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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马扬鞭芳草地，闻鸡起舞杏花天。”丁酉鸡年，在新春的鞭炮声中除徐开启大幕。鸡，在十二生肖中排行第十，与我国农历纪年法“十二地支”中的“酉”相配，“酉鸡”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如果要算上“十二天干”来纪年的话，那2017年就是丁酉鸡年。
鸡是十二生肖中唯一的禽类，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吉祥符号、地位仅次于龙的凤凰的重要取材对象之一，据《尔雅》所载，凤凰是“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是集众多动物于一身的神鸟，象征吉祥和永生。
鸡与人的关系密切，日常生活中，从吃开始，鸡蛋、鸡肉、鸡汤，再到“隔屋听鸡鸣，启扉看曙色”，再到娱乐斗鸡，再到生活器具鸡首壶、鸡缸杯，再到谚语“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再到“鸡生蛋，蛋生鸡”的哲学问题……鸡在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中简直无处不在。
居有藩篱食有糠，羽毛从此莫伸张——养鸡
中国的“鸡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养鸡的历史，可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鸡就来到古人的生活当中。在陕西西安半坡、河北武安磁山、山东大汶口和云南元谋大墩子等遗址中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鸡骨。除直接反映养鸡的考古实物外，文献中也有很多关于古人养鸡的记载，甲骨文中也早已有“鸡”字，周朝的《诗经》中亦多处提到“鸡”，东周、战国时期还设有“鸡人官”专司祭祀，《左传》中还提到，公家每天要供给卿大夫两只鸡。老子在《道德经》中讲：“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孟子·尽心上》说：“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越绝书》卷二中说：东周时，越王勾践养鸡的地方被称为“鸡山”，吴王也在姑苏娄门外设有养鸡的场所。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很久以前就已经懂得养鸡了。
历史长河中遗落的实物也证明人类的养鸡活动。屈家岭文化是1954年在湖北京山屈家岭首先发现的一种古代原始文化，是长江流域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距今约5300余年至4200余年之间，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先民们种植水稻，也从事渔猎和采集活动，同时饲养了鸡、猪、狗等家畜。在这一文化遗存范围内，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其中就出土有许多陶鸡、陶鸟和陶狗等动物形象的陶制品（图一），且塑造得栩栩如生，非当时的人们极为熟悉不能为之。
秦汉以后，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养鸡数量大大提高，人们的养鸡经验也更加丰富。养鸡活动从“鸡栖于埘”、“暮栖于树”的放养法发展到了鸡笼圈养法，圈养限制鸡的运动，更能加快育肥。特别是在汉代，鸡和猪的饲养地区很广，主要以圈养为主，规模虽小，却是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就藏有东汉的陶鸡笼和晋代的青釉鸡笼，正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体现，东汉的陶鸡笼，鸡舍呈长方形，分上下两层，一只鸡从鸡舍中探出头，似正欲从鸡舍中钻出。晋代的青釉鸡笼呈卷棚式，胎色灰青，匀净明亮，是越窑早期产品，笼内有两只鸡卧伏在地，伸颈向外凝视，造型逼真，充满生活情趣（图二、图三）。
另据文献资料显示，养鸡活动在汉代遍及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甚至连皇帝也养鸡。汉灵帝曾专门建造“鸡鸣堂”，专门负责养鸡。据《西京杂记》记述，汉人元理为其友人陈广汉计算家产，其中有“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养鸡的数目有上万只。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竹简上写有“濯鸡”、“炙鸡”以及“鸡白羹”，记载了烹调鸡的各种做法。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中有“养鸡篇”，其中详细叙述了鸡的圈养技术，甚至提出了鸡舍要经常打扫，除去鸡屎，保持清洁，在“笼内著栈”供鸡栖息，不致受潮湿影响和鸡粪污染，避免鸡病传染等种种细节。
丹鸡翠羽张，妒敌复专场——斗鸡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鸡并非完全只是为了食用，竞赛娱乐也成为人们养鸡的目的之一。中国是世界上驯养斗鸡的古老国家之一。因为公鸡的好斗本性，古人认为它具有辟邪的神力。汉代应劭著的《风俗通》中记道：“以雄鸡着门上，以和阴阳。”清初陈吴子在《花镜》中写道：“雄鸡能角胜，目能辟邪。”唐代的文学家韩愈曾用诗描写斗鸡的场面：“裂血失鸣声，啄殷甚饥馁，对起何急惊，随旋诚巧绐。”
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有东汉时期的宅院画像砖，其上呈现的内容是一户当地大族的庭院的景象（图四）。庭院四周皆是高墙，设施齐备，进入大门，左手边的院子里便有两鸡相斗，那伸长的脖子，飞动的尾羽，纵然画像砖历经岁月变得模糊斑驳，依旧可以看出两只斗鸡箭在弦上的神韵。
“鸡”与“吉”谐音，因此被人们认为是“祥禽”，《韩诗外传》中将鸡称为具有文、武、勇、仁、信五德的“德禽”，其中“敌在前敢斗者”说的就是其勇敢善斗的品德。斗鸡在汉代很流行，汉高祖刘邦父亲就很喜欢斗鸡，刘邦为孝敬父亲不仅在距离长安不远的地方建起了“新丰县”，而且招来家乡斗鸡之徒。汉代的长乐宫中还设有斗鸡台，是皇帝观赏斗鸡的场所。汉武帝时期经常举行斗鸡、蹴鞠比赛，被称为“鸡鞠之会”。到了唐代，唐玄宗也设有“鸡坊”，饲养了上千只斗鸡，专用于比赛。此外，斗鸡不仅中国有，国外也是有的。法兰西军事博物馆就藏有许多斗鸡造型的藏品，公鸡作为警觉、抗争和英勇的象征被塑造于各种物品上，如刀剑、旗帜、加农饱、军鼓、海报等等。
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鸡与器物
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有许多以鸡为造型制作的器物，成为中华文明中璀璨的一角，比如取鸡的形貌制成的祭祀时用的盛酒“礼器”——“鸡彝”，还有更广为人知的是鸡首壶、鸡缸杯等。
鸡首壶俗称“鸡头壶”，壶身一侧通常贴有鸡首状的流，创烧于三国末年，流行于魏晋南北朝，至东晋时，鸡首逐渐成为与壶腹相通，可以出水的流部，增添了实用性。至唐代初年，鸡首壶逐渐演变成了执壶。江苏镇江出土有一件东晋时期的黑釉鸡首壶（图五），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件盛酒器，壶的颈部纤细、腹部浑圆，肩的一側是立体的鸡首形壶嘴，另一侧是曲形把手，连接着口部与肩部。整体造型较为别致，鸡头仿佛是在引颈眺望，与把手遥相呼应，整个器物的外形曲线流畅，壶身通体黑釉，釉色均匀纯净，色泽乌黑又隐隐泛着亮光。
鸡缸杯，如今在收藏拍卖市场上可谓炙手可热，然而在500年前也不过只是诞生于明成化（1465-1487）年间的小酒杯，但其好口碑的确是在彼时已经落下了。明朝隆庆年间的郭子章《豫章陶志》就有“成窑鸡缸杯为酒器之最”之说。明代万历沈德符在《野获编》中称：“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清朱琰著的《陶说》中有：“成窑以五色为最，酒杯以鸡缸为最，神宗时，尚食御前，成杯一双值钱十万。”清代收藏家高江村在其《成窑鸡缸歌注》中有：“成窑酒杯，各式不一，皆描画精工，点色深浅，莹洁而质坚，鸡缸，上画牡丹、下画子母鸡，跃跃欲动。”
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尤其喜爱鸡缸杯，不仅命工匠烧造，还亲自题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乾隆粉彩拳石牡丹纹鸡缸杯（图六），不过此杯在烧造时还有创新，杯身进行了加长，更显俊秀，杯身上绘有两组图案，其中一侧描绘的童子戏鸡，童子抬腿扬手似乎正撒米喂鸡，充满童趣，另外一侧上方是御制诗一首，下方绘有母鸡回首唤小雏鸡的场景。
（责任编辑：耿坤）
鸡是十二生肖中唯一的禽类，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吉祥符号、地位仅次于龙的凤凰的重要取材对象之一，据《尔雅》所载，凤凰是“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是集众多动物于一身的神鸟，象征吉祥和永生。
鸡与人的关系密切，日常生活中，从吃开始，鸡蛋、鸡肉、鸡汤，再到“隔屋听鸡鸣，启扉看曙色”，再到娱乐斗鸡，再到生活器具鸡首壶、鸡缸杯，再到谚语“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再到“鸡生蛋，蛋生鸡”的哲学问题……鸡在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中简直无处不在。
居有藩篱食有糠，羽毛从此莫伸张——养鸡
中国的“鸡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养鸡的历史，可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鸡就来到古人的生活当中。在陕西西安半坡、河北武安磁山、山东大汶口和云南元谋大墩子等遗址中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鸡骨。除直接反映养鸡的考古实物外，文献中也有很多关于古人养鸡的记载，甲骨文中也早已有“鸡”字，周朝的《诗经》中亦多处提到“鸡”，东周、战国时期还设有“鸡人官”专司祭祀，《左传》中还提到，公家每天要供给卿大夫两只鸡。老子在《道德经》中讲：“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孟子·尽心上》说：“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越绝书》卷二中说：东周时，越王勾践养鸡的地方被称为“鸡山”，吴王也在姑苏娄门外设有养鸡的场所。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很久以前就已经懂得养鸡了。
历史长河中遗落的实物也证明人类的养鸡活动。屈家岭文化是1954年在湖北京山屈家岭首先发现的一种古代原始文化，是长江流域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距今约5300余年至4200余年之间，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先民们种植水稻，也从事渔猎和采集活动，同时饲养了鸡、猪、狗等家畜。在这一文化遗存范围内，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其中就出土有许多陶鸡、陶鸟和陶狗等动物形象的陶制品（图一），且塑造得栩栩如生，非当时的人们极为熟悉不能为之。
秦汉以后，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养鸡数量大大提高，人们的养鸡经验也更加丰富。养鸡活动从“鸡栖于埘”、“暮栖于树”的放养法发展到了鸡笼圈养法，圈养限制鸡的运动，更能加快育肥。特别是在汉代，鸡和猪的饲养地区很广，主要以圈养为主，规模虽小，却是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就藏有东汉的陶鸡笼和晋代的青釉鸡笼，正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体现，东汉的陶鸡笼，鸡舍呈长方形，分上下两层，一只鸡从鸡舍中探出头，似正欲从鸡舍中钻出。晋代的青釉鸡笼呈卷棚式，胎色灰青，匀净明亮，是越窑早期产品，笼内有两只鸡卧伏在地，伸颈向外凝视，造型逼真，充满生活情趣（图二、图三）。
另据文献资料显示，养鸡活动在汉代遍及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甚至连皇帝也养鸡。汉灵帝曾专门建造“鸡鸣堂”，专门负责养鸡。据《西京杂记》记述，汉人元理为其友人陈广汉计算家产，其中有“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养鸡的数目有上万只。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竹简上写有“濯鸡”、“炙鸡”以及“鸡白羹”，记载了烹调鸡的各种做法。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中有“养鸡篇”，其中详细叙述了鸡的圈养技术，甚至提出了鸡舍要经常打扫，除去鸡屎，保持清洁，在“笼内著栈”供鸡栖息，不致受潮湿影响和鸡粪污染，避免鸡病传染等种种细节。
丹鸡翠羽张，妒敌复专场——斗鸡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鸡并非完全只是为了食用，竞赛娱乐也成为人们养鸡的目的之一。中国是世界上驯养斗鸡的古老国家之一。因为公鸡的好斗本性，古人认为它具有辟邪的神力。汉代应劭著的《风俗通》中记道：“以雄鸡着门上，以和阴阳。”清初陈吴子在《花镜》中写道：“雄鸡能角胜，目能辟邪。”唐代的文学家韩愈曾用诗描写斗鸡的场面：“裂血失鸣声，啄殷甚饥馁，对起何急惊，随旋诚巧绐。”
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有东汉时期的宅院画像砖，其上呈现的内容是一户当地大族的庭院的景象（图四）。庭院四周皆是高墙，设施齐备，进入大门，左手边的院子里便有两鸡相斗，那伸长的脖子，飞动的尾羽，纵然画像砖历经岁月变得模糊斑驳，依旧可以看出两只斗鸡箭在弦上的神韵。
“鸡”与“吉”谐音，因此被人们认为是“祥禽”，《韩诗外传》中将鸡称为具有文、武、勇、仁、信五德的“德禽”，其中“敌在前敢斗者”说的就是其勇敢善斗的品德。斗鸡在汉代很流行，汉高祖刘邦父亲就很喜欢斗鸡，刘邦为孝敬父亲不仅在距离长安不远的地方建起了“新丰县”，而且招来家乡斗鸡之徒。汉代的长乐宫中还设有斗鸡台，是皇帝观赏斗鸡的场所。汉武帝时期经常举行斗鸡、蹴鞠比赛，被称为“鸡鞠之会”。到了唐代，唐玄宗也设有“鸡坊”，饲养了上千只斗鸡，专用于比赛。此外，斗鸡不仅中国有，国外也是有的。法兰西军事博物馆就藏有许多斗鸡造型的藏品，公鸡作为警觉、抗争和英勇的象征被塑造于各种物品上，如刀剑、旗帜、加农饱、军鼓、海报等等。
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鸡与器物
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有许多以鸡为造型制作的器物，成为中华文明中璀璨的一角，比如取鸡的形貌制成的祭祀时用的盛酒“礼器”——“鸡彝”，还有更广为人知的是鸡首壶、鸡缸杯等。
鸡首壶俗称“鸡头壶”，壶身一侧通常贴有鸡首状的流，创烧于三国末年，流行于魏晋南北朝，至东晋时，鸡首逐渐成为与壶腹相通，可以出水的流部，增添了实用性。至唐代初年，鸡首壶逐渐演变成了执壶。江苏镇江出土有一件东晋时期的黑釉鸡首壶（图五），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件盛酒器，壶的颈部纤细、腹部浑圆，肩的一側是立体的鸡首形壶嘴，另一侧是曲形把手，连接着口部与肩部。整体造型较为别致，鸡头仿佛是在引颈眺望，与把手遥相呼应，整个器物的外形曲线流畅，壶身通体黑釉，釉色均匀纯净，色泽乌黑又隐隐泛着亮光。
鸡缸杯，如今在收藏拍卖市场上可谓炙手可热，然而在500年前也不过只是诞生于明成化（1465-1487）年间的小酒杯，但其好口碑的确是在彼时已经落下了。明朝隆庆年间的郭子章《豫章陶志》就有“成窑鸡缸杯为酒器之最”之说。明代万历沈德符在《野获编》中称：“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清朱琰著的《陶说》中有：“成窑以五色为最，酒杯以鸡缸为最，神宗时，尚食御前，成杯一双值钱十万。”清代收藏家高江村在其《成窑鸡缸歌注》中有：“成窑酒杯，各式不一，皆描画精工，点色深浅，莹洁而质坚，鸡缸，上画牡丹、下画子母鸡，跃跃欲动。”
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尤其喜爱鸡缸杯，不仅命工匠烧造，还亲自题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乾隆粉彩拳石牡丹纹鸡缸杯（图六），不过此杯在烧造时还有创新，杯身进行了加长，更显俊秀，杯身上绘有两组图案，其中一侧描绘的童子戏鸡，童子抬腿扬手似乎正撒米喂鸡，充满童趣，另外一侧上方是御制诗一首，下方绘有母鸡回首唤小雏鸡的场景。
（责任编辑：耿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