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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一种历史悠久、影响深广的社会现象，是千百年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演进的重要方面。研究宗教历史，无疑是解析人类社会历史的极佳标本。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历代宗教史一直不乏研究，并产生了大批成果。1990年代以后，中国地域宗教史研究逐渐兴起，呈方兴未艾之势，如上海、云南、河北等地陆续编著出版了本省（市）宗教通史。而天津作为古代拱卫首都名城、近代中国缩影、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四）大直辖市之一，其宗教史的全面深入研究尚付阙如。仅有的不多研究，主要是天津个别宗教，如天津天主教、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零星研究和资料汇集，很难令人满意。因此，学术界呼唤一部能够全面反映天津宗教发生、发展历史的专著。李新建、濮文起主编《天津宗教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的出版，填补了这个空白。拜读之后，感觉本书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本书首次研究和阐述了天津宗教史的全貌。《天津宗教史》包括“天津佛教”“天津道教”“天津伊斯兰教”“天津天主教”“天津基督教”“明清时期天津的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六章，以及“天津东正教、犹太教、锡克教”和“天津宗教大事记”“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宗教团体文献”“参考书目”四个附录，前有“序”，后有“后记”，计65万字，全面展示了天津各个宗教和民间教派的发生、传播历史。
本书指出，早在魏晋之际，佛教便已在天津地区传播，隋唐开始兴盛，佛教寺院日益增多，高僧大德辈出。明清时期，在佛教日益走向世俗化的情势下，天津佛教表现得尤其突出。步入近代以后，伴随中国佛教的整体衰微趋势，天津佛教也日益衰落。但是，弘一与虚两位大师的出现以及徐蔚如、周叔迦等居士的努力，使天津佛教获得发展，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道教在天津地区流传，始于隋末唐初。明清时期，获得空前发展。清末民初，受废庙兴学等运动冲击，天津道教迅速走向衰落。“文革”结束后，天津市没有道教教职人员，道教流传停顿。
伊斯兰教在天津地区的传播始于元代，兴于明清，盛于民国；新中国成立后，获得空前发展。
本书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天主教、基督教借助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强力传入天津，并以天津为基地，向周边地区迅速扩张。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天主教、基督教都摆脱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控制，成为中国教徒自办的教会，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著者认为，自明中叶始，天津成为民间教派盛行地区之一，诸如白莲教、无为教、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天地门教、在理教、未来真教、义和拳教等明清时期的著名教派都在天津广泛流传。其中，在理教不仅诞生在天津，而且以天津为中心，向全国各地传播，在天津民间教派发展史、乃至中国民间教派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对于东正教、犹太教以及印度锡克教，本书也作了阐述。可见，举凡天津地区从古至今的主要宗教门类的流传、活动，上下两千年，纵横万余里（现今天津区域面积11900余平方公里），无不囊括于本书。
在此基础上，著者总结了天津宗教的特点，包括：“宗教门类齐全”，“宗教源远流长”，“宗教精英辈出”，“宗教著名寺观教堂林立”（本书序）。这些特点的归纳，既是全面研究天津宗教史后的必然结论，又是全书的纲领性语言和点睛之笔。因此，《天津宗教史》是迄今第一部全面研究和客观阐述天津宗教史面貌的著作，是天津宗教史研究的拓荒之作。
第二，本书研究角度和方法多样。宗教的传播，不单是教职人员传播各自宗教教义、信仰，他们往往还兴办实业、举行慈善事业、推广文化教育、传播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以辅助传教。因此，一部天津宗教史，涉及历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新闻学、教育学、建筑学、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如本书在论述“1920年代后天主教的变化”时，就深入考察了天主教的慈善活动，指出其在天津建立工商大学和北疆博物院，兴办《大公报》《益世报》；论述清代后期基督教圣道堂在天津传教活动，传教方法包括“教育领先”“兴办医院”“赈济救灾”“妇女工作”“招募义工”等。这些研究，作者都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角度和研究方法，对各宗教传播活动及其传教过程中的其他辅助活动加以专业评述，展示了天津宗教史色彩缤纷的各个侧面。
鉴于天津宗教史的特殊情况，作者还广泛采用了人类学田野调查法。如，明清时期天津民间宗教极为活跃，但因其当时多被视为“邪教”、教匪而遭查禁镇压，因此这些教派的活动资料大多湮没无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作者除在史籍中进行所需资料的勾稽、甄别、整理工作外，还采取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田野调查，从当代天津的民间教派活动中获得资料及感知，通过认知当代天津的民间教派活动，来解开明清时期天津民间教派的诸种秘密。显然，没有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运用，天津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部分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在文献研究法中，作者不仅运用了传统史料，如正史、地方志、档案资料、回忆录等，还充分利用其他史料，如相关诗文等，“以诗证史”。众所周知，明清时期的天津佛教、道教资料极其短缺，如何写好这一段历史，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于是，作者便充分利用清嘉庆、道光年间天津著名文人梅成栋编纂的《津门诗钞》，在其中觅得宝贵的资料，充实、丰富了天津佛教史、道教史。
第三，本书结论新颖可靠。《天津宗教史》主编之一濮文起先生，是著名的中国民间宗教史和天津史、天津宗教史研究专家，在本书以前，他已经出版民间宗教史专著、宝卷资料等数十部，发表《天津宗教的历史与现状》《天津民间宗教现实活动调查和对策研究》等论文百余篇，为本课题研究和主编本书打下坚实基础。其他作者也都是各领域的专家，对相关问题有精深的研究和准确的把握。各位作者各据所长，潜心研究，撰成本书。如本书指出，天主教、基督教在天津传教、兴办慈善和文化事业的同时，也积极充当西方帝国主义、日本侵略军的侵略帮凶和工具，因此也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抵制，酿成天津教案、义和团攻击教堂、老西开事件等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抵制教会之行动。天津民间教派中的在理教、未来真教，很少为人所知，此前缺乏研究。作者通过文献研究、田野调查等各种途径，搜集资料，对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从而充实了天津宗教史。再如，作者根据《津门保甲图说》统计，天津庙宇总计483所，其中关帝庙60座，占庙宇总数的12.4%；观音殿堂41座，占8.5%；妈祖庙不断得到修建，形成规模巨大的“皇会”。这些都说明，天津民间信仰神灵众多，“其中以关帝信仰、观音信仰、妈祖信仰在天津民众中最为普遍”（本书第349页）。可以说，本书对各宗教门类在天津的流传历史的论述客观到位，多发前人所未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当然，作为一部拓荒之作，《天津宗教史》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研究尚嫌粗糙，论述流于简单化。本书对天津古代佛教史、道教史的论述，只是就个别寺观兴废、住持僧道作些考察，而没有搜集到足够资料，对当时的天津整个佛教、道教状况做全面的阐释，有以偏概全之感。一些章节逻辑稍显混乱，详略失当。另外，本书也存在一些疏误之处。如本书将天主教传入天津的时间，定在清乾隆年间。据笔者所知，作为明朝天主教“三大柱石”之首的徐光启，曾于万历末年在天津屯耕数年。因此，天主教传入天津似乎不应晚于此时。
【作者简介】何孝荣，男，1966年生，江苏涟水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第一，本书首次研究和阐述了天津宗教史的全貌。《天津宗教史》包括“天津佛教”“天津道教”“天津伊斯兰教”“天津天主教”“天津基督教”“明清时期天津的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六章，以及“天津东正教、犹太教、锡克教”和“天津宗教大事记”“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宗教团体文献”“参考书目”四个附录，前有“序”，后有“后记”，计65万字，全面展示了天津各个宗教和民间教派的发生、传播历史。
本书指出，早在魏晋之际，佛教便已在天津地区传播，隋唐开始兴盛，佛教寺院日益增多，高僧大德辈出。明清时期，在佛教日益走向世俗化的情势下，天津佛教表现得尤其突出。步入近代以后，伴随中国佛教的整体衰微趋势，天津佛教也日益衰落。但是，弘一与虚两位大师的出现以及徐蔚如、周叔迦等居士的努力，使天津佛教获得发展，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道教在天津地区流传，始于隋末唐初。明清时期，获得空前发展。清末民初，受废庙兴学等运动冲击，天津道教迅速走向衰落。“文革”结束后，天津市没有道教教职人员，道教流传停顿。
伊斯兰教在天津地区的传播始于元代，兴于明清，盛于民国；新中国成立后，获得空前发展。
本书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天主教、基督教借助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强力传入天津，并以天津为基地，向周边地区迅速扩张。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天主教、基督教都摆脱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控制，成为中国教徒自办的教会，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著者认为，自明中叶始，天津成为民间教派盛行地区之一，诸如白莲教、无为教、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天地门教、在理教、未来真教、义和拳教等明清时期的著名教派都在天津广泛流传。其中，在理教不仅诞生在天津，而且以天津为中心，向全国各地传播，在天津民间教派发展史、乃至中国民间教派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对于东正教、犹太教以及印度锡克教，本书也作了阐述。可见，举凡天津地区从古至今的主要宗教门类的流传、活动，上下两千年，纵横万余里（现今天津区域面积11900余平方公里），无不囊括于本书。
在此基础上，著者总结了天津宗教的特点，包括：“宗教门类齐全”，“宗教源远流长”，“宗教精英辈出”，“宗教著名寺观教堂林立”（本书序）。这些特点的归纳，既是全面研究天津宗教史后的必然结论，又是全书的纲领性语言和点睛之笔。因此，《天津宗教史》是迄今第一部全面研究和客观阐述天津宗教史面貌的著作，是天津宗教史研究的拓荒之作。
第二，本书研究角度和方法多样。宗教的传播，不单是教职人员传播各自宗教教义、信仰，他们往往还兴办实业、举行慈善事业、推广文化教育、传播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以辅助传教。因此，一部天津宗教史，涉及历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新闻学、教育学、建筑学、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如本书在论述“1920年代后天主教的变化”时，就深入考察了天主教的慈善活动，指出其在天津建立工商大学和北疆博物院，兴办《大公报》《益世报》；论述清代后期基督教圣道堂在天津传教活动，传教方法包括“教育领先”“兴办医院”“赈济救灾”“妇女工作”“招募义工”等。这些研究，作者都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角度和研究方法，对各宗教传播活动及其传教过程中的其他辅助活动加以专业评述，展示了天津宗教史色彩缤纷的各个侧面。
鉴于天津宗教史的特殊情况，作者还广泛采用了人类学田野调查法。如，明清时期天津民间宗教极为活跃，但因其当时多被视为“邪教”、教匪而遭查禁镇压，因此这些教派的活动资料大多湮没无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作者除在史籍中进行所需资料的勾稽、甄别、整理工作外，还采取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田野调查，从当代天津的民间教派活动中获得资料及感知，通过认知当代天津的民间教派活动，来解开明清时期天津民间教派的诸种秘密。显然，没有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运用，天津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部分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在文献研究法中，作者不仅运用了传统史料，如正史、地方志、档案资料、回忆录等，还充分利用其他史料，如相关诗文等，“以诗证史”。众所周知，明清时期的天津佛教、道教资料极其短缺，如何写好这一段历史，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于是，作者便充分利用清嘉庆、道光年间天津著名文人梅成栋编纂的《津门诗钞》，在其中觅得宝贵的资料，充实、丰富了天津佛教史、道教史。
第三，本书结论新颖可靠。《天津宗教史》主编之一濮文起先生，是著名的中国民间宗教史和天津史、天津宗教史研究专家，在本书以前，他已经出版民间宗教史专著、宝卷资料等数十部，发表《天津宗教的历史与现状》《天津民间宗教现实活动调查和对策研究》等论文百余篇，为本课题研究和主编本书打下坚实基础。其他作者也都是各领域的专家，对相关问题有精深的研究和准确的把握。各位作者各据所长，潜心研究，撰成本书。如本书指出，天主教、基督教在天津传教、兴办慈善和文化事业的同时，也积极充当西方帝国主义、日本侵略军的侵略帮凶和工具，因此也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抵制，酿成天津教案、义和团攻击教堂、老西开事件等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抵制教会之行动。天津民间教派中的在理教、未来真教，很少为人所知，此前缺乏研究。作者通过文献研究、田野调查等各种途径，搜集资料，对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从而充实了天津宗教史。再如，作者根据《津门保甲图说》统计，天津庙宇总计483所，其中关帝庙60座，占庙宇总数的12.4%；观音殿堂41座，占8.5%；妈祖庙不断得到修建，形成规模巨大的“皇会”。这些都说明，天津民间信仰神灵众多，“其中以关帝信仰、观音信仰、妈祖信仰在天津民众中最为普遍”（本书第349页）。可以说，本书对各宗教门类在天津的流传历史的论述客观到位，多发前人所未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当然，作为一部拓荒之作，《天津宗教史》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研究尚嫌粗糙，论述流于简单化。本书对天津古代佛教史、道教史的论述，只是就个别寺观兴废、住持僧道作些考察，而没有搜集到足够资料，对当时的天津整个佛教、道教状况做全面的阐释，有以偏概全之感。一些章节逻辑稍显混乱，详略失当。另外，本书也存在一些疏误之处。如本书将天主教传入天津的时间，定在清乾隆年间。据笔者所知，作为明朝天主教“三大柱石”之首的徐光启，曾于万历末年在天津屯耕数年。因此，天主教传入天津似乎不应晚于此时。
【作者简介】何孝荣，男，1966年生，江苏涟水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