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安忆文学作品中的铁路空间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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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铁路自1876年运行以来就和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铁路文化记忆。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上山下乡”政治运动的蓬勃开展,许多许多知识青年纷纷乘坐专列投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洪流中,火车是他们回家的渴望和主要交通工具。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铁路也承载着广大知青的梦想,由此和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曾经在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农村插队的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在她的文学作品中为我们描述了知青一代人对铁路的深深情节和别样的空间印记。
  印记之一:火车站是个中转地
  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红红火火开展,1970年才16岁的王安忆初中毕业后在父亲遭到批判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她告别上海坐火车来到了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大刘大队七小队插队。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安忆都坐着绿皮火车往返奔波“蚌埠———上海”两地之间,在蚌埠插队的艰苦生活和乘坐火车奔波的艰辛历程成了她文学创作的源泉和所要叙述的载体。
  人生就像一次旅行,中途要经过大大小小的车站。王安忆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到:“在文革动荡的几年里,母亲把我整天关在家里,不允许出门,我觉得上海的生活太无聊了,无聊到病态,就想改变一下当时的环境。”于是,她悄悄地在24小时内办好了去安徽插队的手续。就这样,一心想当农民的王安忆坐着火车来到了她人生旅程中的第一站:蚌埠。
  蚌埠在王安忆第一映像是神秘和向往的,她在短篇小说《蚌埠》中是这样描述的:“蚌埠这城市的历史,我也不知道。但知道它对于我们插队地方的农民们,是一个重要的大码头,它使得孤陋寡闻的农民,变得见多识广了。无论多么遥远陌生的地方,由于有了蚌埠,就变得容易了解了。”
  当时,正是青春年少的王安忆为什么要选择来安徽蚌埠插队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由于受到铁路空间意识的影响而决定了她的插队去向,铁路对知青来说是回家的桥梁和生命线,所以说,当年的王安忆是奔着铁路来到了蚌埠。“蚌埠四周的乡镇,每一个村庄都有冲着蚌埠的铁路来这里插队,铁路是我们的生命线,它维系着我们的家,我们离开那里就没有想过再能回去那里,从此也只能是那里的匆匆的过客。前途是渺茫的,在渺茫中,这却是唯一的维系。”
  当王安忆怀着满腔的改天换地革命斗志来到了农村,她刚到农村表现积极,但由于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让她身体逐渐感到吃不消了。加之农村艰苦、单调的生活环境使她受到了打击,使她逐渐地消沉了下来。“我始终不能适应农村,不能和农村水乳交融,心境总是很抑郁。”这时,她开始想念家、想念亲人,就经常产生找借口回上海的念头。回家当然是坐火车,“火车是从蚌埠的心脏穿过,车轮撞击铁轨,哐当,哐当地响,内燃机车头喷吐着黑烟。”在王安忆的文学作品中,描写铁路空间表象的场景和细节很多,车站和列车是她往返奔波的载体。“对于我们,车站是和码头一样重要的场所,我们就是为了这,才涉足蚌埠。否则,为什么呢?我们和它无亲无缘。我们是名符其实的城市的过客,这个城市是我们中转地。”
  王安忆在作品中对知青们回家坐车的场景刻画、描绘,可谓是独具匠心、形象生动。“在蚌埠上车,情绪是高涨的,因素是要回家。尤其是临近春节时,人多、车多、气氛是紧张的,激动的,带几分有你没我的战争气息。”“上车使我们忧心忡忡,放站的那一刻真是可怕,称得上惊心动魄。有多少回家的知青啊!所以,在这一刻里,四周的知青们,便像战乱中的难民一样,直奔铁路而来。”
  印记之二:火车是回家的纽带
  王安忆在她的散文《乘火车旅行》中直白:火车旅行是人生不可少的经验,它可使我们体味到告别和迎接的过程……正是有了青年时代在安徽插队的一段历经,才使王安忆深深地体味到了在铁道上长年奔波的酸甜苦辣,并把它细致入微地写进了许多文学作品里。因此说,列车旅行空间的印记体现了王安忆作品的又一个鲜明特色。在她的文学作品中着重反映她的铁路旅行空间印记有《51/52次列车》《本次列車终点》《当长笛solo的时候》《停车四分钟的地方》《从疾驰的车窗前掠过的》等作品。
  在生活中,人们脑海里留存的难忘记忆总会和一些特殊时期重要生活空间密不可分的。所以说,铁路对于“上山下乡”知青们而言是回家的纽带。在短篇小说《51/52次列车》中,王安忆是这样开头:“我们这些,往来于京沪线上的下乡知识青年,称这列上海至乌鲁木齐之间运行的列车为强盗车。这是一趟远途车,要经过数昼夜的行程,途经无数中等车站,从东南贯穿西北.几乎跨越内地,它从上海发车为双数52次,从乌鲁木齐则是单数51次。上海的候车室大厅里,由长连椅隔成的队列中,最雍塞的那一条就是52次车。这雍塞是由行李和人造成的,行李格外多和体积大,人是分成两部分,乘车的和送行的,后者为前者的几倍。他们至少要提前五至六小时,也就是说在凌晨,就来到火车站,迅速将52次车牌号底下的过道膨胀起来……”
  从王安忆这篇作品中,为读者叙述了铁路充满了拥挤、混乱、晚点等不可控制状态,由此也造成了知青往返的旅程充满了艰辛。“队伍通过检票口可说是脱弦之势,站台上脚步声雷响,无人不在狂奔,沉重的行李下是扭歪的人脸。转眼间,各车厢口都堵死了,人与人各不相让,行李就在人头上翻滚。”“从上海到蚌埠,经过一个白昼的行驶,这车还没失态,维持着体面,但内中已经有一些纪律在涣散。比方说拥挤、一些开水杯或者饭盒在拥挤的人头上摆渡,难免会有失手撒落,于是争吵发生了。但无论如何还没落相,而我的目的地已经到达,要下车了,那就是蚌埠。蚌埠是个大站,时刻表上规定要停车十二分钟,每一次,它都超过十二分钟……”
  1972年,王安忆考入了徐州文工团,在徐州工作生活期间,她和某乐团指挥李章建立了恋爱关系,在短篇小说《当长笛solo的时候》中的男主人公挤火车的动作描写可以说是王安忆当时情感和思想的再现。
  1981年,王安忆和李章结婚,同年,她的作品《本次列车终点》也荣获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本次列车终点》中王安忆借助铁路旅行空间载体描述了她随着时代列车返城的生活印记。《纪实与虚构》作品中又以铁路为载体记录了王安忆八年两地分居为爱情、家庭所做出的奔波和付出。
  毫不夸张地说,火车在知青那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绿皮车又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悲欢离合。在作家王安忆文学创作中,她之所以选择了以铁路为载体来描写铁路旅行空间中的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呢,笔者认为,作品不仅是对知青一代人上山下乡生活的回眸和再现,而且也是通过火车这个流动社会小“窗口”向读者们展现出了时代变迁和铁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个生动画面,这就是王安忆文学作品的精神指向和意义所在吧。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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