意犹未尽放下眼镜准备去做作业时，我发现眼镜腿被弄断了。当时把我吓得要命，家境不是很宽裕，家里在开支上一直是很节省的，天知道重新买一副眼镜要花多少钱呀？！脑子转了一会儿，我让自己冷静了下来，并很快处理好“现场”，然后悄然回到了写作业的地方，两个妹妹均未发现我有任何反常的地方。
　　外婆回来了，她很快就发现眼镜腿断了。慈祥的外婆没有厉声责问，只是要求犯错误的人主动承认错误，并再三表示不会追究了（不告诉我母亲，母亲的脾气是比较急躁的）。大妹妹维娜说她一刻也未离开过座位，所以不可能是她干的；我也说自己未移动过地方，没有碰过眼镜。小妹妹很爽快地说：“是与哥哥、姐姐没有关系。”


　　不过，这种“排他法”却把小妹妹维佳排成了嫌疑犯。因为她在这里转个不停，而且无法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外婆问：“别人都没有动眼镜，那么一定是你弄坏的了？”小妹妹愣了一下，接着就“哇”地大哭起来，说：“也不是我弄坏的！我真的碰也没有碰过眼镜。”
　　外婆的眼光在我和大妹妹脸上扫视了一遍，说：“弄坏眼镜并不要紧，我希望是谁弄坏的，就自己勇敢站出来承认。”
　　我低了头，不敢正视外婆的眼光（但能感受到那压力），听着小妹妹的哭声，心里愧疚得不行。好在外婆没有再问下去了，也没有因此责怪确实被冤枉了的小妹妹。
　　这事过后好多年，我一直陷于自责之中，心头总是压着一块很重的石头。我在老师、同学和邻居眼里，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好学生，但打那以后，听到别人这样夸奖我时，我的心里总是感到不是滋味。
　　好多年后，我终于向蒙“冤”多年的小妹妹道歉，她说：“我早忘记了，还提那事干吗？再说，你那时也还是个孩子。”
　　我很认真地对她说：“请你一定要听完我的道歉，这样我才能把心头搁置了多年的一块石头搬走。”
　　关于坦荡做人，许多家长都和自己的孩子说过。但这个道理，却是我小小年纪时自己悟出来的。不过，我也为之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二、小书店
　　小时候，我家斜对门有家小书店。小书店是专门出租小人书的。我们那里不说小人书或连环画，而叫作小书，算是缩略读法吧，想起来，倒也形象。


　　小书店老板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圆脑袋，头顶谢得很厉害，中间光光如也，周围一圈则茂盛茁壮。他总是坐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喝酒，小桌上只放一碟花生米或雪里蕻什么的。印象中他脸是通红的，眼睛眯着带了酒意，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眼观八方的洞察力。
　　我每星期要去小书店一次。有个一两分钱，就可以进去过一次瘾。我和小伙伴们会施展一些小“阴谋”看书。几个人约好了一起去，各租一本书，看完了后再偷偷交换。这样花一两分钱，可以看到三四本甚至更多本书，这在当时觉得是件既刺激而又十分快乐的事。不过给老板逮到是要受罚的。他备了根木条，专拣讨便宜者的手心打。我“有幸”被打过，但似乎并不痛。
　　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每次回来探亲，他要发给我和两个妹妹一角或两角钱。我们用这笔“巨款”去把小书租回家来过瘾。那些日子，我们就如过节一样开心。这种待遇也惹得周围一帮小朋友羡慕不已。
　　我儿童时代在那个小书店里看了不少小书，《三国演义》《水浒传》《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以及《烈火金刚》等等，说起来还真不少。看完《水浒传》，我和一帮小伙伴便练起了石担子与摔跤。为打抱不平，我和别人还打过几次架——难怪有“少不看水浒”的说法呢。看了《林中小猎人》，我对原始森林的狩猎和救主的义犬不胜向往。说来可笑，这也是我后来积极插队农村的一个动因呢。
　　“文革”时破“四旧”，小书店自然难以幸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去小书店“抄家”。他们把这些所谓“封资修”的小书全部搬到了屋外，又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书店老板一气之下中风病倒了。
　　后来，我下放离开了那座城市。一别就是四十多年。前些时候，我与一位少年时的朋友通电话，特地问起了小书店的情况。朋友说小书店老板二十多年前就已去世，那房子也早被一幢大楼代替了。
　　小书店虽然消失了，但却永远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有画面，有声音，亲切温馨，却又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