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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史前到先秦这段时期为节点，以艺术的起源为切入点，对史前至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历史源头，文明与符号的关系及其形成因素，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形成因素等问题进行简单的分析。首先论述了中国原始先民审美意识的起源和早期发展问题;进而论述了象征着文明的符号何以产生的多方因素;然后再从众多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海量“符号”中挑选了“玉器”及“图案”这两种不同的艺术类别，分别叙述其能够成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象征性符号的各方面因素;进而文章重点论述了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萌芽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人类心理学角度浅析民族思想精神形成的原因;最后本文引出我国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结构转变，即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根源及封建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和封建社會权利阶层构成群体的特殊性，及其对民族思想精神形成过程中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史前至先秦时期艺术起源;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与文明;民族思想精神
一.史前至先秦时期审美意识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渗透于所有的艺术门类的创作活动中，包括音乐、美术、建筑、舞蹈等等各种艺术门类。传统文化在艺术创作中的符号转化与精神构建是所有艺术创作活动与民族文化最核心的关系。美术创作的发展过程可以看作是人类生产劳动与创造美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人类在制造劳动工具时追求美的工具造型，对美的追求也不断改进劳动工具的造型特征。审美意识在中国历史上可追溯到原始社会，也就是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也是因为这个时代开始出现了人类劳动，人类在打造工具使用功能的同时逐渐融入审美观念，自此开启了美术创作的开端。
旧石器时代初期，人类的劳动工具都是直接捡用自然界具有实用功能的不规则石器来进行刮削、砍砸、切割、击打等劳动行为，这时期的劳动工具并不具备人类主观审美意识，只是挑拣一些可以使用的天然石器，由此可以证实功能性是产生人类美术创造的基础。正是有了初步的功能诉求，才有了进一步的分类，比如薄刃造型的刮削器切割器、锥形的击打器、厚重多边造型的砍砸器等等。分类意味着专属性，某一类造型的石器是专门从事某一类劳动的工具，各类型工具固定下来之后才会出现装饰诉求。装饰这个概念在人类原始劳动过程中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做标记的行为，当然这是发生在固定性劳动工具上。其实这也是人类的本能天性，这种行为在今天仍然存在，比如在经常使用的笔记本上贴上装饰贴，在公共办公室的个人办公桌上摆放私人布偶、绿植等，所以专属性、固定性是激发人类对审美追求的前提基础，而这些专属性、固定性又都来源于功能性的诉求。
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造型更加多样且稳定，比如尖状器有大小多种，砍砸刮削器造型趋于规则整齐。值得注意的是对材质有了追求，会选择颜色质地细腻的材料来制作工具。旧石器时代晚期工具功能越来越多样化，打造工具造型也更加趋于成熟，造型越发规整，材质更加讲究，做工也更为精致。如果说前文提到的装饰行为是原始的一种标记行为，而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做标记式的装饰行为已经上升为人类的精神活动，并创造出独立于生产活动而存在的“装饰品”。种类更是丰富多彩，有可佩挂的吊坠饰品、串珠等等，大多为质地细腻色泽优美的石材或者动物骨骼、贝壳、蛋壳、牙骨等，通过打磨，上色，穿孔制成，有珠形、鸡心形等多种形态。除各类饰品外还出现了骨针，反映出当时人类的服饰需求。包括对矿物原料做染色材料的应用等行为，均证明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具备较强的审美意识，至此，对美的追求逐渐开始脱离于生产劳动而单独存在了。人们把项坠手串佩挂在身上时，也许这些“装饰品”成为了一种符号，有可能是代表美的符号，有可能是表达专属性的符号，甚至是代表了身份、地位、权力、超自然能量的符号。要知道，任何事物从纯自然的物理状态发展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从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原始石器”发展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装饰品”，我们的祖先用了将近两百万年。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件赤鹿角枝残段值得注意，它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更重要的是这件“装饰品”上出现了图案，是人工刻画在上面的三组图形，基本是直线、斜线、曲线组合成的花纹，有一组还是对称形的，且图案染成了红色。这组图案虽然极其简单，但与之前的项坠、串珠阶段相比，却是我国原始先民在追求美的创作活动中的一大进步，它可以看作图案的起源。证明了人们审美意识的近一步发展，至此审美创作活动不仅仅是与劳动生产相分离的进一步独立化，也是与装饰品生产相分离的进一步独立化，而且是抽象化、符号化的加强。虽然仍然是附着在装饰物上的抽象图案，但却开启了我国图案到绘画的发展历史的门栏。这是人类审美创作活动的一种质的提升，是一种将自身精神活动转化为符号表达的能力，并通过这些符号来传达甚至是重新构建精神世界的意识活动。
二.符号起源与文明起源的关系以及符号的形成
赵毅衡对符号的定义为：“人的精神，人的社会，整个人类世界，都浸泡在一种很少有人感觉到其存在却没有一刻能摆脱的东西里，这种东西叫符号”。这句话似乎比较简洁明了地解释了符号存在的历史渊源，即符号贯穿、渗透整个人类世界，我们生存在一个由符号构成的感知世界中。
我国原始社会时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审美创造活动也随之发展，也是物质生活提高所带来更高精神生活需求的体现。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变化就是农业与畜牧业的出现。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出现了粗陶制品、石磨盘、石磨棒、家畜、农作物以及农具。随着农业畜牧业的稳定发展，原始先民在农业劳作过程中掌握了用火烧制土块的技能，发现了黏土遇火后质的变化，由此开启了制造陶器的时代。用火烧制陶器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活动，也开启了生活用品从实用功能向艺术功能发展最终成为一种社会符号的历史。人类社会总是在生存需求得到极大满足后开始精神需求的追求，而满足精神需求最本能、最直接的行为就是艺术创作活动，可见审美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诉求。 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陶塑、石雕、玉器，甚至出现了石刻人物塑像，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石刻女神像出土于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遗址。这个时期农业已经发展为社会主要人类活动，社会分工的稳固大力促进了审美创造活动的活跃。到了新时期时代晚期，最大的社会变革是私有制的出现，这也是中国社会最早的私有制萌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极大提高劳动产量，必然会产生劳动产品的剩余，对剩余劳动产品的占有观念促成了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分工进一步分化，农业开始与手工业分开，这是原始社会的又一大进步，这意味着审美创作活动逐渐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并发展壮大为手工业，手工业这一群体的确定正是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分工的结果。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与发展，对可以象征身份、地位、所属性的东西的需求越来越多，这些需求也使得手工业群体更加稳定独立。过去在农业生产中的审美创造活动已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艺术创造活动，工艺品在私有制分化的驱动下，已作为象征身份地位的符號备受追捧，而这种强大的需求使得手工业内部很快出现了更细致的分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雕琢玉器就已经成为手工业内部的一个独立制造分工。私有制的确立也是文字出现的社会动因，有了私有现象，便有了标记所属性的符号出现，考古学者和美术史学者都有将这类符号看作文字起源的观点。
新石器时代末期是具有标志性的时期，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体现在审美创作活动中则被称为铜石并用时代，这个时期建造了大量的私人城堡，从墓穴的规格与随葬品的数量材质来看，贫富悬殊显著，并发现刻有符号性文字的器具，文字符号的出现预示着文明时代的大门已经开启，古代先民逐步走进文化形成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时代晚期，红山文化出现坛、庙、冢等礼制性建筑。屈家岭文化出现城堡。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陶器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工艺品，按照使用功能来划分大概有烹饪器具、餐饮器具、储藏器具三种类别。其功能性直接决定了这个时期陶器的造型特点，例如餐饮器具大多是敞口，像碗盆勺等;烹饪器具一般为三足造型，足体撑起来便于用火，有鼎、灶等;储藏器具则是圆形的空间，例如罐子、瓮缸、水壶、各种瓶子等。造型也有比较精致繁复的制品，例如镂孔蛋壳黑陶杯，来自龙山文化，高12.4厘米，黑陶，山东潍坊姚官庄出土，造型复杂，精巧别致，可算是新石器时代陶器工艺中的精品。
三.从玉器看符号的起源及与文明的关系
除陶器外，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玉器也都有巨大的发展。石器已经从原始的粗糙劳动工具发展为精细的磨制石器，也就是按照功能性将石料打磨成特定的工具器形，造型规整，质地光滑，刀刃锋利，兼具实用与美观，颇有工业产品的精美程度。发达的磨制技术推动了石制装饰品的发展，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均有多种装饰石饰品的出现，例如石坠、石珠、石环、石串等，从材料到加工都颇为精致，还发现有绿松石饰品。发达的石制饰品制作技术直接推动了玉器工艺的出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玉器，并非有真实功能性的使用工具，而是升华成为一种象征物。比如这个时期发现的大量的玉斧、玉铲、玉钺等玉器，并非真正劳动使用的玉斧、玉铲等工具，而是一种礼玉，权威的象征，这也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私有制的日益强化以及社会分工的细化与进步，艺术创造活动已经从生产活动中逐步独立出来，这一重大分化直接催生了大量的工艺品。象征性是新石器时代玉器最主要的体现，而不同地域的玉器则具有不同的象征含义，这大概是地理因素决定的。从不同地域玉器的质地、造型上看有明显差别，比如内蒙古至东北一带出土的玉器除了玉环、玉璧、玉玦、玉璜、龙玦等这一类的礼器之外，还发现有玉虎、玉豹、于猪、玉龟、鱼鸟等多种动物造型的玉器制品，这些也是红山文化岫岩玉制品中的精品，红山文化发源于东北地区西南部。起始于五六千年前，是华夏文明最早的遗迹之一;山东一带出土的玉器除了像璇玑这种礼器之外，就是玉斧、玉铲、玉璧、玉锛等象征生产劳动的工具造型玉器，此外还有一些装饰品，大汶口文化发源地。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分布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基本处于汉族先民首领少昊氏的地区，为山东龙山文化的源头。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江浙一带出土的玉器除了玉斧、玉钺之外，多数为礼器，像玉璧、玉琮较多。值得一提的是，在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与《周礼》中“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一说相符合的礼器形式，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精神思想的萌芽。良渚文化为长江下游地区的远古文明，代表遗址为良渚遗址，距今约5300-4300年。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此外，良渚陶器也相当细致。
新石器时代除了上文所说的陶器、玉器，还有其他很多艺术创作成果，比如动物骨牙制品、编织制品、漆器、绘画、雕塑等，也都具有一定的工艺品质价值。那么在众多工艺制品当中，为什么玉器会发展成为一种最为显著的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工艺品，并且能够形成与玉相关的思想文化延续至今呢？早期新石器时代社会农业经济的大发展促进了人类对思想精神层面需求的发展，在新石器时代玉器已不再是一种物质，而是上升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这种围绕“玉”的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意识形态不是人类大脑中先天固有的生理机能，而是在社会环境作用下生成的一些观念、思想、价值观等。《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意识形态的具体解释为：“必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才会产生，是人对于世界和社会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简而言之意识形态产生的基础有两个：一是社会组织;二是经济基础。解释社会组织还是参考人类学志的知识比较容易理解，我国原始社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组织开始进入母系氏族公社的社会形态，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社会组织仍然是以血缘纽带为中心的向心式聚落氏族，但是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半段，开始出现了氏族权贵，社会进入剧烈变革期，也就是进入到了前文提到过的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渡时代。而社会组织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因为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原始先民就已经开始了精神生产，例如前文提到过的那件赤鹿角枝残段即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们精神生产的成果，随后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过渡时代，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分工逐渐稳定，从而逐渐产生了艺术创作活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道德标准、政治制度等意识形态。这就是原始社会时期意识形态产生的过程和原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组织从原始向文明的变革。氏族部落既是早期的原始社会组织也是后来阶级分化后的高级社会组织的基础单元，自然也是封建社会的前身。 经济发展产生了诸多意识形态，而围绕玉的意识形态使得玉器成为了礼器，可以“苍壁礼天，黄琮礼地”，这其实是由物质基础决定的。中华大地盛产玉石，在我国新疆、河南、辽宁、陕西等多地都产玉，而玉石的质地明显有别于普通石头，它玲珑剔透，温润无瑕，自然会被原始先民所青睐，对玉的占有更是趋之若鹜。当大多数人追逐同一种物质时，这种物质会冲破氏族、部落、村落等限制，而成为所有人精神层面的象征，势必会产生与此物质相关联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出现。例如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玉石会成为祭司的配饰和陪葬品，象征着当时的权利拥有者祭司的身份地位，这说明在这个时期，与玉石相关的意识形态表现于政治层面或者是宗教层面。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玉石会在社会上越来越普及化，而不再是祭司专属专用，从而逐渐衍生出与不同人群、阶级相应的艺术、思想、道德、哲学等更多样层面的意识形态。例如儒家思想中以玉的特质来象征君子的品德，女性的德行，以及像“抛砖引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各種思想特征。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总和，所以有关玉的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的产生也是基于中华大地所盛产玉石这一物质基础，也直接影响了不同地域有关玉的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的不同。比如红山文化中的玉器多是辽宁产的岫岩玉，因为玉质坚硬，才会出现玉璧、玉玦等这种形态的礼器。还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的玉器都属于北方地域所产的玉石，也都有差不多造型的玉器。而明显不同的比如良渚文化中的玉器，玉质不像北方的那么坚硬，更方便雕琢，所以会出现在玉器表层做“减地平雕”加“阴线刻”的装饰技法，使得良渚文化中的玉器精美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域，也是其工艺美术风格成为其他地域玉器模仿追求的审美标准的原因，并且加速使其器物造型和装饰图案均得以衍生为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可见意识形态受限于不同地域不同物质基础，也促进各个地域文明的加强，最终形成这个地域独有的文化。
四.从图案看符号的起源及与文明的关系
我国原始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打造石器工具的过程中既已体现出审美意识，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纯粹的装饰品，这是人类由生产物质向精神需求的重大转变，是原始先民进行艺术创造活动的一次飞跃。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装饰品基本上是将石头、蛋壳、贝壳、鸟骨、兽牙等天然材质进行打磨、钻孔、串珠等，做成坠饰串饰类装饰品用来佩戴佩挂。这一时期也开始使用颜料，制作出骨针，缝制兽皮服饰。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创造行为的共同特点是基于物质的造型进行的创造行为，也就是类似于雕塑行为，当然，这个时期的钻孔打磨技术确实可以视为雕塑艺术的起源。同时，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先民除了制作装饰品还出现了刻画行为，这个时期的刻画内容可以看作是图案的起源。比如前文提到过的赤鹿角枝残段上的刻画图案，赤鹿角枝残段，1987年在河北兴隆发现。赤鹿角枝残段上有三组阴刻线条图案：第一组是直线、斜线纹，第二组是平行密集曲线纹，第三组是对称性的密集曲线纹图案，这些刻纹还染成了红色。美术史学家认为这组图案的意义应该与当时狩猎的巫术仪式相关。虽然这些刻纹是一种雕刻行为，并且也可能是受限于狩猎巫术仪式的需要而出现的这些线条组成的纹路，但这应该就是我国最早的图案。图案出现发展的历史是与每个时代的生产力、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等等紧密相连的，图案跟所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来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这件赤鹿角枝残段上的图案的出现是原始先民进行艺术创造活动的又一次飞跃，相较之前不再仅仅是对物体造型的改造，而是创作出了抽象的符号图案来表达相应的精神诉求，是精神生产的更高需求。
刻画装饰行为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不再是直线、斜线、平行线、曲线这类简单的线条图案，出现了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双凤朝阳纹象牙雕刻品与双鸟纹象牙匕、江苏吴江梅堰出土的鱼形刻花骨匕等图案纹样。新石器时代是图案开始发展的重要时期，除了刻画艺术还出现了很多其他艺术形式，而艺术创作活动的发展与新石器时代社会的发展变革息息相关，新石器时代从早期到末期的社会发展，可以概括为五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一是早中期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农业与畜牧业;二是晚期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及其自身规模的扩大;三是晚期后段手工业内部更细致的分化;四是晚期私有制的出现;五是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社会阶层及贫富差距的分化。新石器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处于快速发展期，是古代社会从原始向文明转变的过渡期，所以一定是剧烈迅猛的。社会的变革直接影响决定了人类的艺术创作活动，新石器时代时期发现的艺术创作主要有：陶器艺术、磨制石器艺术、玉器艺术、骨牙雕刻艺术、编织艺术、漆器艺术、绘画艺术、刻画符号与原始文字、雕塑艺术、建筑艺术等。而图案是与这些艺术形式并行发展的，或者说其他多种艺术形式是图案发展的载体，除了上文提到的刻画艺术之外，这个时期的陶器、玉器是图案发展的重要载体。
陶器是与农业畜牧业同时出现的，早期是一些粗制陶器，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开始出现陶塑及精制陶器，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后，陶器工艺逐渐成熟，例如在新时期时代晚期十分流行的彩陶艺术，足以证明当时的制陶工艺水平。而图案从产生到发展都与陶器工艺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图案是与陶器制作同时产生的，早期陶器上面的图案并不是人们主观创作的图案，而是在制作陶器时意外获得的外力作用留下的机理痕迹，美术史学者称之为胚体装饰。美术史教材对于胚体装饰的描述，是指陶器在制胚过程中作用于胚体上的装饰纹理。一种是早期在陶器烧制过程中留在胚体上的编制物的痕迹，例如布纹、席纹、绳纹。另一种是人工贴在胚体上的立体装饰，类似于浮雕效果。早期制陶，陶器的胚体会接触一些编制物，比如布块、席子、绳子等，经过烧制后这些编织物就会在胚体上留下痕迹，此时就产生了一些布纹、席纹、绳纹。例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红陶钵底部，印有席纹和布纹，这些编织物的痕迹就是最早期的一类图案，尤其是几何图案，可以看作是几何纹样的前身。由此可见，几何图案并非人类凭空创作出来的，而是早期生产劳动的需要，不论是布料、席子、绳子等，先是其功能性决定了这些编织物的结构机理，而经过烧制转移到陶器上后，这些编织物的结构机理又决定了图案的样式，由此便产生了交织缠绕的菱形、弧形等美妙复杂的图案。随着制陶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后来出现的轮制技术，弦纹装饰，是随着轮制技术发展，使用工具触碰胚体而产生的平行线纹。很快图案不仅仅是编织物的痕迹，而是发展为人们主观创作的装饰图案。直到彩陶的出现与流行，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大致有四类：黑陶、白陶、灰陶、红陶。彩陶的制作工艺是在橙红色陶坯上进行打磨直至表面光滑，然后描绘图案后入窑烧制，描绘图案的颜料为赭石和氧化锰烧，这样烧制后的彩陶就是大家常见的橙红色底色，黑白和赭红的图案。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和黑陶是史前美术的精品，也为后来陶瓷和青铜器的出现发展奠定了基础。图案随着彩陶的彩绘艺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彩绘是这一时期陶器中最精美的一种装饰形式，也是后来制陶工艺中制作工艺最成功的一种装饰手法，彩绘这种装饰形式创造了彩陶，同时也开启了图案纹样的大发展，为后来的青铜器图案和陶瓷器图案奠定了基础。彩陶的彩绘艺术也是绘画艺术的前身。据世界考古发现，绘画艺术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岩画，中国内蒙阴山发现的鸵鸟题材的岩画是最早的岩画之一。到了新时器时代，绘画艺术主要体现于彩陶的装饰纹样。 新石器时代的图案发展除了体现在陶器上，玉器上面的雕刻图案也是图案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而这些玉器上面的雕刻图案是如何产生的呢？玉器图案与陶器图案有本质的不同，陶器图案是一种装饰图案，不论是早期无意识的编织物的痕迹，还是后期有意识地主观创作，目的都是为了装饰陶器这个器物本身的外观而已，但是玉器图案并不是因为要装饰玉器而雕刻的。玉器图案是一种精神象征，这与玉器的符号价值直接相关，前文分析过玉器是如何成为精神象征符号的，在此不再重述。陶器多为生活器皿，图案大多是几何纹样或者与生活劳动相关的图形等。玉器多为祭祀礼器，图案则是与祭祀相关的象征权威、力量、神圣等意义的图形，比如龙山文化出土的玉器，玉锛上面雕刻的就是兽面纹，这个纹样就是商代青铜器上饕餮纹的前身。还有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有一件体量巨大的玉琮，上面刻画的图案是一些神徽图像，美术史学者认为这些图像可能是多个氏族图腾符号的组合演变。因为当时玉器作为礼器的功能需求，玉器图案发展成为一类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与陶器图案一起都是新石器时代图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后来的图案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萌芽和民族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
《现代汉语词典》对传统的定义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定义有：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水平。故此，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理解为：中国世代相传的中华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
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研究民族文化就绕不开社会发展学。社会的形成是文化形成的基础，社会与文明、文化的形成是相互影响并行发展的，不得不说中国社会的发生、形成、发展确实是有别于世界其他古老国家。前文说到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玉器既已成为“大多数人”竞相追逐的对象，上升为身份的象征性符号。那么这个“大多数人”就是当时的社会组织，而“象征性符号”即是在当时社会组织中产生的共同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基于社会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指导了社会的进步，而这个影响和指导的具体表现则是它直接决定了人类的行为活动，这个行为活动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对物质的私有占有欲，私人城堡及大型陵墓的修建，以及制作大量象征身份地位的工艺制品，所以玉器在中华文化波澜壮阔地形成过程中脱颖而出，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得以发展为独立的玉文化，最后成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符号。意识形态必须基于一定经济基础才会产生，而中国是最早产生农业经济的古老国家之一，由此可见中国农业经济的古老特质注定了中国文明的古老起源。
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层结构始终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原始先民最早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小家庭单元，进入农业经济时代，开始出现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聚落”，也是早期的村落，这样的聚落是当时社会系统最基本的单元，之后中国社会渐趋复杂的社会系统都是以此为基点的复合模式。而纵观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可以得见农业产权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处于多方制约的状态，几乎没有完全独立的私有制時期。因此“集体所有”的观念先入为主且根深蒂固，这种观念对民族思想的形成潜移默化且影响深远。思想、意识形态是文明产生的前提，又是文化形成的基础。通过考古发现，我国原始社会的结构是由小家庭、家族、氏族三个不同级别的群体组成的，但这三种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群体关系，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人独有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的思想基因。例如新石器时代既已出现的宗庙、祭坛、积石冢，以及后来封建社会的太庙，祠堂，家族的族谱、家规礼制等都是家族观念思想的衍生物。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这个基因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不断发展壮大，是诸多中国传统思想精神及文化的基础，也属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名门望族”，“门当户对”，“家和万事兴”等思想意识都植根于原始时期这个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基础。
随着人口、农业经济的发展，部族越来越多，不同部族之间的势力差别及其他外力作用（比如自然灾害或战争）使得各个部族从各自林立到逐渐合并，社会形态也从平等性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内聚式聚落，发展成为合并后初步阶级分化出现后的中心聚落，最后再到都邑国家文明的出现。周谷城先生1939年在所著《中国通史》中提出以“部族联合”的假说作为连贯上古历史的线索。他说：“历史愈往后移，诸部族逐渐合并，部族之数一定减少，部族之体一定逐渐扩大。这只要看黄帝及夏禹时之万国，商汤时之三千国，周武时之八百国，便可断定。”王震中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将群体组织的发展演绎为三级渐进的模式，即从平等、内聚式聚落形态，发展为初步发展与分化了的原始宗邑与村邑相结合的中心聚落，再转而变为都邑聚落，最后达到都邑国家文明的出现，并强调宗邑聚落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亦即氏族—宗族组织的演变和发展，是最具中国历史特点的关键。他所确定的时间顺序大致为：距今6000年前为第一阶段;距今6000—5000年前这一段为中心聚落形成和发展时期，其中以甘肃秦安大地湾乙址为最典型;距今5000—4000年前为都邑聚落和都邑国家出现时期，以山西襄汾陶寺、山东泗水尹家城、浙江余杭反山等遗址为代表。
恩格斯对于国家产生的第一条标准就是“地域划分代替血缘纽带”，但是在中国并非如此，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更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中国历史在进入文明之初，步入封建社会之后其血缘纽带并没有冲破，虽然国家的产生使得群体间不完全是部族聚落的血缘关系，但是血缘纽带仍然是国家结构的最基础单元，国家不同阶层的人群仍以血缘家族为核心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等活动，血缘纽带仍然是串联每个人和每个阶层的基础，可以影响控制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和民族思想精神及文化的形成。“炎黄子孙”，“血浓于水”，“血脉相连”等主流思想意识正是血缘关系的思想基因上升到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层面的体现。而以血缘关系为单元组成的集体性社会结构很容易产生个人崇拜心理，正如孟子所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正是中国古代政权更迭的特点，也正是中国人具有崇拜“圣人”、“救世主”等这类人物的思想特点的体现。而前文所说新石器时代大量玉璧、玉琮等礼玉是祭司专用的物品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祭司是当时拥有权利的人，也可以理解为当时社会的“圣人”，非凡人的社会角色。在这样的人物角色身上，个人崇拜与象征性符号融为一体，象征着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和特权，例如那件人兽面纹的反山玉琮被专家普遍认为是当时巫政结合的特权象征。而玉琮也被专家认为是当时的巫者沟通天地的法器，从人类学报告看，巫者与首领是可以合二为一的。 六.史前文明的萌芽与符号形成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对于欧洲文明起源问题的观点是：文明的产生等于阶级社会的产生，等于国家的产生;社会阶级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前提条件，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是文明产生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传来中国后，也有一些学者将此理论套用在了中国古代史史研究中，但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是否是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呢？从美术史学科来看，新石器时代末期已出现坛、庙、冢等礼制性建筑物、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堡、祭祀天地的礼玉、规格悬殊的墓穴、初期的陶文，这些美术史学科的发现，都说明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已经开始了文明的萌芽，或者说是原始社会开始向文明社会过渡，但此时的中国尚未有国家的形成。英国丹尼尔在其著作《最初的文明》中指出：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这三项要素是判定是否属于文明社会的根据，并且说一个社会只要具备其中两项也可判定其属于文明社会。据此看来丹尼尔的理论比较符合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客观现实。前文中说由于玉器材质的特殊性，在新石器时代玉器既已成为象征性的精神符号，注定在之后的几千年历史文明进程中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玉文化”。《周礼》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而《周礼》中记载的这六种礼玉在新石器时代均有雏形，并且是已脱离实用性工具的象征性礼玉，仅限于礼仪中使用，并起到标志所有者身份的作用，成为一种符号而存在。这也说明了中国文明的产生早于国家形成之前。
前文所说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是由平等性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内聚式聚落，发展成为合并后初步阶级分化出现后的中心聚落，最后再是都邑国家文明的出现大概三大阶段。比较有意思的是美术史上有一件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陪葬器“鹳鱼石斧彩陶缸”，比较直观地反映出原始社会的发展。“鹳鱼石斧彩陶缸”，河南临汝阎村出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红陶。上面绘制的图案简洁且具有符号化特点，鹳嘴里叼着鱼的图像被考古学专家解释为是鹳氏族兼并鱼氏族战争的纪念，而画面右侧的石斧造型显然是极度抽象化符号化的图形，简直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石斧图形上面还有一些抽象符号，很像是一个徽记，这个“石斧标志”很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权利的象征符号。由此可见，新石器时代氏族之间已经开始有战争，而战争直接导致了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族的扩充，不同血族的兼并使得社会组织越来越复杂，战争也促生了氏族首领，逐渐产生阶级分化及贫富分化。而令人畅想的是，早在原始社会，人类记录重大事件的方式就是美术创作，不论是女神庙遗址的壁画，还是鹳鱼石斧彩陶缸上的绘画，可见文明的产生与艺术创作密切相关。艺术创作属于精神生产，人类自开始有了精神需求便意味着文明开始萌芽。而精神生产建立于物质基础之上，物质基础的稳定促生精神需求，精神生产反过来帮助物质拥有者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精神生产最乐忠于为物质拥有者制造符号，这时的物质拥有者等同于权利拥有者。这是私有制出现后不同阶级为占有更多利益而给各自阶级制造的特权标志，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组织的越来越复杂，这些象征权力的符号既服务于权力拥有者，也服务于权力争夺者，人类自己发明创造的各种权利符号已演变为桎梏人类自身的权利世界。
七.人类心理学因素与符号形成的关系
前文从美术史学、社會发展学等学科角度对玉器、陶器、图案这些艺术创作成果能够成为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象征性符号进行过粗浅的分析，但是如果从人类心理学角度去看则更容易理解一些，从心理学角度看，这都属于人类集体记忆的体现，植根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集体性记忆”。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1925年首次完整地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个名词，又名群体记忆、集体回忆，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概念，以跟个人记忆区分开。集体回忆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一个‘记忆的场所’是任何重要的东西，不论它是物质或非物质的，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代的洗礼而变成一个群体的记忆遗产中标志性的元素。
这些思想意识从起源到发展成为固定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不是以实际的文献资料或礼制规范的形式传承发展的，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传承，积淀在中华民族的基因里面。集体无意识是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1875-1961）的分析心理学用语。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在1922年《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提出。荣格认为人的无意识有个体的和非个体（或超个体）的两个层面。前者只到达婴儿最早记忆的程度，是由冲动、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经验组成的无意识;后者则包括婴儿实际开始以前的全部时间，即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它的内容能在一切人的心中找到，带有普遍性，故称“集体无意识”。而集体无意识对于艺术创造活动的影响是具大的。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着的原始意象是艺术创作源泉。一个象征性的作品，其根源只能在“集体无意识”领域中找到，它使人们看到或听到人类原始意识的原始意象或遥远回声，并形成顿悟产生美感。”貌似心理学角度的解释与考古学、史学的论证相比虚无缥缈，但是艺术创作活动本来就属于精神生产，是思想精神物化的成果，也是文明从萌芽到成长的见证。艺术创作活动与思想精神活动是同时产生的，艺术创作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有思想就有艺术创作的欲望，也因此美术史是中华文明、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创作见证了文明的起源，甚至是开启了文明的起源。而文明的成熟离不开艺术创作的服务，中国古代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每一个时期都需要艺术创作来创造与意识形态相匹配的象征性符号。中国历史的史前状态尚未有文字记载，所以考古学者或者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们对于史前人类社会的真实状态的判定有诸多不同的观点。史前文字史料的有限也使得考古发现的器物、遗址等实物史料尤为重要，而从这些考古发现的史料中，最直观的就是可以看到我国先民的艺术创作活动，这也为美术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艺术创作属于意识形态的体现，通过这些考古发现的器物可以研究史前先民的思想精神，追溯文明的起源，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以及民族文化与思想精神的关系等。这些研究领域不只是考古学或者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而是需要综合人类学、民族学、美术史等多学科知识成果。就像李学勤先生所说：“客观世界本来是个整体，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产生的知识也是一个整体，并非七零八碎的片段。只是由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不同，认识对象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划分出种种学科来。” 伴随着文明的出现，必然会有阶层的分化和权利的产生，而战争是促使阶级分化，产生权威人物和权利最直接有力的推动力。前文论述了中国原始先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形态很容易产生个人崇拜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定势，而从人类学角度去分析，更能解释清楚这种思想与心理产生的原因。“卡里斯玛型统治”，是马克思.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所归纳的历史上三种统治类型中的一种。“卡里斯玛型人物”指的是受人崇拜的具有超越凡人的“圣人”。但是卡里斯玛型人物的出现不是个人行为，首先是宗族、部落间的阶级分层，再从各个宗族部落中脱颖而出的受人尊重的人物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社会时期的卡里斯玛型人物并不具备强制性权利，相反是一类需要为集体利益牺牲自我的人物类型，也正是因为这一特质才会备受尊重甚至是崇拜，从而成为拥有权利的人物，政治人类学形容这种早期统治与被统治的阶层关系为平等互利的关系。王家范认为：“从人类学提供的案例来看，早期的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并没有具强制性的“权力”。他们看重的是声望和荣誉，人们也是出于这种原因才尊重他们。政治人类学称这种行为是属于一种特殊的“交换互惠系统”。为此他在许多场合必须“身先士卒”，否则就可能失去其地位。”这样的政治关系渗透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历程中，深刻影响了中国诸多思想精神的形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宋/范仲淹）;“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宋/陆游），等等，无一不是受这种原始社会时期的阶层关系系统影响而形成的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意识随着社会结构的渐趋复杂化，又逐渐衍生出许多其他主流思想的分支，我国传统思想精神中对于君子的定义及道德规范要求就是其中一支分流出来的主流思想。其他还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以成仁”、“君轻民重”、“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等，包括现在所讲的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要求的“仁、义、礼、智、信”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精神和传统美德，追根溯源都与早期社会形成过程中的权利标准相关。
八.中国封建社会阶层结构对民族思想精神形成的影响
原始社会时期的卡里斯玛型统治人物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逐渐从获取权力转变为获取利益，权利转为获取利益的手段，自此开始了为可以长期获取利益而设立的“权利制度化”。权利不再是众人推举的卡里斯玛型人物，家族世袭制的权利所属制度取而代之。制度建设方面体现的最为直观明确，早期的卡里斯玛型统治者具有一定的神权象征，而进入封建社会后，逐渐出现了对君权的规范要求。这是文明的一大进步，属于意识形态的创制，思想史上的一大发明。这一大创举始建于西周，西周正是鉴于殷商灭亡的弊端而创建了对于君权的规范要求，实则为加强君权，削弱神权。殷商的统治依赖于神权、天命的统治观念，借鉴于此西周才创造了“德”的概念，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转.僖公五年》引《周书》），这一创举史无前例且影响深远，为后来儒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王家范认为：“务实的周人从殷周鼎革的重大事变中很快就体验出了“天命靡常”的“历史哲理”来，故曰：“皇天無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词语不一定是原状，但表达的意思是可信的，类似的多见于《诗经》，如“上帝耆之……乃眷西顾”“神之听之，终且和平”）。关于“德”的内容，论者已多，具体的已不可得而详，但无论如何不能说这是完全抛弃了神权观念。“德”只是对“天命”的补充、修正，且与宗法礼仪相表里，开始了对“君权”进行规范性要求的探索，并为后来儒学所发展。”
也正因此孔子才会尊崇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俏》）中华民族的文明从萌芽到成熟的关键奠基时期就是在西周时期，因为西周时期创造了宗法制度及与其相配套的一系列规则礼仪，还有就是上文提及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德”的规范礼仪要求来加强君权里君王在人们思想里的重要性，再结合以前的神权观念，使君王的身份在人们思想意识层面逐渐与神合二为一，也就是神化了君权，然同时也神化了德的概念，这也是后来视大德高德之人为圣人的思想源头，这是后话。《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先君周公制礼乐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由此可见周人不仅将德与君权联系在一起，还与民联系在一起，弘扬“敬德保民”、“明德配天”等思想道德标准对贵族和平民施以教育，以此来巩固君权。
西周提出的“德”的概念与民族思想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连，《史记 高祖本纪第八》末尾的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大概归纳一下，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大概经历了忠、敬、文、酷刑几个阶段，还有秦大一统之前礼崩乐坏的阶段。忠就是早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社会时期的统治思想，依靠的是人性人心，其弊端就是缺乏阶级性强制性，被统治阶级很容易抵抗推翻。于是由忠转为敬，敬就是加强了统治阶级的神权色彩，使被统治阶级对君权抱有敬畏心，而敬的弊端是过分放大虚无缥缈的神权，最终削弱了人权的概念，也不利于统治阶级的权利行使。所以到了周人，出现了上文提及的“德”的意识形态，太史公称为“文”，实则以崇尚道德及道德规范来束缚人们的思想行为，这很明显是融合了夏、商的“忠”与“敬”，其实是人权与神权的结合，相比之前确实有利于统治阶级巩固君权，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就是文明的进步。而周朝的文其实是法的前身，只不过尚不具有强制性，可以称之为“律”，更多地起到标准、规则、规范、榜样等作用，后礼崩乐坏，无人崇尚周礼，无人尊德尚德，遂有孔子四处讲学致力恢复周礼以德治国的阶段。因礼仪规范无法再统治秩序，故发展到秦朝，将“文”发展成为了“法”，正式出现了律法且极为严苛，甚至是酷刑法，以此来统治社会，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以至人们苦于严苛的秦律哀嚎一片，这才有了太史公所曰“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葬长陵。”故此到了汉朝，中国古代文明逐渐形成确定，传统民族思想趋于稳定，到汉武帝时期，随着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杂糅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多种思想的具有极大兼容性的儒家思想开始推行，集神权与王权于一体，极大维护了古代封建社会统治秩序，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思想、主流思想。 西周时期不仅是中华文明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华夏”概念、“中国”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足可见西周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早在商周时期，人类思想意识里既已形成了“四方”的概念，既有四方的概念，也就有了“中”的概念，以自我为中心的概念，不论这个四方的边缘到哪里，中心都在商周的统治中心那里。何以到了商周时期能够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概念？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流动性大、融合性强的部族的产生。商和周都属于这种特性的部族，商周都有过多次迁徙，多民族融合的过程。这样的部族游走的地域广阔，知道除了自己出生的一方天地之外还有四方广阔天地。二、部族区域内农业经济稳定发达，有产生共同文化心理的物质经济基础。稳定发达的农业经济会使得某一区域内具备相同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由此产生统一的思想精神，文化基础，是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四方概念的必要条件。有了“中”的概念，便不再拘泥于四方的范围，不论边界到哪里，中心都在统治者那里，这也是中央集权的早期思想基础。因此到了西周会出现“德”的意识形态，即西周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亲亲尊尊”，“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相爱护团结，“尊尊”不仅要求在家庭内部执行，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都要讲尊卑关系，讲秩序和等级。目的是维护西周的宗法制。有了中心的概念，之后便是对中心位置的争夺，到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各自为王各国混战，都想问鼎中原，争夺中心地位。直至秦国大一统之后，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世袭制改成了任命制，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制统治模式。秦朝开始，血缘政治逐渐开始退出政治核心，贵族、世族的封建制度开始走向皇帝专制制度，并且为之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模版，这是后话。
要说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皇帝专制制度，皇权其实并非绝对专制，除了前文论述的各种因素外，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度是分解绝对专制的重要因素。上文说自秦朝开始，贵族血缘政治开始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皇帝专制统治，直至科举制度的出现，对贵族世族力量的血缘政治才是致命一击。因为科举制度打破了贵族血缘力量下的政治系统，公平选拔人才，吸收了不同社会层面及大量中下层社会出身的人士加入权利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非常进步，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与科举制度相应产生的即是文官制度，如果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皇权并非绝对专制，那么与其长时期抗衡的即是科举考试选拔出的文官、士大夫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因此在这类群体的思想精神体系中才会产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基础，天生认为监督国家政治是自己的责任。作为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属于精英社会群体。也就是这个群体，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历史中起到了抗衡王权的作用，是中国政治体制、传统文化、民族思想精神等各方面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创造者、传承者。这个人群其实很像西方的“内阁会议”。本书后面要讲的文人画即是这个群体的艺术创作种类，在这里先埋下一笔。由于文官这个群体的抗衡，中国古代皇权的非绝对专制无疑是文明的体现，也是中华文明思想精神和民族精神文化形成的重要基因。科举制度打破了贵族世袭的专属，给了平民阶层上升的通道，科举成功的人即可成为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这是一个阶梯状社会结构，阶层分明，分工明确，还给想要跨越自身出身阶层的有志之士留出了上升空间，虽然艰难却也实际存在，这样的社会结构比较容易维持稳固，我想这大概也是封建专制社会能够延绵两千年稳定不变的原因之一。当然在两千年历史中，各朝各代抗衡程度不同，制衡力度越大的朝代似乎越文明，陈寅恪先生言：“华夏民族之文化，歷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的文明造极与宋朝的政治开明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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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自主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9QNQD116）
关键词：史前至先秦时期艺术起源;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与文明;民族思想精神
一.史前至先秦时期审美意识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渗透于所有的艺术门类的创作活动中，包括音乐、美术、建筑、舞蹈等等各种艺术门类。传统文化在艺术创作中的符号转化与精神构建是所有艺术创作活动与民族文化最核心的关系。美术创作的发展过程可以看作是人类生产劳动与创造美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人类在制造劳动工具时追求美的工具造型，对美的追求也不断改进劳动工具的造型特征。审美意识在中国历史上可追溯到原始社会，也就是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也是因为这个时代开始出现了人类劳动，人类在打造工具使用功能的同时逐渐融入审美观念，自此开启了美术创作的开端。
旧石器时代初期，人类的劳动工具都是直接捡用自然界具有实用功能的不规则石器来进行刮削、砍砸、切割、击打等劳动行为，这时期的劳动工具并不具备人类主观审美意识，只是挑拣一些可以使用的天然石器，由此可以证实功能性是产生人类美术创造的基础。正是有了初步的功能诉求，才有了进一步的分类，比如薄刃造型的刮削器切割器、锥形的击打器、厚重多边造型的砍砸器等等。分类意味着专属性，某一类造型的石器是专门从事某一类劳动的工具，各类型工具固定下来之后才会出现装饰诉求。装饰这个概念在人类原始劳动过程中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做标记的行为，当然这是发生在固定性劳动工具上。其实这也是人类的本能天性，这种行为在今天仍然存在，比如在经常使用的笔记本上贴上装饰贴，在公共办公室的个人办公桌上摆放私人布偶、绿植等，所以专属性、固定性是激发人类对审美追求的前提基础，而这些专属性、固定性又都来源于功能性的诉求。
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造型更加多样且稳定，比如尖状器有大小多种，砍砸刮削器造型趋于规则整齐。值得注意的是对材质有了追求，会选择颜色质地细腻的材料来制作工具。旧石器时代晚期工具功能越来越多样化，打造工具造型也更加趋于成熟，造型越发规整，材质更加讲究，做工也更为精致。如果说前文提到的装饰行为是原始的一种标记行为，而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做标记式的装饰行为已经上升为人类的精神活动，并创造出独立于生产活动而存在的“装饰品”。种类更是丰富多彩，有可佩挂的吊坠饰品、串珠等等，大多为质地细腻色泽优美的石材或者动物骨骼、贝壳、蛋壳、牙骨等，通过打磨，上色，穿孔制成，有珠形、鸡心形等多种形态。除各类饰品外还出现了骨针，反映出当时人类的服饰需求。包括对矿物原料做染色材料的应用等行为，均证明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具备较强的审美意识，至此，对美的追求逐渐开始脱离于生产劳动而单独存在了。人们把项坠手串佩挂在身上时，也许这些“装饰品”成为了一种符号，有可能是代表美的符号，有可能是表达专属性的符号，甚至是代表了身份、地位、权力、超自然能量的符号。要知道，任何事物从纯自然的物理状态发展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从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原始石器”发展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装饰品”，我们的祖先用了将近两百万年。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件赤鹿角枝残段值得注意，它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更重要的是这件“装饰品”上出现了图案，是人工刻画在上面的三组图形，基本是直线、斜线、曲线组合成的花纹，有一组还是对称形的，且图案染成了红色。这组图案虽然极其简单，但与之前的项坠、串珠阶段相比，却是我国原始先民在追求美的创作活动中的一大进步，它可以看作图案的起源。证明了人们审美意识的近一步发展，至此审美创作活动不仅仅是与劳动生产相分离的进一步独立化，也是与装饰品生产相分离的进一步独立化，而且是抽象化、符号化的加强。虽然仍然是附着在装饰物上的抽象图案，但却开启了我国图案到绘画的发展历史的门栏。这是人类审美创作活动的一种质的提升，是一种将自身精神活动转化为符号表达的能力，并通过这些符号来传达甚至是重新构建精神世界的意识活动。
二.符号起源与文明起源的关系以及符号的形成
赵毅衡对符号的定义为：“人的精神，人的社会，整个人类世界，都浸泡在一种很少有人感觉到其存在却没有一刻能摆脱的东西里，这种东西叫符号”。这句话似乎比较简洁明了地解释了符号存在的历史渊源，即符号贯穿、渗透整个人类世界，我们生存在一个由符号构成的感知世界中。
我国原始社会时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审美创造活动也随之发展，也是物质生活提高所带来更高精神生活需求的体现。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变化就是农业与畜牧业的出现。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出现了粗陶制品、石磨盘、石磨棒、家畜、农作物以及农具。随着农业畜牧业的稳定发展，原始先民在农业劳作过程中掌握了用火烧制土块的技能，发现了黏土遇火后质的变化，由此开启了制造陶器的时代。用火烧制陶器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活动，也开启了生活用品从实用功能向艺术功能发展最终成为一种社会符号的历史。人类社会总是在生存需求得到极大满足后开始精神需求的追求，而满足精神需求最本能、最直接的行为就是艺术创作活动，可见审美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诉求。 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陶塑、石雕、玉器，甚至出现了石刻人物塑像，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石刻女神像出土于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遗址。这个时期农业已经发展为社会主要人类活动，社会分工的稳固大力促进了审美创造活动的活跃。到了新时期时代晚期，最大的社会变革是私有制的出现，这也是中国社会最早的私有制萌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极大提高劳动产量，必然会产生劳动产品的剩余，对剩余劳动产品的占有观念促成了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分工进一步分化，农业开始与手工业分开，这是原始社会的又一大进步，这意味着审美创作活动逐渐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并发展壮大为手工业，手工业这一群体的确定正是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分工的结果。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与发展，对可以象征身份、地位、所属性的东西的需求越来越多，这些需求也使得手工业群体更加稳定独立。过去在农业生产中的审美创造活动已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艺术创造活动，工艺品在私有制分化的驱动下，已作为象征身份地位的符號备受追捧，而这种强大的需求使得手工业内部很快出现了更细致的分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雕琢玉器就已经成为手工业内部的一个独立制造分工。私有制的确立也是文字出现的社会动因，有了私有现象，便有了标记所属性的符号出现，考古学者和美术史学者都有将这类符号看作文字起源的观点。
新石器时代末期是具有标志性的时期，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体现在审美创作活动中则被称为铜石并用时代，这个时期建造了大量的私人城堡，从墓穴的规格与随葬品的数量材质来看，贫富悬殊显著，并发现刻有符号性文字的器具，文字符号的出现预示着文明时代的大门已经开启，古代先民逐步走进文化形成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时代晚期，红山文化出现坛、庙、冢等礼制性建筑。屈家岭文化出现城堡。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陶器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工艺品，按照使用功能来划分大概有烹饪器具、餐饮器具、储藏器具三种类别。其功能性直接决定了这个时期陶器的造型特点，例如餐饮器具大多是敞口，像碗盆勺等;烹饪器具一般为三足造型，足体撑起来便于用火，有鼎、灶等;储藏器具则是圆形的空间，例如罐子、瓮缸、水壶、各种瓶子等。造型也有比较精致繁复的制品，例如镂孔蛋壳黑陶杯，来自龙山文化，高12.4厘米，黑陶，山东潍坊姚官庄出土，造型复杂，精巧别致，可算是新石器时代陶器工艺中的精品。
三.从玉器看符号的起源及与文明的关系
除陶器外，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玉器也都有巨大的发展。石器已经从原始的粗糙劳动工具发展为精细的磨制石器，也就是按照功能性将石料打磨成特定的工具器形，造型规整，质地光滑，刀刃锋利，兼具实用与美观，颇有工业产品的精美程度。发达的磨制技术推动了石制装饰品的发展，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均有多种装饰石饰品的出现，例如石坠、石珠、石环、石串等，从材料到加工都颇为精致，还发现有绿松石饰品。发达的石制饰品制作技术直接推动了玉器工艺的出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玉器，并非有真实功能性的使用工具，而是升华成为一种象征物。比如这个时期发现的大量的玉斧、玉铲、玉钺等玉器，并非真正劳动使用的玉斧、玉铲等工具，而是一种礼玉，权威的象征，这也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私有制的日益强化以及社会分工的细化与进步，艺术创造活动已经从生产活动中逐步独立出来，这一重大分化直接催生了大量的工艺品。象征性是新石器时代玉器最主要的体现，而不同地域的玉器则具有不同的象征含义，这大概是地理因素决定的。从不同地域玉器的质地、造型上看有明显差别，比如内蒙古至东北一带出土的玉器除了玉环、玉璧、玉玦、玉璜、龙玦等这一类的礼器之外，还发现有玉虎、玉豹、于猪、玉龟、鱼鸟等多种动物造型的玉器制品，这些也是红山文化岫岩玉制品中的精品，红山文化发源于东北地区西南部。起始于五六千年前，是华夏文明最早的遗迹之一;山东一带出土的玉器除了像璇玑这种礼器之外，就是玉斧、玉铲、玉璧、玉锛等象征生产劳动的工具造型玉器，此外还有一些装饰品，大汶口文化发源地。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分布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基本处于汉族先民首领少昊氏的地区，为山东龙山文化的源头。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江浙一带出土的玉器除了玉斧、玉钺之外，多数为礼器，像玉璧、玉琮较多。值得一提的是，在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与《周礼》中“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一说相符合的礼器形式，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精神思想的萌芽。良渚文化为长江下游地区的远古文明，代表遗址为良渚遗址，距今约5300-4300年。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此外，良渚陶器也相当细致。
新石器时代除了上文所说的陶器、玉器，还有其他很多艺术创作成果，比如动物骨牙制品、编织制品、漆器、绘画、雕塑等，也都具有一定的工艺品质价值。那么在众多工艺制品当中，为什么玉器会发展成为一种最为显著的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工艺品，并且能够形成与玉相关的思想文化延续至今呢？早期新石器时代社会农业经济的大发展促进了人类对思想精神层面需求的发展，在新石器时代玉器已不再是一种物质，而是上升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这种围绕“玉”的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意识形态不是人类大脑中先天固有的生理机能，而是在社会环境作用下生成的一些观念、思想、价值观等。《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意识形态的具体解释为：“必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才会产生，是人对于世界和社会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简而言之意识形态产生的基础有两个：一是社会组织;二是经济基础。解释社会组织还是参考人类学志的知识比较容易理解，我国原始社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组织开始进入母系氏族公社的社会形态，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社会组织仍然是以血缘纽带为中心的向心式聚落氏族，但是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半段，开始出现了氏族权贵，社会进入剧烈变革期，也就是进入到了前文提到过的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渡时代。而社会组织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因为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原始先民就已经开始了精神生产，例如前文提到过的那件赤鹿角枝残段即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们精神生产的成果，随后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过渡时代，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分工逐渐稳定，从而逐渐产生了艺术创作活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道德标准、政治制度等意识形态。这就是原始社会时期意识形态产生的过程和原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组织从原始向文明的变革。氏族部落既是早期的原始社会组织也是后来阶级分化后的高级社会组织的基础单元，自然也是封建社会的前身。 经济发展产生了诸多意识形态，而围绕玉的意识形态使得玉器成为了礼器，可以“苍壁礼天，黄琮礼地”，这其实是由物质基础决定的。中华大地盛产玉石，在我国新疆、河南、辽宁、陕西等多地都产玉，而玉石的质地明显有别于普通石头，它玲珑剔透，温润无瑕，自然会被原始先民所青睐，对玉的占有更是趋之若鹜。当大多数人追逐同一种物质时，这种物质会冲破氏族、部落、村落等限制，而成为所有人精神层面的象征，势必会产生与此物质相关联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出现。例如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玉石会成为祭司的配饰和陪葬品，象征着当时的权利拥有者祭司的身份地位，这说明在这个时期，与玉石相关的意识形态表现于政治层面或者是宗教层面。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玉石会在社会上越来越普及化，而不再是祭司专属专用，从而逐渐衍生出与不同人群、阶级相应的艺术、思想、道德、哲学等更多样层面的意识形态。例如儒家思想中以玉的特质来象征君子的品德，女性的德行，以及像“抛砖引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各種思想特征。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总和，所以有关玉的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的产生也是基于中华大地所盛产玉石这一物质基础，也直接影响了不同地域有关玉的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的不同。比如红山文化中的玉器多是辽宁产的岫岩玉，因为玉质坚硬，才会出现玉璧、玉玦等这种形态的礼器。还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的玉器都属于北方地域所产的玉石，也都有差不多造型的玉器。而明显不同的比如良渚文化中的玉器，玉质不像北方的那么坚硬，更方便雕琢，所以会出现在玉器表层做“减地平雕”加“阴线刻”的装饰技法，使得良渚文化中的玉器精美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域，也是其工艺美术风格成为其他地域玉器模仿追求的审美标准的原因，并且加速使其器物造型和装饰图案均得以衍生为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可见意识形态受限于不同地域不同物质基础，也促进各个地域文明的加强，最终形成这个地域独有的文化。
四.从图案看符号的起源及与文明的关系
我国原始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打造石器工具的过程中既已体现出审美意识，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纯粹的装饰品，这是人类由生产物质向精神需求的重大转变，是原始先民进行艺术创造活动的一次飞跃。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装饰品基本上是将石头、蛋壳、贝壳、鸟骨、兽牙等天然材质进行打磨、钻孔、串珠等，做成坠饰串饰类装饰品用来佩戴佩挂。这一时期也开始使用颜料，制作出骨针，缝制兽皮服饰。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创造行为的共同特点是基于物质的造型进行的创造行为，也就是类似于雕塑行为，当然，这个时期的钻孔打磨技术确实可以视为雕塑艺术的起源。同时，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先民除了制作装饰品还出现了刻画行为，这个时期的刻画内容可以看作是图案的起源。比如前文提到过的赤鹿角枝残段上的刻画图案，赤鹿角枝残段，1987年在河北兴隆发现。赤鹿角枝残段上有三组阴刻线条图案：第一组是直线、斜线纹，第二组是平行密集曲线纹，第三组是对称性的密集曲线纹图案，这些刻纹还染成了红色。美术史学家认为这组图案的意义应该与当时狩猎的巫术仪式相关。虽然这些刻纹是一种雕刻行为，并且也可能是受限于狩猎巫术仪式的需要而出现的这些线条组成的纹路，但这应该就是我国最早的图案。图案出现发展的历史是与每个时代的生产力、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等等紧密相连的，图案跟所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来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这件赤鹿角枝残段上的图案的出现是原始先民进行艺术创造活动的又一次飞跃，相较之前不再仅仅是对物体造型的改造，而是创作出了抽象的符号图案来表达相应的精神诉求，是精神生产的更高需求。
刻画装饰行为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不再是直线、斜线、平行线、曲线这类简单的线条图案，出现了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双凤朝阳纹象牙雕刻品与双鸟纹象牙匕、江苏吴江梅堰出土的鱼形刻花骨匕等图案纹样。新石器时代是图案开始发展的重要时期，除了刻画艺术还出现了很多其他艺术形式，而艺术创作活动的发展与新石器时代社会的发展变革息息相关，新石器时代从早期到末期的社会发展，可以概括为五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一是早中期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农业与畜牧业;二是晚期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及其自身规模的扩大;三是晚期后段手工业内部更细致的分化;四是晚期私有制的出现;五是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社会阶层及贫富差距的分化。新石器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处于快速发展期，是古代社会从原始向文明转变的过渡期，所以一定是剧烈迅猛的。社会的变革直接影响决定了人类的艺术创作活动，新石器时代时期发现的艺术创作主要有：陶器艺术、磨制石器艺术、玉器艺术、骨牙雕刻艺术、编织艺术、漆器艺术、绘画艺术、刻画符号与原始文字、雕塑艺术、建筑艺术等。而图案是与这些艺术形式并行发展的，或者说其他多种艺术形式是图案发展的载体，除了上文提到的刻画艺术之外，这个时期的陶器、玉器是图案发展的重要载体。
陶器是与农业畜牧业同时出现的，早期是一些粗制陶器，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开始出现陶塑及精制陶器，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后，陶器工艺逐渐成熟，例如在新时期时代晚期十分流行的彩陶艺术，足以证明当时的制陶工艺水平。而图案从产生到发展都与陶器工艺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图案是与陶器制作同时产生的，早期陶器上面的图案并不是人们主观创作的图案，而是在制作陶器时意外获得的外力作用留下的机理痕迹，美术史学者称之为胚体装饰。美术史教材对于胚体装饰的描述，是指陶器在制胚过程中作用于胚体上的装饰纹理。一种是早期在陶器烧制过程中留在胚体上的编制物的痕迹，例如布纹、席纹、绳纹。另一种是人工贴在胚体上的立体装饰，类似于浮雕效果。早期制陶，陶器的胚体会接触一些编制物，比如布块、席子、绳子等，经过烧制后这些编织物就会在胚体上留下痕迹，此时就产生了一些布纹、席纹、绳纹。例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红陶钵底部，印有席纹和布纹，这些编织物的痕迹就是最早期的一类图案，尤其是几何图案，可以看作是几何纹样的前身。由此可见，几何图案并非人类凭空创作出来的，而是早期生产劳动的需要，不论是布料、席子、绳子等，先是其功能性决定了这些编织物的结构机理，而经过烧制转移到陶器上后，这些编织物的结构机理又决定了图案的样式，由此便产生了交织缠绕的菱形、弧形等美妙复杂的图案。随着制陶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后来出现的轮制技术，弦纹装饰，是随着轮制技术发展，使用工具触碰胚体而产生的平行线纹。很快图案不仅仅是编织物的痕迹，而是发展为人们主观创作的装饰图案。直到彩陶的出现与流行，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大致有四类：黑陶、白陶、灰陶、红陶。彩陶的制作工艺是在橙红色陶坯上进行打磨直至表面光滑，然后描绘图案后入窑烧制，描绘图案的颜料为赭石和氧化锰烧，这样烧制后的彩陶就是大家常见的橙红色底色，黑白和赭红的图案。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和黑陶是史前美术的精品，也为后来陶瓷和青铜器的出现发展奠定了基础。图案随着彩陶的彩绘艺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彩绘是这一时期陶器中最精美的一种装饰形式，也是后来制陶工艺中制作工艺最成功的一种装饰手法，彩绘这种装饰形式创造了彩陶，同时也开启了图案纹样的大发展，为后来的青铜器图案和陶瓷器图案奠定了基础。彩陶的彩绘艺术也是绘画艺术的前身。据世界考古发现，绘画艺术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岩画，中国内蒙阴山发现的鸵鸟题材的岩画是最早的岩画之一。到了新时器时代，绘画艺术主要体现于彩陶的装饰纹样。 新石器时代的图案发展除了体现在陶器上，玉器上面的雕刻图案也是图案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而这些玉器上面的雕刻图案是如何产生的呢？玉器图案与陶器图案有本质的不同，陶器图案是一种装饰图案，不论是早期无意识的编织物的痕迹，还是后期有意识地主观创作，目的都是为了装饰陶器这个器物本身的外观而已，但是玉器图案并不是因为要装饰玉器而雕刻的。玉器图案是一种精神象征，这与玉器的符号价值直接相关，前文分析过玉器是如何成为精神象征符号的，在此不再重述。陶器多为生活器皿，图案大多是几何纹样或者与生活劳动相关的图形等。玉器多为祭祀礼器，图案则是与祭祀相关的象征权威、力量、神圣等意义的图形，比如龙山文化出土的玉器，玉锛上面雕刻的就是兽面纹，这个纹样就是商代青铜器上饕餮纹的前身。还有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有一件体量巨大的玉琮，上面刻画的图案是一些神徽图像，美术史学者认为这些图像可能是多个氏族图腾符号的组合演变。因为当时玉器作为礼器的功能需求，玉器图案发展成为一类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与陶器图案一起都是新石器时代图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后来的图案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萌芽和民族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
《现代汉语词典》对传统的定义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定义有：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水平。故此，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理解为：中国世代相传的中华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
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研究民族文化就绕不开社会发展学。社会的形成是文化形成的基础，社会与文明、文化的形成是相互影响并行发展的，不得不说中国社会的发生、形成、发展确实是有别于世界其他古老国家。前文说到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玉器既已成为“大多数人”竞相追逐的对象，上升为身份的象征性符号。那么这个“大多数人”就是当时的社会组织，而“象征性符号”即是在当时社会组织中产生的共同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基于社会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指导了社会的进步，而这个影响和指导的具体表现则是它直接决定了人类的行为活动，这个行为活动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对物质的私有占有欲，私人城堡及大型陵墓的修建，以及制作大量象征身份地位的工艺制品，所以玉器在中华文化波澜壮阔地形成过程中脱颖而出，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得以发展为独立的玉文化，最后成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符号。意识形态必须基于一定经济基础才会产生，而中国是最早产生农业经济的古老国家之一，由此可见中国农业经济的古老特质注定了中国文明的古老起源。
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层结构始终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原始先民最早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小家庭单元，进入农业经济时代，开始出现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聚落”，也是早期的村落，这样的聚落是当时社会系统最基本的单元，之后中国社会渐趋复杂的社会系统都是以此为基点的复合模式。而纵观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可以得见农业产权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处于多方制约的状态，几乎没有完全独立的私有制時期。因此“集体所有”的观念先入为主且根深蒂固，这种观念对民族思想的形成潜移默化且影响深远。思想、意识形态是文明产生的前提，又是文化形成的基础。通过考古发现，我国原始社会的结构是由小家庭、家族、氏族三个不同级别的群体组成的，但这三种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群体关系，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人独有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的思想基因。例如新石器时代既已出现的宗庙、祭坛、积石冢，以及后来封建社会的太庙，祠堂，家族的族谱、家规礼制等都是家族观念思想的衍生物。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这个基因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不断发展壮大，是诸多中国传统思想精神及文化的基础，也属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名门望族”，“门当户对”，“家和万事兴”等思想意识都植根于原始时期这个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基础。
随着人口、农业经济的发展，部族越来越多，不同部族之间的势力差别及其他外力作用（比如自然灾害或战争）使得各个部族从各自林立到逐渐合并，社会形态也从平等性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内聚式聚落，发展成为合并后初步阶级分化出现后的中心聚落，最后再到都邑国家文明的出现。周谷城先生1939年在所著《中国通史》中提出以“部族联合”的假说作为连贯上古历史的线索。他说：“历史愈往后移，诸部族逐渐合并，部族之数一定减少，部族之体一定逐渐扩大。这只要看黄帝及夏禹时之万国，商汤时之三千国，周武时之八百国，便可断定。”王震中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将群体组织的发展演绎为三级渐进的模式，即从平等、内聚式聚落形态，发展为初步发展与分化了的原始宗邑与村邑相结合的中心聚落，再转而变为都邑聚落，最后达到都邑国家文明的出现，并强调宗邑聚落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亦即氏族—宗族组织的演变和发展，是最具中国历史特点的关键。他所确定的时间顺序大致为：距今6000年前为第一阶段;距今6000—5000年前这一段为中心聚落形成和发展时期，其中以甘肃秦安大地湾乙址为最典型;距今5000—4000年前为都邑聚落和都邑国家出现时期，以山西襄汾陶寺、山东泗水尹家城、浙江余杭反山等遗址为代表。
恩格斯对于国家产生的第一条标准就是“地域划分代替血缘纽带”，但是在中国并非如此，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更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中国历史在进入文明之初，步入封建社会之后其血缘纽带并没有冲破，虽然国家的产生使得群体间不完全是部族聚落的血缘关系，但是血缘纽带仍然是国家结构的最基础单元，国家不同阶层的人群仍以血缘家族为核心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等活动，血缘纽带仍然是串联每个人和每个阶层的基础，可以影响控制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和民族思想精神及文化的形成。“炎黄子孙”，“血浓于水”，“血脉相连”等主流思想意识正是血缘关系的思想基因上升到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层面的体现。而以血缘关系为单元组成的集体性社会结构很容易产生个人崇拜心理，正如孟子所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正是中国古代政权更迭的特点，也正是中国人具有崇拜“圣人”、“救世主”等这类人物的思想特点的体现。而前文所说新石器时代大量玉璧、玉琮等礼玉是祭司专用的物品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祭司是当时拥有权利的人，也可以理解为当时社会的“圣人”，非凡人的社会角色。在这样的人物角色身上，个人崇拜与象征性符号融为一体，象征着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和特权，例如那件人兽面纹的反山玉琮被专家普遍认为是当时巫政结合的特权象征。而玉琮也被专家认为是当时的巫者沟通天地的法器，从人类学报告看，巫者与首领是可以合二为一的。 六.史前文明的萌芽与符号形成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对于欧洲文明起源问题的观点是：文明的产生等于阶级社会的产生，等于国家的产生;社会阶级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前提条件，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是文明产生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传来中国后，也有一些学者将此理论套用在了中国古代史史研究中，但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是否是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呢？从美术史学科来看，新石器时代末期已出现坛、庙、冢等礼制性建筑物、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堡、祭祀天地的礼玉、规格悬殊的墓穴、初期的陶文，这些美术史学科的发现，都说明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已经开始了文明的萌芽，或者说是原始社会开始向文明社会过渡，但此时的中国尚未有国家的形成。英国丹尼尔在其著作《最初的文明》中指出：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这三项要素是判定是否属于文明社会的根据，并且说一个社会只要具备其中两项也可判定其属于文明社会。据此看来丹尼尔的理论比较符合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客观现实。前文中说由于玉器材质的特殊性，在新石器时代玉器既已成为象征性的精神符号，注定在之后的几千年历史文明进程中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玉文化”。《周礼》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而《周礼》中记载的这六种礼玉在新石器时代均有雏形，并且是已脱离实用性工具的象征性礼玉，仅限于礼仪中使用，并起到标志所有者身份的作用，成为一种符号而存在。这也说明了中国文明的产生早于国家形成之前。
前文所说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是由平等性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内聚式聚落，发展成为合并后初步阶级分化出现后的中心聚落，最后再是都邑国家文明的出现大概三大阶段。比较有意思的是美术史上有一件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陪葬器“鹳鱼石斧彩陶缸”，比较直观地反映出原始社会的发展。“鹳鱼石斧彩陶缸”，河南临汝阎村出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红陶。上面绘制的图案简洁且具有符号化特点，鹳嘴里叼着鱼的图像被考古学专家解释为是鹳氏族兼并鱼氏族战争的纪念，而画面右侧的石斧造型显然是极度抽象化符号化的图形，简直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石斧图形上面还有一些抽象符号，很像是一个徽记，这个“石斧标志”很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权利的象征符号。由此可见，新石器时代氏族之间已经开始有战争，而战争直接导致了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族的扩充，不同血族的兼并使得社会组织越来越复杂，战争也促生了氏族首领，逐渐产生阶级分化及贫富分化。而令人畅想的是，早在原始社会，人类记录重大事件的方式就是美术创作，不论是女神庙遗址的壁画，还是鹳鱼石斧彩陶缸上的绘画，可见文明的产生与艺术创作密切相关。艺术创作属于精神生产，人类自开始有了精神需求便意味着文明开始萌芽。而精神生产建立于物质基础之上，物质基础的稳定促生精神需求，精神生产反过来帮助物质拥有者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精神生产最乐忠于为物质拥有者制造符号，这时的物质拥有者等同于权利拥有者。这是私有制出现后不同阶级为占有更多利益而给各自阶级制造的特权标志，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组织的越来越复杂，这些象征权力的符号既服务于权力拥有者，也服务于权力争夺者，人类自己发明创造的各种权利符号已演变为桎梏人类自身的权利世界。
七.人类心理学因素与符号形成的关系
前文从美术史学、社會发展学等学科角度对玉器、陶器、图案这些艺术创作成果能够成为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象征性符号进行过粗浅的分析，但是如果从人类心理学角度去看则更容易理解一些，从心理学角度看，这都属于人类集体记忆的体现，植根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集体性记忆”。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1925年首次完整地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个名词，又名群体记忆、集体回忆，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概念，以跟个人记忆区分开。集体回忆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一个‘记忆的场所’是任何重要的东西，不论它是物质或非物质的，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代的洗礼而变成一个群体的记忆遗产中标志性的元素。
这些思想意识从起源到发展成为固定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不是以实际的文献资料或礼制规范的形式传承发展的，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传承，积淀在中华民族的基因里面。集体无意识是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1875-1961）的分析心理学用语。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在1922年《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提出。荣格认为人的无意识有个体的和非个体（或超个体）的两个层面。前者只到达婴儿最早记忆的程度，是由冲动、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经验组成的无意识;后者则包括婴儿实际开始以前的全部时间，即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它的内容能在一切人的心中找到，带有普遍性，故称“集体无意识”。而集体无意识对于艺术创造活动的影响是具大的。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着的原始意象是艺术创作源泉。一个象征性的作品，其根源只能在“集体无意识”领域中找到，它使人们看到或听到人类原始意识的原始意象或遥远回声，并形成顿悟产生美感。”貌似心理学角度的解释与考古学、史学的论证相比虚无缥缈，但是艺术创作活动本来就属于精神生产，是思想精神物化的成果，也是文明从萌芽到成长的见证。艺术创作活动与思想精神活动是同时产生的，艺术创作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有思想就有艺术创作的欲望，也因此美术史是中华文明、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创作见证了文明的起源，甚至是开启了文明的起源。而文明的成熟离不开艺术创作的服务，中国古代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每一个时期都需要艺术创作来创造与意识形态相匹配的象征性符号。中国历史的史前状态尚未有文字记载，所以考古学者或者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们对于史前人类社会的真实状态的判定有诸多不同的观点。史前文字史料的有限也使得考古发现的器物、遗址等实物史料尤为重要，而从这些考古发现的史料中，最直观的就是可以看到我国先民的艺术创作活动，这也为美术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艺术创作属于意识形态的体现，通过这些考古发现的器物可以研究史前先民的思想精神，追溯文明的起源，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以及民族文化与思想精神的关系等。这些研究领域不只是考古学或者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而是需要综合人类学、民族学、美术史等多学科知识成果。就像李学勤先生所说：“客观世界本来是个整体，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产生的知识也是一个整体，并非七零八碎的片段。只是由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不同，认识对象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划分出种种学科来。” 伴随着文明的出现，必然会有阶层的分化和权利的产生，而战争是促使阶级分化，产生权威人物和权利最直接有力的推动力。前文论述了中国原始先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形态很容易产生个人崇拜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定势，而从人类学角度去分析，更能解释清楚这种思想与心理产生的原因。“卡里斯玛型统治”，是马克思.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所归纳的历史上三种统治类型中的一种。“卡里斯玛型人物”指的是受人崇拜的具有超越凡人的“圣人”。但是卡里斯玛型人物的出现不是个人行为，首先是宗族、部落间的阶级分层，再从各个宗族部落中脱颖而出的受人尊重的人物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社会时期的卡里斯玛型人物并不具备强制性权利，相反是一类需要为集体利益牺牲自我的人物类型，也正是因为这一特质才会备受尊重甚至是崇拜，从而成为拥有权利的人物，政治人类学形容这种早期统治与被统治的阶层关系为平等互利的关系。王家范认为：“从人类学提供的案例来看，早期的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并没有具强制性的“权力”。他们看重的是声望和荣誉，人们也是出于这种原因才尊重他们。政治人类学称这种行为是属于一种特殊的“交换互惠系统”。为此他在许多场合必须“身先士卒”，否则就可能失去其地位。”这样的政治关系渗透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历程中，深刻影响了中国诸多思想精神的形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宋/范仲淹）;“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宋/陆游），等等，无一不是受这种原始社会时期的阶层关系系统影响而形成的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意识随着社会结构的渐趋复杂化，又逐渐衍生出许多其他主流思想的分支，我国传统思想精神中对于君子的定义及道德规范要求就是其中一支分流出来的主流思想。其他还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以成仁”、“君轻民重”、“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等，包括现在所讲的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要求的“仁、义、礼、智、信”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精神和传统美德，追根溯源都与早期社会形成过程中的权利标准相关。
八.中国封建社会阶层结构对民族思想精神形成的影响
原始社会时期的卡里斯玛型统治人物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逐渐从获取权力转变为获取利益，权利转为获取利益的手段，自此开始了为可以长期获取利益而设立的“权利制度化”。权利不再是众人推举的卡里斯玛型人物，家族世袭制的权利所属制度取而代之。制度建设方面体现的最为直观明确，早期的卡里斯玛型统治者具有一定的神权象征，而进入封建社会后，逐渐出现了对君权的规范要求。这是文明的一大进步，属于意识形态的创制，思想史上的一大发明。这一大创举始建于西周，西周正是鉴于殷商灭亡的弊端而创建了对于君权的规范要求，实则为加强君权，削弱神权。殷商的统治依赖于神权、天命的统治观念，借鉴于此西周才创造了“德”的概念，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转.僖公五年》引《周书》），这一创举史无前例且影响深远，为后来儒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王家范认为：“务实的周人从殷周鼎革的重大事变中很快就体验出了“天命靡常”的“历史哲理”来，故曰：“皇天無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词语不一定是原状，但表达的意思是可信的，类似的多见于《诗经》，如“上帝耆之……乃眷西顾”“神之听之，终且和平”）。关于“德”的内容，论者已多，具体的已不可得而详，但无论如何不能说这是完全抛弃了神权观念。“德”只是对“天命”的补充、修正，且与宗法礼仪相表里，开始了对“君权”进行规范性要求的探索，并为后来儒学所发展。”
也正因此孔子才会尊崇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俏》）中华民族的文明从萌芽到成熟的关键奠基时期就是在西周时期，因为西周时期创造了宗法制度及与其相配套的一系列规则礼仪，还有就是上文提及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德”的规范礼仪要求来加强君权里君王在人们思想里的重要性，再结合以前的神权观念，使君王的身份在人们思想意识层面逐渐与神合二为一，也就是神化了君权，然同时也神化了德的概念，这也是后来视大德高德之人为圣人的思想源头，这是后话。《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先君周公制礼乐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由此可见周人不仅将德与君权联系在一起，还与民联系在一起，弘扬“敬德保民”、“明德配天”等思想道德标准对贵族和平民施以教育，以此来巩固君权。
西周提出的“德”的概念与民族思想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连，《史记 高祖本纪第八》末尾的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大概归纳一下，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大概经历了忠、敬、文、酷刑几个阶段，还有秦大一统之前礼崩乐坏的阶段。忠就是早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社会时期的统治思想，依靠的是人性人心，其弊端就是缺乏阶级性强制性，被统治阶级很容易抵抗推翻。于是由忠转为敬，敬就是加强了统治阶级的神权色彩，使被统治阶级对君权抱有敬畏心，而敬的弊端是过分放大虚无缥缈的神权，最终削弱了人权的概念，也不利于统治阶级的权利行使。所以到了周人，出现了上文提及的“德”的意识形态，太史公称为“文”，实则以崇尚道德及道德规范来束缚人们的思想行为，这很明显是融合了夏、商的“忠”与“敬”，其实是人权与神权的结合，相比之前确实有利于统治阶级巩固君权，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就是文明的进步。而周朝的文其实是法的前身，只不过尚不具有强制性，可以称之为“律”，更多地起到标准、规则、规范、榜样等作用，后礼崩乐坏，无人崇尚周礼，无人尊德尚德，遂有孔子四处讲学致力恢复周礼以德治国的阶段。因礼仪规范无法再统治秩序，故发展到秦朝，将“文”发展成为了“法”，正式出现了律法且极为严苛，甚至是酷刑法，以此来统治社会，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以至人们苦于严苛的秦律哀嚎一片，这才有了太史公所曰“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葬长陵。”故此到了汉朝，中国古代文明逐渐形成确定，传统民族思想趋于稳定，到汉武帝时期，随着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杂糅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多种思想的具有极大兼容性的儒家思想开始推行，集神权与王权于一体，极大维护了古代封建社会统治秩序，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思想、主流思想。 西周时期不仅是中华文明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华夏”概念、“中国”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足可见西周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早在商周时期，人类思想意识里既已形成了“四方”的概念，既有四方的概念，也就有了“中”的概念，以自我为中心的概念，不论这个四方的边缘到哪里，中心都在商周的统治中心那里。何以到了商周时期能够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概念？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流动性大、融合性强的部族的产生。商和周都属于这种特性的部族，商周都有过多次迁徙，多民族融合的过程。这样的部族游走的地域广阔，知道除了自己出生的一方天地之外还有四方广阔天地。二、部族区域内农业经济稳定发达，有产生共同文化心理的物质经济基础。稳定发达的农业经济会使得某一区域内具备相同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由此产生统一的思想精神，文化基础，是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四方概念的必要条件。有了“中”的概念，便不再拘泥于四方的范围，不论边界到哪里，中心都在统治者那里，这也是中央集权的早期思想基础。因此到了西周会出现“德”的意识形态，即西周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亲亲尊尊”，“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相爱护团结，“尊尊”不仅要求在家庭内部执行，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都要讲尊卑关系，讲秩序和等级。目的是维护西周的宗法制。有了中心的概念，之后便是对中心位置的争夺，到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各自为王各国混战，都想问鼎中原，争夺中心地位。直至秦国大一统之后，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世袭制改成了任命制，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制统治模式。秦朝开始，血缘政治逐渐开始退出政治核心，贵族、世族的封建制度开始走向皇帝专制制度，并且为之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模版，这是后话。
要说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皇帝专制制度，皇权其实并非绝对专制，除了前文论述的各种因素外，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度是分解绝对专制的重要因素。上文说自秦朝开始，贵族血缘政治开始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皇帝专制统治，直至科举制度的出现，对贵族世族力量的血缘政治才是致命一击。因为科举制度打破了贵族血缘力量下的政治系统，公平选拔人才，吸收了不同社会层面及大量中下层社会出身的人士加入权利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非常进步，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与科举制度相应产生的即是文官制度，如果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皇权并非绝对专制，那么与其长时期抗衡的即是科举考试选拔出的文官、士大夫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因此在这类群体的思想精神体系中才会产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基础，天生认为监督国家政治是自己的责任。作为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属于精英社会群体。也就是这个群体，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历史中起到了抗衡王权的作用，是中国政治体制、传统文化、民族思想精神等各方面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创造者、传承者。这个人群其实很像西方的“内阁会议”。本书后面要讲的文人画即是这个群体的艺术创作种类，在这里先埋下一笔。由于文官这个群体的抗衡，中国古代皇权的非绝对专制无疑是文明的体现，也是中华文明思想精神和民族精神文化形成的重要基因。科举制度打破了贵族世袭的专属，给了平民阶层上升的通道，科举成功的人即可成为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这是一个阶梯状社会结构，阶层分明，分工明确，还给想要跨越自身出身阶层的有志之士留出了上升空间，虽然艰难却也实际存在，这样的社会结构比较容易维持稳固，我想这大概也是封建专制社会能够延绵两千年稳定不变的原因之一。当然在两千年历史中，各朝各代抗衡程度不同，制衡力度越大的朝代似乎越文明，陈寅恪先生言：“华夏民族之文化，歷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的文明造极与宋朝的政治开明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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