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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内卷”这个词火了。
“内卷”的本意，是指人类社会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然而，最近这个词在大学生中广为流传、屡次出圈，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网络讨论。
随着高校进入“严”字当头的时代，大学生“划水”也能毕业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少大学生表示，“内卷”的热度，不仅是大学生的一种自我调侃，也是大学生面对学业以及自我发展的众多压力的真实写照。如何破解“内卷”，也是每一个大学生需要完成的人生课题。
大学里的“内卷”有多少种操作？
说起“内卷”，最早的“出处”是几张名校学霸的图片。
大学生们刷爆朋友圈的几张“内卷”图片是这样的：有的人骑在自行车上看书，有的人宿舍床上铺满了一摞摞的书，有的人甚至边骑车边端着电脑写论文。这些图片最早在清华北大的学霸之间流传。之后，“边骑车边看电脑”的“清华卷王”等热门词语登上热搜，相关的表情包也出现在了不少大学生的社交软件中。
记者通过采访多位大学生和高校教师发现，大学生之间的“内卷”是一个普遍现象。
施科宇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四学生，她用一个实例来说明“内卷”。“比如说，任课老师对某篇论文作业的字数要求是5000字左右即可，但是不少人为了获得更好的成绩，都选择写8000到10000字，甚至更多。到最后，几乎每个人的作业都大大超出了老师的要求，而能够获得满绩的学生比例是固定不变的。”
“这也就意味着，就论文作业来说，字数远超要求和刚好达标的结果是类似的，因为大家普遍付出了更多的努力，而每个人最终得到的收益却没有显著增加。”施科宇说。
来自北京大学某理科专业的杨凯（化名）表示，“内卷”在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中非常普遍。
“最早，可能我学了一个小时，我的同学学了一个半小时，后来他比我多考一分。现在，我的同学学了5个半小时，我没有办法，学了5个小时，最后他还是比我多考一分。从结果上来看，什么都没变，但是我们都被卷入了这样的生活。”杨凯说。
王阳（化名）是北京一所985高校的学生，回想起大一暑假的一次作业，王阳仍旧很感慨：“那是我本科4年除了准备毕业设计之外最忙的一周。”
当时王阳的作业是用所学知识做一份电子日历。作业评分标准是：学生提交的日历功能越多，相应地给分也会越高，而且获得最高分的作品将被评为满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同学们尽可能使自己的作品接近最高分。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作品还有修缮的余地，他们就会不断为自己的电子日历添置新功能。
“所以，大家就这样一直完善自己的作业，一直做、一直做，几乎都做到了最后的交作业日期才结束。”王阳说，“而且那时候我们才大一啊！”
最近，复旦大学法学院的陈佳颖也不情愿地“卷”入了一场考试中。
“我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报考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种声音告诉我：考试与我所学的专业关系不大，而且是非必要的考试，倘若眼下着手准备，可能会占用较多本该用于攻克专业课的时间;另一种声音告诉我：如果通过了计算机考试，我就能够拿到又一项技能证明，这将作为颇具竞争力的加分项体现在各种简历中，会让我在求职中比别人更有竞争力。”最后，陈佳颖还是决定报考，备考工作也随即展开。
“内卷”，无效消耗还是竞争动力？
若剖析“内卷”背后的原因，离不开一个词：竞争。
进入大学后，大家对于“优秀”的定义变得多样化，大学生们自身学业发展和未来人生规划的选择也比中学时期丰富得多。然而，每一条道路总会有更“厉害”的人存在：想做科研，有人发的论文更多更重要;想玩社团，有人的兴趣和专业水平更高;想找工作，有人简历上积累的证书和经历更多……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学生们的“内卷”，也是应对竞争压力的正常反应。
此前，有媒体就中国顶尖高校中“绩点为王”的现象进行报道，并表示不少顶尖高校的学生因“内卷”而迷茫，“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PK，精疲力竭。”
有大学生认为，竞争本就一直存在，网络上关于“内卷”的讨论更多是在贩卖焦虑。
贺如松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精密仪器系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和上熱搜的“清华学神”在同一个系。
“骑车不忘看电脑的那位同学，他学习态度很踏实，我很佩服他。他其实不是网友调侃的那种‘天才’，但一直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好自己的分内工作。”贺如松说，“他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既能好好学习，也能好好玩耍，我觉得这种心态很好”。
贺如松已经在清华园度过了4年的时光。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并没有明显地感受到内卷。“我身边的同学也没怎么觉得被‘内卷’了，可能我们都比较佛系吧。至于那些特别厉害的‘大佬’，他们本来就能力很强，谈何‘卷’呢？对于想要完成的目标，我通过一般化的努力都能达到。不过如果有时竞争实在太大，那我也会直接放弃。”贺如松说。
贺如松认为，现在网络上关于“内卷”的讨论，从本质上看还是以贩卖焦虑的居多，理性表达很少。大多数人的视线仅聚焦于“内卷”之下的激烈竞争，却在实际生活中碌碌无为，继续做着“咸鱼”。“对大多数人来说，竞争本就存在，想往高处走就势必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口嗨’无济于事，不如多花点时间泡图书馆”。
如何不被“卷”？竞争并不是量的比拼
如今，从大学生中“出圈”的“内卷”一词出现在各行各业中，成为无处释放的社会压力的代名词。人们常说，大学是一个小的社会，对于正在经历“内卷”的大学生来说，如何正确看待“内卷”，并从“内卷”中脱身，是一个重要课题。
当大学进入“严”字当头的时代，严把教学关、为大学生增负成为高校的重点工作，大学生也就自然感受到了更大的学业压力。压力并不是逃避的借口，适当的学业负担是帮助大学生成长的良药。但是，如何积极看待这样的压力，不仅需要大学生的自我调节，也需要高校给予相应的指导。
“学生说的内卷，往往想表达这样一种困惑：自己明明忙忙碌碌，学得很刻苦认真，但是好像并没有实现太大的突破，并没有提高太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陈阳告诉记者。
对未来的迷茫、对当下的困惑，让不少大学生陷入“内卷”。2019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一项调查显示，29.2%的被调查本科学生既无明确的自我发展规划，自主性学业参与也较低，32.8%的学生虽抱有清晰的自我发展目标定位，却在行动上滞后。在本科院校中，近42%在校生对于未来没有清晰的生涯规划。
陈阳表示，“内卷化”本身是一个人类学的学术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吉尔茨提出。在中国，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最早用“内卷”来研究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有学生把“内卷”看成竞争，认为高强度的竞争使人精疲力竭。“严格来说，这种理解其实脱离了吉尔茨、黄宗智的初衷”。
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辅导员于涵宇在工作发现，很多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也时常陷入“内卷”中。“现在内卷更多地表达一种消耗精力的死循环。其实作为辅导员，我个人也是能理解这种竞争和一定程度上的攀比心理，但是我们现在在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就会更加希望学生要有意识去思考，不要让自己进入这个陀螺式的死循环中。”于涵宇说。
于涵宇表示，自己经常和学生强调要有“思维意识”。她认为，很多大学中的考核并不是比量的竞争，因此学生们要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跳出自己认为的高度一体化的竞争，静下心来向内分析自己，再向外分析整体竞争环境，结合大势锻炼和发展自己。
陈阳认为，无论是相对于个体而言，还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面对“内卷”都是一项挑战。她表示：“学生自己需要想明白‘我希望成为怎样的人’;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以及学生父母，需要想清楚‘我们的教育目标是为了培养怎样的人才’‘我们希望看到孩子成为怎样的人’。”
（摘自《中国青年报》 本文作者：叶雨婷 李明圆）
“内卷”的本意，是指人类社会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然而，最近这个词在大学生中广为流传、屡次出圈，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网络讨论。
随着高校进入“严”字当头的时代，大学生“划水”也能毕业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少大学生表示，“内卷”的热度，不仅是大学生的一种自我调侃，也是大学生面对学业以及自我发展的众多压力的真实写照。如何破解“内卷”，也是每一个大学生需要完成的人生课题。
大学里的“内卷”有多少种操作？
说起“内卷”，最早的“出处”是几张名校学霸的图片。
大学生们刷爆朋友圈的几张“内卷”图片是这样的：有的人骑在自行车上看书，有的人宿舍床上铺满了一摞摞的书，有的人甚至边骑车边端着电脑写论文。这些图片最早在清华北大的学霸之间流传。之后，“边骑车边看电脑”的“清华卷王”等热门词语登上热搜，相关的表情包也出现在了不少大学生的社交软件中。
记者通过采访多位大学生和高校教师发现，大学生之间的“内卷”是一个普遍现象。
施科宇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四学生，她用一个实例来说明“内卷”。“比如说，任课老师对某篇论文作业的字数要求是5000字左右即可，但是不少人为了获得更好的成绩，都选择写8000到10000字，甚至更多。到最后，几乎每个人的作业都大大超出了老师的要求，而能够获得满绩的学生比例是固定不变的。”
“这也就意味着，就论文作业来说，字数远超要求和刚好达标的结果是类似的，因为大家普遍付出了更多的努力，而每个人最终得到的收益却没有显著增加。”施科宇说。
来自北京大学某理科专业的杨凯（化名）表示，“内卷”在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中非常普遍。
“最早，可能我学了一个小时，我的同学学了一个半小时，后来他比我多考一分。现在，我的同学学了5个半小时，我没有办法，学了5个小时，最后他还是比我多考一分。从结果上来看，什么都没变，但是我们都被卷入了这样的生活。”杨凯说。
王阳（化名）是北京一所985高校的学生，回想起大一暑假的一次作业，王阳仍旧很感慨：“那是我本科4年除了准备毕业设计之外最忙的一周。”
当时王阳的作业是用所学知识做一份电子日历。作业评分标准是：学生提交的日历功能越多，相应地给分也会越高，而且获得最高分的作品将被评为满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同学们尽可能使自己的作品接近最高分。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作品还有修缮的余地，他们就会不断为自己的电子日历添置新功能。
“所以，大家就这样一直完善自己的作业，一直做、一直做，几乎都做到了最后的交作业日期才结束。”王阳说，“而且那时候我们才大一啊！”
最近，复旦大学法学院的陈佳颖也不情愿地“卷”入了一场考试中。
“我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报考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种声音告诉我：考试与我所学的专业关系不大，而且是非必要的考试，倘若眼下着手准备，可能会占用较多本该用于攻克专业课的时间;另一种声音告诉我：如果通过了计算机考试，我就能够拿到又一项技能证明，这将作为颇具竞争力的加分项体现在各种简历中，会让我在求职中比别人更有竞争力。”最后，陈佳颖还是决定报考，备考工作也随即展开。
“内卷”，无效消耗还是竞争动力？
若剖析“内卷”背后的原因，离不开一个词：竞争。
进入大学后，大家对于“优秀”的定义变得多样化，大学生们自身学业发展和未来人生规划的选择也比中学时期丰富得多。然而，每一条道路总会有更“厉害”的人存在：想做科研，有人发的论文更多更重要;想玩社团，有人的兴趣和专业水平更高;想找工作，有人简历上积累的证书和经历更多……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学生们的“内卷”，也是应对竞争压力的正常反应。
此前，有媒体就中国顶尖高校中“绩点为王”的现象进行报道，并表示不少顶尖高校的学生因“内卷”而迷茫，“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PK，精疲力竭。”
有大学生认为，竞争本就一直存在，网络上关于“内卷”的讨论更多是在贩卖焦虑。
贺如松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精密仪器系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和上熱搜的“清华学神”在同一个系。
“骑车不忘看电脑的那位同学，他学习态度很踏实，我很佩服他。他其实不是网友调侃的那种‘天才’，但一直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好自己的分内工作。”贺如松说，“他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既能好好学习，也能好好玩耍，我觉得这种心态很好”。
贺如松已经在清华园度过了4年的时光。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并没有明显地感受到内卷。“我身边的同学也没怎么觉得被‘内卷’了，可能我们都比较佛系吧。至于那些特别厉害的‘大佬’，他们本来就能力很强，谈何‘卷’呢？对于想要完成的目标，我通过一般化的努力都能达到。不过如果有时竞争实在太大，那我也会直接放弃。”贺如松说。
贺如松认为，现在网络上关于“内卷”的讨论，从本质上看还是以贩卖焦虑的居多，理性表达很少。大多数人的视线仅聚焦于“内卷”之下的激烈竞争，却在实际生活中碌碌无为，继续做着“咸鱼”。“对大多数人来说，竞争本就存在，想往高处走就势必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口嗨’无济于事，不如多花点时间泡图书馆”。
如何不被“卷”？竞争并不是量的比拼
如今，从大学生中“出圈”的“内卷”一词出现在各行各业中，成为无处释放的社会压力的代名词。人们常说，大学是一个小的社会，对于正在经历“内卷”的大学生来说，如何正确看待“内卷”，并从“内卷”中脱身，是一个重要课题。
当大学进入“严”字当头的时代，严把教学关、为大学生增负成为高校的重点工作，大学生也就自然感受到了更大的学业压力。压力并不是逃避的借口，适当的学业负担是帮助大学生成长的良药。但是，如何积极看待这样的压力，不仅需要大学生的自我调节，也需要高校给予相应的指导。
“学生说的内卷，往往想表达这样一种困惑：自己明明忙忙碌碌，学得很刻苦认真，但是好像并没有实现太大的突破，并没有提高太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陈阳告诉记者。
对未来的迷茫、对当下的困惑，让不少大学生陷入“内卷”。2019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一项调查显示，29.2%的被调查本科学生既无明确的自我发展规划，自主性学业参与也较低，32.8%的学生虽抱有清晰的自我发展目标定位，却在行动上滞后。在本科院校中，近42%在校生对于未来没有清晰的生涯规划。
陈阳表示，“内卷化”本身是一个人类学的学术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吉尔茨提出。在中国，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最早用“内卷”来研究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有学生把“内卷”看成竞争，认为高强度的竞争使人精疲力竭。“严格来说，这种理解其实脱离了吉尔茨、黄宗智的初衷”。
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辅导员于涵宇在工作发现，很多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也时常陷入“内卷”中。“现在内卷更多地表达一种消耗精力的死循环。其实作为辅导员，我个人也是能理解这种竞争和一定程度上的攀比心理，但是我们现在在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就会更加希望学生要有意识去思考，不要让自己进入这个陀螺式的死循环中。”于涵宇说。
于涵宇表示，自己经常和学生强调要有“思维意识”。她认为，很多大学中的考核并不是比量的竞争，因此学生们要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跳出自己认为的高度一体化的竞争，静下心来向内分析自己，再向外分析整体竞争环境，结合大势锻炼和发展自己。
陈阳认为，无论是相对于个体而言，还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面对“内卷”都是一项挑战。她表示：“学生自己需要想明白‘我希望成为怎样的人’;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以及学生父母，需要想清楚‘我们的教育目标是为了培养怎样的人才’‘我们希望看到孩子成为怎样的人’。”
（摘自《中国青年报》 本文作者：叶雨婷 李明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