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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的5个层级
如同企业的成长有周期一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具有阶段性特点。西蒙·扎德克 （Simon Zadek） 尝试将企业对待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由低到高划分为防御 （Defensive）、合规 （Compliance）、管理 （Managerial）、战略 （Strategic） 和公民社会 （Civil） 五个层级。其中，处在防御层的企业往往会为拒绝参与、付出和承担责任辩护，同时对那些指摘其短处从而影响其业绩、招聘与声誉的行为进行抵制;而合规层的企业，出于长远声誉和诉讼风险的考虑，通常会把合规作为一项基础政策;位于管理层级的企业会将社会问题引入其主要管理过程，以谋求长期回报;而将社会责任上升到战略层面的企业，会将社会责任话题整合进企业的主要战略，并通过引领潮流来获得长远利益;居于公民社会层的企业则致力于推动所在行业广泛地参与社会责任，通过增强长期经济价值以抵消先吃螃蟹而带来的不利方面，并通过集体行动获得回报。
应当说，这一分析框架对于解释不同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差异是有贡献的。其将众多企业置于上述五大层级或类型中，从而可以相对简单且直观地对其加以比较和评价。不过，该框架模型仅关注了企业对于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观意愿（企业认知），而其实际的社会责任实践未必与之一致。更重要的是，该框架模型仅仅提供了一条单向的时间维度。看上去似乎所有企业都会从第一层向第五层逐级迈进。但在复杂的现实情境中，企业的发展道路绝非一马平川，其对待社会责任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可能随着企业经营状况、业务发展阶段的变化出现波动。这意味着，即使一个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已经达到了Zadek界定的某一层级高度，也可能因企业波浪式、螺旋式的发展而出现波折。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企业坚守社会责任立场要比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企业面临更多的挑战，付出更多的努力，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我看来，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话题，不仅要看其主观认知，也要看其具体实践以及所处的相关环境。不应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标签化、固定化，而应用一种相对的、动态的视角来考察。
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外部因素
Zadek的框架模型是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而事实上，企业本身是一个内部存在多重科层结构、需要形形色色的具体的人来运作的组织体。其间，制定和执行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人的态度与选择，甚至职务变动，都会影响到企业的表现。此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与其内部具体负责该项工作人员的素质、能力和在组织内部的影响力也有很大关系。比如，在一些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比较有成效的企业的两点经验就是，在企业战略的层面来讲企业社会责任 （CSR） 问题，会更容易使上级理解CSR的重要性，进而给予支持;而CSR部门人员构成的多元化（既有法律背景的，也有营销、研发出身的）则有助于有效地进行内部沟通和协调。
全球化更对那些将经营触角延伸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带来了新的挑战。有时，总部的理念未必会在海外分支得到彻底贯彻。
沃尔玛
宣称“天天低价”的沃尔玛在重庆的门店频繁曝出丑闻：自2010年1月以来，重庆沃尔玛超市多家分店被查出以低价普通冷鲜肉假冒高价“绿色猪肉”6万余公斤。据重庆市工商局统计，沃尔玛在重庆屡次违法，2006年以来因销售过期食品、不合格食品、虚假宣传等问题，先后12次受到工商部门处罚，仅2011年1到8月就达8次。同年10月13日又有湖南长沙消费者发现，沃尔玛等大型超市擅自改动食品保质期。
受东道国的社会、经济、法律、文化以及行业发展水平所限，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以及履行方式，都可能和母国不同。因而也许根本不需要像原本在母国一样付出巨大努力，小心翼翼行事——东道国的标准更低甚或根本没有标准可言。企业究竟是入乡随俗，还是特立独行，坚持按照高标准行事？在前者，企业将有机会有效降低经营成本，获取更多回报，但其势必面临自身一致性的挑战。东芝笔记本召回事件，丰田汽车召回门事件，苹果后盖门事件，西门子、雅芳行贿案都提供了这方面的范例。而遵循在本国的传统做法虽然能保持企业自身的一致性，但较同行高昂的经营成本也许会影响企业开展竞争。
宜家家居
宜家家居在中国选择本地供应商时，不是先和对方谈价格、生产，而是先向对方提出宜家的质量要求，以及宜家家居用品采购准则（IWAY）。该准则分为14个章节、75条细则，中文译文长达19页，对环境保护、劳工健康、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保护森林资源等都提出了要求。中方企业扣押员工身份证、要求员工超时工作、宿舍拥挤、灭火器生锈等做法都会被宜家视为不合格。为此，宜家家居在中国失去了很多合作者，其供应商数量在2002到2012年的十年间从426家下降到350家。剩下的供应商则不断被宜家督促提高生产工艺标准以降低成本。宜家希望其供应商不再仅仅依赖价格入围而是进行更加有序的竞争。
绍兴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是一间成立不过20年的床垫生产商。在与宜家开始合作时，还停留在作坊阶段，但到了双方合作的第十个年头，2012年7月17日喜临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事实上，很多时候令跨国企业纠结的不是做或不做，而是如何做以及如何做好的问题。比如，国外企业捐赠通常奉行“救穷不救急”的原则。在灾难面前，救急由政府来承担。跨国公司通常会设立应急资金，但不会一下子拿出一大笔钱;同时，即使进行了捐赠也不习惯于第一时间对外披露捐赠数额。而在中国，初涉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热衷于搞捐款，做“慈善”，献“爱心”。尤其是当地震、水灾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中国企业往往迅速而高调地大笔捐款，攀比金额。一些媒体更是制作各种捐款排行榜、铁公鸡（未捐赠企业）排行榜，推波助澜。天长日久，不少跨国企业也加入“打榜”的行列。显然，国际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地域法律、文化的差异也会影响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承担方式。 利益相关者的排序的影响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说到底，是如何关照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不能只从自身立场出发，自说自话，而应充分考虑相关方的利益诉求，有针对地采取措施。
由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总是复数的，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不尽相同，甚至可能出现冲突。企业在动用有限的资源去完成社会责任目标时，就需要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排序和取舍。比如，一家超市为顾客提供价格低廉且品质优良的商品，同时禁止员工利用工作便利购买这些低价商品。很显然，该企业在谁能购买低价商品问题上将顾客排在了员工前面。然而，有时企业的排序不免会顾此失彼，甚至引发争议。
中国高速公路上市公司
19家高速公路行业上市公司2012年中报显示，其平均毛利率为61.76%，远高于地产行业的40%。深高速2011年共向董事、监事、高管团队支付了864.1万元报酬。其中，董事长杨海94.7万元，总裁吴亚德95.8万元，总工程师吴羡78.2万元。2011年，皖通高速董事长周仁强获得72.2万元;重庆路桥总经理王庆瑜获得83.56万元。另据各高速公路上市公司2010年年报数据测算，宁沪高速员工人均税前年薪10.5万元;扣除高管薪酬后，五洲交通员工平均税前收入为14.3万元。四川成渝2011年员工工资约6.18万元。2012年上半年皖通高速1680名员工获得9727万元薪酬，人均5.79万元。
高速公路上市公司高利润、高管（也兼及普通员工）高薪酬福利背后，是地方政府向其提供了各种名目的财政补贴。2011年，中原高速获得政府补贴980.8万元，其中，“河南省财政厅2011年3-12月份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撤站人员经费”931万元。2011年赣粤高速从江西省获得政府补助2.56亿元，其中，2.54亿元为江西省财政厅的财政支持款。其依据是2000年江西省政府关于“赣粤高速上市后，按税前利润的25%给予财政支持”的文件。此前，2008到2010年，赣粤高速分别收到政府补贴2.29、2.12和2.44亿元。
当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不仅对高管和员工，对股东也很“大方”，该行业每年分红率都在40%以上。问题是，这类企业的慷慨和大手笔源于其对同属于利益相关者的消费者（过路者）的吝啬。中国的高速公路公司大多为地方政府运营，为给在建、新建以及未来建设的高速公路筹融资金，部分高速公路在收费已经清偿了银行贷款、收回建设成本后仍然继续收费，甚至有部分高速公路公司悄悄由“政府还贷型”改为“经营性”，超期收费。这种反差之下，整个行业受到公众的诟病就是一种必然。更要紧的是，企业太过于刻意维护某一些利益相关方，而全然无视其他诸方利益诉求的做法，到头来可能让自己输得很惨。捂盖子的三鹿奶粉就是一个例证。
中国远洋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波士顿港因主要船公司撤销航线陷入危机，约有9000名工人面临失业。中远集团决定开通波士顿直达航线，并于2002年3月21日由中远集运“珍河”轮成功首挂波士顿港，正式开通了唯一一条连接亚洲和波士顿港的全水路周班航线，从而保住了这9000多人的工作。2011年4月，美国国际码头工会 （ILA） 授予中远集团董事长魏家福“美国工人守护者”奖牌，泛美港口协会安全委员会向魏家福颁发了“麻州港荣誉总警长”四星级警徽、警服和证书等。也是在2011年，中远集团子公司、全球最大的干散货运输公司——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远洋601919.SH，1919HK）却净亏104.5亿元。2013年3月27日，中国远洋公告称，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720.6亿元，净亏损95.6亿元。由于连续两年巨亏，3月29日，中国远洋被贴上了“ST”标签。4月6日，正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魏家福表示，亏损导致股民利益受损，他愿意为此向股民道歉。他希望股民能够支持他，未来一定会回馈股民。
中远案例表明，股东与员工、所在社区居民的利益可能存在重大分歧，尤其是当企业深陷亏损时，仍然坚持执行保护海外企业员工或客户的利益，而不做变通，极易招致股东的强烈质疑。
事实上，即便是同一利益相关方，利益诉求也不一定是唯一的。譬如，在某地区战后遗留了大量地雷，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两家亚洲重型制造企业将其推土机系列产品改造为适于清除地雷的设备。但当企业在一个村庄使用该设备时，却发现一些村民其实反对扫雷。因为一旦地雷被清除，转为安全状态的土地将被政府划为商业性农业用地，村民却不会因此受益。显然，安全和土地都是村民需要的，但面对失去土地的威胁，村民宁愿选择保留危险。这种情况下，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就不能不考虑当地居民的诉求，而仅仅基于自己对社会责任的理解行事。因此，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善意，应该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的起码要求。
康师傅
康师傅注意到大学生等年轻群体消费者去运动场前会买两瓶500毫升装的冰红茶，也有人买2升装的，但往往一次喝不完的现象，推出了1升装的冰红茶。其外形脱胎于2升的方形瓶，只是矮半截，还舍弃了2升装附加的提手。为此，康师傅只需要稍微改动一下模具，进行一些细微的调试。而一瓶饮料其瓶子及包装占总成本的1/3，两小瓶并作一个1升的大瓶，至少可节省一个瓶盖，包装、原材料成本不升反降。省下的成本可用于部分产品优惠上。
设计上的改变，不仅替企业节省了瓶盖的成本、满足了消费者群体的需要，也减少了瓶盖垃圾的数量，可谓一举多得。这说明，存在着让企业同时兼顾多方利益的改进空间。关键是企业是否有意识地去替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着想，之后才是“想到”如何改进的问题。
具体践行方式的影响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还与其具体的行事方式有关。以震后救援为例，很多企业（不只是内资企业，也有不少跨国企业）乐于选择通过捐款表达善意。其间也有不少企业选择组织员工捐款，再将款项交给相关的慈善公益组织（如各种基金会）。但这种对灾区民众善意的举动却可能带来非正向的结果。一个具体的问题是：企业在交付善款后，是否向公益组织索要发票？ 如果企业向接收单位索要捐款发票，并且打算在拿到发票后抵扣捐款员工个人所得税的税款，就需要在组织捐款时对员工的捐赠情况进行记录，以便进行事后的抵税工作，确保公平。但此举有可能会造成员工之间的攀比，从而使员工的捐赠不再是基于单纯的爱心，而成为附着了很多功利因素的表演。如：不能落在别人后面，捐款数额不能比别人（上司、下属或同事）少，否则面子上不好看;或者通过响应公司号召、契合公司文化价值观，从而给领导留下正面印象等等。捐款甚至有可能演化成一种变相强制。如此一来，企业本来从善的初衷，到头来换回的却可能是败坏企业文化氛围，让人觉得其标榜的伦理和社会责任诉求不过是商业伪装的苦果，可谓“不智”。
如果企业索要了捐款发票却并不给员工抵扣税款，固然可以不必在捐款时记录捐赠员工的信息，做到完全匿名，从而避免攀比和消除员工诸如捐多捐少、捐或不捐的顾虑，但不给捐款员工抵扣税款，可能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毕竟如果员工是自行向公益基金会捐款，是可以拿到捐赠发票，从而有机会抵扣税金的，企业此类行为可谓“不仁”。
如果企业将员工捐款捐出，也索取了捐赠发票，但未给员工抵税，而是用以抵扣了企业的税款，则不仅是把企业自己的社会责任转嫁给了其利益相关者之一的员工，更是在自己并未出钱捐赠的情况下，享受到了捐赠的好处，可谓“不信”。
如果企业不向受捐机构索要捐赠发票，固然避免了博取虚名的嫌疑，但却可能因自己的放任，而将受赠机构置于险境：因为缺乏捐赠人的监督和约束，受赠机构在不开具捐赠发票、相关账簿记载又不完善的情况下，可能要面临着自肥、败德的考验;真正需要该笔捐款的受救助人也可能因缺乏救援而陷入困境。此可谓“不义”。
因此，对于真正明智、有担当的企业而言，放弃费力不讨好的组织员工捐款，转而通过鼓励员工自行向相关公益机构捐赠，同时承诺员工可凭捐赠发票请公司财务代为抵扣税款，也许是更恰当的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在此意义上，王石先生提出的，员工在阳光下的捐款每次不应超过10元的建议，无疑是对的。
企业社会责任既是个认知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此间，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践行不是孤立的、无条件的，相反，还要受制于外部大环境（法律、行业）以及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企业社会责任目标的实现，除了要与企业其他战略目标相契合外，还与企业高层以及相关部门人员对社会责任问题的认知密切相关。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多元，也会实质地影响到其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和效果：譬如对利益相关者的排序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而具体履行方式的差别，也可能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目标的实现。因此，对于企业而言，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社会责任承担者，仅仅具有良好的（或如Zadek所述，具有高级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认同还远远不够。
如同企业的成长有周期一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具有阶段性特点。西蒙·扎德克 （Simon Zadek） 尝试将企业对待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由低到高划分为防御 （Defensive）、合规 （Compliance）、管理 （Managerial）、战略 （Strategic） 和公民社会 （Civil） 五个层级。其中，处在防御层的企业往往会为拒绝参与、付出和承担责任辩护，同时对那些指摘其短处从而影响其业绩、招聘与声誉的行为进行抵制;而合规层的企业，出于长远声誉和诉讼风险的考虑，通常会把合规作为一项基础政策;位于管理层级的企业会将社会问题引入其主要管理过程，以谋求长期回报;而将社会责任上升到战略层面的企业，会将社会责任话题整合进企业的主要战略，并通过引领潮流来获得长远利益;居于公民社会层的企业则致力于推动所在行业广泛地参与社会责任，通过增强长期经济价值以抵消先吃螃蟹而带来的不利方面，并通过集体行动获得回报。
应当说，这一分析框架对于解释不同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差异是有贡献的。其将众多企业置于上述五大层级或类型中，从而可以相对简单且直观地对其加以比较和评价。不过，该框架模型仅关注了企业对于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观意愿（企业认知），而其实际的社会责任实践未必与之一致。更重要的是，该框架模型仅仅提供了一条单向的时间维度。看上去似乎所有企业都会从第一层向第五层逐级迈进。但在复杂的现实情境中，企业的发展道路绝非一马平川，其对待社会责任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可能随着企业经营状况、业务发展阶段的变化出现波动。这意味着，即使一个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已经达到了Zadek界定的某一层级高度，也可能因企业波浪式、螺旋式的发展而出现波折。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企业坚守社会责任立场要比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企业面临更多的挑战，付出更多的努力，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我看来，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话题，不仅要看其主观认知，也要看其具体实践以及所处的相关环境。不应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标签化、固定化，而应用一种相对的、动态的视角来考察。
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外部因素
Zadek的框架模型是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而事实上，企业本身是一个内部存在多重科层结构、需要形形色色的具体的人来运作的组织体。其间，制定和执行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人的态度与选择，甚至职务变动，都会影响到企业的表现。此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与其内部具体负责该项工作人员的素质、能力和在组织内部的影响力也有很大关系。比如，在一些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比较有成效的企业的两点经验就是，在企业战略的层面来讲企业社会责任 （CSR） 问题，会更容易使上级理解CSR的重要性，进而给予支持;而CSR部门人员构成的多元化（既有法律背景的，也有营销、研发出身的）则有助于有效地进行内部沟通和协调。
全球化更对那些将经营触角延伸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带来了新的挑战。有时，总部的理念未必会在海外分支得到彻底贯彻。
沃尔玛
宣称“天天低价”的沃尔玛在重庆的门店频繁曝出丑闻：自2010年1月以来，重庆沃尔玛超市多家分店被查出以低价普通冷鲜肉假冒高价“绿色猪肉”6万余公斤。据重庆市工商局统计，沃尔玛在重庆屡次违法，2006年以来因销售过期食品、不合格食品、虚假宣传等问题，先后12次受到工商部门处罚，仅2011年1到8月就达8次。同年10月13日又有湖南长沙消费者发现，沃尔玛等大型超市擅自改动食品保质期。
受东道国的社会、经济、法律、文化以及行业发展水平所限，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以及履行方式，都可能和母国不同。因而也许根本不需要像原本在母国一样付出巨大努力，小心翼翼行事——东道国的标准更低甚或根本没有标准可言。企业究竟是入乡随俗，还是特立独行，坚持按照高标准行事？在前者，企业将有机会有效降低经营成本，获取更多回报，但其势必面临自身一致性的挑战。东芝笔记本召回事件，丰田汽车召回门事件，苹果后盖门事件，西门子、雅芳行贿案都提供了这方面的范例。而遵循在本国的传统做法虽然能保持企业自身的一致性，但较同行高昂的经营成本也许会影响企业开展竞争。
宜家家居
宜家家居在中国选择本地供应商时，不是先和对方谈价格、生产，而是先向对方提出宜家的质量要求，以及宜家家居用品采购准则（IWAY）。该准则分为14个章节、75条细则，中文译文长达19页，对环境保护、劳工健康、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保护森林资源等都提出了要求。中方企业扣押员工身份证、要求员工超时工作、宿舍拥挤、灭火器生锈等做法都会被宜家视为不合格。为此，宜家家居在中国失去了很多合作者，其供应商数量在2002到2012年的十年间从426家下降到350家。剩下的供应商则不断被宜家督促提高生产工艺标准以降低成本。宜家希望其供应商不再仅仅依赖价格入围而是进行更加有序的竞争。
绍兴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是一间成立不过20年的床垫生产商。在与宜家开始合作时，还停留在作坊阶段，但到了双方合作的第十个年头，2012年7月17日喜临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事实上，很多时候令跨国企业纠结的不是做或不做，而是如何做以及如何做好的问题。比如，国外企业捐赠通常奉行“救穷不救急”的原则。在灾难面前，救急由政府来承担。跨国公司通常会设立应急资金，但不会一下子拿出一大笔钱;同时，即使进行了捐赠也不习惯于第一时间对外披露捐赠数额。而在中国，初涉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热衷于搞捐款，做“慈善”，献“爱心”。尤其是当地震、水灾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中国企业往往迅速而高调地大笔捐款，攀比金额。一些媒体更是制作各种捐款排行榜、铁公鸡（未捐赠企业）排行榜，推波助澜。天长日久，不少跨国企业也加入“打榜”的行列。显然，国际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地域法律、文化的差异也会影响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承担方式。 利益相关者的排序的影响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说到底，是如何关照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不能只从自身立场出发，自说自话，而应充分考虑相关方的利益诉求，有针对地采取措施。
由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总是复数的，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不尽相同，甚至可能出现冲突。企业在动用有限的资源去完成社会责任目标时，就需要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排序和取舍。比如，一家超市为顾客提供价格低廉且品质优良的商品，同时禁止员工利用工作便利购买这些低价商品。很显然，该企业在谁能购买低价商品问题上将顾客排在了员工前面。然而，有时企业的排序不免会顾此失彼，甚至引发争议。
中国高速公路上市公司
19家高速公路行业上市公司2012年中报显示，其平均毛利率为61.76%，远高于地产行业的40%。深高速2011年共向董事、监事、高管团队支付了864.1万元报酬。其中，董事长杨海94.7万元，总裁吴亚德95.8万元，总工程师吴羡78.2万元。2011年，皖通高速董事长周仁强获得72.2万元;重庆路桥总经理王庆瑜获得83.56万元。另据各高速公路上市公司2010年年报数据测算，宁沪高速员工人均税前年薪10.5万元;扣除高管薪酬后，五洲交通员工平均税前收入为14.3万元。四川成渝2011年员工工资约6.18万元。2012年上半年皖通高速1680名员工获得9727万元薪酬，人均5.79万元。
高速公路上市公司高利润、高管（也兼及普通员工）高薪酬福利背后，是地方政府向其提供了各种名目的财政补贴。2011年，中原高速获得政府补贴980.8万元，其中，“河南省财政厅2011年3-12月份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撤站人员经费”931万元。2011年赣粤高速从江西省获得政府补助2.56亿元，其中，2.54亿元为江西省财政厅的财政支持款。其依据是2000年江西省政府关于“赣粤高速上市后，按税前利润的25%给予财政支持”的文件。此前，2008到2010年，赣粤高速分别收到政府补贴2.29、2.12和2.44亿元。
当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不仅对高管和员工，对股东也很“大方”，该行业每年分红率都在40%以上。问题是，这类企业的慷慨和大手笔源于其对同属于利益相关者的消费者（过路者）的吝啬。中国的高速公路公司大多为地方政府运营，为给在建、新建以及未来建设的高速公路筹融资金，部分高速公路在收费已经清偿了银行贷款、收回建设成本后仍然继续收费，甚至有部分高速公路公司悄悄由“政府还贷型”改为“经营性”，超期收费。这种反差之下，整个行业受到公众的诟病就是一种必然。更要紧的是，企业太过于刻意维护某一些利益相关方，而全然无视其他诸方利益诉求的做法，到头来可能让自己输得很惨。捂盖子的三鹿奶粉就是一个例证。
中国远洋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波士顿港因主要船公司撤销航线陷入危机，约有9000名工人面临失业。中远集团决定开通波士顿直达航线，并于2002年3月21日由中远集运“珍河”轮成功首挂波士顿港，正式开通了唯一一条连接亚洲和波士顿港的全水路周班航线，从而保住了这9000多人的工作。2011年4月，美国国际码头工会 （ILA） 授予中远集团董事长魏家福“美国工人守护者”奖牌，泛美港口协会安全委员会向魏家福颁发了“麻州港荣誉总警长”四星级警徽、警服和证书等。也是在2011年，中远集团子公司、全球最大的干散货运输公司——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远洋601919.SH，1919HK）却净亏104.5亿元。2013年3月27日，中国远洋公告称，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720.6亿元，净亏损95.6亿元。由于连续两年巨亏，3月29日，中国远洋被贴上了“ST”标签。4月6日，正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魏家福表示，亏损导致股民利益受损，他愿意为此向股民道歉。他希望股民能够支持他，未来一定会回馈股民。
中远案例表明，股东与员工、所在社区居民的利益可能存在重大分歧，尤其是当企业深陷亏损时，仍然坚持执行保护海外企业员工或客户的利益，而不做变通，极易招致股东的强烈质疑。
事实上，即便是同一利益相关方，利益诉求也不一定是唯一的。譬如，在某地区战后遗留了大量地雷，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两家亚洲重型制造企业将其推土机系列产品改造为适于清除地雷的设备。但当企业在一个村庄使用该设备时，却发现一些村民其实反对扫雷。因为一旦地雷被清除，转为安全状态的土地将被政府划为商业性农业用地，村民却不会因此受益。显然，安全和土地都是村民需要的，但面对失去土地的威胁，村民宁愿选择保留危险。这种情况下，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就不能不考虑当地居民的诉求，而仅仅基于自己对社会责任的理解行事。因此，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善意，应该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的起码要求。
康师傅
康师傅注意到大学生等年轻群体消费者去运动场前会买两瓶500毫升装的冰红茶，也有人买2升装的，但往往一次喝不完的现象，推出了1升装的冰红茶。其外形脱胎于2升的方形瓶，只是矮半截，还舍弃了2升装附加的提手。为此，康师傅只需要稍微改动一下模具，进行一些细微的调试。而一瓶饮料其瓶子及包装占总成本的1/3，两小瓶并作一个1升的大瓶，至少可节省一个瓶盖，包装、原材料成本不升反降。省下的成本可用于部分产品优惠上。
设计上的改变，不仅替企业节省了瓶盖的成本、满足了消费者群体的需要，也减少了瓶盖垃圾的数量，可谓一举多得。这说明，存在着让企业同时兼顾多方利益的改进空间。关键是企业是否有意识地去替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着想，之后才是“想到”如何改进的问题。
具体践行方式的影响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还与其具体的行事方式有关。以震后救援为例，很多企业（不只是内资企业，也有不少跨国企业）乐于选择通过捐款表达善意。其间也有不少企业选择组织员工捐款，再将款项交给相关的慈善公益组织（如各种基金会）。但这种对灾区民众善意的举动却可能带来非正向的结果。一个具体的问题是：企业在交付善款后，是否向公益组织索要发票？ 如果企业向接收单位索要捐款发票，并且打算在拿到发票后抵扣捐款员工个人所得税的税款，就需要在组织捐款时对员工的捐赠情况进行记录，以便进行事后的抵税工作，确保公平。但此举有可能会造成员工之间的攀比，从而使员工的捐赠不再是基于单纯的爱心，而成为附着了很多功利因素的表演。如：不能落在别人后面，捐款数额不能比别人（上司、下属或同事）少，否则面子上不好看;或者通过响应公司号召、契合公司文化价值观，从而给领导留下正面印象等等。捐款甚至有可能演化成一种变相强制。如此一来，企业本来从善的初衷，到头来换回的却可能是败坏企业文化氛围，让人觉得其标榜的伦理和社会责任诉求不过是商业伪装的苦果，可谓“不智”。
如果企业索要了捐款发票却并不给员工抵扣税款，固然可以不必在捐款时记录捐赠员工的信息，做到完全匿名，从而避免攀比和消除员工诸如捐多捐少、捐或不捐的顾虑，但不给捐款员工抵扣税款，可能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毕竟如果员工是自行向公益基金会捐款，是可以拿到捐赠发票，从而有机会抵扣税金的，企业此类行为可谓“不仁”。
如果企业将员工捐款捐出，也索取了捐赠发票，但未给员工抵税，而是用以抵扣了企业的税款，则不仅是把企业自己的社会责任转嫁给了其利益相关者之一的员工，更是在自己并未出钱捐赠的情况下，享受到了捐赠的好处，可谓“不信”。
如果企业不向受捐机构索要捐赠发票，固然避免了博取虚名的嫌疑，但却可能因自己的放任，而将受赠机构置于险境：因为缺乏捐赠人的监督和约束，受赠机构在不开具捐赠发票、相关账簿记载又不完善的情况下，可能要面临着自肥、败德的考验;真正需要该笔捐款的受救助人也可能因缺乏救援而陷入困境。此可谓“不义”。
因此，对于真正明智、有担当的企业而言，放弃费力不讨好的组织员工捐款，转而通过鼓励员工自行向相关公益机构捐赠，同时承诺员工可凭捐赠发票请公司财务代为抵扣税款，也许是更恰当的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在此意义上，王石先生提出的，员工在阳光下的捐款每次不应超过10元的建议，无疑是对的。
企业社会责任既是个认知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此间，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践行不是孤立的、无条件的，相反，还要受制于外部大环境（法律、行业）以及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企业社会责任目标的实现，除了要与企业其他战略目标相契合外，还与企业高层以及相关部门人员对社会责任问题的认知密切相关。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多元，也会实质地影响到其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和效果：譬如对利益相关者的排序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而具体履行方式的差别，也可能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目标的实现。因此，对于企业而言，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社会责任承担者，仅仅具有良好的（或如Zadek所述，具有高级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认同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