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去满洲”这三个字就意味着来钱。
　　
　　抗战时期，中国东北，当时称“满洲”，这片一百一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世界近代史或者亚洲近代史上特别是东亚近代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离开了满洲，历史就无从谈起。
　　1931年9月18日，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带领关东军发动了9·18事变，而“爱国将军”张学良则“不带走一丝云彩”，挥挥手就把满洲送给了关东军，这样关东军几乎没有花费什么力气就军事占领了满洲全境。接下来在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抬出满清废帝溥仪，成立了“满洲国”这个傀儡国家，企图把满洲从中国割裂出去。
　　9·18事变之后，关东军虽然在军事上控制了东北，但还谈不上开展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管理关东军都要借助关东厅及其满铁的力量。但是满铁只是一个企业，对于涉及到企业之外的民政没有经验，而关东厅也只是原来的关东都督府将关东军分离出去之后剩下来的民政机构，主要是管理和满洲铁路有关的事务，除此之外的行政机能是几乎没有的。而且在9·18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日本政府对于如何应付关东军自作主张搞的“满洲事变”还没有得出正式结论，因此都不能说满铁和关东厅在全力支持关东军，这一点在满铁医院甚至拒绝收治关东军伤员上就能看得出来。
　　伪满成立之后，日本政府的态度虽然已经确定了，但没有人敢去和能够自作主张抢来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土地的关东军主动联系，仅是被动地对形势采取观望态度。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去满洲”这三个字就意味着来钱。
　　1934年，后来当过明治学院大学校长的武藤富男当时还只是一名司法省的年轻法官。在新年去上司家拜年的时候顺便告诉了上司说他就要去满洲了。上司的太太热心地问他到了满洲能拿多少薪水，当时29岁的武藤富男老老实实地说：“听说年薪6500日元”。
　　上司太太吓得瞪圆了眼睛：“哇，和大审院院长一样多啊。”
　　这个“大审院院长”的官职现在叫“最高裁判所长官”，相当于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裁长官现在的年俸是大约三千万日元，而战前日本官僚的工资比现在还要高得多，所以上司太太听说一个29岁的小伙子能拿这么多钱，吓得瞪圆眼睛是很正常的。
　　官僚们去满洲一般能拿到在日本国内三倍以上的薪水。
　　9·18事变和之后的一系列发展的策划人是石原莞尔，石原莞尔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冒险家，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要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石原知道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但这个后方基地也不是那么简单，石原莞尔面对着一个已经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俄。石原莞尔不是一个盲目的人，他非常注意世界各大国的动态，其中也包括苏俄。列宁在1920年7月19日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做的一个名为《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和亚洲各国，但是，现在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对他来说是一记很响亮的警钟。
　　石原莞尔不得不承认列宁说的是事实，而要把满洲建设成石原莞尔心目中的“后方基地”的话就一定要跨越这个事实。所以石原莞尔提出了一个这样的计划：模仿苏俄的做法，花五年的时间来奠定满洲作为日本后方基地的位置，在五年计划完成之后，满洲将达到年产200万吨钢铁，2000万吨煤炭的水平，能够独立生产列车、汽车和飞机。
　　这只是石原莞尔本人对满洲未来的期望而已，就只有石原莞尔起草的一张纸片。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只是一介武夫，如何去实现这个规划已经超越了石原莞尔的能力，再说相比起将来的规划来说，如何应付眼前的日子是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这样关东军就通过伪满向大藏省要人来帮助解决财政问题。
　　到这时，岸信介这类帝国高等文官们这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