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48年，母亲在十堰竹溪乡下躲避战乱生下了我，而父亲因为经济困难不能治病，在我十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
　　母亲是纺织工人，有时织布一直到凌晨两三点，全家靠着纺织来维持生活。
　　在我小的时候，十堰最早出现的汽车是私家车，有个帆布篷。也有少量的客车，但大多数还是敞篷的卡车。
　　那时候教育资源贫乏，由于连续三年没出大学生，竹溪的高中被撤掉，我们只能到邻县的郧县一中去读书，读高中全都是“走”出来的，走一趟要花5天。1964年，我进入郧阳师专学习。
　　我兴趣广泛，喜欢打乒乓球、篮球，经常组织演一些话剧，比如《白毛女》、《王二小》等。舞台的布置、道具都要花不少心思，尤其是灯光效果最难弄。
　　1968年，学校把我分配到了丹江口工区办事处中学。那时当教师很苦，假期少，工资只有30块5角，教的对象都是当地的菜农、居民。我在学校里教数学、音乐。
　　1969年十堰建市，1972年十堰市文工团成立，由于人才比较缺乏，第二年我被调到了十堰市文教局。
　　进入十堰市文工团后，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发现与专业演员相比差距很大。呆了两年，快30岁的时候，我决定转行。因为当时身边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大都在艺校学习了很多年，而我只能算是“业余爱好者”。
　　1975年，我誓言“不唱一首歌，不拉一根弦”，一心一意扑在了自己的新事业——灯光设计上。
　　我设计了新的戏剧《万水千山》和《溪门十堰》，从设计到布光，亲力亲为。后来，我在武汉话剧院进修灯光设计的时候，作品得到了很多人的赏识。
　　1978年，通过单位推荐，我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回来后，我做了几部成功的作品，还搞了几个小发明。当时还没有可控硅技术，我在汽车工业大学旁听时，发现了电容调光，解决了一些灯光难题。
　　1983年，我进入十堰东风汽车公司。那时公司已经相当完善，规模很大。当时要想进二汽工作是一件难事。进入公司后我分到一套房子，只有30多平米，厂长级别的领导分到的房子也才40多平米。
　　我进入二汽时还没有文工团，分在工人俱乐部。随后，我挑选了一批孩子送到中央舞蹈学院深造。当时二汽自己创作的话剧《风神之歌》十分有名，在全国得过二等奖。
　　当年文工团的演出每天至少有两场。二汽工人俱乐部非常有名，财力雄厚，有1400多人，自动吊杆、自动调光器、音响一应俱全。俱乐部曾聘请北京的专家在歌曲、指挥、舞蹈等方面指导，当时创作了《风神颂》歌颂二汽。中央艺术团来二汽演出时，全都是明星，我还亲自参与了其中的舞台灯光设计。
　　1986年，我的收入明显增加，生活条件也日益变好。那时二汽的效益及工资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在路上只要看见穿着二汽衣服的工人别人都会很羡慕。你说你是十堰的没几个人知道，但一说是二汽的别人就立即明白了。
　　二汽会定期邀请一些剧团或艺术团来公司演出，门票都是免费派送。不少影视歌舞明星先后来二汽演出过。那些明星、名角都谢不了幕，被观众围着出不来。
　　二汽的艺术团也去全国其他地方演出。一次去北京演出碰到很多英国的舞台设备，主办单位还担心我不会操纵。其实大部分机器的原理都是大同小异的，那些设备我都能很快学会使用方法。演出的压力也不小，有几次去中南海演出时，下面就座的全是中央领导，我心里特别紧张，害怕自己会不小心砸锅。
　　一汽和二汽还会定期进行交流，当时一汽条件好，有卡拉OK、舞厅，而二汽没有。1994年，二汽工人俱乐部开了第一家舞厅，大概800平米，归俱乐部管，非营利。我成了舞厅的负责人。
　　2000年，二汽开始改制。2004年，我成了一名离退休干部，去年正式退休。
　　我在国企里呆了那么多年，离职后有一种失落感。和一个朋友一人出资100万元，在竹溪县注册了一家建材公司。厂子2004年开始建，去年正式竣工。由于建设周期太长，又跟工人扯皮停工了半年，错过了机会。
　　现在我球也不打了，琴也不拉了，歌也不唱了，就是散散步，拣拣石头，打打麻将。人生就是这样，先是吃苦，然后尝到甜头。
　　我为竹溪县治理环境，自己出钱，在又臭又脏的大裕沟里挖淤泥，清了2万多立方米，还修了300多米的河堤。
　　我一生都潇洒，工作的时候遇到不快乐的事，一会儿就忘了。我最喜欢唱那首《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从小家里就很穷，我的孩子也一直都比较争气，我觉得这跟二汽的风气有关系。
　　“星光大道”和“超级女声”都是老百姓实现演艺梦想的舞台，我们当时要是有这样的机会就好了。过去提倡企业是职工的学校和乐园，现在很少提这些了。俱乐部完全市场化，基本没什么活动，靠出租房屋赚钱。即便有演出，性质也变了，更加商业化了。所有的老职工都感到有些失落，但没办法，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不是我们这一代所能主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