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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与建筑一样，它是一种尺度更巨大的空间结构，要用更长的时间去感知。作家以自我的主观性透入城市生活，使城市不仅表现为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呈现，也是社会性的呈现，是一种文学或文化上的结构体现。本文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例，解读小说文本中的城市意象。对于城市意象的概念，Lynch Kevin在The Image of the City一书中提道：城市意象作为一个重要概念用来理解城市空间，其中既包括建筑、道路和标志物等等相对物质性的城市组成元素，也包括非物质性的组成元素。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上看，上海的都市空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生态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吸收和聚集了数量众多且类型各异的文人，还在于“都市的生活环境和社会体制改变了现代文学写作的关系”。在《长恨歌》中所构建的五十余年的上海城市变迁中，城市意象在小说的构成中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本文从小说城市意象的角度来分析这部文学作品。
【关键词】 《长恨歌》 ;城市意象;地理环境;摩登;上海时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8-0011-02
一、以弄堂为主要地理构成的小说背景
《长恨歌》开篇是“以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李欧梵认为，要在大的历史环境之下，考察文化是依托什么制度被生产出来的，注重都市文化的“物质成份”，因此需要格外关注的是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文化设施。不仅如此，仅通过建筑是不可能全方面地原一个“摩登上海”的，城市中的人与文化也是小说中上海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借用李欧梵对上海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方法，来分析王安忆的《长恨歌》中的城市意象。
在《长恨歌》的开篇，便用“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四个城市意象，一开始就给小说营造一个日常化的格调。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这样描绘城市的街道：
街道的美丽就在这里，那就是把抽象的自然物变成具体的实物，它给无形的东西做了一个盛器，使之变成有形的了。
上海的弄堂是这座城市最典型的建筑，她们绝大多数都是沿街而筑。一个弄堂便是一个居民点，作一种独特的居住现象，它所产生的相对独立的居住环境，却也便于时的人际交融，给邻里住户提供了相对熟悉的交流场所。只有穿梭在上海的弄堂里，才能体会到作者对弄堂描写的独具匠心。本是客观存在的弄堂，王安忆却用了抒情手法来表达。在文章开片就用大量的笔墨来交代故事发生地：
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座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是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然微弱，却是稠密，锅粥似的;它们表面上是袒露的，实际上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
有趣的是，上海弄堂还有一个关乎流向的问题，也就是说外国租界扩张到哪里，也就“流”向哪里。这也为小说中“流言”的传播铺垫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在写作风格上来看。在对于上海弄堂的描写当中，王安忆使用了大量的吴侬软语的调子。文中对于“弄堂”和“流言”的描写大多数都娓娓道来：
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之气有时是东西厢房薰衣草的气味，有时是樟脑丸的气味，还有时是肉砧板上的气味……无论这城市的外表有多华美，心却是一颗粗鄙的心，那心是寄在流言里的，流言是寄在上海的弄堂里的。
对上海的描写，新感觉派的小说家们笔下的人物、语言、意象就非常的现代化，城市感特别强烈。穆时英《上海的狐舞步》中展现的是一个现代人对城市的感受：快速而恍惚。然而新感觉派的小说既不重视故事情节，也没有人物中心，只是把上海这样的一幅画铺开给读者看。沈从文说：“都市成就了作者，同时也限制了作者”。相比其他对上海描写的作家来看，《长恨歌》的叙事节奏就慢了下来，营造出一个诗情画意的城市氛围。
可以说，弄堂是上海的浓缩景观。美国学者张旭东所言：在小说所描绘的这个空间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段以及不同阶段的记忆具体的生活方式都沉淀在这座城市的日常空间中去了。《长恨歌》对空间和市井生活中一切可感知的东西做出了一个最细致的描绘。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当中，本雅明发现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都市作家能抓住“从记忆中出现的生命获得与特殊的生命的沉思”，从而“综合的写出经验”。在都市叙事语境之下，这类作家成了“站在大城市的边缘”的漫游者。对《长恨歌》而言，读者也会跟随着安忆的上海情节在这些琐碎的实物中所流淌着
二、以“摩登”为主题的旧上海时尚
除了地理环境的描写之外，《长恨歌》也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城市的时尚。时尚是一种都市特有的文化，每个人对时尚都有自己的理解。王安忆在《长恨歌》中重现了一个摩登的老上海。“摩登”一词最初就是在知识分子当中使用的一个英文音译词，经过知识分子们的传播才成为了流行词汇。“摩登”经过中产阶级、小资阶层的展示，大众因此衍生出好奇和仰慕的心里。因此，“摩登”在上海这样有这大量群眾基础的城市，满满晕染开来。近代以来的上海，一直是中国接触西方文明最前沿之一，其是在租界，将西方世界一整套物质和精神生活“复制”到上海。衣食、居所、大众传媒、娱乐场所等等新鲜事物的涌入，确实使一个全新的都市文化在20世纪年代的上海得以确立，“东方巴黎”成了中国的一个另类城市的“消费天堂”。在引领时尚的各个阶层当中，大多是“海归”和一些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从王琦瑶以上海三小姐的身份登上上海的时尚舞台之时。“摩登”的特质在女性们的身上表现得更加透彻。
小说中大量对女性穿着、舞会、下午茶的描写，也是对当时女性对于新式旗袍、自由恋爱、新式婚姻等等事件在小说文本中的一个反馈。服装和饰品方面，老上海作为东亚最热闹的大都市，拥有当时最华的物质享受。饮食方面，下午茶的桂花赤豆粥，过年时的磨糯米饭都逐渐演变成了去国际俱乐部喝咖啡，白瓷的杯子衬着质的勺子，咖啡的香味和娇贵的气息填满每一个缝隙。这样的生活给城市带来了情趣，摩登的生活由此体现。此外，在巴黎或者纽约最新上市的奢侈品，通过发达的海上运输，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达到老上海，每一个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老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人，都会因此更加摩登且独特。法国美学家巴特说：“衣着是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它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语言，是在衣服信息层次上的语言和在文字信息层面上的语言。”服饰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历史的变迁、时代的特色和城市的风格以及个人的心理。 在王安忆笔下，色彩强烈的对比，让人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显然也是特立独行的，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在描写“上海小姐”选美时——1946年，是一个不太平的年岁，河南水灾，各地支援。可上海——此时最华美的时尚之都，也用自己的方式：
捐出风情和艳，粉红和王琦瑶的妩媚，做成一个娇嫩的艳;绿是苹果绿，虽然有些乡气，可如是夕阳款式，也盖过了，苹果绿和王琦瑶的清新，可成就一个活泼的艳。而婚服是最简单最普通的一种，是其他婚服的争奇斗艳中的一个退让。别人都是婚礼的表演，婚服的模特儿，只有她是新娘。
女性通过对这些“时尚”话语权的掌握，藉此也提升着自己社会地位，获得身份认同，王琦瑶登上杂志封面，受到瞩目，虽然投来的目光中有心机也有欲望，但也似丝毫不会影响王琦瑶的光彩照人，不能阻止她以她自己的想象改变并成为老上海的新式审美的标杆。她们的标准虽然与现在的不同。如果没有王琦瑶这种摩登、独特又善变的女人，这个大都市就至少失去了一半的色彩和趣味，“新式美感”再也找不到那么合适的传达者。
《长恨歌》在描写人物和故事的过程中削弱了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力。以人物的日常为线索暗示着代的变迁。当王琦瑶再次回到上海时，居住在布零星岁月的平安里中，她总是“穿着一件素色的旗袍，在五十年代的上海街头，这样的旗袍正日渐少去，所剩无几的几件，难免带有些缅怀的表情，是上个时代的遗迹，陈旧和摩登集一身的”。改革开放后，中国迈入了黄金发展阶段，“满街的想穿又好穿的奇装异服，还不如文化革命中清一色的蓝布衫”。新兴的事物好像使王琦瑶失去了辨别时尚的能力，可她却是有着己的价值判断。“时装这东西，你要说它是虚荣也罢，可你千万不能小看它，它是时代精神，它只是不会说话而已，要是会说话，也可说出几番大道理。”五十年的岁月中，上海的服饰变迁在王琦瑶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彰显出上海的摩登与时尚。
参考文献：
[1]Lynch Kevin，The Image of the City，The MIT Press，1960.
[2]高兴.中国现代文人与上海文化场域（1927-1933）[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3]薛羽.“現代性”的上海悖论 读《上海摩登——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上海（1930-1945）》[J].评论，2004，（3）：63.
[4]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5]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上海（1930-1945）[J].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夏伟.“都市敘事群”与“非西方的现代性”——兼论李欧梵《上海摩登》的颓废观与现代文文学学科的关系[D].上海交通大学，2014.
[7]王安忆.纪实与虚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2-3.
[8]上海建筑施工志编辑委员会.东方巴黎——近代上海建筑史话[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
[9]沈从文.论穆时英 · 沈从文文集第11卷[M].花城出版社，1984：203-205.
[10]施浩楠.论长恨歌中城市审美空间的建构[D].宁夏大学.
[11]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2：141-142.
[12]温纬.弄堂 · 闺阁 · 女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上海情节[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
[13]李万万：上海摩登（1900-1949）月份牌中都市文化的想象与视觉现代性建构[J].中国美术馆，2009，（11）.
【关键词】 《长恨歌》 ;城市意象;地理环境;摩登;上海时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8-0011-02
一、以弄堂为主要地理构成的小说背景
《长恨歌》开篇是“以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李欧梵认为，要在大的历史环境之下，考察文化是依托什么制度被生产出来的，注重都市文化的“物质成份”，因此需要格外关注的是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文化设施。不仅如此，仅通过建筑是不可能全方面地原一个“摩登上海”的，城市中的人与文化也是小说中上海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借用李欧梵对上海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方法，来分析王安忆的《长恨歌》中的城市意象。
在《长恨歌》的开篇，便用“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四个城市意象，一开始就给小说营造一个日常化的格调。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这样描绘城市的街道：
街道的美丽就在这里，那就是把抽象的自然物变成具体的实物，它给无形的东西做了一个盛器，使之变成有形的了。
上海的弄堂是这座城市最典型的建筑，她们绝大多数都是沿街而筑。一个弄堂便是一个居民点，作一种独特的居住现象，它所产生的相对独立的居住环境，却也便于时的人际交融，给邻里住户提供了相对熟悉的交流场所。只有穿梭在上海的弄堂里，才能体会到作者对弄堂描写的独具匠心。本是客观存在的弄堂，王安忆却用了抒情手法来表达。在文章开片就用大量的笔墨来交代故事发生地：
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座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是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然微弱，却是稠密，锅粥似的;它们表面上是袒露的，实际上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
有趣的是，上海弄堂还有一个关乎流向的问题，也就是说外国租界扩张到哪里，也就“流”向哪里。这也为小说中“流言”的传播铺垫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在写作风格上来看。在对于上海弄堂的描写当中，王安忆使用了大量的吴侬软语的调子。文中对于“弄堂”和“流言”的描写大多数都娓娓道来：
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之气有时是东西厢房薰衣草的气味，有时是樟脑丸的气味，还有时是肉砧板上的气味……无论这城市的外表有多华美，心却是一颗粗鄙的心，那心是寄在流言里的，流言是寄在上海的弄堂里的。
对上海的描写，新感觉派的小说家们笔下的人物、语言、意象就非常的现代化，城市感特别强烈。穆时英《上海的狐舞步》中展现的是一个现代人对城市的感受：快速而恍惚。然而新感觉派的小说既不重视故事情节，也没有人物中心，只是把上海这样的一幅画铺开给读者看。沈从文说：“都市成就了作者，同时也限制了作者”。相比其他对上海描写的作家来看，《长恨歌》的叙事节奏就慢了下来，营造出一个诗情画意的城市氛围。
可以说，弄堂是上海的浓缩景观。美国学者张旭东所言：在小说所描绘的这个空间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段以及不同阶段的记忆具体的生活方式都沉淀在这座城市的日常空间中去了。《长恨歌》对空间和市井生活中一切可感知的东西做出了一个最细致的描绘。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当中，本雅明发现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都市作家能抓住“从记忆中出现的生命获得与特殊的生命的沉思”，从而“综合的写出经验”。在都市叙事语境之下，这类作家成了“站在大城市的边缘”的漫游者。对《长恨歌》而言，读者也会跟随着安忆的上海情节在这些琐碎的实物中所流淌着
二、以“摩登”为主题的旧上海时尚
除了地理环境的描写之外，《长恨歌》也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城市的时尚。时尚是一种都市特有的文化，每个人对时尚都有自己的理解。王安忆在《长恨歌》中重现了一个摩登的老上海。“摩登”一词最初就是在知识分子当中使用的一个英文音译词，经过知识分子们的传播才成为了流行词汇。“摩登”经过中产阶级、小资阶层的展示，大众因此衍生出好奇和仰慕的心里。因此，“摩登”在上海这样有这大量群眾基础的城市，满满晕染开来。近代以来的上海，一直是中国接触西方文明最前沿之一，其是在租界，将西方世界一整套物质和精神生活“复制”到上海。衣食、居所、大众传媒、娱乐场所等等新鲜事物的涌入，确实使一个全新的都市文化在20世纪年代的上海得以确立，“东方巴黎”成了中国的一个另类城市的“消费天堂”。在引领时尚的各个阶层当中，大多是“海归”和一些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从王琦瑶以上海三小姐的身份登上上海的时尚舞台之时。“摩登”的特质在女性们的身上表现得更加透彻。
小说中大量对女性穿着、舞会、下午茶的描写，也是对当时女性对于新式旗袍、自由恋爱、新式婚姻等等事件在小说文本中的一个反馈。服装和饰品方面，老上海作为东亚最热闹的大都市，拥有当时最华的物质享受。饮食方面，下午茶的桂花赤豆粥，过年时的磨糯米饭都逐渐演变成了去国际俱乐部喝咖啡，白瓷的杯子衬着质的勺子，咖啡的香味和娇贵的气息填满每一个缝隙。这样的生活给城市带来了情趣，摩登的生活由此体现。此外，在巴黎或者纽约最新上市的奢侈品，通过发达的海上运输，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达到老上海，每一个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老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人，都会因此更加摩登且独特。法国美学家巴特说：“衣着是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它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语言，是在衣服信息层次上的语言和在文字信息层面上的语言。”服饰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历史的变迁、时代的特色和城市的风格以及个人的心理。 在王安忆笔下，色彩强烈的对比，让人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显然也是特立独行的，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在描写“上海小姐”选美时——1946年，是一个不太平的年岁，河南水灾，各地支援。可上海——此时最华美的时尚之都，也用自己的方式：
捐出风情和艳，粉红和王琦瑶的妩媚，做成一个娇嫩的艳;绿是苹果绿，虽然有些乡气，可如是夕阳款式，也盖过了，苹果绿和王琦瑶的清新，可成就一个活泼的艳。而婚服是最简单最普通的一种，是其他婚服的争奇斗艳中的一个退让。别人都是婚礼的表演，婚服的模特儿，只有她是新娘。
女性通过对这些“时尚”话语权的掌握，藉此也提升着自己社会地位，获得身份认同，王琦瑶登上杂志封面，受到瞩目，虽然投来的目光中有心机也有欲望，但也似丝毫不会影响王琦瑶的光彩照人，不能阻止她以她自己的想象改变并成为老上海的新式审美的标杆。她们的标准虽然与现在的不同。如果没有王琦瑶这种摩登、独特又善变的女人，这个大都市就至少失去了一半的色彩和趣味，“新式美感”再也找不到那么合适的传达者。
《长恨歌》在描写人物和故事的过程中削弱了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力。以人物的日常为线索暗示着代的变迁。当王琦瑶再次回到上海时，居住在布零星岁月的平安里中，她总是“穿着一件素色的旗袍，在五十年代的上海街头，这样的旗袍正日渐少去，所剩无几的几件，难免带有些缅怀的表情，是上个时代的遗迹，陈旧和摩登集一身的”。改革开放后，中国迈入了黄金发展阶段，“满街的想穿又好穿的奇装异服，还不如文化革命中清一色的蓝布衫”。新兴的事物好像使王琦瑶失去了辨别时尚的能力，可她却是有着己的价值判断。“时装这东西，你要说它是虚荣也罢，可你千万不能小看它，它是时代精神，它只是不会说话而已，要是会说话，也可说出几番大道理。”五十年的岁月中，上海的服饰变迁在王琦瑶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彰显出上海的摩登与时尚。
参考文献：
[1]Lynch Kevin，The Image of the City，The MIT Press，1960.
[2]高兴.中国现代文人与上海文化场域（1927-1933）[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3]薛羽.“現代性”的上海悖论 读《上海摩登——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上海（1930-1945）》[J].评论，2004，（3）：63.
[4]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5]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上海（1930-1945）[J].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夏伟.“都市敘事群”与“非西方的现代性”——兼论李欧梵《上海摩登》的颓废观与现代文文学学科的关系[D].上海交通大学，2014.
[7]王安忆.纪实与虚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2-3.
[8]上海建筑施工志编辑委员会.东方巴黎——近代上海建筑史话[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
[9]沈从文.论穆时英 · 沈从文文集第11卷[M].花城出版社，1984：203-205.
[10]施浩楠.论长恨歌中城市审美空间的建构[D].宁夏大学.
[11]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2：141-142.
[12]温纬.弄堂 · 闺阁 · 女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上海情节[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
[13]李万万：上海摩登（1900-1949）月份牌中都市文化的想象与视觉现代性建构[J].中国美术馆，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