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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欧洲流行一种中国式的装饰艺术风格——“中国风”（Chinoiserie），源于对中国文化的膜拜。东西方远隔数万里，贸易路线曲折漫长，自战国秦汉起，亚欧之间时断时续、辗转交换着贸易货物。历史上不同时期，我国的漆器，同丝织品、黄金、瓷器、茶叶等货物陆续传入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及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然后再由这些中间商传入欧洲。其中由长安（今西安）作为起点经陆路的贸易路线即闻名海内外的“丝绸之路”（图一）。16世纪起，较之以往，中国漆器和瓷器大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西方，并在欧洲引起巨大的社会风尚潮流，这股“中国风”从17世纪晚期一直延续至18世纪晚期。
根据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资料，当时瓷器是出口的大宗商品，每年至少有三百万件被运往欧洲，瓷器的地位举足轻重。相比之下漆器的订单只占很小一部分，来自中国或者是日本的漆制小瓶、茶托和首饰盒，风靡过一段时间，虽没有形成规模，但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一、欧洲“中国风”的主体
元素来源于中国漆器和瓷器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与传播，中国漆器和瓷器表现出的各种元素，渗透到欧洲贵族阶层的日常器物中。在东印度公司账目中显示的小件漆器订单较少，但可能大型漆家具的订货方式有别于瓷器和小件器物，在欧洲绘画中我们反而感受到漆家具的热销。这副水彩画（图二）的画面铺陈了各式瓷瓶和漆家具，商贾贵妇们正在进行交易，表现的是正在售卖东方进口的货物——漆桌子、箱子、高脚柜、屏风，等等。中国漆家具和模仿中国的日本漆家具，对欧洲室内装饰的影响很大。极少数的皇室贵族，将东方来的原产漆器家具搭配了同样来自远方的精美瓷器，装饰了宫廷中的一问特别的“瓷器室”（或“珍宝室”）（图三）。大量的宫殿则使用了欧洲本土生产的替代品。德国柏林的宫殿夏洛滕堡的瓷器室中，支撑瓷器的墙面装饰彩绘木雕是著名漆艺家达格利（Gerhard Dagly，活动期为1680-1714年）工作室的作品（图四）。他是第一个掌握欧洲漆技术的德国人，他创造性地运用了新技术模仿大漆，并将其运用到柜类、桌、箱、钢琴、烛台等器具上。他除了采用在黑底色上撒上金银粉或其他金属颜料的手法外，还在浅奶油色的底色上使用红、绿、蓝等彩色，将家具装饰成瓷器一样。这种装饰手法非常适合于表现巴洛克的华丽气质，成品往往美轮美奂、富丽堂皇。
更多的欧洲人多次将天然漆运回欧洲，但这些努力都失败后，开始尝试使用天然树脂来代替原产中国的天然漆来制作模仿东方风格的漆家具。基于欧洲擅长木板繪画的优良传统，这种模仿迅速风靡起来。欧洲仿漆家具的成熟制作，要比1708年德国迈森（Meissen）的化学家成功制造瓷器早了几十年。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北部威尼斯等地已经开始制作漆器，后以都灵玛莎（Pietro Massa）工作室产量最大最为出名，为宫廷制作了很多室内装饰（图五）。金碧辉煌的欧洲描金仿漆家具（图六）、白底青花的中国瓷器以及来自中国或由欧洲仿制的想象中的中国风格的墙纸，共同构成了欧洲宫廷“中国风”装饰的主要内容和直观感受（图七）。这两种材质，瓷器与漆器，引起了延续一百多年的“瓷器热”（Porcelain Craze）和“漆器热”（Lacquer Craze）。在欧洲，除了这两种材质的器物引起过人们的争相抢购，其他器物均没有达到“疯狂”的程度。可见，代表东方的瓷器和漆器，是多么深受欧洲贵族和富裕阶层的青睐。
二、欧洲“中国风”流行纹饰源自对中国传统纹饰的模仿
欧洲对中国传统纹饰的模仿，直接影响着同时期的工艺美术品和当时社会的流行与风尚，反映出时代的风格与倾向。同一时期的工艺美术品，总是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而烙上鲜明的时代气息。流行的纹饰会占据各类材质器物的装饰主题，使当时这种流行成为一种视觉图像的典范。作为同时期生产的工艺品，漆器与瓷器在造型、纹饰上有着共同来源。而这种来源，往往并非直接来自中国图案，而是经过欧洲汉学家和艺术家的模仿与创造。
1688年英国漆艺家斯托克（John Stalker）和帕克（George Parker）出版了《A Treatise on Japanningand Varnishing》（《论髹漆》）一书（图八），此书是第一本总结欧洲漆器工艺的著作，同时书后附有多幅当时最流行的“中国风”图例（图九），堪称手工艺者的教科书。此书影响深远，无数作坊参考了这本工具书，它不但促进了18世纪漆工艺在欧洲的迅速发展，也成为研究“中国风”的一手资料。
比如这件由安特卫普（时属荷兰）漆作坊制作的富有中国风的高足柜（图十），白木制成，黑漆，中国样式的金色纹饰，绘有帆船、塔、凤凰等珍禽异兽，面板和边角使用螺钿镶嵌，细腻精美，是一件模仿中国髹漆描金螺钿镶嵌等工艺结合的家具。家具上的帆船，与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在中国景德镇定制的清康熙青花帆船图花口盘（图十一）中间的帆船，均是荷兰黄金时代称霸海上的三桅帆。家具上帆船周围围绕的纹饰，都是中国风式样的禽鸟图，和《论髹漆》中的鸟类插图（图十二）十分类似，借鉴的情况十分明显。图像中禽鸟们欢呼雀跃，画面热烈非凡。
欧洲瓷器和欧洲漆器的中国风图像来源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点头僧”（Nodding Pagod）。点头僧原型是中国喜闻乐见的弥勒菩萨的化身布袋和尚，比如这件德化窑瓷塑作品（图十三），经著名的荷兰汉学家、探险家、作家约翰·纽霍夫（JohanNieuhof，1618-1672）在1655-1657年对中国进行考察时的记录并绘制成版画（图十四）后，在欧洲得以流行。笑面和尚、大肚、口袋等元素，成为欧洲的瓷器厂和漆器作坊竞相模仿的内容。特别的是，作品头部可动，而且舌头可以伸出来的这种“点头僧”，其宗教意义在传播过程中完全消失了，成为中国风的一个标志。它能将贵族家庭装饰显得异国情调十足（图十五），无论是漆制点头僧（图十六）抑或是瓷制点头僧（图十七），都能为书桌增添趣味。今天我们在拍卖市场上依然能看到年代较晚的点头僧作品（图十八），价格在20万元人民币左右。 三、欧洲“中国风”的模仿与再创造
当一种工艺成熟的标志，也即工艺技巧的极大提高后，其特征就是能随意模仿另一种材质的工艺。这种炫技式的工艺，如同中国乾隆时期御窑生产的仿生瓷。在中國风盛行的欧洲，漆器直接模仿瓷器，瓷器直接模仿漆器，让人一时难以分辨，由此彰显技艺高超和增添文化趣味。其中具有代表性、工艺水平最高的是当时法国的漆艺家工作室和德国迈森瓷厂。
法国洛可可漆器装饰家具的代表是“漆马丁”（VemiS Martill）皇家漆艺工作室，即由马丁兄弟制作于18世纪中叶生产的最高品质的漆器。他们既能修复东方漆器，又能制作模仿品，同时将这种模仿发展成具有本土风格的法国样式。他们借助虫胶和植物胶与松香的混合物，借用了蛋彩画、矿物颜料（有时是树脂混合矿物颜料）的材料来绘制纹饰。虽然这样的绘画是模仿漆的效果，但最后一步是上清漆。同样，所谓的欧洲金漆大部分情况是金箔或者金粉（有时并非金或银，只是染色的金属箔和粉末），上于漆器的表面，然后再上一层透明漆或黄漆。
受到当时瓷器风尚的影响，马丁漆工作室生产了一些饶有趣味的漆器来模仿瓷器。例如一件模仿中国青瓷开片纹的蜜饯盒（图十九），这件纸胎漆盒使用黑漆、绿漆绘制出青瓷开片的裂纹，成功模仿了中国青瓷的效果，迎合欧洲贵族对中国青瓷的喜好。而这种模仿的方式，正是今天我们某种修复瓷器方法的开端。这是一件明显的漆器直接模仿瓷器的器物。
欧洲瓷器模仿漆器的特别例子要数18世纪德国迈森瓷厂生产的模仿明代雕漆碗的瓷碗（图二十、图二十一）。在1700年前后几十年是中国风最流行的时期（heyday of chinoiserie），重点是模仿中国的瓷器和漆器。这种从器型到纹饰的直接模仿，完全体现出迈森瓷厂技术上的成熟。之后由于中国的闭关政策和日本的瓷器、漆器在学习中国的基础上与中国竞争得势，因此欧洲开始更多地模仿日本器物的技术和主题纹饰，乃至产生了一些东方元素大杂烩的情况。
18世纪起，欧洲“中国风”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器物上，就是由一种绝对的器物崇拜，转而对东方器物进行改造。这种改造可以说是“画蛇添足”，也可以说是再创造。漆器工艺和金属工艺开始大量出现在东方来的瓷器上，这种工艺上的再创造，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深思。
这件明代德化窑八角杯（17世纪下半叶）（图二十二）是当时中国出口的常见瓷器，其白色被誉为“中国白”（Blanc de Chine），是欧洲人想努力学习追赶的瓷器的白度。而在18世纪上半叶，这件器物可能由法国尚特利（Chantilly）漆工作室在杯子上增绘了具有中国风的金漆装饰；在更晚一些的1780年，法国某金属工作室又为它箍上了镀金底座。这件纹饰逐渐累加而变得繁缛的杯子，被用作葡萄酒杯，其记载明确，呈现了欧洲文化对中国器物的改造过程。
另外有不少以欧洲的审美来改造中国瓷器的例子，如在瓷器上使用欧洲漆进行纹饰绘制，金漆或彩漆的绘制，有时是增加了器物的纹饰，有时则是直接掩盖了原来器物的纹饰（图二十三至图二十五）。与金属工艺对瓷器进行包口镶嵌一样，这种改变应当是增加了器物的价值，但同时也是对原有器物所表现的文化特征的改造。总之，器物的外观极大地改变了。
风从东方来，17-18世纪欧洲流行的“中国风”，对西方产生过重要的文化影响，漆器与瓷器作为不同材质的物质文化，所表现出的共同纹饰来源，或者是互相模仿，乃至在中国瓷器上使用漆工艺进行欧式装饰的再创造，可以一窥欧洲瓷工艺和漆工艺的进步发展，乃至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的过程。这种进步，其来源就是东方（主要是中国）贸易而来的具有绝对优势产品地位的漆器和瓷器。而当技术进步到可以完全将舶来品取而代之的地步之后，这股“中国风”风尚中的若干元素也就融入了当地文化之中，成为新装饰形式的一部分。
根据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资料，当时瓷器是出口的大宗商品，每年至少有三百万件被运往欧洲，瓷器的地位举足轻重。相比之下漆器的订单只占很小一部分，来自中国或者是日本的漆制小瓶、茶托和首饰盒，风靡过一段时间，虽没有形成规模，但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一、欧洲“中国风”的主体
元素来源于中国漆器和瓷器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与传播，中国漆器和瓷器表现出的各种元素，渗透到欧洲贵族阶层的日常器物中。在东印度公司账目中显示的小件漆器订单较少，但可能大型漆家具的订货方式有别于瓷器和小件器物，在欧洲绘画中我们反而感受到漆家具的热销。这副水彩画（图二）的画面铺陈了各式瓷瓶和漆家具，商贾贵妇们正在进行交易，表现的是正在售卖东方进口的货物——漆桌子、箱子、高脚柜、屏风，等等。中国漆家具和模仿中国的日本漆家具，对欧洲室内装饰的影响很大。极少数的皇室贵族，将东方来的原产漆器家具搭配了同样来自远方的精美瓷器，装饰了宫廷中的一问特别的“瓷器室”（或“珍宝室”）（图三）。大量的宫殿则使用了欧洲本土生产的替代品。德国柏林的宫殿夏洛滕堡的瓷器室中，支撑瓷器的墙面装饰彩绘木雕是著名漆艺家达格利（Gerhard Dagly，活动期为1680-1714年）工作室的作品（图四）。他是第一个掌握欧洲漆技术的德国人，他创造性地运用了新技术模仿大漆，并将其运用到柜类、桌、箱、钢琴、烛台等器具上。他除了采用在黑底色上撒上金银粉或其他金属颜料的手法外，还在浅奶油色的底色上使用红、绿、蓝等彩色，将家具装饰成瓷器一样。这种装饰手法非常适合于表现巴洛克的华丽气质，成品往往美轮美奂、富丽堂皇。
更多的欧洲人多次将天然漆运回欧洲，但这些努力都失败后，开始尝试使用天然树脂来代替原产中国的天然漆来制作模仿东方风格的漆家具。基于欧洲擅长木板繪画的优良传统，这种模仿迅速风靡起来。欧洲仿漆家具的成熟制作，要比1708年德国迈森（Meissen）的化学家成功制造瓷器早了几十年。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北部威尼斯等地已经开始制作漆器，后以都灵玛莎（Pietro Massa）工作室产量最大最为出名，为宫廷制作了很多室内装饰（图五）。金碧辉煌的欧洲描金仿漆家具（图六）、白底青花的中国瓷器以及来自中国或由欧洲仿制的想象中的中国风格的墙纸，共同构成了欧洲宫廷“中国风”装饰的主要内容和直观感受（图七）。这两种材质，瓷器与漆器，引起了延续一百多年的“瓷器热”（Porcelain Craze）和“漆器热”（Lacquer Craze）。在欧洲，除了这两种材质的器物引起过人们的争相抢购，其他器物均没有达到“疯狂”的程度。可见，代表东方的瓷器和漆器，是多么深受欧洲贵族和富裕阶层的青睐。
二、欧洲“中国风”流行纹饰源自对中国传统纹饰的模仿
欧洲对中国传统纹饰的模仿，直接影响着同时期的工艺美术品和当时社会的流行与风尚，反映出时代的风格与倾向。同一时期的工艺美术品，总是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而烙上鲜明的时代气息。流行的纹饰会占据各类材质器物的装饰主题，使当时这种流行成为一种视觉图像的典范。作为同时期生产的工艺品，漆器与瓷器在造型、纹饰上有着共同来源。而这种来源，往往并非直接来自中国图案，而是经过欧洲汉学家和艺术家的模仿与创造。
1688年英国漆艺家斯托克（John Stalker）和帕克（George Parker）出版了《A Treatise on Japanningand Varnishing》（《论髹漆》）一书（图八），此书是第一本总结欧洲漆器工艺的著作，同时书后附有多幅当时最流行的“中国风”图例（图九），堪称手工艺者的教科书。此书影响深远，无数作坊参考了这本工具书，它不但促进了18世纪漆工艺在欧洲的迅速发展，也成为研究“中国风”的一手资料。
比如这件由安特卫普（时属荷兰）漆作坊制作的富有中国风的高足柜（图十），白木制成，黑漆，中国样式的金色纹饰，绘有帆船、塔、凤凰等珍禽异兽，面板和边角使用螺钿镶嵌，细腻精美，是一件模仿中国髹漆描金螺钿镶嵌等工艺结合的家具。家具上的帆船，与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在中国景德镇定制的清康熙青花帆船图花口盘（图十一）中间的帆船，均是荷兰黄金时代称霸海上的三桅帆。家具上帆船周围围绕的纹饰，都是中国风式样的禽鸟图，和《论髹漆》中的鸟类插图（图十二）十分类似，借鉴的情况十分明显。图像中禽鸟们欢呼雀跃，画面热烈非凡。
欧洲瓷器和欧洲漆器的中国风图像来源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点头僧”（Nodding Pagod）。点头僧原型是中国喜闻乐见的弥勒菩萨的化身布袋和尚，比如这件德化窑瓷塑作品（图十三），经著名的荷兰汉学家、探险家、作家约翰·纽霍夫（JohanNieuhof，1618-1672）在1655-1657年对中国进行考察时的记录并绘制成版画（图十四）后，在欧洲得以流行。笑面和尚、大肚、口袋等元素，成为欧洲的瓷器厂和漆器作坊竞相模仿的内容。特别的是，作品头部可动，而且舌头可以伸出来的这种“点头僧”，其宗教意义在传播过程中完全消失了，成为中国风的一个标志。它能将贵族家庭装饰显得异国情调十足（图十五），无论是漆制点头僧（图十六）抑或是瓷制点头僧（图十七），都能为书桌增添趣味。今天我们在拍卖市场上依然能看到年代较晚的点头僧作品（图十八），价格在20万元人民币左右。 三、欧洲“中国风”的模仿与再创造
当一种工艺成熟的标志，也即工艺技巧的极大提高后，其特征就是能随意模仿另一种材质的工艺。这种炫技式的工艺，如同中国乾隆时期御窑生产的仿生瓷。在中國风盛行的欧洲，漆器直接模仿瓷器，瓷器直接模仿漆器，让人一时难以分辨，由此彰显技艺高超和增添文化趣味。其中具有代表性、工艺水平最高的是当时法国的漆艺家工作室和德国迈森瓷厂。
法国洛可可漆器装饰家具的代表是“漆马丁”（VemiS Martill）皇家漆艺工作室，即由马丁兄弟制作于18世纪中叶生产的最高品质的漆器。他们既能修复东方漆器，又能制作模仿品，同时将这种模仿发展成具有本土风格的法国样式。他们借助虫胶和植物胶与松香的混合物，借用了蛋彩画、矿物颜料（有时是树脂混合矿物颜料）的材料来绘制纹饰。虽然这样的绘画是模仿漆的效果，但最后一步是上清漆。同样，所谓的欧洲金漆大部分情况是金箔或者金粉（有时并非金或银，只是染色的金属箔和粉末），上于漆器的表面，然后再上一层透明漆或黄漆。
受到当时瓷器风尚的影响，马丁漆工作室生产了一些饶有趣味的漆器来模仿瓷器。例如一件模仿中国青瓷开片纹的蜜饯盒（图十九），这件纸胎漆盒使用黑漆、绿漆绘制出青瓷开片的裂纹，成功模仿了中国青瓷的效果，迎合欧洲贵族对中国青瓷的喜好。而这种模仿的方式，正是今天我们某种修复瓷器方法的开端。这是一件明显的漆器直接模仿瓷器的器物。
欧洲瓷器模仿漆器的特别例子要数18世纪德国迈森瓷厂生产的模仿明代雕漆碗的瓷碗（图二十、图二十一）。在1700年前后几十年是中国风最流行的时期（heyday of chinoiserie），重点是模仿中国的瓷器和漆器。这种从器型到纹饰的直接模仿，完全体现出迈森瓷厂技术上的成熟。之后由于中国的闭关政策和日本的瓷器、漆器在学习中国的基础上与中国竞争得势，因此欧洲开始更多地模仿日本器物的技术和主题纹饰，乃至产生了一些东方元素大杂烩的情况。
18世纪起，欧洲“中国风”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器物上，就是由一种绝对的器物崇拜，转而对东方器物进行改造。这种改造可以说是“画蛇添足”，也可以说是再创造。漆器工艺和金属工艺开始大量出现在东方来的瓷器上，这种工艺上的再创造，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深思。
这件明代德化窑八角杯（17世纪下半叶）（图二十二）是当时中国出口的常见瓷器，其白色被誉为“中国白”（Blanc de Chine），是欧洲人想努力学习追赶的瓷器的白度。而在18世纪上半叶，这件器物可能由法国尚特利（Chantilly）漆工作室在杯子上增绘了具有中国风的金漆装饰；在更晚一些的1780年，法国某金属工作室又为它箍上了镀金底座。这件纹饰逐渐累加而变得繁缛的杯子，被用作葡萄酒杯，其记载明确，呈现了欧洲文化对中国器物的改造过程。
另外有不少以欧洲的审美来改造中国瓷器的例子，如在瓷器上使用欧洲漆进行纹饰绘制，金漆或彩漆的绘制，有时是增加了器物的纹饰，有时则是直接掩盖了原来器物的纹饰（图二十三至图二十五）。与金属工艺对瓷器进行包口镶嵌一样，这种改变应当是增加了器物的价值，但同时也是对原有器物所表现的文化特征的改造。总之，器物的外观极大地改变了。
风从东方来，17-18世纪欧洲流行的“中国风”，对西方产生过重要的文化影响，漆器与瓷器作为不同材质的物质文化，所表现出的共同纹饰来源，或者是互相模仿，乃至在中国瓷器上使用漆工艺进行欧式装饰的再创造，可以一窥欧洲瓷工艺和漆工艺的进步发展，乃至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的过程。这种进步，其来源就是东方（主要是中国）贸易而来的具有绝对优势产品地位的漆器和瓷器。而当技术进步到可以完全将舶来品取而代之的地步之后，这股“中国风”风尚中的若干元素也就融入了当地文化之中，成为新装饰形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