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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澜起伏的中国近代历史上，林则徐与邓廷桢二人之间的友谊是有目共睹的。道光年间，他们曾共同在广东组织禁烟抗英运动，随后又一同因此被罪发伊犁。林、邓二人，同在伊犁谪戍的时间约是“大半年”，即从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九抵戍日起，至邓廷桢奉旨离开伊犁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闰七月十七日为止。下文中，笔者将主要通过林、邓二人的诗文对和，来回望他们在新疆患难与共的流放生活。
邓廷桢代为林则徐寻觅寓所
尽管林则徐与邓廷桢二人同为禁烟抗英革职流放伊犁，但由于林则徐曾在中途被改命治理黄河水患，因此，邓廷桢是于道光二十二年夏，先于林则徐抵达其戍所伊犁惠远城的。
在此期间，林、邓二人常有书信往来。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七，林则徐即将出关时，他曾“夜作蠕筠（邓廷桢，号蠕翁）前辈书，由富制军处寄去”（林则徐：《壬寅日记》）。在《将出玉关，得蠕筠前辈自伊犁来书，赋此却寄》中，林则徐充满深情地表达了对未来遣戍伊犁时与邓廷桢做伴生活的期待，“与公踪迹靳从骖，绝塞仍期促膝谈”（周轩、刘长明编注：《林则徐新疆诗文》，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34页）。十月十三日，当他行至近乌鲁木齐巩宁城时，收到邓廷桢来自伊犁的回书，知晓其已经为自己“觅定寓所矣”。此寓所之地点，即在南街鼓楼前东边第二条巷，亦名宽巷，屋主为伊舒亭。十一月初八，林则徐行至绥定城，“邓蠕筠前辈遣丁驾其坐车来迎”，林公则随即坐其车入城答拜众员。
林则徐与邓廷桢在戍交往密切
抵戍后，林、邓二人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
在日常里，如林则徐“闻懈翁有感冒”，便随即往之探望。并且，随着邓氏病情的反复，林则徐多次前去，按《癸卯日记》所记，即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第一次前往探视后，二十九日闻病情加重，甚至一天两次前往。直到六月五日，见“其疾已大瘥矣”，方心安。林则徐还在闰七月于暂居西安的郑夫人家信中写道：“此翁今夏大病，几于不起，我日日视之，其本底极结实，是以尚支得住。”（林则徐：《癸卯日记》）显而易见，当时林则徐与邓廷桢在伊犁共为谪戊期间，待彼此似亲人。在《壬寅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八，复见林则徐有记，“蠏翁昨有一诗赠枢儿，末云：‘不碍士龙多笔疾，老夫甘作晋司空。’盖因好笑而调之也。今日命枢儿和之，余亦和一首”。亦可见，林则徐与邓廷桢的友谊并未仅仅停留在此两人之间，而是深入延续到各自子嗣之间。林则徐对此的欣喜之情是溢于言表的，他著诗以孔融与李膺相媲，以对两家关系良好发展寄予祝福，“苟陈敢拟星辰聚，孔李相期水乳融。但得新宫铭共草，谪居何事枉书空”（周轩、刘长明编注：《林则徐新疆诗文·懈筠以诗赠枢儿》，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4页）。笔者窃以为，所谓的“世家交好”，大抵指的就是类似林、邓这样的关系了吧。
在节庆里，两家人或集众好友一起备办，此皆有文字为记。如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灶王节，是夜，林则徐于寓中祭灶，和懈翁祭灶诗七古一首，即《和蠏翁祀灶原韵》；岁末除夕佳节中，作《伊江除夕书怀》，诗中作者因“三年漂泊居无定”，念及时光荏苒，自己转眼已近花甲之年，感慨“百岁光阴去已多”的同时，坦然表达了自己遣戌异域，希望早日释回的殷切希望。
在公务上，林、邓二人曾共同协助时任新疆最高军政长官的伊犁将军布彦泰“商拟稿件”，促成了伊犁镇总兵的复置。如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林则徐晨起后，布将军来邀早饭，赴之知晓，时军署接到兰州来文，知前奏伊犁镇缺，不宜裁撤，拟改撤西安镇之议，已奉谕旨允准。复查陕西巡抚李星沅同年正月十八日日记：“得海帆制军书，以伊犁将军布彦泰复奏兵部，议裁伊犁镇总兵不便者五，请改裁西安镇移驻天津。……属为筹议咨后，以凭会奏，并查布将军原奏甚明妥，疑为蠕少（林则徐字少穆）两翁手笔。”
林则徐送邓廷桢先行东归
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当邓廷桢即将奉旨归释内地，林则徐特意致书郑夫人，嘱咐：
懈翁于闰七月十七日自伊犁起身，沿途不致耽搁，计至十月中旬，必可行到西安。此番同在伊犁大半年，比在广东又密得多，几乎无日不见，其次嗣子期（名尔颐）并其亲戚严吟仙（名煜），亦晨夕过从无间。到西安日，理应出城一接，不独见酬应之周，亦是亟询戍所情形之意也。
从这段家书中，我们可以得出很多信息：
其一，如按当时的马力，沿途一切顺利，没有耽搁的话，邓廷桢将会花费约三个月的时间，从伊犁行抵西安。
其二，林、邓二人，同在伊犁遣戌的时间约“大半年”，即从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抵戊日起，至邓廷桢奉旨离开伊犁的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十七日为止。
其三，从前林、邓二人因在广东禁烟抗英，在公务上合作颇多，见面亦颇繁。而此番谪戍伊犁，二人包括各自子嗣间的接触与交往，“比在广东又密得多”，已经达到“几乎无日不见”的亲密程度了。当然，造成二人密切交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边疆地区，日常生活本就较内地单乏，没有过多的消遣娱乐活动，也没有更多的朋友可以交往；他们原在广东任职期间，就相交甚好，互相支持，有较为一致的志向目标，此番罢黜远戍，惺惺相惜，互诉患难的感情更甚强烈。
其四，伴随邓廷桢遣戍的随行人员，应该至少包含有：邓廷桢之子邓子期、邓家亲戚严吟仙。并且此二人亦与林则徐有较为频繁的交往，否则林则徐不会在家书中称，与他们“亦晨夕过从无间”，嘱其妻在邓氏一行“到西安日，理应出城一接”。一则可以尽“酬应之周”；二则亦可细询戍所的各项情形与细节，毕竟他们如此交好，是最为了解林则徐在戍日常生活点滴的人了。
而由此家书中的几点叮嘱，笔者以为：为公，林则徐是中华民族抗英禁烟的民族英雄；而为私，亦可从字句中体会到他为人夫、为人父的体贴与细心之处。
下面是林则徐为送别邓廷桢释归所作的七言《送蠏筠赐环东归》诗其一：
送懈筠赐环东归
得脱穹庐似脱围，一鞭先著喜公归。
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
漫道识途仍骥伏，都从遵渚羡鸿飞。
天山古雪成秋水，替浣劳臣短后衣。
林则徐首句即以“一鞭先著喜公归”恭贺邓氏得旨东归，将结束流放生活比喻为“脱围”，有道是“得脱穹庐似脱围”。同时，正面提到了他们被发遣新疆的罪由是站不住脚的，所谓“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而自己身为迁客，今天再送客东归，心中即是有千言万语之感慨，也只能“无言”以对，但幸好他们彼此又相信凭着多年共事与患难的相知，必然能明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百味心情。
笔者以为，在林则徐遣戍新疆的诸多诗文中，也只有在与邓廷桢的诗文唱和中，他才会非常诚恳而坦然地面对内心深处，表达自己对身为迁客的无奈与悲伤。也许，当时在伊犁谪居的废员中很少有人能像林、邓二人这番彼此有诸多诗文唱和的原因，可能在于二人志趣相投、政见相合、身份背景相仿，此前有过愉悦共事的经历。当然，也只有他们先前那般深厚的情感铺垫，才能在戍有与对方I司尝“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殇情吧。
至此，邓廷桢赐环东归，独余林则徐谪居伊犁。关内关外万里之隔，却并没有中断两位患难友人的诗文往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春，林则徐收到至甘肃布政使懈翁所作《寄怀少穆》，遂作诗《又和见怀原韵》以和之。十二月初五，邓廷桢任上恰逢七十大寿，遣戍中的林则徐依旧未忘寄诗《寿蠏翁七十》以贺之。如此云云，至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九月间，得旨“著饬令回京，加恩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为止。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邓廷桢代为林则徐寻觅寓所
尽管林则徐与邓廷桢二人同为禁烟抗英革职流放伊犁，但由于林则徐曾在中途被改命治理黄河水患，因此，邓廷桢是于道光二十二年夏，先于林则徐抵达其戍所伊犁惠远城的。
在此期间，林、邓二人常有书信往来。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七，林则徐即将出关时，他曾“夜作蠕筠（邓廷桢，号蠕翁）前辈书，由富制军处寄去”（林则徐：《壬寅日记》）。在《将出玉关，得蠕筠前辈自伊犁来书，赋此却寄》中，林则徐充满深情地表达了对未来遣戍伊犁时与邓廷桢做伴生活的期待，“与公踪迹靳从骖，绝塞仍期促膝谈”（周轩、刘长明编注：《林则徐新疆诗文》，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34页）。十月十三日，当他行至近乌鲁木齐巩宁城时，收到邓廷桢来自伊犁的回书，知晓其已经为自己“觅定寓所矣”。此寓所之地点，即在南街鼓楼前东边第二条巷，亦名宽巷，屋主为伊舒亭。十一月初八，林则徐行至绥定城，“邓蠕筠前辈遣丁驾其坐车来迎”，林公则随即坐其车入城答拜众员。
林则徐与邓廷桢在戍交往密切
抵戍后，林、邓二人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
在日常里，如林则徐“闻懈翁有感冒”，便随即往之探望。并且，随着邓氏病情的反复，林则徐多次前去，按《癸卯日记》所记，即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第一次前往探视后，二十九日闻病情加重，甚至一天两次前往。直到六月五日，见“其疾已大瘥矣”，方心安。林则徐还在闰七月于暂居西安的郑夫人家信中写道：“此翁今夏大病，几于不起，我日日视之，其本底极结实，是以尚支得住。”（林则徐：《癸卯日记》）显而易见，当时林则徐与邓廷桢在伊犁共为谪戊期间，待彼此似亲人。在《壬寅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八，复见林则徐有记，“蠏翁昨有一诗赠枢儿，末云：‘不碍士龙多笔疾，老夫甘作晋司空。’盖因好笑而调之也。今日命枢儿和之，余亦和一首”。亦可见，林则徐与邓廷桢的友谊并未仅仅停留在此两人之间，而是深入延续到各自子嗣之间。林则徐对此的欣喜之情是溢于言表的，他著诗以孔融与李膺相媲，以对两家关系良好发展寄予祝福，“苟陈敢拟星辰聚，孔李相期水乳融。但得新宫铭共草，谪居何事枉书空”（周轩、刘长明编注：《林则徐新疆诗文·懈筠以诗赠枢儿》，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4页）。笔者窃以为，所谓的“世家交好”，大抵指的就是类似林、邓这样的关系了吧。
在节庆里，两家人或集众好友一起备办，此皆有文字为记。如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灶王节，是夜，林则徐于寓中祭灶，和懈翁祭灶诗七古一首，即《和蠏翁祀灶原韵》；岁末除夕佳节中，作《伊江除夕书怀》，诗中作者因“三年漂泊居无定”，念及时光荏苒，自己转眼已近花甲之年，感慨“百岁光阴去已多”的同时，坦然表达了自己遣戌异域，希望早日释回的殷切希望。
在公务上，林、邓二人曾共同协助时任新疆最高军政长官的伊犁将军布彦泰“商拟稿件”，促成了伊犁镇总兵的复置。如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林则徐晨起后，布将军来邀早饭，赴之知晓，时军署接到兰州来文，知前奏伊犁镇缺，不宜裁撤，拟改撤西安镇之议，已奉谕旨允准。复查陕西巡抚李星沅同年正月十八日日记：“得海帆制军书，以伊犁将军布彦泰复奏兵部，议裁伊犁镇总兵不便者五，请改裁西安镇移驻天津。……属为筹议咨后，以凭会奏，并查布将军原奏甚明妥，疑为蠕少（林则徐字少穆）两翁手笔。”
林则徐送邓廷桢先行东归
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当邓廷桢即将奉旨归释内地，林则徐特意致书郑夫人，嘱咐：
懈翁于闰七月十七日自伊犁起身，沿途不致耽搁，计至十月中旬，必可行到西安。此番同在伊犁大半年，比在广东又密得多，几乎无日不见，其次嗣子期（名尔颐）并其亲戚严吟仙（名煜），亦晨夕过从无间。到西安日，理应出城一接，不独见酬应之周，亦是亟询戍所情形之意也。
从这段家书中，我们可以得出很多信息：
其一，如按当时的马力，沿途一切顺利，没有耽搁的话，邓廷桢将会花费约三个月的时间，从伊犁行抵西安。
其二，林、邓二人，同在伊犁遣戌的时间约“大半年”，即从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抵戊日起，至邓廷桢奉旨离开伊犁的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十七日为止。
其三，从前林、邓二人因在广东禁烟抗英，在公务上合作颇多，见面亦颇繁。而此番谪戍伊犁，二人包括各自子嗣间的接触与交往，“比在广东又密得多”，已经达到“几乎无日不见”的亲密程度了。当然，造成二人密切交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边疆地区，日常生活本就较内地单乏，没有过多的消遣娱乐活动，也没有更多的朋友可以交往；他们原在广东任职期间，就相交甚好，互相支持，有较为一致的志向目标，此番罢黜远戍，惺惺相惜，互诉患难的感情更甚强烈。
其四，伴随邓廷桢遣戍的随行人员，应该至少包含有：邓廷桢之子邓子期、邓家亲戚严吟仙。并且此二人亦与林则徐有较为频繁的交往，否则林则徐不会在家书中称，与他们“亦晨夕过从无间”，嘱其妻在邓氏一行“到西安日，理应出城一接”。一则可以尽“酬应之周”；二则亦可细询戍所的各项情形与细节，毕竟他们如此交好，是最为了解林则徐在戍日常生活点滴的人了。
而由此家书中的几点叮嘱，笔者以为：为公，林则徐是中华民族抗英禁烟的民族英雄；而为私，亦可从字句中体会到他为人夫、为人父的体贴与细心之处。
下面是林则徐为送别邓廷桢释归所作的七言《送蠏筠赐环东归》诗其一：
送懈筠赐环东归
得脱穹庐似脱围，一鞭先著喜公归。
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
漫道识途仍骥伏，都从遵渚羡鸿飞。
天山古雪成秋水，替浣劳臣短后衣。
林则徐首句即以“一鞭先著喜公归”恭贺邓氏得旨东归，将结束流放生活比喻为“脱围”，有道是“得脱穹庐似脱围”。同时，正面提到了他们被发遣新疆的罪由是站不住脚的，所谓“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而自己身为迁客，今天再送客东归，心中即是有千言万语之感慨，也只能“无言”以对，但幸好他们彼此又相信凭着多年共事与患难的相知，必然能明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百味心情。
笔者以为，在林则徐遣戍新疆的诸多诗文中，也只有在与邓廷桢的诗文唱和中，他才会非常诚恳而坦然地面对内心深处，表达自己对身为迁客的无奈与悲伤。也许，当时在伊犁谪居的废员中很少有人能像林、邓二人这番彼此有诸多诗文唱和的原因，可能在于二人志趣相投、政见相合、身份背景相仿，此前有过愉悦共事的经历。当然，也只有他们先前那般深厚的情感铺垫，才能在戍有与对方I司尝“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殇情吧。
至此，邓廷桢赐环东归，独余林则徐谪居伊犁。关内关外万里之隔，却并没有中断两位患难友人的诗文往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春，林则徐收到至甘肃布政使懈翁所作《寄怀少穆》，遂作诗《又和见怀原韵》以和之。十二月初五，邓廷桢任上恰逢七十大寿，遣戍中的林则徐依旧未忘寄诗《寿蠏翁七十》以贺之。如此云云，至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九月间，得旨“著饬令回京，加恩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为止。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