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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对你说，北大方正其实是一家戴着“红帽子”的民营企业，你一定以为是无稽之谈。在人们的印象中，北大方正理所当然是北大的产业。方正集团的官网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作为国家首批技术创新试点企业，方正集团多次荣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
一个叫张玉平的山西老汉，一纸诉状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要求北大“还我方正”。难道北大方正真的不是北大的产业？抑或张玉平是个丧失理智的疯子？让我们走进北大，走近张玉平，看看北大方正到底是姓国还是姓民。
创业 背靠大树好乘凉
张玉平原名张中天，原是山西省交城县经委干部。1986年，张玉平在北京大学进修时，获得一条信息：北京大学成立了理科新技术公司，却没有主营产品。对于能否把公司运作起来，学校领导和公司总经理楼滨龙心里都没个准。这条信息，使张玉平怦然心动：自己早就想下海经商，这不是天赐良机吗？如果能背靠北京大学这棵大树，凭着“北大”的金字招牌，岂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有了戴着“红帽子”创业的想法，张玉平给北大党委写了一份建议书，提出了校办企业发展壮大的三大步骤和发展纲要：第一，由张玉平筹款10～15万元作为开办费，大搞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第二，厂校挂钩，做到产学研一条龙服务；第三，把北大图书馆和电子系作为校企数据库，向国内外辐射。有了这三条建议做基础，1987年2月15日，张玉平被任命为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副经理兼信息部部长。获得任命的那一刻，张玉平欣喜若狂，根本未曾料到命运会跟他开一个残酷的玩笑。
1987年3月1日，楼滨龙和张玉平签订了一份信息部承包合同。双方约定，信息部系集体所有制性质，实行经理负责制—由张玉平负责投资、经营。开办费系张玉平承包信息部之基础—开办费到帐方可开展工作。信息部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信息部成立初期，由理科公司为信息部办理营业执照和银行帐号，允许张玉平以北京大学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理科公司在北京大学内为信息部提供办公及财会用房，张玉平则必须向公司交纳管理费。承包合同期限自1987年3月1日至1989年12月31日。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违约均须赔偿对方经济损失10万元。合同期满后，信息部的产权归承包者所有。接下来，楼滨龙又与张玉平签订了一份将其调入理科公司的协议。就这样，在交付了12万元承包金之后，张玉平从北大学子转身成为校办理科新技术公司信息部的经理。
1987年3月17日，《首都信息报》以“北京大学理科信息部为社会提供信息”为题，报导了北大理科信息部成立的消息。报导称：“一个为社会提供工业、农业、科技和商品信息的专业机构—北京大学理科信息部，将于3月20日正式为各界提供服务……”。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就在报纸所称的北大理科信息部正式为各界提供服务的当天，信息部经理张玉平却被通县警方收审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吗？他怎么就一下子栽进去了呢？
梦碎 遭遇冰火两重天
听说张玉平戴上了北京大学的红帽子，他的朋友们都称赞他有眼光，且表示要鼎力相助。于是，一番紧锣密鼓的运作之后，介休县洪山碳素厂以厂房设备作价30万元借给张玉平，支持他运作信息部。其他朋友也分别支持他生铁、焦炭各1万吨，期待有一个合作双赢的结果：张玉平可以从销售生铁、焦炭的提成中获取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朋友们则通过他傍上北大，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1987年3月13日，张玉平以北大理科信息部的名义，与通县胡各庄铸造厂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张向铸造厂提供技术指导及生产所需的生铁、焦炭，保证产品销路。铸造厂向张先交付信息、技术服务费10万元，待样品鉴定合格正式生产后再交付人民币5万元。签约当天，铸造厂即将10万元的支票交给张玉平。在签订协议时，张玉平使用的公司名称为北大理科新技术公司信息部，加盖的印章却是海淀区科技信息咨询部，服务费则进的是北京美雪餐馆的帐户。怎么这么乱呢？原来，理科公司虽然在协议中承诺尽快为信息部办理营业执照和银行帐号，却并未兑现这个承诺。为解决手续不完备，无法开展工作的难题，张玉平通过北京美雪餐馆注册了海淀区科技信息咨询部。在他看来，两家信息部都是自己的产业，也均由自己来经营，如此操作并无不当。但是，如此违规操作的结果是工商部门认为他与铸造厂签订的协议为无效合同，警方则认定他涉嫌诈骗并将其收容审查。
在张玉平被公安机关收审那天，北大保卫部干部李彬在新技术公司职员张玉峰配合下，将信息部当天的营业款4910元收走，并将信息部的经营置于北京大学的掌控之下。两个月后，警方因证据不足而对张玉平解除收审。可当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时，却发现自己和新技术公司乃至理科信息部都无关了。这怎么能行？自己被警方收审，是公司违约在先的结果，怎么能猪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呢？还有，自己承包了信息部后即购买了办公设备及价值20多万元的实用信息，信息部开业当天就有几千元的营业收入，以后就没有了吗？这些东西都哪里去了？不行，一定要向对方讨个说法！
还没等张玉平去讨说法，更令他痛心的事发生了—《北京日报》披露了他利用北大名义进行诈骗的消息。由于他被警方羁押后无法将朋友们支持他的生铁、焦炭合同兑现，山西方面以他涉嫌诈骗为由，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这时，曾发誓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妻子，也因为他成了“可恶的骗子”而与他分道扬镳。
创业遭滑铁卢，冰火两重天。想到自己本意是要在北京创业，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结果却因校办公司违约而锒铛入狱，张玉平心潮难平。出狱后，他踏上了维权之路，决心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但是，他未曾料到的是，维权之路无比艰辛，有时似乎看到了希望，更多的时候却是一点说法都没有。维权路上，他屡告屡败，似乎看不到胜诉的希望……
维权 无从选择的选择
张玉平在北大进修时读的是法律专业，他要用北大教他的法律知识向北大讨说法！但是，他在维权路上奔波了20多年却毫无结果。其原因何在呢？北京大学的一纸答复，道出了症结所在。2009年3月5日，张玉平向北京大学递交了《关于尽快落实政策、补发工资、安置工作的请示报告》，要求恢复其方正集团副总兼信息部长职务。北京大学在答复中称：“据查，此函所涉及的当事人现均已不在方正集团工作，所以无法了解当时的情况。经进一步了解，现在材料及证据无法证明张玉平与方正集团存在或曾经存在聘用关系。” 明明自己是方正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北大却来了个查无此人，怎么办？想到当初警方收容审查自己的理由，张玉平决定请警方来做个证明人。于是，张玉平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了《刑事赔偿申请书》，要求确认原通县公安局的行为违法并给予国家赔偿。通州警方则在《关于张玉平申请赔偿事项确认书》中做出了如下表述：本机关经审理查明，张玉平曾就职的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为北京大学下属的公司，其信息部是该公司的一个下属单位。1987年，在信息部筹建阶段，张玉平给北大党委写信，提出希望合作的意向，从事科技信息咨询工作。北京大学同意由张承包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下属的信息部，实行独立核算，资金的来源由张负责。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收取管理费12万元，并在1987年2月起草了一份协议，任命张玉平为信息部的经理……北京大学与张玉平达成协议后，始终未将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公章交由张玉平保管和使用……
那么，是不是方正集团与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北京大学因此否认张玉平与方正集团存在或曾经存在聘用关系呢？事实上，在张玉平数次告状方正集团的法庭上，方正集团都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辩护理由：张玉平所诉主体系方正公司，但根据张玉平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与张玉平发生法律纠纷的应当是新技术公司。方正公司与新技术公司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张玉平所诉对象错误。
果真如此吗？能够阐述从理科公司到新技术公司再到方正集团的法律关系者，只有工商局。可怎样向工商局求证？三思之后，张玉平决定状告工商局。于是，又是一番周折之后，张玉平拿到了工商局的说法。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与“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法律关系问题的说明》中剖析道：
“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原名“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是1986年5月经国家教委批准，并于1986年8月14日经我局核准设立的，是北京大学所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1988年5月6日变更名称为“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简称新技术公司。1992年，北京大学以“新技术公司”的全部资金为基础，设立“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并于1992年12月12日经我局核准，取得企业法人资格。方正公司成立后，承继了原“新技术公司”自1986年成立以来的全部财产（含债权、债务）及全部经营业绩。
通州警方的确认书，说明张玉平参与了新技术公司早期的创业活动并有资金投入；工商局的“说明书”，说明了张玉平状告方正集团并无不当。但是，方正集团却依然不认他那壶酒钱。庭审现场，方正集团强调：“张玉平用于主张权其权利的证据，只是一纸复印件。相关法律规定，缺乏原件佐证的复件印不可作为证据使用。即使其证据有效，但事发二十多年，早已超过了起诉时效。”
奔波多年却维权无果，使人们对张玉平议论纷纷：“堂堂的北大方正集团，怎么可能是他的？这个人该不是疯了吧？”“肯定是想钱想疯了，要不就是个骗子。”何止外人如此议论，就连孩子们看张玉平的眼神里，也透出些许疑虑，似乎他真的在干着骗子的勾当。
不做“骗子”好多年，却因为维权又成了“骗子”，使张玉平激动异常。为求证事实真相，他先后将北京大学、教育部、北京市工商局、方正集团诉至法庭，并先后向通州公安分局、通州区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尽管结果是屡告屡败，可谜底却呼之欲出。针对方正集团对张玉平提交的信息部承包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张玉平拿到了楼滨龙的调查笔录。在这份由方正集团制作的调查笔录中，楼台滨龙坦承信息部承包合同真实有效。楼滨龙还坦言：“1986年创业初期，学校许诺提供3万元额度的开办费，在北大财务处帐上，我们拿票据实报实销。因为当时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成立不久，公司没有主营产品，整个经营处于摸索阶段。”不是说张玉平的诉讼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了吗？张玉平被通州警方收容审查时，北大保卫部会同新技术公司收取张玉平现金4910元。1992年3月21日，北大纪委具函说明这笔钱在新技术公司帐上。直到2013年1月4日，这笔钱才由北京大学在扣除张玉平应付的相关费用后，将余款1362·7元转交给张玉平，这又说明了什么？
2013年5月3日，张玉平拿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第07133号判决书。尽管是一份己方败诉的判决，可张玉平还是从中看到了希望。与以往法院发出的裁定书、决定书相比，自己这一次拿到是判决书。身为法律专家，张玉平自然知道判决书与裁定书、决定书有着不同的分量。更让他欣喜的是判决书中的一段表述：本院认为：“方正公司成立后，系继承了原新技术公司自成立以来的全部财产（含债权、债务）及全部经营业绩。结合民法上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要求，方正公司在承继原新技术公司全部财产的基础上，理应对原新技术公司的原有债务一并承担相应责任。现张玉平系以其与原新技术公司存在其所主张的合同关系为由提起诉讼，故以方正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这段话使张玉平受到了极大的鼓励，也使他决心像秋菊打官司一样，坚定不移地将官司打下去，直到胜诉为止。尽管他不知道维权路漫漫，何处是尽头……
屡告不胜还要告，张玉平是不是在无理取闹？回答是否定的！张玉平在北大读的是法律专业，离开北大之后的日子里，他还一度担任过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培训中心的主任，完全称得上是法律专家，自然知晓自己屡告屡败的症结所在。可他却依然在维权路上孤独前行：调查取证，从有关部门下发的文件中甄选有利于维权的材料，像祥林嫂一样一遍又一遍向人们诉说自己的遭遇……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执著，张玉平坦言：“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给孩子们一个交代。否则，我将背着骗子的骂名，让孩子们瞧不起。”
张玉平的遭遇告诉我们，为人处世须诚实守信，依法办事。否则就可能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即使是方正集团那样的名企及张玉平一样的法律专家也无法避免。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新技术公司及时办理了相关的营业手续，如果张玉平依法办事而不违规操作，方正集团和张玉平哪来如今这许多烦恼？事实上，当初如张玉平一样戴着红帽子创业的人还有许多，他们也如张玉平一样在后来的析产中引发了大大小小的官司。时至今日，如张玉平一样戴着红帽子子创业的现象已经不多了，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讲诚信，不依法办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通过张玉平打官司的事件，我们当引以为戒，以免陷入无尽的烦恼中。
一个叫张玉平的山西老汉，一纸诉状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要求北大“还我方正”。难道北大方正真的不是北大的产业？抑或张玉平是个丧失理智的疯子？让我们走进北大，走近张玉平，看看北大方正到底是姓国还是姓民。
创业 背靠大树好乘凉
张玉平原名张中天，原是山西省交城县经委干部。1986年，张玉平在北京大学进修时，获得一条信息：北京大学成立了理科新技术公司，却没有主营产品。对于能否把公司运作起来，学校领导和公司总经理楼滨龙心里都没个准。这条信息，使张玉平怦然心动：自己早就想下海经商，这不是天赐良机吗？如果能背靠北京大学这棵大树，凭着“北大”的金字招牌，岂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有了戴着“红帽子”创业的想法，张玉平给北大党委写了一份建议书，提出了校办企业发展壮大的三大步骤和发展纲要：第一，由张玉平筹款10～15万元作为开办费，大搞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第二，厂校挂钩，做到产学研一条龙服务；第三，把北大图书馆和电子系作为校企数据库，向国内外辐射。有了这三条建议做基础，1987年2月15日，张玉平被任命为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副经理兼信息部部长。获得任命的那一刻，张玉平欣喜若狂，根本未曾料到命运会跟他开一个残酷的玩笑。
1987年3月1日，楼滨龙和张玉平签订了一份信息部承包合同。双方约定，信息部系集体所有制性质，实行经理负责制—由张玉平负责投资、经营。开办费系张玉平承包信息部之基础—开办费到帐方可开展工作。信息部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信息部成立初期，由理科公司为信息部办理营业执照和银行帐号，允许张玉平以北京大学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理科公司在北京大学内为信息部提供办公及财会用房，张玉平则必须向公司交纳管理费。承包合同期限自1987年3月1日至1989年12月31日。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违约均须赔偿对方经济损失10万元。合同期满后，信息部的产权归承包者所有。接下来，楼滨龙又与张玉平签订了一份将其调入理科公司的协议。就这样，在交付了12万元承包金之后，张玉平从北大学子转身成为校办理科新技术公司信息部的经理。
1987年3月17日，《首都信息报》以“北京大学理科信息部为社会提供信息”为题，报导了北大理科信息部成立的消息。报导称：“一个为社会提供工业、农业、科技和商品信息的专业机构—北京大学理科信息部，将于3月20日正式为各界提供服务……”。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就在报纸所称的北大理科信息部正式为各界提供服务的当天，信息部经理张玉平却被通县警方收审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吗？他怎么就一下子栽进去了呢？
梦碎 遭遇冰火两重天
听说张玉平戴上了北京大学的红帽子，他的朋友们都称赞他有眼光，且表示要鼎力相助。于是，一番紧锣密鼓的运作之后，介休县洪山碳素厂以厂房设备作价30万元借给张玉平，支持他运作信息部。其他朋友也分别支持他生铁、焦炭各1万吨，期待有一个合作双赢的结果：张玉平可以从销售生铁、焦炭的提成中获取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朋友们则通过他傍上北大，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1987年3月13日，张玉平以北大理科信息部的名义，与通县胡各庄铸造厂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张向铸造厂提供技术指导及生产所需的生铁、焦炭，保证产品销路。铸造厂向张先交付信息、技术服务费10万元，待样品鉴定合格正式生产后再交付人民币5万元。签约当天，铸造厂即将10万元的支票交给张玉平。在签订协议时，张玉平使用的公司名称为北大理科新技术公司信息部，加盖的印章却是海淀区科技信息咨询部，服务费则进的是北京美雪餐馆的帐户。怎么这么乱呢？原来，理科公司虽然在协议中承诺尽快为信息部办理营业执照和银行帐号，却并未兑现这个承诺。为解决手续不完备，无法开展工作的难题，张玉平通过北京美雪餐馆注册了海淀区科技信息咨询部。在他看来，两家信息部都是自己的产业，也均由自己来经营，如此操作并无不当。但是，如此违规操作的结果是工商部门认为他与铸造厂签订的协议为无效合同，警方则认定他涉嫌诈骗并将其收容审查。
在张玉平被公安机关收审那天，北大保卫部干部李彬在新技术公司职员张玉峰配合下，将信息部当天的营业款4910元收走，并将信息部的经营置于北京大学的掌控之下。两个月后，警方因证据不足而对张玉平解除收审。可当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时，却发现自己和新技术公司乃至理科信息部都无关了。这怎么能行？自己被警方收审，是公司违约在先的结果，怎么能猪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呢？还有，自己承包了信息部后即购买了办公设备及价值20多万元的实用信息，信息部开业当天就有几千元的营业收入，以后就没有了吗？这些东西都哪里去了？不行，一定要向对方讨个说法！
还没等张玉平去讨说法，更令他痛心的事发生了—《北京日报》披露了他利用北大名义进行诈骗的消息。由于他被警方羁押后无法将朋友们支持他的生铁、焦炭合同兑现，山西方面以他涉嫌诈骗为由，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这时，曾发誓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妻子，也因为他成了“可恶的骗子”而与他分道扬镳。
创业遭滑铁卢，冰火两重天。想到自己本意是要在北京创业，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结果却因校办公司违约而锒铛入狱，张玉平心潮难平。出狱后，他踏上了维权之路，决心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但是，他未曾料到的是，维权之路无比艰辛，有时似乎看到了希望，更多的时候却是一点说法都没有。维权路上，他屡告屡败，似乎看不到胜诉的希望……
维权 无从选择的选择
张玉平在北大进修时读的是法律专业，他要用北大教他的法律知识向北大讨说法！但是，他在维权路上奔波了20多年却毫无结果。其原因何在呢？北京大学的一纸答复，道出了症结所在。2009年3月5日，张玉平向北京大学递交了《关于尽快落实政策、补发工资、安置工作的请示报告》，要求恢复其方正集团副总兼信息部长职务。北京大学在答复中称：“据查，此函所涉及的当事人现均已不在方正集团工作，所以无法了解当时的情况。经进一步了解，现在材料及证据无法证明张玉平与方正集团存在或曾经存在聘用关系。” 明明自己是方正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北大却来了个查无此人，怎么办？想到当初警方收容审查自己的理由，张玉平决定请警方来做个证明人。于是，张玉平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了《刑事赔偿申请书》，要求确认原通县公安局的行为违法并给予国家赔偿。通州警方则在《关于张玉平申请赔偿事项确认书》中做出了如下表述：本机关经审理查明，张玉平曾就职的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为北京大学下属的公司，其信息部是该公司的一个下属单位。1987年，在信息部筹建阶段，张玉平给北大党委写信，提出希望合作的意向，从事科技信息咨询工作。北京大学同意由张承包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下属的信息部，实行独立核算，资金的来源由张负责。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收取管理费12万元，并在1987年2月起草了一份协议，任命张玉平为信息部的经理……北京大学与张玉平达成协议后，始终未将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公章交由张玉平保管和使用……
那么，是不是方正集团与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北京大学因此否认张玉平与方正集团存在或曾经存在聘用关系呢？事实上，在张玉平数次告状方正集团的法庭上，方正集团都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辩护理由：张玉平所诉主体系方正公司，但根据张玉平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与张玉平发生法律纠纷的应当是新技术公司。方正公司与新技术公司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张玉平所诉对象错误。
果真如此吗？能够阐述从理科公司到新技术公司再到方正集团的法律关系者，只有工商局。可怎样向工商局求证？三思之后，张玉平决定状告工商局。于是，又是一番周折之后，张玉平拿到了工商局的说法。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与“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法律关系问题的说明》中剖析道：
“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原名“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是1986年5月经国家教委批准，并于1986年8月14日经我局核准设立的，是北京大学所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1988年5月6日变更名称为“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简称新技术公司。1992年，北京大学以“新技术公司”的全部资金为基础，设立“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并于1992年12月12日经我局核准，取得企业法人资格。方正公司成立后，承继了原“新技术公司”自1986年成立以来的全部财产（含债权、债务）及全部经营业绩。
通州警方的确认书，说明张玉平参与了新技术公司早期的创业活动并有资金投入；工商局的“说明书”，说明了张玉平状告方正集团并无不当。但是，方正集团却依然不认他那壶酒钱。庭审现场，方正集团强调：“张玉平用于主张权其权利的证据，只是一纸复印件。相关法律规定，缺乏原件佐证的复件印不可作为证据使用。即使其证据有效，但事发二十多年，早已超过了起诉时效。”
奔波多年却维权无果，使人们对张玉平议论纷纷：“堂堂的北大方正集团，怎么可能是他的？这个人该不是疯了吧？”“肯定是想钱想疯了，要不就是个骗子。”何止外人如此议论，就连孩子们看张玉平的眼神里，也透出些许疑虑，似乎他真的在干着骗子的勾当。
不做“骗子”好多年，却因为维权又成了“骗子”，使张玉平激动异常。为求证事实真相，他先后将北京大学、教育部、北京市工商局、方正集团诉至法庭，并先后向通州公安分局、通州区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尽管结果是屡告屡败，可谜底却呼之欲出。针对方正集团对张玉平提交的信息部承包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张玉平拿到了楼滨龙的调查笔录。在这份由方正集团制作的调查笔录中，楼台滨龙坦承信息部承包合同真实有效。楼滨龙还坦言：“1986年创业初期，学校许诺提供3万元额度的开办费，在北大财务处帐上，我们拿票据实报实销。因为当时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成立不久，公司没有主营产品，整个经营处于摸索阶段。”不是说张玉平的诉讼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了吗？张玉平被通州警方收容审查时，北大保卫部会同新技术公司收取张玉平现金4910元。1992年3月21日，北大纪委具函说明这笔钱在新技术公司帐上。直到2013年1月4日，这笔钱才由北京大学在扣除张玉平应付的相关费用后，将余款1362·7元转交给张玉平，这又说明了什么？
2013年5月3日，张玉平拿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第07133号判决书。尽管是一份己方败诉的判决，可张玉平还是从中看到了希望。与以往法院发出的裁定书、决定书相比，自己这一次拿到是判决书。身为法律专家，张玉平自然知道判决书与裁定书、决定书有着不同的分量。更让他欣喜的是判决书中的一段表述：本院认为：“方正公司成立后，系继承了原新技术公司自成立以来的全部财产（含债权、债务）及全部经营业绩。结合民法上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要求，方正公司在承继原新技术公司全部财产的基础上，理应对原新技术公司的原有债务一并承担相应责任。现张玉平系以其与原新技术公司存在其所主张的合同关系为由提起诉讼，故以方正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这段话使张玉平受到了极大的鼓励，也使他决心像秋菊打官司一样，坚定不移地将官司打下去，直到胜诉为止。尽管他不知道维权路漫漫，何处是尽头……
屡告不胜还要告，张玉平是不是在无理取闹？回答是否定的！张玉平在北大读的是法律专业，离开北大之后的日子里，他还一度担任过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培训中心的主任，完全称得上是法律专家，自然知晓自己屡告屡败的症结所在。可他却依然在维权路上孤独前行：调查取证，从有关部门下发的文件中甄选有利于维权的材料，像祥林嫂一样一遍又一遍向人们诉说自己的遭遇……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执著，张玉平坦言：“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给孩子们一个交代。否则，我将背着骗子的骂名，让孩子们瞧不起。”
张玉平的遭遇告诉我们，为人处世须诚实守信，依法办事。否则就可能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即使是方正集团那样的名企及张玉平一样的法律专家也无法避免。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新技术公司及时办理了相关的营业手续，如果张玉平依法办事而不违规操作，方正集团和张玉平哪来如今这许多烦恼？事实上，当初如张玉平一样戴着红帽子创业的人还有许多，他们也如张玉平一样在后来的析产中引发了大大小小的官司。时至今日，如张玉平一样戴着红帽子子创业的现象已经不多了，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讲诚信，不依法办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通过张玉平打官司的事件，我们当引以为戒，以免陷入无尽的烦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