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一日，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第一届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会长杨鸿勋先生致辞时，提到了一八九六年英国学者弗莱彻主编的《比较建筑史》(Fletcher：A HistoryofAr－chitectureontheComparativemethod)－书中的“建筑之树”，并认为应向国际学术界纠正长达百年的误解。
　　什么是建筑之树呢？这要从头说起。一百多年前，在西方建筑学者的眼里，中国及日本建筑不过是早期文明的一个次要的分支而已。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人心目中，世界的中心和科技历史的“主流”在欧洲，自然视世界建筑的中心和历史的主流也是西方建筑。因此在西方人撰写的建筑史中，称西方建筑为“历史传统的”正宗，把东方建筑称为“非历史传统的”，这说明当时欧洲人对东方建筑科学文化艺术的无知。对于这种“无知”，从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梁思成到日本的伊东忠太等东方建筑史学者均有驳斥和纠正。其实无知并不可怕，科学本身便是从“无知”变“有知”的过程，问题的严重在于“无知的偏见”传播很广，甚至不少东方人(包括中国人)也毫不怀疑地接受这种“无知”的看法，成为中国民族建筑科学文化的虚无主义者。因此重提“建筑之树”也就有了极大的意义。
　　首先，我认为这棵“建筑之树”至今仍然有它的科学认识价值。它梳理了当时人们(主要是欧洲人)对世界建筑科学文化的认识程度与观念形态。大概由于中日等国建筑学者的异议，这幅“建筑之树”插图被《比较世界建筑史》的后继编者撤掉了。这虽有点遗憾，但好在我们仍可以在李允先生的《华夏意匠》一书中看到它，而且我赞赏李允先生对它客观、科学的描述和解读：
　　
　　在建筑学术和建筑历史的研究或者著述上大体上流行着这样一种分类方法：将世界建筑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称为西方建筑，以欧洲建筑作为中心，将埃及和西方古代的建筑作为历史的前期，现代建筑看做发展的结果。另一部分称为东方建筑，其中分为中国建筑、印度建筑和回教建筑。
　　
　　我之所以不赞成在建筑史著作中撤掉此图的作法，也不同意全部否定“建筑之树”的价值。是因为历史就是历史。一八九六年中国是个闭关自守，既不了解世界、也不面向世界的中国。历史地讲，弗莱彻等人能肯定中国建筑在建筑之树上有一定地位已属难能，不可能要求那时的西方建筑史家对中国建筑有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近版的《比较建筑史》虽然拿掉了这幅图，但现在的欧洲或西方人对于中国建筑的看法有多大改进，仍然很值得思考。从这本《比较建筑史》中和许多西方建筑学的评论中仍可以看到，轻视和低估中国古建筑的观念和行为并不少见。这甚至影响了中国许多年轻的建筑工作者。他们对于古代言必称希腊、罗马，对于现代言必称欧洲、美国，热衷于照抄照搬西方建筑理论、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使我们的城市与建筑不仅丧失特色，出现“特色危机”，而且失去了优秀的传统，为舶来的“二流货”“三流货”甚至让不入流的货色所充斥我们的建筑界。
　　吴良镛院士在这次香山建筑史学会上，分析了造成忽视中国建筑优秀传统的三个障碍，认为：一是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作品的丰富性和它们卓越的艺术成就还缺乏了解；二是对其中深蕴的文化内涵还缺乏深入的探究；三是对西方的研究也不够系统，不能与中国研究结合起来。他举出，中国明末计成的《园冶》作为一本设计理论巨著，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阿尔伯蒂(Alberti)的《建筑十论》媲美；一九三二年梁思成、林徽因提出的“建筑意”(architectursque)问题，比诺伯舒尔兹(Norherg－Schulz)提出“场所精神”(Semus loci)要早几十年等历史事实，呼吁人们重视自己的优秀传统。
　　“建筑之树”的另一价值在于，它明确表达了建筑之树要想顺利成长和结出丰硕的果实，必须深深植根于“地理、地质、天气、宗教、社会、历史”的土壤之中。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到说明建筑之树的果实时，这幅图的绘制者又回到把建筑只当作“艺术”对待，仍然用美术风格史的简单化、标签化的方法研究对待建筑，只强调建筑形式的风格特征，从而表现了编著者的历史局限性。他们在这一点上，不仅仅是对中国、日本如此，对于自己的成果也是如此。在这里，地理、地质、气候、宗教、社会、历史等这些人文、科学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全看不清楚了，似乎是建筑师作为艺术家决定着建筑发展的方向，这是极大的误导。因此可以说在这本出版百年、增补修订了二十余版的建筑史中，需要重新认识的绝不仅仅是这幅“建筑之树”的图解。
　　从《比较建筑史》对待中国建筑的描述来说，在一九八九年的第十九版里，收入一九四九年以后建造的中国当代建筑四十三座，并列举了这些建筑的设计者：张、张家德、张开济、戴念慈、龚德顺、林乐义、葛如亮、梁思成、杨适宝、华揽洪、冯季忠、宋秀堂、黄玉林、哈雄文、魏敦山、莫伯沉。其中最年轻的是上海游泳馆设计人魏敦山。四十三座建筑中有北京二十五座，上海、广州各四座。这标志着我国当代建筑科学文化正在走向世界，也表明弗莱彻的后续编者力求更全面准确地反映世界名国的建筑成就。这也说明只要我们创出新水平、新成果，迟早是会被世界上有识之士认识并承认的。
　　重提“建筑之树”，还使我想起一九九六年中国建筑界发生的三件令人深思的事。一是，召开全国高等院校科技工作会议时，主管部门不通知建设口，原因是建筑业没有什么高科技；二是费孝通先生回忆一九四七年梁思成曾请他为清华大学建筑系开社会学课，后来没开成，他为此感到“终身遗憾”，并强调应响应梁教授的召唤，因为他发现我国目前城镇建设中大量存在着社会学问题；三是钱学森先生提出建立建筑科学技术大部门的问题，他认为，应当把建筑科学提高到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并驾齐驱的层次来认识和对待。
　　需要正视的是，尽管近年来国际上对人居环境、城市化、持续发展等一系列建筑问题空前关注，而在我国，建筑业应有的支柱产业地位，建筑科学应达到的支柱学科地位至今远远尚未实现。以上所举的三件事很说明问题。因为，现实告诉我们，亟需响应梁思成教授的召唤，更加关注建筑社会学的内容，提高全社会的建筑科学、建筑文化水平；响应钱学森先生的倡导，努力建立现代建筑科学技术体系。总之，加强建筑学科建设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建设部曾由“八字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变为现在的“二字部”的现实，也说明我们没能搞清支柱产业、支柱学科的确切含义，至今还在争论不休：有的讲是房地产业，有的讲是建筑业(仅指建筑施工)……我认为，应当建立完整的大建筑业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概念，具体到房地产、建筑施工等细节，仅仅是区别哪一部分更活跃、更关键的问题，不存在是与不是支柱产业的问题。
　　八月二十一日“国际中国建筑史学会”的应运而生和“香山宣言”的问世，也许是一个好兆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