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4日，晚，北京。75岁的李鸿章宴请了57岁的伊藤博文。那时，以伊藤博文为总理的日本内阁刚刚被推翻。“下岗”后，他出访中国，在驻日公使裕庚看来，伊藤博文的访华一方面“系出无聊，回同退者来家扰，藉少避”，一方面也是“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李鸿章则自甲午战争失败后，一直被“冷冻”在总理衙门，清闲了很久。
　　北京的形势波谲云诡。开始于1898年6月11日的维新变法，刚刚于3天前（1898年9月21日）失败。此前，大清国的变法者们对于伊藤博文的到来十分欣喜，甚至酝酿着要请这位日本人在北京“再就业”，为大清国的改革把脉掌舵。但是，伊藤博文似乎不看好他们。酒宴上，伊藤博文告诉李鸿章：“治弱国如修坏室。”在伊藤博文看来，中国的改革如同修缮破房子，如“三五喜事之徒”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就会压垮这栋房子。李鸿章对此十分赞同，他说：“侯言良是。”在李鸿章看来，“三五喜事之徒”之所以能折腾，是因为甲午战后日本对中国的过分刺激。
　　这段对话，见于1913年初版的《戊戌履霜录》。作者胡思敬，当年只是年仅29岁的吏部小官员。如今真伪已难考证。可以肯定的是，根据伊藤博文本人的记载，李鸿章要求日本将流亡的康有为、梁启超交还中国，被伊藤博文一口回绝。
　　甲午战争之后，中日关系进入了为期近10年的缓和期。伊藤博文积极为大清的改革出谋划策，当然，也顺带试图在中国建立对抗沙俄的“统一战线”。就在伊藤博文受到光绪皇帝召见的第二天（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日本公使林权助尚未得到东京任何指令，不知所措。
　　根据林权助的回忆录记载，正在现场的伊藤博文表态说：“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有伊藤博文支持，林权助便先斩后奏，将梁启超秘密送往日本。之后，伊藤博文又应英国公使要求，亲自前往李鸿章宅邸，为已经被捕的张荫桓求情。如无伊藤博文的情面，张荫桓险成“戊戌第七君子”。外交压力迫使李鸿章作出保全，张最后被改判发配新疆。
　　伊藤博文离京后，先后到武汉、南京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全面了解中国实力派政治人物的倾向。伊藤博文到武昌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隆重接待，重新装饰了黄鹤楼，馆宇内外的陈设装饰，及一切饮馔之类，务极华美，不限费用。伊藤博文在武昌访问两天，接待费用高达白银7.6万两（约合1520万人民币），伊藤博文临行叹曰：“金钱可惜！”
　　他返回日本后，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谈到中国之行时，指出：一是中国改革必须有“非常英迈”的政治权威作保障；二是中国改革绝对不可以急。
　　“三五喜事之徒”的折腾，如此考语，代表了相当数量旁观了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外国人的普遍感受。
　　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到该年9月21日变法被强行喊停，在103天的变法时间内，朝廷所发出的变法诏令，根据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统计，居然超过了110道。如此密集的文件颁布行为，恰恰体现了这场“改革”的儿戲特征——只有“设计”，难以“操作”。
　　一是数量太多。在118年前的通讯条件下、在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在运行效率极为低下的官僚体制内，数量如此之多的“改革”文件，传送尚且困难，遑论执行落实。
　　二是涵盖太宽。这些“改革”诏令，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方面面，眉毛胡子一把抓，毫无轻重缓急之别。
　　三是缺乏细则。这批“改革”诏令，绝大多数只有空泛的目标，却无具体的实施细则或配套措施。皇帝和他身边的幕僚，似乎并不在意如何操作、如何落实。
　　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國人赫德也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团队“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容量和消化能力，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了”。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