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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1984年莫干山会议30周年”在浙江德清莫干山召开。
30年前，莫干山上曾举办了一次全国性会议——“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这次会议，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为19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
30年后，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讨论的议题是30年前难以预计的，比如关于生态文明的讨论成为此次莫干山“中青年改革论坛”的一个重头戏。
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5年后，十八大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全面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
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宏大的理念，一直难以在各地落地执行，很多人和部门将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相混淆，且生态体制规划因各部门间的界限分割而被割裂开来。如何正确认识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什么样的？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多领域的、系统的概念，如何克服诸多体制性障碍？
会间，《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了与会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席、教育部原副部长章新胜。
搭好基本框架
《财经国家周刊》：自十七大以来，全国各地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有不少探索，你有什么建议？
章新胜：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当时只是理念。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具有突破性，它不再是一个理念了。它不仅是当前的紧迫任务，而且是长远的转型，这个转型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也是社会的转型，是生态安全的转型。
五位一体，我们理解是水乳交融，而不是油水的结合。但是，很多人把生态文明只看作是环境保护，局限于环保一个条线的部门，或者仍然把生态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我们要转变这种观念。环境保护只是技术层面、一个部门一个领域的工作。而生态文明则是多领域的、综合的概念。要按照生态系统规律来做，打破原来行政部门间的界限，不要人为分割开来。
我们提出转型20多年了，为什么步履维艰，而且不断地产能过剩？可见只满足于经济的转型升级，没有看到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形态的大变化。
五位一体很重要的是要理解，它是由西方引领的工业革命产生的商业文明，要逐步向生态文明这个方向转变，用商业文明来催生生态文明的发展。如果我们仍把它简单地看做经济结构的转型，不能够从商业文明跳到生态文明，抓住历史机遇就非常难了。
《财经国家周刊》：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具体先从哪里着手？
杨伟民：我们现在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生态环境在持续恶化。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体制性的问题、机制性的问题。
所以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重大战略以后，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目标。因为体制不变的话，靠其他措施，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把三中全会提出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任务落到实处，将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财经国家周刊》：这个目标中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包括哪些方面？如何建立？
杨伟民：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着力推进产权制度、开发保护制度、使用制度、环保制度这四大制度建设。
一是产权制度。这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础性制度。市场经济如果没有产权是建立不起来的。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的产权并没有清晰的界定，所以首先要做的是确权登记。然后，通过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和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区分作为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的权利与作为所有自然资源管理者的权力。通过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机构，统一行使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权人职责。至于怎么组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二是开发保护制度。自然资源与其他商品不同，并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因为这些自然资源不仅是当代人的，也是后代人的，所以要对开发行为进行管制。核心是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就是把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空间划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实行不同的开发管制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用途管制、预警机制、考核机制、责任追究、补偿机制、国家公园、休耕制度这7项制度。其中，通过用途管制，实现山水林田湖的统一保护，破解目前“九龙治水”的管理弊病；通过编制自然资源负债表，为预警、考核和责任追究奠定基础；通过休耕，建立生态修复机制；通过管制和修复相结合，建立并保护好生态红线。
三是使用制度。自然资源是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我们可以享用。但由于自然本身是有价的，所以不能无偿、无节制地使用。今后改革的核心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树立谁使用、谁付费，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付费的原则。包括改革价格机制，主要是改革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提高工业用地价格；改革税收体制，主要是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改革市场机制，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等。
四是环保制度。核心是监管所有污染物，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包括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排污者必须持证排污、按证排污；根据一个区域的环境容量，实行更加规范、更加公平，以企事业单位为单元，覆盖所有污染物的总量控制制度；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完善举报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严格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特别是目前我国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惩罚力度还不大，有时候仅仅是象征性地罚点款，违法成本太低，今后应加大惩处力度。
这是未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如果把这些基本框架搭好了，生态文明建设就有了可遵循的规则，就会大大地向前迈进一步。 解决指挥棒的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分散在各个部门进行管理，全国的规划多年来也比较分散、不统一，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杨伟民：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规划。法律可以把产权等该保护的制度确定下来，但法律并不能确定每一块具体空间到底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那谁来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规划。
要通过制定空间规划，明确每一块国土空间的功能，画出每个功能区的边界。法律确定原则，规划划定边界，这是生态文明建设和规划当中最主要的关系。
但目前，我们的规划体制还不健全，存在的一个主要弊端是，管用的规划太少，没用的规划太多，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规划体系。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已经明确，要进行规划体制改革，推进“多规合一”。据了解，现在国家发改委已经会同住建、国土、环保等部门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试点。今后的方向是，在市县层面，做到“一张蓝图干到底”，即一个市县有一张统一的规划图，一张规划图管50年、100年。
《财经国家周刊》：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多领域的、系统的概念，要克服很多体制性的障碍。你觉得还有哪些障碍需要破除？
章新胜：还要解决指挥棒的问题。旧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往往以经济效益作为首要指标，导致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只注重GDP增长而忽视经济发展背后巨大的环境代价。
当前我们处于过渡期，要好好研究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和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并行，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
坚持两条腿走路。可以考虑不同地域按照GDP或GEP的方式考核。比如青海和贵州可以考察GEP，不和广东等地区比较GDP。贵州GDP虽然不如广东，但如果GEP是广东的4倍，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如果继续以GDP为考核标准，我们将失掉重要的改革关键期。
历史上，中国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均落后于其他国家，现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我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第三次产业革命，主要看美国的科技创新和中国的城镇化。过去我们一直在西方文明体系的游戏规则和思维定势内，目前西方难以引领新的标准和体系，历史责任落在中国的肩上，我们应该参与创造新的文明标准。如何能可持续发展，西方国家也希望中国能在生态文明方面有所引领。
如果深刻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机遇。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亡。历史上不少文明古国消亡，不是因为政府腐败，而是因为生态出了问题。对中国来说，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不仅是国际外部环境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国内民生的重大需求。中国已经取得商业文明的胜利，也能创造生态文明的未来。
30年前，莫干山上曾举办了一次全国性会议——“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这次会议，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为19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
30年后，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讨论的议题是30年前难以预计的，比如关于生态文明的讨论成为此次莫干山“中青年改革论坛”的一个重头戏。
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5年后，十八大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全面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
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宏大的理念，一直难以在各地落地执行，很多人和部门将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相混淆，且生态体制规划因各部门间的界限分割而被割裂开来。如何正确认识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什么样的？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多领域的、系统的概念，如何克服诸多体制性障碍？
会间，《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了与会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席、教育部原副部长章新胜。
搭好基本框架
《财经国家周刊》：自十七大以来，全国各地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有不少探索，你有什么建议？
章新胜：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当时只是理念。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具有突破性，它不再是一个理念了。它不仅是当前的紧迫任务，而且是长远的转型，这个转型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也是社会的转型，是生态安全的转型。
五位一体，我们理解是水乳交融，而不是油水的结合。但是，很多人把生态文明只看作是环境保护，局限于环保一个条线的部门，或者仍然把生态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我们要转变这种观念。环境保护只是技术层面、一个部门一个领域的工作。而生态文明则是多领域的、综合的概念。要按照生态系统规律来做，打破原来行政部门间的界限，不要人为分割开来。
我们提出转型20多年了，为什么步履维艰，而且不断地产能过剩？可见只满足于经济的转型升级，没有看到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形态的大变化。
五位一体很重要的是要理解，它是由西方引领的工业革命产生的商业文明，要逐步向生态文明这个方向转变，用商业文明来催生生态文明的发展。如果我们仍把它简单地看做经济结构的转型，不能够从商业文明跳到生态文明，抓住历史机遇就非常难了。
《财经国家周刊》：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具体先从哪里着手？
杨伟民：我们现在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生态环境在持续恶化。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体制性的问题、机制性的问题。
所以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重大战略以后，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目标。因为体制不变的话，靠其他措施，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把三中全会提出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任务落到实处，将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财经国家周刊》：这个目标中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包括哪些方面？如何建立？
杨伟民：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着力推进产权制度、开发保护制度、使用制度、环保制度这四大制度建设。
一是产权制度。这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础性制度。市场经济如果没有产权是建立不起来的。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的产权并没有清晰的界定，所以首先要做的是确权登记。然后，通过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和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区分作为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的权利与作为所有自然资源管理者的权力。通过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机构，统一行使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权人职责。至于怎么组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二是开发保护制度。自然资源与其他商品不同，并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因为这些自然资源不仅是当代人的，也是后代人的，所以要对开发行为进行管制。核心是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就是把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空间划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实行不同的开发管制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用途管制、预警机制、考核机制、责任追究、补偿机制、国家公园、休耕制度这7项制度。其中，通过用途管制，实现山水林田湖的统一保护，破解目前“九龙治水”的管理弊病；通过编制自然资源负债表，为预警、考核和责任追究奠定基础；通过休耕，建立生态修复机制；通过管制和修复相结合，建立并保护好生态红线。
三是使用制度。自然资源是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我们可以享用。但由于自然本身是有价的，所以不能无偿、无节制地使用。今后改革的核心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树立谁使用、谁付费，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付费的原则。包括改革价格机制，主要是改革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提高工业用地价格；改革税收体制，主要是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改革市场机制，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等。
四是环保制度。核心是监管所有污染物，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包括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排污者必须持证排污、按证排污；根据一个区域的环境容量，实行更加规范、更加公平，以企事业单位为单元，覆盖所有污染物的总量控制制度；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完善举报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严格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特别是目前我国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惩罚力度还不大，有时候仅仅是象征性地罚点款，违法成本太低，今后应加大惩处力度。
这是未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如果把这些基本框架搭好了，生态文明建设就有了可遵循的规则，就会大大地向前迈进一步。 解决指挥棒的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分散在各个部门进行管理，全国的规划多年来也比较分散、不统一，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杨伟民：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规划。法律可以把产权等该保护的制度确定下来，但法律并不能确定每一块具体空间到底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那谁来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规划。
要通过制定空间规划，明确每一块国土空间的功能，画出每个功能区的边界。法律确定原则，规划划定边界，这是生态文明建设和规划当中最主要的关系。
但目前，我们的规划体制还不健全，存在的一个主要弊端是，管用的规划太少，没用的规划太多，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规划体系。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已经明确，要进行规划体制改革，推进“多规合一”。据了解，现在国家发改委已经会同住建、国土、环保等部门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试点。今后的方向是，在市县层面，做到“一张蓝图干到底”，即一个市县有一张统一的规划图，一张规划图管50年、100年。
《财经国家周刊》：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多领域的、系统的概念，要克服很多体制性的障碍。你觉得还有哪些障碍需要破除？
章新胜：还要解决指挥棒的问题。旧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往往以经济效益作为首要指标，导致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只注重GDP增长而忽视经济发展背后巨大的环境代价。
当前我们处于过渡期，要好好研究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和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并行，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
坚持两条腿走路。可以考虑不同地域按照GDP或GEP的方式考核。比如青海和贵州可以考察GEP，不和广东等地区比较GDP。贵州GDP虽然不如广东，但如果GEP是广东的4倍，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如果继续以GDP为考核标准，我们将失掉重要的改革关键期。
历史上，中国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均落后于其他国家，现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我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第三次产业革命，主要看美国的科技创新和中国的城镇化。过去我们一直在西方文明体系的游戏规则和思维定势内，目前西方难以引领新的标准和体系，历史责任落在中国的肩上，我们应该参与创造新的文明标准。如何能可持续发展，西方国家也希望中国能在生态文明方面有所引领。
如果深刻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机遇。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亡。历史上不少文明古国消亡，不是因为政府腐败，而是因为生态出了问题。对中国来说，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不仅是国际外部环境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国内民生的重大需求。中国已经取得商业文明的胜利，也能创造生态文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