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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则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沪版小学二年级语文教材把课文《打碗碗花》中的“外婆”改成“姥姥”，在网络和微信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据说，教材修改者的理由是：“外婆”是方言，而“姥姥”是普通话。姑且不说，这篇经过修改过的《打碗碗花》是不是一篇优质的课文，也不论“外婆”和“姥姥”谁是方言，谁是普通话。先来看看，上海教育出版社对社会作出的回应。
在沪教版小学阶段的语文教材中，既有“外婆”的称谓，也有“姥姥”的称谓，“外婆”的称谓出现了8处，“姥姥”出现了4处。沪教版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教材把“外婆”改成“姥姥”是为了落实该学段识字教学任务的需要。“外”“婆”“姥”三个字都是小学二年级识字教学的基本任务，“外”字安排在二年级第一学期第4课中，“婆”字安排在二年级第二学期第18课中，“姥”字安排在二年级第二学期第24课中，即在认读“姥”字前，学生已经认读了“外”“婆”两字。
看到出版社这样的回应，一方面为它认真的态度点赞，但另一方面也对回应的内容保留看法。在编辑教材的出版社看来，把“外婆”改成“姥姥”不是歧视方言，而是为了让上海的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多识一个“姥”字。而且把“外”“婆”和“姥”三个字分别放在二年级两个学期，且刻意拆分识字。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沪版语文教材主要在上海市采用，如此把识字当作语文教学的重点，似乎并不科学，也不符合上海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上海市市民文化素质整体很高，小语教材还停留在识字目标上，实在不敢苟同。对民国语文教育稍有研究的就知道，民国时期国语课以“识字”为基础，是因为当时民众几乎都是文盲，且入学儿童没有阅读预备，所以识字就是国语教育小学低段，甚至是中高段国语课的一个重要教学目标。现在，无论是上海，还是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多数城市儿童都有家庭阅读预备，把识字教学、拼音教学作为小学语文低段的主要学习任务，并不合适，尤其是对上海市来说，小学语文教学完全可以不必拘泥于简单的识字教学，更没有必要在用哪一个方言词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和精力。
不过，由“外婆”和“姥姥”的更换问题，也可以看出，无论是语文教材编写和出版，还是语文教育界都存在对语文教育的片面与错位的理解问题。语文教育的目標到底是什么？笔者以为，语文教育教学的目标不宜复杂化，不要功能太多，只要抓住两个核心培养目标：一是阅读能力，即文字的理解力；二是写作能力，即文字的创造力。如果孩子们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学了十二年语文，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或者，既不爱读，也不爱写，那么，语文教育和语文学习就是失败的。就目前来看，语文教育教学的主要问题也在这里，没有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很多学生阅读理解力差，也不会写作，甚至对文字都没有兴趣。这究竟是为什么？很大程度上与语文教学没有抓住要害有关。语文教师不能把学生引领到美好的文字世界里，让他们感受文字的魅力，并建立起对文字世界的信任感，也没有形成文字的创造力。在现有的小学语文教育教学中，小学三年级之前，大部分老师都把精力和时间花在教学生拼音、识字和抄写背诵上，没有从一开始就让学生爱上读和写，因此到了高年级，语文教学越来越难，原来设计的种种目标更难实现，尤其是作文教学几乎变成每位语文教师无法突破的瓶颈。
当然，语文教育的问题要解决好，也需要教材编写要慎重，要认真，要有文化高度，同时，也要讲究最基本的规则。那么，语文教材应该怎么编写？我觉得针对目前的语文教材编写的问题，需要从五个方面来优化教材：一是从小学到高中，要打通中华文脉，恪选经典，展示汉语的变迁及丰富性。因此，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语文，古文和古诗词部分，要尽量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和古文里选择最精美的篇什；而现代诗文部分，则要选择最有现代汉语优美度的佳作，进行组装，使十二年的语文教育形成一个中华文脉体系。二是去掉识字、拼音和口语交际的低级目标，以读写能力为核心。目前，国内除了少数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还缺乏阅读的预备，绝大部分学生都有学期的家庭亲子阅读体验，因此，语文教材应该就高不就低，照顾大部分地区的学生的语文学习水平和能力。三是语文课时减少，一天一节，一周五节。课堂以解读文本为主，培养学生文字理解力、文学鉴赏力。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语文课课时都偏多，有的小学一周语文课达到11节，再加上单独的作文课，几乎每天都有两三节语文课。这既不合理，也没有必要。台湾省小学国语课，一般也才四节课或五节课。语文课的教学质量，靠的不是课时，靠的是教材的优化和教学的合理与科学性。四是每周增开一节阅读课和一节书法课。书法课要求写繁体字，抄写古文，但阅读课和书法课不考试。五是每周开一门方言与习俗课。台湾省小学就有闽南语文化课，不考试。方言也是语文的一部分，语文教育要重视方言，不要排斥方言，因此，建议增开一门方言课。当然，方言课要鼓励学生讲当地的方言，理解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也通过方言课来了解地方文化习俗。
以上只是对语文课和语文教材编写的一些看法。但无论如何，读写能力是语文教育教学的核心目标。语文课堂教学也好，教材编写也好，都要以读写为核心。如果语文教育不能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那么，“开展全民阅读、培养母语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就是一句空话。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在沪教版小学阶段的语文教材中，既有“外婆”的称谓，也有“姥姥”的称谓，“外婆”的称谓出现了8处，“姥姥”出现了4处。沪教版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教材把“外婆”改成“姥姥”是为了落实该学段识字教学任务的需要。“外”“婆”“姥”三个字都是小学二年级识字教学的基本任务，“外”字安排在二年级第一学期第4课中，“婆”字安排在二年级第二学期第18课中，“姥”字安排在二年级第二学期第24课中，即在认读“姥”字前，学生已经认读了“外”“婆”两字。
看到出版社这样的回应，一方面为它认真的态度点赞，但另一方面也对回应的内容保留看法。在编辑教材的出版社看来，把“外婆”改成“姥姥”不是歧视方言，而是为了让上海的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多识一个“姥”字。而且把“外”“婆”和“姥”三个字分别放在二年级两个学期，且刻意拆分识字。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沪版语文教材主要在上海市采用，如此把识字当作语文教学的重点，似乎并不科学，也不符合上海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上海市市民文化素质整体很高，小语教材还停留在识字目标上，实在不敢苟同。对民国语文教育稍有研究的就知道，民国时期国语课以“识字”为基础，是因为当时民众几乎都是文盲，且入学儿童没有阅读预备，所以识字就是国语教育小学低段，甚至是中高段国语课的一个重要教学目标。现在，无论是上海，还是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多数城市儿童都有家庭阅读预备，把识字教学、拼音教学作为小学语文低段的主要学习任务，并不合适，尤其是对上海市来说，小学语文教学完全可以不必拘泥于简单的识字教学，更没有必要在用哪一个方言词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和精力。
不过，由“外婆”和“姥姥”的更换问题，也可以看出，无论是语文教材编写和出版，还是语文教育界都存在对语文教育的片面与错位的理解问题。语文教育的目標到底是什么？笔者以为，语文教育教学的目标不宜复杂化，不要功能太多，只要抓住两个核心培养目标：一是阅读能力，即文字的理解力；二是写作能力，即文字的创造力。如果孩子们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学了十二年语文，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或者，既不爱读，也不爱写，那么，语文教育和语文学习就是失败的。就目前来看，语文教育教学的主要问题也在这里，没有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很多学生阅读理解力差，也不会写作，甚至对文字都没有兴趣。这究竟是为什么？很大程度上与语文教学没有抓住要害有关。语文教师不能把学生引领到美好的文字世界里，让他们感受文字的魅力，并建立起对文字世界的信任感，也没有形成文字的创造力。在现有的小学语文教育教学中，小学三年级之前，大部分老师都把精力和时间花在教学生拼音、识字和抄写背诵上，没有从一开始就让学生爱上读和写，因此到了高年级，语文教学越来越难，原来设计的种种目标更难实现，尤其是作文教学几乎变成每位语文教师无法突破的瓶颈。
当然，语文教育的问题要解决好，也需要教材编写要慎重，要认真，要有文化高度，同时，也要讲究最基本的规则。那么，语文教材应该怎么编写？我觉得针对目前的语文教材编写的问题，需要从五个方面来优化教材：一是从小学到高中，要打通中华文脉，恪选经典，展示汉语的变迁及丰富性。因此，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语文，古文和古诗词部分，要尽量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和古文里选择最精美的篇什；而现代诗文部分，则要选择最有现代汉语优美度的佳作，进行组装，使十二年的语文教育形成一个中华文脉体系。二是去掉识字、拼音和口语交际的低级目标，以读写能力为核心。目前，国内除了少数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还缺乏阅读的预备，绝大部分学生都有学期的家庭亲子阅读体验，因此，语文教材应该就高不就低，照顾大部分地区的学生的语文学习水平和能力。三是语文课时减少，一天一节，一周五节。课堂以解读文本为主，培养学生文字理解力、文学鉴赏力。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语文课课时都偏多，有的小学一周语文课达到11节，再加上单独的作文课，几乎每天都有两三节语文课。这既不合理，也没有必要。台湾省小学国语课，一般也才四节课或五节课。语文课的教学质量，靠的不是课时，靠的是教材的优化和教学的合理与科学性。四是每周增开一节阅读课和一节书法课。书法课要求写繁体字，抄写古文，但阅读课和书法课不考试。五是每周开一门方言与习俗课。台湾省小学就有闽南语文化课，不考试。方言也是语文的一部分，语文教育要重视方言，不要排斥方言，因此，建议增开一门方言课。当然，方言课要鼓励学生讲当地的方言，理解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也通过方言课来了解地方文化习俗。
以上只是对语文课和语文教材编写的一些看法。但无论如何，读写能力是语文教育教学的核心目标。语文课堂教学也好，教材编写也好，都要以读写为核心。如果语文教育不能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那么，“开展全民阅读、培养母语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就是一句空话。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