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道光、咸丰年间，东南士大夫藏书有名者三人，一朱学勤，一丁日昌，一袁芳瑛。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袁芳瑛）其生平有一大事，则为藏书，号为近代第一。”袁芳瑛是湖南湘潭（现属株洲）人，为曾国藩的亲家。曾国藩曾填词一阕：“无一压囊钱，童仆饥眠。层层自缚不成蝉。苦买残书堆破屋，屋小如船。搜索贩丛边，自诧奇缘，摩挲秘本一忻然。默祝年年收异宝，明日新年。”词后原注：“此首调袁漱六。漱六于岁暮入各书坊收买残书，穷日不倦，往往自夸得稀世秘本。”原来，早年曾国藩与袁芳瑛为翰林院同事，均有淘书之好，此词亦见曾对袁相知之深，活脱脱地刻画出一位藏书家痴迷古籍的真实形象。

藏书聚散卧雪庐

　　袁芳瑛（1814—1859），号漱六，道光乙巳进士，授编修，由御史出任松江知府。生平唯一大事即为藏书。《中国私家藏书史》赞誉其“为咸丰间崛起之大藏书家，称雄一时，压倒群家”。这句评定并非随意而出，而是其来有自——晚清著名学者李盛铎称袁氏藏书之盛为“二百年所未有”。同为清末藏书家的叶昌炽，在其《缘督庐日记》光绪壬辰十一月初四日中写道：“至木斋寓长谈，述袁漱六藏书之富，恬裕、皕宋、海源三家皆不能及。”又在辛卯正月廿一日记载了一次观书：“木斋招饮，出示宋、元、明本书籍约百余种……泰半皆卧雪庐袁氏藏物，为之心醉。”这些确实是极高的评价。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原恬裕斋）书一千一百九十四种，十万余卷;归安陆氏十万卷楼（皕宋楼）聚书十五万卷以上;聊城杨氏海源阁蓄书三千二百三十六部，二十万八千三百卷。以这三家对比，借此足见袁芳瑛藏书之富。

　　对藏书一事甚是高自标榜、目无余子的湘潭藏书后辈叶德辉曾慨然自许“一省人物，不及辉之一家”，然其对袁芳瑛却是高山仰止，佩服有加，评价同治、光绪以前谈版本之学者京师只有仁和（今杭州）人邵懿辰、盩厔（今陕西周至）人路慎庄、湘潭人袁芳瑛三位。在其《郋园读书志》中称：“湘中精版本之学者，必首推先生，所藏两宋、元、明旧椠名钞，皆荟萃南、北藏书家整册残篇而自成一派。”在他眼中，袁芳瑛无疑是当时第一藏书家。
　　袁芳瑛幼而好学，他的舅父石承藻是嘉庆十三年（1808）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袁芳瑛曾遍览舅父家的藏书。他的夫人杨氏是同知衔杨敦福的女儿，石承藻与杨敦福于袁氏藏书出力颇多，均转赠了部分藏书给他。前人总结袁氏藏书时说，袁氏“得之兰陵孙氏祠堂者十之三，得之杭州故家者十之二，得之官编修者十之四五”。袁芳瑛考中进士后，在北京任翰林院编修十余年，读抄内府藏书，并去厂肆搜求，获得一批内府散佚出的四库馆底本、稿本和善本。后又宦游苏沪，皆亦文献荟萃之所，“大江南北旧家典册片纸只卷，皆揽有之”，非偏于一隅之藏书家可比，如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孙星衍的藏书，即被他多方购得。尤为可贵的是，袁芳瑛不仅为藏书而藏书，他精于研究比勘版本的异同，是一个学问渊深的版本学家。
　　袁芳瑛夫人素有内助之贤，对袁芳瑛藏书助力甚巨。太平天国风起之际，袁芳瑛在松江任上病重，杨夫人独自戎装从江西辗转到达松江，使得袁芳瑛支撑了两年时光。袁芳瑛死后，耗费积蓄收藏的万卷善本书籍尚在松江官邸。旁人望书兴叹，彼时杨夫人又展现了巾帼气概——“长舸巨舰载入湘中，宝物因之免劫，其为功德无量”。由此号称“天下第一”的袁氏卧雪庐藏书，就在省城长沙暂时安了家。杨夫人以保护丈夫藏书为己任，使觊觎卧雪庐藏书者无可奈何，如是又保藏了二十年。
　　袁芳瑛夫妇父能母贤，然则“其子榆生，不喜故书雅记，堆置五间楼房，积年不问。白蚁累累可见……”袁榆生纨绔无行，打起售卖父亲毕生心血收藏的善本书籍的主意。湖南巡抚之子李盛铎大抵收购卧雪庐藏书的十之一二，仅凭这批书，即一跃而成清末大藏书家。此外郭人漳、曾纪纲、叶德辉、王礼培、缪荃孙、易寅村诸人都曾分得部分。
　　李盛铎后人将藏书售卖给北京大学，其中卧雪庐藏书成为北京大学善本书的最精华部分，可谓“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委实相当幸运。向达教授称“这批书籍是北京大学藏书中最有学术参考价值的专藏之一”，可考的有《汉书》《后汉书》《周礼注疏》《尚书孔传》等在书史、雕版印刷史上有特殊地位的版本和钤有翰林院印的名贵书籍（多为四库底本）二十余种。令人叹息的是袁芳瑛最珍贵的几柜书，因屋漏雨蚀，粘不能揭，竟被袁氏后人付之一炬。齐白石曾画过一套册页，在其中一幅《甘吉藏书图》中题写道：“亲题卷目未模糊，甘吉楼中与蠹居。此日开函挥泪读，几人不负父遗书。”另一位工于诗赋骈文的同乡刘世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偶过袁宅，抚今忆昔，也成诗一首，诗曰：“金榜辉煌没处寻，行人犹识旧园林。当年太史藏书地，寂寞谁闻弦诵声。”
　　袁芳瑛藏书称雄宇内，然其兴也勃，其败也忽，令人不胜感慨。让人庆幸的是袁氏藏书之风不泯，书香不绝，未久又横空出世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乃是袁芳瑛三叔显惠的曾孙袁树勋。显惠长子世絪，生子瑞泽。袁树勋（1847—1915）乃瑞泽长子，谱名日盈，字百川，号海观，晚年自号抑戒老人，历任天津知府、上海道台、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两广总督。
　　袁樹勋其人毁誉参半，不过在其主政上海期间，创办上海第一所也是全国第一所警察学校;建成“贫民习艺所”，招生学习中、英文和职业技能，开设照相、音乐、陶器、泥塑、机器、毛织等课程，成为上海最早的职业学校;1904年，胡元倓在兴办明德学堂之时，时任上海道的袁树勋捐助明德学堂一万元，用以为学堂购置了一批理化仪器及博物标本。同年底，黄兴因受万福华刺王之春案牵连与郭人漳等人在上海被捕入狱，袁树勋斡旋使黄兴得以释放。袁树勋不遗余力发展教育慈善事业，离任之际，上海士绅民众还给他立了“袁去思碑”以作纪念，由此可见袁树勋是一个干吏。袁树勋在山东巡抚任上，武七行乞办学，死后，袁树勋奏准“宣付国史馆立传”，建忠义专祠;还创设山东省图书馆，是为全国建立最早的图书馆之一。袁树勋“精鉴赏、善书法”，亦喜藏书，收藏书画极富一时，其子袁思亮、其孙袁荣法又是著名的藏书家，遂使袁氏成为藏书世家，对中国文化传播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