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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吴宓留美期间接受了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思想，但吊诡的是，他又是实践新派浪漫情爱最为坚决的一人。然则，在爱情上极为“新派”的吴宓何以选择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思想？本文将从吴宓留美前的教育背景、文化思考等因素出发，探讨吴宓走向白璧德的思想基础，并重回吴宓接受梅光迪邀请的历史现场，分析吴宓走向白璧德的契机，以期全面追溯吴宓走向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的动因。
关键词：吴宓 白璧德 国际人文主义
1921年，白璧德号召发起融贯中西文化的国际人文主义（humanistic international）运动。在国际人文主义的视野下，白璧德认为中国大学需要同时“教授《论语》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a。吴宓作为“最笃信师说，且致力宣扬者”b，始终持守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理想，号召“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他对传统文化道德的维护给后世学者留下“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形象，然而吊诡的是，他又是实践新派浪漫情爱最为坚决的一人。他与发妻陈心一的离婚和新派女性毛彦文的情爱纠结成为当时轰动文坛的新闻。那么，在爱情上极为“新派”的吴宓何以走向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对此，笔者将从吴宓留美前的教育背景、文化思考等因素出发，探讨吴宓走向白璧德的思想基础，并试图重回吴宓接受梅光迪邀请的历史现场，分析吴宓走向白璧德的契机，以期全面追溯吴宓走向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的动因。
一、传统“关学”的启蒙
吴宓生于陕西泾阳的名门望族，而泾阳正是“关学”重镇。在近代，这里出了一位大儒刘古愚，关于他的学识，康有为曾称许：“博大哉，古之文儒君子也，则刘先生古愚是也。”c刘古愚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结合当时国家的时局，“汲汲采西人之新学、新艺、新器、孜孜务农工”d，大昌經世致用的实学教育。但是作为一位关学大儒，刘古愚始终认为儒学作为国家文化根基是不可动摇的。他曾谆谆叮嘱出任两广总督幕府的陈涛（即吴宓姑丈）：“近日人多痛诋宋儒，此人心世道之忧，汝不可效也”，“宋儒守身之学，汝不可不讲。” e吴宓从小便濡染于这种关学氛围里。f
回顾吴宓的早期受业经历，他的教育背景始终与刘古愚息息相关。根据《吴宓自编年谱》记载，他八岁由叔父仲旗公教授识字。十岁时，入私塾读书。该私塾的老师恩特亨孝廉也是刘古愚的弟子。在老师的指导下，吴宓读完了《史鉴节要便读》一书、《孟子上》，并且均能背诵，此外兼习《笔算数学》。十一岁之时，吴宓仍从恩特亨孝廉老师学习，是年读完《四书》，开始读《春秋》《左传》，并能背诵《春秋》以及《左传》的选读。老师还命吴宓阅《凤洲鉴》，即明王世贞所批点之《通鉴》，“又续肄习《笔算数学》，至诸等法及杂题”g。十二岁的时候，因恩特亨孝廉就任陕西省高等学堂教务长，吴宓的父亲及姨丈决定设立家塾，聘请姚焕为师。此年，吴宓读完《普通学歌诀》。其中“经史源流、理学宗传、中外地理、声化电化等章”h，大大扩充了他的知识。是年冬，又因父亲接任三原县善堂董事，遂将家塾设于三原南丈家，特聘王麟编为师。吴宓在王老师的指导下，续读《左传》，同时阅读《西洋史要》以及上海、东京的报章、小说。十三岁那年，吴宓转入敬业学塾读书。敬业学塾是张密臣所创办的家塾，他专授“理化”一课，此外还聘来妹夫刘、杨二先生为老师。张密臣亦是刘古愚的弟子。从《吴宓自编年谱》来看，吴宓对此家塾的国文课印象最为深刻。他多年后仍能回忆《国文读本》第一篇“力言孔子之伟大，与开学典礼中谒拜（跪拜）之重要” i。从1906年冬到1911年，吴宓进入宏道高等学堂学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学堂的主要教职员：斋务长兼理化教授张密臣已如前述是刘古愚的弟子；校长为吴宓的七舅父胡均，他不仅是刘古愚的得意门生，还是他的女婿；教务长兼数学教授王绍庭也是刘古愚的弟子，精通文史；据吴宓回忆，国文教授冯光裕似乎亦是刘古愚的学生，“喜称说桐城派方、姚之顾问” j。虽然吴宓从未亲炙刘古愚的学问，但是可以推知，刘古愚的思想主张显然通过他的弟子们滋养了少年吴宓的心灵。刘古愚弟子们中西学兼顾的教育模式不仅为吴宓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还培养了吴宓兼容并包的治学胸襟。
除了学校教育外，吴宓所受的家庭教育亦深深影响了其对儒学的态度。他的家族大部分成员都是刘古愚的弟子，如“生父芷敬公、嗣父仲旗公、陈伯澜故丈、王幼农姨丈、李孟符世丈、邢瑞生世丈、张扶万世丈等，皆相从受业”！ 1。其中，尤以叔父仲旗公与姑丈陈涛对吴宓影响至深。由于吴宓的生母早逝，加之生父芷敬公较为严厉，因此自“1907年祖母殁后，宓独与仲旗公亲，事无不告，理无不问”！ 2。而仲旗公作为刘古愚的弟子，常常以道德修养教育吴宓：“浩然之气，须集义以善养”！ 3。至于姑丈陈涛，吴宓则自述小时候“秦、晋、陇之留日学生所出之《夏生》杂志，宓惟爱读其中所登陈伯澜姑丈（涛）之诗”！ 4。姑丈生平亦甚爱重吴宓，吴宓“常自命能知丈之一人”！ 5。姑丈谨遵刘古愚先生的训导，始终以儒学为安身立命之根本。当他察觉吴宓对其“复古灰心之议论，少所附和”！ 6时，马上“戒余以近颇好崇拜西人，有厌薄一切之意” ！ 7。吴宓亦“深感丈爱之深则责之切之美意，当益自省察，而求有以善处其间也”！ 8。可见，吴宓对叔父、姑丈的“德教”相当信服。成长于关学氛围如此浓重的家族，儒家的道德学说早早就扎根于他幼小的心灵。
二、 “发挥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国际视野的形成
吴宓于1911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秉承家学传统，他一方面认真学习实学，另一方面也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余向来大病为思想多而实行少，故今当屏去一切无谓之思想，研究实学，练习纯德。”！ 9乍看，“实学”与“修德”二者似乎并不相悖。然而问题在于吴宓是个情感丰富的青年，专于实学显然有悖于他的性情，但是他又“目睹夫时危国病，非实学无以济急”@ 0。因此他的日记中时常流露出国家需要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冲突：
尝语友人，苟余非生于今日之中国，如此之境遇者，则纵其所欲，倾其所蕴蓄，而加以研炼工夫，为文学家，或兼为哲学家，不论成功如何，已足以娱乐一生。惟其然也，故有所警惕，不敢不别求实用之归宿，即他年以一部分光阴，从事此途，而精神力量，决不使多费于其中。@ 1 但是，对于情感丰富的吴宓而言，愈是压抑本性学习实学，感慨也就愈加浓烈，也就愈加确证自己文人的本性，便愈是陷入了无法自脱的精神死循环中：
又当感慨深时，而文学之思潮，乃如横流骤雨，侵寻相逼而来。凡中西诗文中之事理、之境遇、之感情，及种种极美妙确切之词章，皆若为吾人写抒其胸怀。虽即以逸才，作之未能更工丽有加，而常砰砰然不能自制，屡欲摛藻抒思，及转念辄止。@ 2
处于精神危机的吴宓似乎一直在寻找精神出路。虽然他在日记中多次告诫自己要专于实学，然而日记却处处可见他与师友关于文章道义的切磋交流。他似乎一直为文章道义寻找“实用”的理由。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他日记多次记载外籍教师对于中国片面追求西方物质文明的警醒，如Smith先生以及美国Wilder博士等人的伦理演讲。现以Wilder博士的演讲为例分析吴宓的精神困境以及文化思考。Wilder博士认为：“过去，在每个国家都存在一种趋势——教育脱离实际事务，工匠蔑视学习，蔑视理论并蔑视高尚的理想……但是我们要将它们结合在一起。”@ 3针对这次讲演，吴宓展开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中国人士现今多言实业，而知其真利害者盖鲜”@ 4。“就上海一处工界情形，亦可知贫工之惨状。若机器之输入日多，则影响之巨，益有不可设想者，亟宜预筹补救。故专言提倡实业，实不足为爱国，不知其道，且从而害之。”@ 5按说，西方正经历文明危机，外籍教师持有这种观点实在不足为奇，但是清华还举行了其他话题的演讲@ 6，而吴宓似乎只对这种伦理讲演兴致盎然。这些讲演切中吴宓心扉的原因或许不仅在于其事实确然，而在于它们给予了他投身精神之学的力量。正处于精神困顿中的吴宓突然发现“洋教练”也支持精神之学，他便更有理由回归到自己所热衷的文科了。
除了老师的指导外，吴宓平常也广泛涉猎西方文本。通过阅读，他进一步确证了精神之学的重要性：“续读Carlyle文集，其论世变始末，谓今世为机械时代，Age of mechanicism……精神的科学，与形而上之观感，几于泯灭。是不可不急图恢复，以求内美之充实，与真理之发达……虽然，Carlyle亦非尽悲观派，其结论之言，深足启发壮志，愿与有心人共究之。”@ 7对于成长于浓重关学氛围的吴宓，他心中的精神科学自然指的是儒学，“有心人”则指的是儒学的有心人。
幸运的是，吴宓在清华之时确得到了“有心人”的帮助，从而加深了对国学的认识。在国文老师饶麓樵和好友汤用彤的推荐下，吴宓阅读了《东塾读书记》，悟得解经的重要性。他开始重读儒家经典：“今日愈看得《论语》《孟子》等经书价值至高”，“虽一二语而用新眼光、新理想咀嚼寻味，可成千百言，且皆系对于今时对症下药。说经贵得法，然说经之事何可废也”@ 8。可见，此时他已经慢慢摸索到了精神困境的出路，并萌发新的志向理想：“又及锡予谈将来志向，谓拟联络同志诸人，开一学社，造成一种新学说，专以提倡道德、扶持社会为旨呼号。”@ 9随之他通过学习思考有了更明确的计划：“发挥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 0造成一种新学说，并通过印刷杂志的宣传作用达到“以熔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 1。可见，吴宓已经找到解开“精神科学”与“实用之道”之间矛盾的钥匙，他的精神困局日渐明朗。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对文化的思考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有诸多暗合之处，如他的“发明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的想法与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构想颇为相似。在平常的阅读中，吴宓也常常从“沟通东西事理”的角度展开思考，譬如他通过读History of Ancient Philosophy一书“知希腊哲学，重德而轻利，乐道而忘忧，知命而无鬼。多合我先儒之旨，异近世西方学说，盖不可以道里计矣”# 2。这种从希腊哲学的角度沟通传统儒学的观点正是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事业的基本方向。不难发现，他在清华初步形成的国际视野已经超越了哺育他成长的传统关学，而逐渐朝向日后的导师白璧德。他“于言论行事，常欲作一世界的人物”# 3，因此他在不断汲取中西文化营养的同时还常常内省，剔除身上的“旧痕迹”：“自于同学多人，则旧社会事理之中吾心者，已不为少，改之较难，故窃愿常自勉也。”# 4那么，吴宓和家族成员之间的分歧亦是必然之事了。据吴宓记载：“丈又论余家事，而所硁硁力争之点，谓为礼法要义必须改革者，皆实无关宏旨，且于事实之结果，处处反背。”# 5吴宓欲“改革礼法要义”而遭到姑丈的批评。虽然吴宓出于对姑丈的尊重“力事附和，未敢以一语自明” # 6，但是他在日记里为自己辩驳“惟余之所好，初何悖于道德，而待丈之评判疏解也哉？”# 7吴宓显然不认同姑丈传统关学的那一套理论了。若说早年的吴宓浸染于关学传统，从而对儒学抱有好感，那么在青年时期，清华中西学兼顾的教育模式为吴宓打开了儒学的另一扇窗户，从而使他超越了传统关学，形成“发挥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的国际视野。
至此，他终于找到了精神困境的出路：放弃“工业机械一途”，“选最合适一己之能力与嗜好”# 8的杂志专业。对吴宓而言，杂志专业正可以兼及“发扬国粹”与“针砭社会”。“精神科学”与“实用之道”在杂志专业上得到完美的统一，吴宓青年时期的精神危机也就此画上句号。而他在清华时期对文化问题的思考与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颇多契合，这些都为他下一步走向国际人文主义埋下了伏笔。
三、走向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的契机
虽然吴宓在清华之时确已经形成基本的文化倾向，但这是否可以说明吴宓一定会走向新文化运动派的对立面呢？筆者对此并不以为然。对国学的偏好并不一定与新派形成截然对立之势，如新儒家代表梁漱溟就认同使用白话阐释儒学，再如白璧德的弟子梁实秋亦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并且以吴宓多情的个性，新派所倡导的思想也有颇合他性情之处，如他在清华之时曾以新派倡导的自由、平等思想来阐释儒学。# 9至于投到白璧德门下，转为大力抨击新派的自由平等思想则又是后话。如此看来，吴宓接受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契机就颇值得玩味了。吴宓在晚年的时候曾谈到若“与梅光迪君在美国末由相识，无从接受其反对陈独秀、胡适新诗、白话文学、新文化运动之主张”$ 0。言下之意即他此前并不持有反对新派的观点。那么，他究竟因何接受梅光迪的意见，进而接受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呢？对此，我们不妨结合吴宓的性情来探讨其接受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契机。而最能体现吴宓个性特征的事情莫过于他的情史。他与陈心一的订婚之事正是其转学哈佛不久之后的事情。因此，笔者以为正可以此窥见吴宓性情，再以此反观他走向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契机。 据《吴宓日记：1917—1924》记载，1918年9月，陈心一哥哥陈烈勋“以函抵我求婚”$ 1。吴宓则回复“遭母丧，无心再议婚，此事请即中止”$ 2。然而，陈烈勋“力求从缓接续商议”$ 3。1919年6月，陈烈勋晤吴宓，再次对吴宓劝说。吴宓“惟念国事方急，时世多艰，志业繁重，况嗣母新丧，乃遽议婚，端居自省，惭怍难安” $ 4。按说，吴宓以“志业”为重，因此不考虑婚事，这符合吴宓清华时期一贯的理想追求，但他的“志业”追求加上太重的道德负担了，他认为婚事乃“枝节琐细情形，反复详审苛求，徒见舍本逐末，轻重倒置”$ 5。由于缺乏恋爱经历，他活在了自己所建构的“道德怪圈”里，他谈到“宓平昔于论婚之事专取‘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之主张”$ 6。其实，对于陈烈勋的恳求，大可再次拒绝，这并不违背道德。然而青年时期的吴宓却为自己的婚姻加上了沉重的道德枷锁，这种“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婚姻观不仅悖于人性，更悖于吴宓多情的性格。经过几番周折，吴宓最终服从了自己所构建的“道德怪圈”，亦即他后来所言的“慈善事业”$ 7，于10月19日复函允婚，并在函中提出“拟与令姐时时通信，庶于彼此性情，渐得晓悉”$ 8。不过婚事虽定下来了，但是吴宓的情感并没有因此定下来。自允婚后，他的心情甚为烦苦，总觉得此事不妥。1920年2月15日，即订婚四个月后，他接到陈烈勋函言，“得其父谕，与乃姐通信之事，须俟正式聘定后，方准行之云云”$ 9。根据传统礼法，陈父的做法并无不当之处。然而，吴宓对此却甚为愤怒，认为“陈君父子俗人，不足与言高尚之道德，种种商量，皆如对牛弹琴。况今中国局势如此之恶，有室家之累，终非正道，婚姻既不满意，则以此而害大节，更为轻重失次，不若此刻一刀断绝，以后亦不另聘妻，翻觉清净而爽适”% 0，于是便草一长函，取消婚约。但是当长函于早晨发出之后，他“又大悔”，认为“君子当全始全终，不当专以一己之得失苦乐为断。取消婚约，不惟人将訾议，即自心亦觉不安，终留遗憾”% 1。因此，吴宓于当日午间“急又函陈君，自承前函为病后狂言，作为无效”% 2。在短短一日内，吴宓的心理从“取消婚约”迅速过渡到“取消婚约无效”，由此可见，吴宓的个性乃极容易为感情所激。而陈烈勋深知吴宓的个性，在收到这两封反复的信件之后，并不以为忤，因此未惊动陈心一以及其家人。同时他还致函汤用彤，“忽接雨僧兄来函，欲取消其与家姐之婚约。我深知雨僧兄之脾性，一时心绪不宁，感情所激，便作出此类意外、惊人之举动，然不久必悔之。故今将其原函寄还，作废”% 3。汤用彤在接到陈烈勋之函后，亦按照其建议将吴宓的原函存好，等待吴宓后悔之时。如此看来，吴宓易为“感情所激”的个性甚为友人所熟知。只是他们没有料想到如吴宓这般情感丰富、易为“感情所激”的诗人，若爱情婚姻生活不得满足，这场建构在“慈善事业”上的婚姻终会破碎。吴宓日后离婚，实践新派爱情正是他丰富而敏感的情感所使然。在了解了吴宓的性情之后，我们再回看他接受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契机。
据吴宓记载，他本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文学，后因法文成绩不及格而报名哈佛大学的暑期学校补习法文。他刚到哈佛大学之时，清华的同班同学施济元即告知，有位清华公费生梅光迪“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 4。施济元认为吴宓的“文学思想态度，正合于梅君之理想标准，彼必来求公也”% 5。而梅光迪听到施济元的推荐后果来访吴宓。可见，梅光迪看中的确是吴宓与其相似的文化倾向。但是吴宓又是因何与梅光迪结成同盟的呢？吴宓晚年的时候曾回忆二人见面的情景：“梅君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 6按说，吴宓确实胸怀“发扬国粹”的大志，但是他此时并不了解胡适所要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换言之，“发扬国粹”并非要与“新文化运动”形成截然对立之势。然而梅光迪一番慷慨流涕的陈词让吴宓“十分感动”，当即表示“愿效驰驱”% 7。倘若说吴宓的订婚是为“感情所激”所下的决定，那么对于捍卫儒家思想，这本是吴宓一贯的志向，他又怎会拒绝。只是此時的他没想到，胡适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亦有可与儒家思想相融合之处。由此可见，吴宓接受梅光迪的邀请并非经过仔细的斟酌思考，而是为一时的情感所激。就吴宓感情用事的冲动个性而言，加盟梅光迪此举亦是情理之中。至于其后来接受了梅光迪反对新派之观点则又是后事了。只不过这一契机极具历史意义，从此，吴宓转学到哈佛大学奉白璧德为师，接受其人文主义思想，成为中国传播国际人文主义思想的主力，从而使儒家思想逐渐在新时代背景下呈现新的意蕴与内涵。
四、结语
回顾吴宓走向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的经历，他对其思想的接受既是必然，亦是偶然。从必然性的一面而言，吴宓自小就生活在儒学氛围浓厚的大家族中，他对儒学有深厚的体悟，其言行举止无一不力图符合儒家道德规范，而在清华时期，他对儒家思想的思考也超越了传统儒学，逐渐形成“发挥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的国际视野，这种对儒学的基本文化态度乃是他接受白璧德人文主义之必然性。不过历史又有着偶然的契机，而这种契机的关键既在于吴宓的基本文化态度，亦在于吴宓易为感情所激之性情。就其历史现场而言，正是由于吴宓易为感情所激之性情，使他接受白璧德之人文主义，从此开始其为国际人文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a Babbitt， Irving.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921（2）， 91.
b 吴宓：《悼白璧德先生》，见段怀清：《新人文主义思潮——白璧德在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cd吕效祖主编：《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6页，第262页。
e 任大援、武占江：《刘古愚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 f 刘黎红曾考察吴宓的家世、教育对吴宓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但刘黎红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出发，笔者在本文则试图从“国际人文主义”的视角来重新考察吴宓留美前的经历。
ghijlno$ 0 % 3 % 4 % 5 % 6 % 7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3页，第55页，第62—63页，第77页，第23页，第79页，第248页，第176页，第203页，第177页，第177页，第177页，第177页。
k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4页。
mpq！ 8 st@ 1 @ 2 @ 3 xy@ 7 @ 8 @ 9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吴宓：《吴宓日记：1910—191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998年版，第402页，第460页，第460页，第460页，第277页，第407页，第459页，第459页，第339—340页，第460页，第341页，第441页，第280页，第312页，第410页，第410页，第410页，第462页，第402页，第462页，第462页，第462页，第508页。
z 据吴宓记载，他还参与了Dr. Bolt演讲的进化论。但是他在日记中只简要记录了这一次讲演并未发表任何评论，参见吴宓：《吴宓日记：1910—191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75页，第278页，第281页。
# 9 参阅吴宓：《吴宓日记：1917—192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11页。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0 % 1 % 2吴宓：《吴宓日记：1917—192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页，第34页，第34页，第34页，第34页，第34页，第130页，第36页，第129页，第129—130页，第130页。
$ 9 吳宓：《吴宓日记：1917—1924》，第129页。关于吴宓订婚退婚的记录，《吴宓日记》与《吴宓自编年谱》的记载有较大的差异，黎汉基著的《社会失范与道德实践》第142页有详细的阐述，笔者认同黎汉基的看法，以日记的记录为准。
参考文献：
[1] 刘黎红.论吴宓留美前的文化经历与其文化取向的关系[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1）.
[2] 黎汉基.社会失范与道德实践[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国际人文主义”的双重跨文化实践：白璧德与学衡派的关系研究》（17YJC751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李欢，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译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吴宓 白璧德 国际人文主义
1921年，白璧德号召发起融贯中西文化的国际人文主义（humanistic international）运动。在国际人文主义的视野下，白璧德认为中国大学需要同时“教授《论语》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a。吴宓作为“最笃信师说，且致力宣扬者”b，始终持守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理想，号召“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他对传统文化道德的维护给后世学者留下“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形象，然而吊诡的是，他又是实践新派浪漫情爱最为坚决的一人。他与发妻陈心一的离婚和新派女性毛彦文的情爱纠结成为当时轰动文坛的新闻。那么，在爱情上极为“新派”的吴宓何以走向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对此，笔者将从吴宓留美前的教育背景、文化思考等因素出发，探讨吴宓走向白璧德的思想基础，并试图重回吴宓接受梅光迪邀请的历史现场，分析吴宓走向白璧德的契机，以期全面追溯吴宓走向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的动因。
一、传统“关学”的启蒙
吴宓生于陕西泾阳的名门望族，而泾阳正是“关学”重镇。在近代，这里出了一位大儒刘古愚，关于他的学识，康有为曾称许：“博大哉，古之文儒君子也，则刘先生古愚是也。”c刘古愚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结合当时国家的时局，“汲汲采西人之新学、新艺、新器、孜孜务农工”d，大昌經世致用的实学教育。但是作为一位关学大儒，刘古愚始终认为儒学作为国家文化根基是不可动摇的。他曾谆谆叮嘱出任两广总督幕府的陈涛（即吴宓姑丈）：“近日人多痛诋宋儒，此人心世道之忧，汝不可效也”，“宋儒守身之学，汝不可不讲。” e吴宓从小便濡染于这种关学氛围里。f
回顾吴宓的早期受业经历，他的教育背景始终与刘古愚息息相关。根据《吴宓自编年谱》记载，他八岁由叔父仲旗公教授识字。十岁时，入私塾读书。该私塾的老师恩特亨孝廉也是刘古愚的弟子。在老师的指导下，吴宓读完了《史鉴节要便读》一书、《孟子上》，并且均能背诵，此外兼习《笔算数学》。十一岁之时，吴宓仍从恩特亨孝廉老师学习，是年读完《四书》，开始读《春秋》《左传》，并能背诵《春秋》以及《左传》的选读。老师还命吴宓阅《凤洲鉴》，即明王世贞所批点之《通鉴》，“又续肄习《笔算数学》，至诸等法及杂题”g。十二岁的时候，因恩特亨孝廉就任陕西省高等学堂教务长，吴宓的父亲及姨丈决定设立家塾，聘请姚焕为师。此年，吴宓读完《普通学歌诀》。其中“经史源流、理学宗传、中外地理、声化电化等章”h，大大扩充了他的知识。是年冬，又因父亲接任三原县善堂董事，遂将家塾设于三原南丈家，特聘王麟编为师。吴宓在王老师的指导下，续读《左传》，同时阅读《西洋史要》以及上海、东京的报章、小说。十三岁那年，吴宓转入敬业学塾读书。敬业学塾是张密臣所创办的家塾，他专授“理化”一课，此外还聘来妹夫刘、杨二先生为老师。张密臣亦是刘古愚的弟子。从《吴宓自编年谱》来看，吴宓对此家塾的国文课印象最为深刻。他多年后仍能回忆《国文读本》第一篇“力言孔子之伟大，与开学典礼中谒拜（跪拜）之重要” i。从1906年冬到1911年，吴宓进入宏道高等学堂学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学堂的主要教职员：斋务长兼理化教授张密臣已如前述是刘古愚的弟子；校长为吴宓的七舅父胡均，他不仅是刘古愚的得意门生，还是他的女婿；教务长兼数学教授王绍庭也是刘古愚的弟子，精通文史；据吴宓回忆，国文教授冯光裕似乎亦是刘古愚的学生，“喜称说桐城派方、姚之顾问” j。虽然吴宓从未亲炙刘古愚的学问，但是可以推知，刘古愚的思想主张显然通过他的弟子们滋养了少年吴宓的心灵。刘古愚弟子们中西学兼顾的教育模式不仅为吴宓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还培养了吴宓兼容并包的治学胸襟。
除了学校教育外，吴宓所受的家庭教育亦深深影响了其对儒学的态度。他的家族大部分成员都是刘古愚的弟子，如“生父芷敬公、嗣父仲旗公、陈伯澜故丈、王幼农姨丈、李孟符世丈、邢瑞生世丈、张扶万世丈等，皆相从受业”！ 1。其中，尤以叔父仲旗公与姑丈陈涛对吴宓影响至深。由于吴宓的生母早逝，加之生父芷敬公较为严厉，因此自“1907年祖母殁后，宓独与仲旗公亲，事无不告，理无不问”！ 2。而仲旗公作为刘古愚的弟子，常常以道德修养教育吴宓：“浩然之气，须集义以善养”！ 3。至于姑丈陈涛，吴宓则自述小时候“秦、晋、陇之留日学生所出之《夏生》杂志，宓惟爱读其中所登陈伯澜姑丈（涛）之诗”！ 4。姑丈生平亦甚爱重吴宓，吴宓“常自命能知丈之一人”！ 5。姑丈谨遵刘古愚先生的训导，始终以儒学为安身立命之根本。当他察觉吴宓对其“复古灰心之议论，少所附和”！ 6时，马上“戒余以近颇好崇拜西人，有厌薄一切之意” ！ 7。吴宓亦“深感丈爱之深则责之切之美意，当益自省察，而求有以善处其间也”！ 8。可见，吴宓对叔父、姑丈的“德教”相当信服。成长于关学氛围如此浓重的家族，儒家的道德学说早早就扎根于他幼小的心灵。
二、 “发挥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国际视野的形成
吴宓于1911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秉承家学传统，他一方面认真学习实学，另一方面也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余向来大病为思想多而实行少，故今当屏去一切无谓之思想，研究实学，练习纯德。”！ 9乍看，“实学”与“修德”二者似乎并不相悖。然而问题在于吴宓是个情感丰富的青年，专于实学显然有悖于他的性情，但是他又“目睹夫时危国病，非实学无以济急”@ 0。因此他的日记中时常流露出国家需要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冲突：
尝语友人，苟余非生于今日之中国，如此之境遇者，则纵其所欲，倾其所蕴蓄，而加以研炼工夫，为文学家，或兼为哲学家，不论成功如何，已足以娱乐一生。惟其然也，故有所警惕，不敢不别求实用之归宿，即他年以一部分光阴，从事此途，而精神力量，决不使多费于其中。@ 1 但是，对于情感丰富的吴宓而言，愈是压抑本性学习实学，感慨也就愈加浓烈，也就愈加确证自己文人的本性，便愈是陷入了无法自脱的精神死循环中：
又当感慨深时，而文学之思潮，乃如横流骤雨，侵寻相逼而来。凡中西诗文中之事理、之境遇、之感情，及种种极美妙确切之词章，皆若为吾人写抒其胸怀。虽即以逸才，作之未能更工丽有加，而常砰砰然不能自制，屡欲摛藻抒思，及转念辄止。@ 2
处于精神危机的吴宓似乎一直在寻找精神出路。虽然他在日记中多次告诫自己要专于实学，然而日记却处处可见他与师友关于文章道义的切磋交流。他似乎一直为文章道义寻找“实用”的理由。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他日记多次记载外籍教师对于中国片面追求西方物质文明的警醒，如Smith先生以及美国Wilder博士等人的伦理演讲。现以Wilder博士的演讲为例分析吴宓的精神困境以及文化思考。Wilder博士认为：“过去，在每个国家都存在一种趋势——教育脱离实际事务，工匠蔑视学习，蔑视理论并蔑视高尚的理想……但是我们要将它们结合在一起。”@ 3针对这次讲演，吴宓展开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中国人士现今多言实业，而知其真利害者盖鲜”@ 4。“就上海一处工界情形，亦可知贫工之惨状。若机器之输入日多，则影响之巨，益有不可设想者，亟宜预筹补救。故专言提倡实业，实不足为爱国，不知其道，且从而害之。”@ 5按说，西方正经历文明危机，外籍教师持有这种观点实在不足为奇，但是清华还举行了其他话题的演讲@ 6，而吴宓似乎只对这种伦理讲演兴致盎然。这些讲演切中吴宓心扉的原因或许不仅在于其事实确然，而在于它们给予了他投身精神之学的力量。正处于精神困顿中的吴宓突然发现“洋教练”也支持精神之学，他便更有理由回归到自己所热衷的文科了。
除了老师的指导外，吴宓平常也广泛涉猎西方文本。通过阅读，他进一步确证了精神之学的重要性：“续读Carlyle文集，其论世变始末，谓今世为机械时代，Age of mechanicism……精神的科学，与形而上之观感，几于泯灭。是不可不急图恢复，以求内美之充实，与真理之发达……虽然，Carlyle亦非尽悲观派，其结论之言，深足启发壮志，愿与有心人共究之。”@ 7对于成长于浓重关学氛围的吴宓，他心中的精神科学自然指的是儒学，“有心人”则指的是儒学的有心人。
幸运的是，吴宓在清华之时确得到了“有心人”的帮助，从而加深了对国学的认识。在国文老师饶麓樵和好友汤用彤的推荐下，吴宓阅读了《东塾读书记》，悟得解经的重要性。他开始重读儒家经典：“今日愈看得《论语》《孟子》等经书价值至高”，“虽一二语而用新眼光、新理想咀嚼寻味，可成千百言，且皆系对于今时对症下药。说经贵得法，然说经之事何可废也”@ 8。可见，此时他已经慢慢摸索到了精神困境的出路，并萌发新的志向理想：“又及锡予谈将来志向，谓拟联络同志诸人，开一学社，造成一种新学说，专以提倡道德、扶持社会为旨呼号。”@ 9随之他通过学习思考有了更明确的计划：“发挥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 0造成一种新学说，并通过印刷杂志的宣传作用达到“以熔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 1。可见，吴宓已经找到解开“精神科学”与“实用之道”之间矛盾的钥匙，他的精神困局日渐明朗。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对文化的思考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有诸多暗合之处，如他的“发明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的想法与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构想颇为相似。在平常的阅读中，吴宓也常常从“沟通东西事理”的角度展开思考，譬如他通过读History of Ancient Philosophy一书“知希腊哲学，重德而轻利，乐道而忘忧，知命而无鬼。多合我先儒之旨，异近世西方学说，盖不可以道里计矣”# 2。这种从希腊哲学的角度沟通传统儒学的观点正是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事业的基本方向。不难发现，他在清华初步形成的国际视野已经超越了哺育他成长的传统关学，而逐渐朝向日后的导师白璧德。他“于言论行事，常欲作一世界的人物”# 3，因此他在不断汲取中西文化营养的同时还常常内省，剔除身上的“旧痕迹”：“自于同学多人，则旧社会事理之中吾心者，已不为少，改之较难，故窃愿常自勉也。”# 4那么，吴宓和家族成员之间的分歧亦是必然之事了。据吴宓记载：“丈又论余家事，而所硁硁力争之点，谓为礼法要义必须改革者，皆实无关宏旨，且于事实之结果，处处反背。”# 5吴宓欲“改革礼法要义”而遭到姑丈的批评。虽然吴宓出于对姑丈的尊重“力事附和，未敢以一语自明” # 6，但是他在日记里为自己辩驳“惟余之所好，初何悖于道德，而待丈之评判疏解也哉？”# 7吴宓显然不认同姑丈传统关学的那一套理论了。若说早年的吴宓浸染于关学传统，从而对儒学抱有好感，那么在青年时期，清华中西学兼顾的教育模式为吴宓打开了儒学的另一扇窗户，从而使他超越了传统关学，形成“发挥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的国际视野。
至此，他终于找到了精神困境的出路：放弃“工业机械一途”，“选最合适一己之能力与嗜好”# 8的杂志专业。对吴宓而言，杂志专业正可以兼及“发扬国粹”与“针砭社会”。“精神科学”与“实用之道”在杂志专业上得到完美的统一，吴宓青年时期的精神危机也就此画上句号。而他在清华时期对文化问题的思考与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颇多契合，这些都为他下一步走向国际人文主义埋下了伏笔。
三、走向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的契机
虽然吴宓在清华之时确已经形成基本的文化倾向，但这是否可以说明吴宓一定会走向新文化运动派的对立面呢？筆者对此并不以为然。对国学的偏好并不一定与新派形成截然对立之势，如新儒家代表梁漱溟就认同使用白话阐释儒学，再如白璧德的弟子梁实秋亦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并且以吴宓多情的个性，新派所倡导的思想也有颇合他性情之处，如他在清华之时曾以新派倡导的自由、平等思想来阐释儒学。# 9至于投到白璧德门下，转为大力抨击新派的自由平等思想则又是后话。如此看来，吴宓接受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契机就颇值得玩味了。吴宓在晚年的时候曾谈到若“与梅光迪君在美国末由相识，无从接受其反对陈独秀、胡适新诗、白话文学、新文化运动之主张”$ 0。言下之意即他此前并不持有反对新派的观点。那么，他究竟因何接受梅光迪的意见，进而接受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呢？对此，我们不妨结合吴宓的性情来探讨其接受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契机。而最能体现吴宓个性特征的事情莫过于他的情史。他与陈心一的订婚之事正是其转学哈佛不久之后的事情。因此，笔者以为正可以此窥见吴宓性情，再以此反观他走向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契机。 据《吴宓日记：1917—1924》记载，1918年9月，陈心一哥哥陈烈勋“以函抵我求婚”$ 1。吴宓则回复“遭母丧，无心再议婚，此事请即中止”$ 2。然而，陈烈勋“力求从缓接续商议”$ 3。1919年6月，陈烈勋晤吴宓，再次对吴宓劝说。吴宓“惟念国事方急，时世多艰，志业繁重，况嗣母新丧，乃遽议婚，端居自省，惭怍难安” $ 4。按说，吴宓以“志业”为重，因此不考虑婚事，这符合吴宓清华时期一贯的理想追求，但他的“志业”追求加上太重的道德负担了，他认为婚事乃“枝节琐细情形，反复详审苛求，徒见舍本逐末，轻重倒置”$ 5。由于缺乏恋爱经历，他活在了自己所建构的“道德怪圈”里，他谈到“宓平昔于论婚之事专取‘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之主张”$ 6。其实，对于陈烈勋的恳求，大可再次拒绝，这并不违背道德。然而青年时期的吴宓却为自己的婚姻加上了沉重的道德枷锁，这种“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婚姻观不仅悖于人性，更悖于吴宓多情的性格。经过几番周折，吴宓最终服从了自己所构建的“道德怪圈”，亦即他后来所言的“慈善事业”$ 7，于10月19日复函允婚，并在函中提出“拟与令姐时时通信，庶于彼此性情，渐得晓悉”$ 8。不过婚事虽定下来了，但是吴宓的情感并没有因此定下来。自允婚后，他的心情甚为烦苦，总觉得此事不妥。1920年2月15日，即订婚四个月后，他接到陈烈勋函言，“得其父谕，与乃姐通信之事，须俟正式聘定后，方准行之云云”$ 9。根据传统礼法，陈父的做法并无不当之处。然而，吴宓对此却甚为愤怒，认为“陈君父子俗人，不足与言高尚之道德，种种商量，皆如对牛弹琴。况今中国局势如此之恶，有室家之累，终非正道，婚姻既不满意，则以此而害大节，更为轻重失次，不若此刻一刀断绝，以后亦不另聘妻，翻觉清净而爽适”% 0，于是便草一长函，取消婚约。但是当长函于早晨发出之后，他“又大悔”，认为“君子当全始全终，不当专以一己之得失苦乐为断。取消婚约，不惟人将訾议，即自心亦觉不安，终留遗憾”% 1。因此，吴宓于当日午间“急又函陈君，自承前函为病后狂言，作为无效”% 2。在短短一日内，吴宓的心理从“取消婚约”迅速过渡到“取消婚约无效”，由此可见，吴宓的个性乃极容易为感情所激。而陈烈勋深知吴宓的个性，在收到这两封反复的信件之后，并不以为忤，因此未惊动陈心一以及其家人。同时他还致函汤用彤，“忽接雨僧兄来函，欲取消其与家姐之婚约。我深知雨僧兄之脾性，一时心绪不宁，感情所激，便作出此类意外、惊人之举动，然不久必悔之。故今将其原函寄还，作废”% 3。汤用彤在接到陈烈勋之函后，亦按照其建议将吴宓的原函存好，等待吴宓后悔之时。如此看来，吴宓易为“感情所激”的个性甚为友人所熟知。只是他们没有料想到如吴宓这般情感丰富、易为“感情所激”的诗人，若爱情婚姻生活不得满足，这场建构在“慈善事业”上的婚姻终会破碎。吴宓日后离婚，实践新派爱情正是他丰富而敏感的情感所使然。在了解了吴宓的性情之后，我们再回看他接受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契机。
据吴宓记载，他本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文学，后因法文成绩不及格而报名哈佛大学的暑期学校补习法文。他刚到哈佛大学之时，清华的同班同学施济元即告知，有位清华公费生梅光迪“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 4。施济元认为吴宓的“文学思想态度，正合于梅君之理想标准，彼必来求公也”% 5。而梅光迪听到施济元的推荐后果来访吴宓。可见，梅光迪看中的确是吴宓与其相似的文化倾向。但是吴宓又是因何与梅光迪结成同盟的呢？吴宓晚年的时候曾回忆二人见面的情景：“梅君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 6按说，吴宓确实胸怀“发扬国粹”的大志，但是他此时并不了解胡适所要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换言之，“发扬国粹”并非要与“新文化运动”形成截然对立之势。然而梅光迪一番慷慨流涕的陈词让吴宓“十分感动”，当即表示“愿效驰驱”% 7。倘若说吴宓的订婚是为“感情所激”所下的决定，那么对于捍卫儒家思想，这本是吴宓一贯的志向，他又怎会拒绝。只是此時的他没想到，胡适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亦有可与儒家思想相融合之处。由此可见，吴宓接受梅光迪的邀请并非经过仔细的斟酌思考，而是为一时的情感所激。就吴宓感情用事的冲动个性而言，加盟梅光迪此举亦是情理之中。至于其后来接受了梅光迪反对新派之观点则又是后事了。只不过这一契机极具历史意义，从此，吴宓转学到哈佛大学奉白璧德为师，接受其人文主义思想，成为中国传播国际人文主义思想的主力，从而使儒家思想逐渐在新时代背景下呈现新的意蕴与内涵。
四、结语
回顾吴宓走向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的经历，他对其思想的接受既是必然，亦是偶然。从必然性的一面而言，吴宓自小就生活在儒学氛围浓厚的大家族中，他对儒学有深厚的体悟，其言行举止无一不力图符合儒家道德规范，而在清华时期，他对儒家思想的思考也超越了传统儒学，逐渐形成“发挥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的国际视野，这种对儒学的基本文化态度乃是他接受白璧德人文主义之必然性。不过历史又有着偶然的契机，而这种契机的关键既在于吴宓的基本文化态度，亦在于吴宓易为感情所激之性情。就其历史现场而言，正是由于吴宓易为感情所激之性情，使他接受白璧德之人文主义，从此开始其为国际人文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a Babbitt， Irving.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921（2）， 91.
b 吴宓：《悼白璧德先生》，见段怀清：《新人文主义思潮——白璧德在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cd吕效祖主编：《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6页，第262页。
e 任大援、武占江：《刘古愚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 f 刘黎红曾考察吴宓的家世、教育对吴宓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但刘黎红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出发，笔者在本文则试图从“国际人文主义”的视角来重新考察吴宓留美前的经历。
ghijlno$ 0 % 3 % 4 % 5 % 6 % 7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3页，第55页，第62—63页，第77页，第23页，第79页，第248页，第176页，第203页，第177页，第177页，第177页，第177页。
k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4页。
mpq！ 8 st@ 1 @ 2 @ 3 xy@ 7 @ 8 @ 9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吴宓：《吴宓日记：1910—191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998年版，第402页，第460页，第460页，第460页，第277页，第407页，第459页，第459页，第339—340页，第460页，第341页，第441页，第280页，第312页，第410页，第410页，第410页，第462页，第402页，第462页，第462页，第462页，第508页。
z 据吴宓记载，他还参与了Dr. Bolt演讲的进化论。但是他在日记中只简要记录了这一次讲演并未发表任何评论，参见吴宓：《吴宓日记：1910—191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75页，第278页，第281页。
# 9 参阅吴宓：《吴宓日记：1917—192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11页。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0 % 1 % 2吴宓：《吴宓日记：1917—192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页，第34页，第34页，第34页，第34页，第34页，第130页，第36页，第129页，第129—130页，第130页。
$ 9 吳宓：《吴宓日记：1917—1924》，第129页。关于吴宓订婚退婚的记录，《吴宓日记》与《吴宓自编年谱》的记载有较大的差异，黎汉基著的《社会失范与道德实践》第142页有详细的阐述，笔者认同黎汉基的看法，以日记的记录为准。
参考文献：
[1] 刘黎红.论吴宓留美前的文化经历与其文化取向的关系[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1）.
[2] 黎汉基.社会失范与道德实践[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国际人文主义”的双重跨文化实践：白璧德与学衡派的关系研究》（17YJC751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李欢，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译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