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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初步建构文化空间理论，阐明其内涵、构成及特性，并以曲阜片区大遗址为例，展示文化空间理论对大遗址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指导意义。首先从中心理念、核心象征、符号系统、活动主体等方面构建出曲阜片区这一文化空间，从空间的生产与消费的视角提出核心区营造应遵循地方特色与中国特色、中m聚焦与散点透视、静态展示与动态呈现兼顾的原则，继而探讨了辐射区延伸中的功能定位和营销策略，最后指出文化空间理论在大遗址旅游中拓展遗产内涵、创新开发思路和提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文化空间；大遗址旅游；曲阜片区大遗址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4-0039-09
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我国大遗址数量众多，但长期以来对其采取回填保护和现状维持的“死保”模式，导致公众参与缺失，破坏行为频发，遗址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受到极大限制。“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指出，大遗址作为中国五千多年灿烂文明史的主体和典型代表，不仅具有深厚的科学与文化底蕴，同时也是极具特色的环境景观和旅游资源。因此，大遗址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协同实现需要持续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列斐伏尔(Lefebvre)的空间概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上的文化空间类型等基础之上，经过系统化和深化，形成更为广泛的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意义上的文化空间理论，并以曲阜片区大遗址为例，阐明其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空间概念的提出与演变
“空间”很长时间以来都被视作单纯的几何、地理概念，直到20世纪，法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亨利·列斐伏尔对这一概念做了新的哲学诠释，他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产品”，每个社会和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自己的空间。在《空间的生产》中，他列举了多种空间类型，其中提到“文化空间”一词。他认为“空间的概念与精神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空间联在一起”。这使得空间带有浓厚的社会文化色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是针对资本主义过快而无序的城市化扩张而提出的，因而具有很强的批判性。
文化空间作为一个独立术语，首先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文化空间指“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它是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我国2005年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界定：“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可见，这里的文化空间不是一般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兼具时间性、空间性和文化性。我国各民族的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集市等，都是典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文化空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种，具有类型学的意义，使用范围较小。
与之相反，文化空间也常被随意使用，如有时指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有时指现代文化产业园区，概念的滥用模糊了其应有的理论内涵和指导意义。
二、文化空间的新界定
(一)文化空问的基本内涵
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应以遗产保护为核心，以文化氛围营造为重点，同时需要现代产业意识的指导，是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具有体验性和互动性的空间。因此，可以将其定义为“以文化核心理念为焦点，以区域文化资源为依托，以社区参与为基础，通过市场产业化的保护提升，构建起的动静相宜、可持续地体现文化精髓的立体化存在”。
在内涵上，文化空间包括三个维度：物质、精神和社会生活。文化空间首先是物质空间，物质文化遗产是可视性的载体，是景观；其次是精神空间，精神、价值理念是文化空间的核心，也是物质遗产得以存在的支撑；第三是社会生活空间，指社会各方的参与，包括内力的发展和外力的推动。内力指当地社区的参与，外力指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等。只有三个维度共同存在，相互作用，才能保证空间的开放性、活跃性，最终营造出一个具有互动性的文化空间。
在外延上，文化空间包括两个圈层：核心层和辐射层。核心层指各种文化遗产富集的区域，在此区域内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集中，品质较高，具有直观展示性和文化代表性，是文化空间的灵魂所在。辐射层是核心层的延伸、支持区域，包括各种文化创意项目、文化产业园区、休闲旅游区、服务设施等，是文化空间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核心层和辐射层在地理空间上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交叉和融合。正是经过二者的密切联系，增加了空间的可感性和体验性，扩大了空间的范围，最终成就一个可持续的文化空间。可以说，文化空间既是一个早已存在的空间，也是一个需要再造的空间。
(二)文化空间的构成要素
文化空间由中心理念、核心象征、符号系统、活动主体等构成。
文化是一个社会共享的意义系统和价值观，是社会认同和和谐的基础。文化空间的根本目的就是展示出这种文化，通过游客身临其境地体验感受文化，获取认同。所以文化空间首先要有代表性的中心理念，这种理念可以是文化空间中社会共同体共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
核心象征是提炼出的能表征本文化空间的标志物，它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文本、思想，要对本文化空间具有代表和象征意义，并深深渗透到民族共同体的血脉之中，能让本文化空间内外的人产生共鸣，可以说是文化空间的形象大使。
符号是指在一种认知体系中指代、传达一定意义的意象，可以是图形图像、文字组合、建筑造型，也可以是一种思想文化、一个时事人物。如紫禁城在政治上是中国古代皇权的象征。符号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被称为文化学之父的怀特(White)指出：“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也就仅仅是动物而不会成其为人类。”可见，符号本身就是文化，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符号是文化空间的重要元素，文化空间就是文化符号集聚的系统。 如果中心理念、核心象征和符号系统可视为文化空间的客体，人就是文化空间的主体。从根本上说，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就是人化，文化空间的存在自然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具体而言，文化空间的主体包括当地居民、管理者、开发者，以及外来游客等，他们共同构成文化空间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主导着文化空间的成长过程和未来走向。
(三)文化空间的特性
1.本真性。文化空间的存在首先依存于文化遗产。1964年，《威尼斯宪章》提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明确强调了本真性对于遗产的重要性。文化空间的本真性分为本体真实和展示真实两个层面。本体真实是文化空间的本然状态，是客观主义的本真性，包括物质本真性(遗产的形式、材料、位置、作用等)、环境本真性(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氛围等)和社会本真性(原住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文化作为一个可以观赏的去处，是需要被展示的，展示真实是文化空间的外向功能，是满足游客求知、求真需求的必然要求。这种展示可能涉及文化产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位移，以适应新环境的时间和场所，但包含着原创的传统文化要素，具有展示的本真性。
2.表征性。文化空间是符号集聚的系统，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符号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例如，语言可以被看做一种已经存在的事物的表征，因为语言通过某种方式对这种存在的事物进行描述或复制。某族群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就表征了他们的民族思想和传统文化。同时，符号的表征不是简单地复制空间，它们也生产着对于空间的看法。如长城表征了汉民族的保守防御思想，后来也成为中华民族智慧和勇气的象征。文化空间的表征性即通过符号的意指性实践来表现和生产意义，并且使得文化空间内外的个体之间达成意义的交流。“表征的空间”指被图形与符号以及生活在空间里的人们赋予生命力的空间。符号的表征使文化空间能够被反映和呈现，也不断被诠释和建构。
3.系统性。文化空间的物质、精神、社会生活三个维度相互依存，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了丰富的精神理念，才不是死的文物，根植于活态的社会之中，才具有延续的生命力，这构成文化空间的生命系统。文化空间中的众多符号按一定规律组成符号丛，分别表征不同的文化理念，最终指向某个核心象征，体现一种中心理念，这构成文化空间的结构系统。文化空间中的当地居民、管理者、开发者、旅游者围绕符号表征体系，各取所需，结成利益共同体，这构成文化空间的利益系统。
三、文化空间理论与曲阜大遗址旅游开发
2010年年底，国家文物局正式将曲阜片区纳入“央地共建大遗址保护”项目库，与西安、洛阳、荆州、成都片区一起，形成我国大遗址保护的五大片区格局。曲阜大遗址主要包括寿丘、鲁国故城、尼山、九龙山、邾国故城、邹县故城六大遗址组团，地域涵盖曲阜、邹城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及其中间的九龙山区域，遗产品质很高，文化内涵丰富。
(一)曲阜片区文化空间的内涵
1.文化空间的构成
曲阜片区大遗址的中心理念。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获得的支配其信念、态度、看法和行动的指南，而核心价值观就是取得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念，是民族价值观的精髓和典型代表。和谐思想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广泛认可的价值理念，它来源于“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的儒家思想，孕育于周文化传承发展的邹鲁之地、儒家思想泽被后世的孔孟之乡，所以“和”完全可以作为这一文化空间的中心理念。
曲阜片区大遗址的核心象征。核心象征能将中心理念落到实处，并转化成可感性的实体，聚焦人们的眼光。曲阜片区大遗址的象征可以考虑双核心：一是“中华文明的滥觞——黄帝——人文初祖”；二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孔子——至圣先师”。概括来说，就是打出两类文明(始祖文明、儒家思想)、两个人物(黄帝、孔子)、两种形象(人文始祖、文化巨擘)的文化品牌。一方面，孔子和儒家思想能够代表这一文化空间的形象是毫无疑问的，也成为人们认识上的定势；另一方面，始祖文化一直隐性地存在着，鲜为人知，突出这一点可以丰富文化空间的内涵。
曲阜片区大遗址的符号系统。这一区域遍布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儒家文化底蕴最为密集的区域，许多古建筑、古遗址早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但这些标志、符号多是独立、碎片化地存在着，难以形成合力，需要系统化处理。首先是符号的抽取。符号的选取要有多方来源，注重多种媒介反映出的大众倾向，以影响力作为取舍标准。如2010年“美景中国·中国最美的旅游胜地排行榜”中，曲阜三孔景区被评为“中国十大遗迹遗址博物馆”，其评语为“一本《论语》成了中国文化的脉络，一座孔庙成了中国文化的地标。走进曲阜，寻中国儒学之源，探华夏文明之精”。这段话表明了社会对这一文化空间的广泛认同，从中可以抽取“论语”、“孔庙”、“儒学”、“华夏文明”等几个符号。其次是符号的组合。可以用上文确定的核心象征构建起两个符号系统：二是人文始祖系列，包括大汶口、龙山等文化类型，黄帝、少吴等上古人物，以及与其有关联的遗址、图腾、纪念场所、器物(如大汶口遗址、龙山遗址，吴族的太阳崇拜、鸟图腾、九龙山代表的龙图腾、寿丘、少吴陵、景灵宫)等；一是文化巨擘系列，包括孔、颜、曾、孟、孔尚任等文化名人，及与其有关的建筑、文本、传说(如尼山、孔庙、《论语》、《孟子》、《桃花扇》、西狩获麟、孟母三迁)等。
曲阜片区大遗址的主体参与。曲阜大遗址内包含10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人口众多，其中又以农村人口为主，区域内的135个村庄共有农民约25.91万。他们作为当地文化的传承者和体现者，本身就是文化空间的重要因素。要引入社区参与理念，采取措施促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让其参与到大遗址的保护开发中来，包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民间工艺品生产，以及乡村旅馆、农家乐等服务业，使其确立主人公意识，形成受惠于当地文化、发展当地文化的良性循环。管理者要发挥主导作用，树立服务者和指导者的角色。开发者除注重自身经济回报外，还要有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使其兼顾社会文化效应。当然，要使这一文化空间发挥应有作用，最终还要落实到游客身上，他们到此参观体验，不仅自身受到文化熏陶，还承担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综合各方主体诉求，曲阜片区大遗址的开发要先期进行经济、社会和环境评估，权衡各方利益，制定可行方案，做到以人为本。 2.文化空间的生产
“生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概念，在1845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赋予“生产”以人类学本体论的意义：人类的繁衍作为人类的自我生产构成家庭和社会的基础，一般生产不仅包括物质生产，还包括精神生产本身，生产总体现在再生产过程中表现历史。可见，这里的“生产”不单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列斐伏尔基于此提出了“空间的生产”这一概念，将“生产”由时间扩展到空间中。他认为，空间就是产品，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由此，可以引申出文化空间的生产这一命题。广义而言，规划建设曲阜片区大遗址的过程就是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引入空间生产的理念是保证文化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遗址公园建设是文化空间重要生产方式之一。它将文物价值虽高，但破坏严重、参观游览性弱的遗址遗迹纳入开放式公园的建设中来，使其转化为公园的文化底色。新“生产”的秀美景观因这些遗址遗迹而具有了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空间被建构起来。这样，遗址焕发出新的生机，遗址所在的区域也得到了可持续发展。曲阜大遗址区域内遍布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丰富的大型聚落遗址群，可以适当借鉴这种文化空间的生产方式。如寿丘少吴陵遗址，宋代建有仙源县城和规模庞大的景灵宫，现仅剩城垣、地基等遗址，可以考虑恢复重建，辅以地文、水文景观。重建不是原封不动地恢复原貌，而是要有所创新。如可以让这些仿古建筑发挥新的文化功能，作为历史课堂、文艺演出场所、旅游工艺品商店，甚至是餐厅客房等。但这种空间的生产一定要注意与其所在的文化空间的理念相符。北京故宫内开起了星巴克咖啡店，但因与中国文化的不协调而不得不以关门收场，就是一个反面例证。尼山大遗址的生产战略可以定义为文化休闲度假区，这里山体连绵，环境优美，远离城市喧嚣，又是圣源所在，文化与自然相得益彰，可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为中心理念，以山、水为核心象征，整合尼山、尼山水库、尼山孔庙、尼山书院等符号系统，建立起休闲度假型文化空间。
3.文化空间的消费
生产文化空间最终是为了成为人们的消费对象：观赏美景、体验文化，以及食住行等经济性消费。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当我们到山上或海边时，我们消费了空间。”空间在旅游和休闲中被消费，能被人们便利、舒适地消费的空间才是成功的文化空间。“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在生产中被消费”，文化空间的生产和消费可以说是同时进行的。如果说生产是从供给的视角营造文化空间，消费就是从需求的视角开展这一工作，即如何从参访者的角度搞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等的建设，深度开发相关产品。
注重文化空间的社会生活维度。在几何学上，只有三维同时存在才能构建起立体的空间，文化空间的三维同样一个也不能少。物质维度可以保护，精神维度可以梳理，不管是破旧还是完好，是清晰还是混沌，它们总是存在着，唯社会生活维度容易被忽视，它是盘活这一空间的关键。比如曲阜片区内历史悠久的村庄，如鲁源村、夫子洞村、颜母庄村、凫村等，它们是典型的物质空间，承载着“孔孟出生地”、“文化发祥所”等文化内涵，也是名副其实的精神空间，但是缺少第三维，准确地说是社会生活空间中外力的参与。这样，两维只能构成平面，立不起来，不能成为文化空间，也就难以发挥应有的价值。如果从消费的视角审视，会发现历史村落逐渐成为旅游者的消费热点，洞察了他们的消费动机和预期，适当进行外力的介入，让历史村落的社会生活空间呈现在公众视域之中，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空间就会被建构起来。再如这一区域内的古代书院。书院一直是古代私学的昌盛之所，在人们心目中是学术、思想、文化高地。这里有尼山书院、春秋书院、洙泗书院、子思书院、中庸书院等众多书院，当年文化的繁盛可见一斑，可现在大多湮为陈迹，不为人知。依据儒学复兴和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敬仰之心，将这些书院组合，形成各有特色而又整体联动的专题线路，以传统文化的教育、展示为主题，由单体到线路，再到空间，营造一个具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国学文化空间。实际上是从文化空间的消费到文化空间的生产的转换。
(二)文化空间核心区的营造
曲阜片区大遗址的核心圈层为各种文化遗产所在地，即六大遗址组团，它们集合了大量的文化符号，是这一文化空间的中心理念和核心象征的实体化体现。文化空间的营造需要注意以下原则：
1.地方特色与中国特色
特色就是吸引力，就是生产力。所谓地方特色，就是本文化空间区别于其他文化空间的形象，其根本在于以本地文化遗存、思想资源、民俗风情等为依托，这是与其他文化空间差异化竞争、和谐发展的关键。中国特色就是本文化空间能够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体现其思想、价值理念的精髓，在国际上，它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空间的典型代表。曲阜片区大遗址这一文化空间的建设应正确把握地方特色和中国特色的关系。
这种地方特色的发掘，立足于对本土资源的审视，还要注重与其他文化空间的比较。以与西安大遗址比较为例。西安的曲江池、华清官、大唐芙蓉园等，做的是唐代的文章，展现的是以皇家恢宏气象为主题的文化空间，有突出的政治色彩。曲阜片区突出的是本地五千多年来不曾断裂的文化传承，以周公、孔颜曾孟等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如果说西安彰显的是朝代的恢宏凄婉、政治的兴衰更迭，曲阜片区要表现的就是深深渗入每个中国人骨髓的传统文化精华，这就是其地方特色。西安突出的是在一段历史时期的一定地域的文化，而曲阜片区要展现的是超越时间、超越地域的能让每个中国人都有归属感的精神文化空间，这就是其中国特色。再以寿丘遗址文化空间的营造为例。曲阜片遗址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以黄帝、少吴为代表的始祖文化。古史书记载寿丘为黄帝诞生地，河南新郑同样有史可据，并在开发上领先一步，建了主题广场、黄帝塑像等景观，融入了百家姓展示墙、姓氏树等能勾起人们寻根问祖情结的元素，黄帝拜祖大典也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对这种竞争，寿丘无疑处于劣势，这就要求考虑本地特色。新郑黄帝故里表现的是寻根问祖的血脉亲情，重血缘，寿丘可以突显对人文初祖的文化朝圣，重文脉。在具体方式上，一是组合，本地还曾留下伏羲、少吴、太吴等的足迹传说，这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可以将其组合，建立起“三皇五帝”的团体优势；一是拓展，寿丘遗址的开发以祭祀黄帝为中心，不是头脑一热的行为，而是拥有历史依据，如宋代在此建规模庞大的景灵宫就是为祭祀黄帝，可以将本地的此类遗址、传说等整合提炼，形成从古至今“慎终追远”的历史谱系。放在曲阜片区大遗址的整个文化空间中考虑，它不是单一的祭祖拜祖之地，而是中华文明发源、传承的象征。这既是地方特色，也是中国特色。 这两个特色相辅相成，凡是本地独有的，都可成为凸显本文化空间地方特色的符号，而选取的有文化代表性和广泛认同性的符号，可以强化文化空间的中国特色。要正确处理这两个特色的关系，不可偏废。过分注重“地方”会囿于一隅，踯躅难行，过分注重“中国”会大而化之，行而不远。
2.中心聚焦与散点透视
文化遗产是游客凝视的重要对象，从空间的消费视角看，要使游客获得最佳凝视体验，需要进行文化空间的视觉规划。透视是绘画等艺术领域的术语，中西方透视法有明显的不同。西方绘画采用焦点透视，像照相一样，观察者固定在一个点上，能把摄入镜头的物象如实照下来，如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其优点是有一个视觉中心，符合客观真实，缺点是受空间的限制，视域以外的东西不能摄入，所以西洋画篇幅一般较小。中国画则不同，画卷多见，如《清明上河图》，传统山水画也气象深远，这源于散点透视，有多个中心，可以移步换景，表现出辽阔深远的境界。
曲阜片区大遗址这一文化空间的营造需要这两种方法的结合。首先，需要焦点透视。曲阜片区这个广阔的文化空间，必须有一个能集聚人们目光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儒家文化，在物理空间上，可以集中展示在九龙山。这里是连接两个历史文化名城、六大文化遗址的枢纽。且“九”为阳数之极，“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九龙山具有中华文化的高度象征性。将来游客到这个文化空间，九龙山应是第一站，在这个中心上开始体验之旅。所以九龙山——龙——中华文化是这一文化空间的焦点。其次，需要散点透视。如果说中心聚焦是用来突显核心形象，吸引公众眼球，让其乘兴而来，散点透视就是丰富文化空间的内涵，增进游客体验，使其满意而归。炎黄之丘、少吴之墟、商奄之都、邹鲁之地、孔孟之乡，以及以《桃花扇》、梁祝传说为代表的爱情故事，匡衡凿壁偷光的学习精神，都可以形成可大可小的散点。这些丰富的理念可以落实到各大遗址上，凭借各有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主题，游人一路走来，各种文化纷纷映入眼帘，坠入厚重深邃、辽阔深远的文化空间之中。
文化空间不是内部各个子空间的自然存在，而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焦点”和“散点”通盘考虑，在空间上呈拱卫之势，在理念上合成向心力，“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3.静态展示与动态呈现
中国传统文化从保存形态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一定历史时期的静态存在，如各个朝代留下的建筑、遗址，传统书法、绘画、笔记等文本，以及当今早已消失记载在历史典籍上的风俗文化等；另一类是不间断传承发展着的民间习俗、生活习惯、传统文艺、民间工艺等。这两类可分别概括为静态文化和动态文化，都是文化空间的重要符号。
曲阜片区大遗址的核心区不仅是静态文化集中的区域，还是动态文化的保留、传承之地。纵观当前的工作，对静态文化保护着力甚多，如对历史文脉的分析，对六大遗址组团的考察、专项保护等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对活态文化的保护提升还明显不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这一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就列入国家级、省级遗产名录的来说，曲阜有孔子诞生传说、颜子传说、鲁班传说、楷木雕刻、孔府菜烹饪技艺、箫韶乐舞、祭孔大典等；邹城有孟母教子传说、梁祝传说、邹城平派鼓吹乐、阴阳板、火虎、山头花鼓、峄山道乐、峄山会等，九龙山区尚寨村还有尚寨竹马。及时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发掘和整理，既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又能为文化空间建成后的运作提供生动的元素。再如孔府等景点，各种遗址遗迹静默地矗立，让人一看就感到有很久的历史和很丰富的内涵，可具体是什么又很难体会，结果成为走马观花，除了当时的感叹、震惊，收获甚微。可通过孔府档案的记载再现当年衍圣公府第的生活场景，展出这个神秘家族的饮食、习俗、服饰、家学等，开发楷雕如意、尼山砚等民间工艺的现场制作，箫韶乐舞等表演，使游客在孔府由单纯的游扩展到食、购、娱等多个环节，体验到舞台真实”。这一区域的历史村落，除加强物态遗产的保护开发外，还可结合各种非物质文化符号，如孔子诞生传说、颜子传说、孟母教子传说等各种传说故事，春节、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以及民间庙会、集市等，打造出生动的村落文化空间。
只有将两种形态的文化遗产重新复合到一种空间，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依托，物质文化遗产焕发出生机，才能创造出动静相宜、富有生命的文化空间。
(三)文化空间辐射区的延伸
曲阜片区这一文化空间，不仅仅是通过对区域内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升，建成一个具有传统文化代表意义的立体展示场所，重要的是通过强化其特色和吸引力，改进可进人性，增加体验性和娱乐性，带动游客前来观摩体会，最终既能促进地方经济社会进步，又能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因此，文化空间辐射区作为支撑和延伸尤为重要。曲阜片区大遗址辐射区具体可分为休闲区、居民区、产业园区等。要注意功能定位和宣传营销。
1.功能定位
文化生态社区。人类不但具有自然属性，同时还具有社会属性；人类的居住空间，不仅是一个自然空间，同时也是一个人文空间。因此，首先作为人类生存其中的文化空间，除了生物、地理和人为因素，还包括文化因素，涵盖生活方式、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民间工艺、聚落形式和建筑风格等方面，是自然与人文和谐发展的空间。曲阜片区大遗址要建成一个文化生态社区，使本地人享受到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理应得到的福祉，也能满足游客前来休闲度假的需求。在这里，生态环境良好，文化氛围浓厚，人与人和谐相处。达到这一目标，要求在居民搬迁安置、社区规划选址等多方面统筹兼顾，科学论证。
学术交流中心。曲阜片区大遗址的特色之一在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构建这一文化空间的宗旨在于弘扬这种文化，因此必须加强文化的研究与交流。这里有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院等一批高校、研究机构，也有世界儒学大会、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等渐有影响的高端学术会议，文化研究交流的基础良好。世界在摒弃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后，目光逐渐转向东方，在东西方文化迫切需要对话之际也迫切需要一个合适的对话平台，曲阜片区大遗址理应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要继续加大学术研究基础设施的投入和专业人才的引进，不仅建成儒学重镇，还要成为传统与现代沟通的桥梁，东方和西方交流的舞台。 青少年教育基地。“少年智则国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仅决定自身将来的人生道路，还关乎国家的未来。曲阜片区大遗址作为一个精神文化空间，需要着眼于青少年，依托相关资源，建成传统文化的展示、体验、习得的场所。早已开展的孔子故里修学游等可以看做这方面的努力，但力度明显不够。要依托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孟母三迁教子、曾子杀猪践诺、匡衡凿壁偷光等这些生动的故事，尼山书院、孟母三迁祠等丰富的历史遗存，通过开办国学班、传统文化讲习，举行成人礼、人泮礼等，使青少年心理上得到感化，思想上得到熏陶，知识上得到充实。要建成这样一个学生和家长向往的文化基地，需要进行传统文化的梳理，教育理论的支持，以及文化产业的扶持。
节会演出舞台。曲阜片区大遗址要更大的发挥其文化功能，推动自身的持续发展，就要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体验。这就需要强化文化产业意识，发展文化节庆、会展和演出业。以孔子文化节、中华母亲节两个重点节庆为龙头，一年中持续举办各种文化主题会展，带动旅游会展业的繁荣，形成持续稳定的客流，改变淡旺季的巨大差异。曲阜的文化演出目前仅有《大哉孔子》、祭孔乐舞等，结构比较单一，吸引力也不足。要改变游客“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局面，增加游客停留时间，就要依托本地资源，拓宽演出题材，开发相关文化演出。演出形式除在景区景点开展的小型舞台演出外，还要借鉴当前实景演出的模式，比如也可以依托山水实景(如九龙山区)展现孔子跌宕起伏的一生，将孔尚任的名作《桃花扇》搬上舞台，山、水、人共同演绎梁祝传说等。
国际文化市场。文化空间的价值和意义需要通过消费完成，消费主体不仅局限于慕名而来的游人，还应扩大到更广阔的群体。这就需要提高文化生产力，建立国际文化市场。曲阜片区大遗址应该依托曲阜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立足本地文化资源，以点带面，开发多种文化产品。如依托曲阜著名的碑帖、尼山砚等，发展古玩、文房四宝、书画产业；依托楷木雕刻、鲁锦民间工艺等开发旅游工艺品市场；依托本地的历史人物故事壮大影视动漫产业；依据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繁荣文化出版市场；依据箫韶乐舞等传统文艺拓展文化演出范围。
2.宣传营销
文化空间是有意识地生产和建构的空间，离不开市场手段的运用，相关的宣传营销是必不可少的。曲阜片区大遗址的宣传推介可以采取如下手段：
文化符号评选。要建设曲阜片区大遗址，首先要清楚哪些可以作为本文化空间的标志。在互联网发展迅速、普通民众拥有更多话语权的今日，几个专家的坐而论道可能并不为广大民众认同，举办中华文化符号评选等类似活动，既能增加人们的文化自居意识和文化自豪感，还能符合民意，为曲阜片区大遗址的规划建设提供科学的指导。具体来说，备选的文化符号形式灵活多样，可以是历史人物、也可以是动物图腾；可以是有形的物质实体，也可以是无形的文化艺术。这些文化符号可以由主办方提供，也可以由参与者自由发挥，通过网络、报纸、电视等多种媒体，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影视作品宣传。电视剧《闯关东》赢得了很高的收视率，也引爆了山东章丘的旅游经济；看过《大唐芙蓉园》后人们发现现实中真的有这么一座皇家园林，于是纷至沓来。这些现象说明影视产品能起到宣传引导作用，影视旅游逐渐成长为新的旅游业态。目前孔子题材的作品热拍，可以此为契机，争取相关发布会、首映式在曲阜举行；也可以拍摄与孔子后裔、孔氏家族有关的作品，比如截取清末民国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时间段，以孔府为背景，由一个家族的演变反映历史的兴衰。在这些作品中嵌入本地的元素、符号，使观众在观看之后产生想到这个地方看一看的欲望，推动影视旅游的发展。
虚拟旅游开发。虚拟旅游是一种建立在现实旅游景观的基础上，通过三维实景与电子地图结合，在网络上构建出一个虚拟的旅游环境，网友能够身临其境般参观游览。虚拟旅游不会挤占真实旅游的空间，相反会成为其有益的补充。人们在进行虚拟旅游之后会产生“故地重游”的动机，而且了解了当地风土、环境，熟悉了旅游线路，实际上是为真实旅游做准备。曲阜片区大遗址的开发是长期工程，不可能一下展现在公众面前，可以在相关规划完成后，依据这些规划和项目，开发出相应的虚拟旅游产品，让曲阜片区大遗址先在虚拟的世界中呈现。这个世界中既有孔庙这样的早已存在的世界遗产，也有规划的新建项目，网民在其中尽情徜徉，可以发表感受和意见，形成反馈机制，将来在现实中更好地改进。
四、文化空间理论对大遗址保护开发的意义
(一)扩充了文化遗产的内涵
“遗产”在拉丁语中是“父亲留下来的”意思，孔子曾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同样包含着对父亲留下的遗产的尊重。只要是先辈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珍贵的遗产。“文物”的概念更多指物质实体，局限于专家学者学术研究的范围，体现的是被动、静态保护的观念。“文化遗产”的提出扩大了其内涵，拉近了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也转变了保护观念，认识到适当的开发，发挥出其社会经济效益才是真正的保护。但这个概念不知不觉中将无形的文化遗产忽略了，在人们的反思之后出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大遗址”的概念，提供了整合开发的思路，但这种开发仍停留在“面”上。“文化空间”更多地注重物质遗产、精神遗产和居于其中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的融合，是立体的和谐发展的空间。
(二)提供保护开发的新思路
文化空间理论提供了整体性保护开发的新思路，将孤立、碎片化存在的历史遗产整合，通过地理、文脉等方面的联系组成符号系统，在政府引导、市场参与下构建起强大的辐射区，为核心区提供有利支撑，遗产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并通过与居民、游客的密切联系焕发出生命力，重新走向前台。这样，遗产既得到保护又能发挥社会价值，创造经济效益，带动地方发展，形成良性发展的模式。曲阜的古泮池，处于城中村地带，虽有极高文化价值，但由于孤立存在，和其他文化遗产难以联系在一起，别说开发，基本的保护已成问题。但以文化空间理论为指导，置于大框架下考虑，与周边文物点结合，开发为孔子故里修学游的重要节点，能形成保护与开发的良性互动。
(三)赋予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文化空间理论融入了社区参与理念，把当地人的社会生活空间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意味着社区居民对社区责任的分担和成果的共享，它使每一个居民都有机会为谋取社区共同利益而施展和贡献自己的才能。通过优惠政策、文化培训，使传统文化与当地居民更加紧密的结合，吸纳当地劳动力参与相关建设与服务等。在涉及居民搬迁补偿、失地后的发展等方面，以社区参与理念为指导能更好地化解难题，增加文化空间的和谐氛围。此外，文化空间理论还展示出曲阜片区大遗址辐射层的发展蓝图，注重游客的广泛参与和深度体验，最终获得了持续发展的能力——它既能满足现实游客的文化需求，又对潜在游客有持续的文化吸引力。
[关键词]文化空间；大遗址旅游；曲阜片区大遗址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4-0039-09
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我国大遗址数量众多，但长期以来对其采取回填保护和现状维持的“死保”模式，导致公众参与缺失，破坏行为频发，遗址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受到极大限制。“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指出，大遗址作为中国五千多年灿烂文明史的主体和典型代表，不仅具有深厚的科学与文化底蕴，同时也是极具特色的环境景观和旅游资源。因此，大遗址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协同实现需要持续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列斐伏尔(Lefebvre)的空间概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上的文化空间类型等基础之上，经过系统化和深化，形成更为广泛的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意义上的文化空间理论，并以曲阜片区大遗址为例，阐明其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空间概念的提出与演变
“空间”很长时间以来都被视作单纯的几何、地理概念，直到20世纪，法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亨利·列斐伏尔对这一概念做了新的哲学诠释，他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产品”，每个社会和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自己的空间。在《空间的生产》中，他列举了多种空间类型，其中提到“文化空间”一词。他认为“空间的概念与精神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空间联在一起”。这使得空间带有浓厚的社会文化色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是针对资本主义过快而无序的城市化扩张而提出的，因而具有很强的批判性。
文化空间作为一个独立术语，首先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文化空间指“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它是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我国2005年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界定：“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可见，这里的文化空间不是一般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兼具时间性、空间性和文化性。我国各民族的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集市等，都是典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文化空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种，具有类型学的意义，使用范围较小。
与之相反，文化空间也常被随意使用，如有时指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有时指现代文化产业园区，概念的滥用模糊了其应有的理论内涵和指导意义。
二、文化空间的新界定
(一)文化空问的基本内涵
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应以遗产保护为核心，以文化氛围营造为重点，同时需要现代产业意识的指导，是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具有体验性和互动性的空间。因此，可以将其定义为“以文化核心理念为焦点，以区域文化资源为依托，以社区参与为基础，通过市场产业化的保护提升，构建起的动静相宜、可持续地体现文化精髓的立体化存在”。
在内涵上，文化空间包括三个维度：物质、精神和社会生活。文化空间首先是物质空间，物质文化遗产是可视性的载体，是景观；其次是精神空间，精神、价值理念是文化空间的核心，也是物质遗产得以存在的支撑；第三是社会生活空间，指社会各方的参与，包括内力的发展和外力的推动。内力指当地社区的参与，外力指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等。只有三个维度共同存在，相互作用，才能保证空间的开放性、活跃性，最终营造出一个具有互动性的文化空间。
在外延上，文化空间包括两个圈层：核心层和辐射层。核心层指各种文化遗产富集的区域，在此区域内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集中，品质较高，具有直观展示性和文化代表性，是文化空间的灵魂所在。辐射层是核心层的延伸、支持区域，包括各种文化创意项目、文化产业园区、休闲旅游区、服务设施等，是文化空间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核心层和辐射层在地理空间上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交叉和融合。正是经过二者的密切联系，增加了空间的可感性和体验性，扩大了空间的范围，最终成就一个可持续的文化空间。可以说，文化空间既是一个早已存在的空间，也是一个需要再造的空间。
(二)文化空间的构成要素
文化空间由中心理念、核心象征、符号系统、活动主体等构成。
文化是一个社会共享的意义系统和价值观，是社会认同和和谐的基础。文化空间的根本目的就是展示出这种文化，通过游客身临其境地体验感受文化，获取认同。所以文化空间首先要有代表性的中心理念，这种理念可以是文化空间中社会共同体共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
核心象征是提炼出的能表征本文化空间的标志物，它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文本、思想，要对本文化空间具有代表和象征意义，并深深渗透到民族共同体的血脉之中，能让本文化空间内外的人产生共鸣，可以说是文化空间的形象大使。
符号是指在一种认知体系中指代、传达一定意义的意象，可以是图形图像、文字组合、建筑造型，也可以是一种思想文化、一个时事人物。如紫禁城在政治上是中国古代皇权的象征。符号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被称为文化学之父的怀特(White)指出：“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也就仅仅是动物而不会成其为人类。”可见，符号本身就是文化，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符号是文化空间的重要元素，文化空间就是文化符号集聚的系统。 如果中心理念、核心象征和符号系统可视为文化空间的客体，人就是文化空间的主体。从根本上说，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就是人化，文化空间的存在自然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具体而言，文化空间的主体包括当地居民、管理者、开发者，以及外来游客等，他们共同构成文化空间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主导着文化空间的成长过程和未来走向。
(三)文化空间的特性
1.本真性。文化空间的存在首先依存于文化遗产。1964年，《威尼斯宪章》提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明确强调了本真性对于遗产的重要性。文化空间的本真性分为本体真实和展示真实两个层面。本体真实是文化空间的本然状态，是客观主义的本真性，包括物质本真性(遗产的形式、材料、位置、作用等)、环境本真性(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氛围等)和社会本真性(原住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文化作为一个可以观赏的去处，是需要被展示的，展示真实是文化空间的外向功能，是满足游客求知、求真需求的必然要求。这种展示可能涉及文化产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位移，以适应新环境的时间和场所，但包含着原创的传统文化要素，具有展示的本真性。
2.表征性。文化空间是符号集聚的系统，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符号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例如，语言可以被看做一种已经存在的事物的表征，因为语言通过某种方式对这种存在的事物进行描述或复制。某族群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就表征了他们的民族思想和传统文化。同时，符号的表征不是简单地复制空间，它们也生产着对于空间的看法。如长城表征了汉民族的保守防御思想，后来也成为中华民族智慧和勇气的象征。文化空间的表征性即通过符号的意指性实践来表现和生产意义，并且使得文化空间内外的个体之间达成意义的交流。“表征的空间”指被图形与符号以及生活在空间里的人们赋予生命力的空间。符号的表征使文化空间能够被反映和呈现，也不断被诠释和建构。
3.系统性。文化空间的物质、精神、社会生活三个维度相互依存，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了丰富的精神理念，才不是死的文物，根植于活态的社会之中，才具有延续的生命力，这构成文化空间的生命系统。文化空间中的众多符号按一定规律组成符号丛，分别表征不同的文化理念，最终指向某个核心象征，体现一种中心理念，这构成文化空间的结构系统。文化空间中的当地居民、管理者、开发者、旅游者围绕符号表征体系，各取所需，结成利益共同体，这构成文化空间的利益系统。
三、文化空间理论与曲阜大遗址旅游开发
2010年年底，国家文物局正式将曲阜片区纳入“央地共建大遗址保护”项目库，与西安、洛阳、荆州、成都片区一起，形成我国大遗址保护的五大片区格局。曲阜大遗址主要包括寿丘、鲁国故城、尼山、九龙山、邾国故城、邹县故城六大遗址组团，地域涵盖曲阜、邹城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及其中间的九龙山区域，遗产品质很高，文化内涵丰富。
(一)曲阜片区文化空间的内涵
1.文化空间的构成
曲阜片区大遗址的中心理念。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获得的支配其信念、态度、看法和行动的指南，而核心价值观就是取得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念，是民族价值观的精髓和典型代表。和谐思想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广泛认可的价值理念，它来源于“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的儒家思想，孕育于周文化传承发展的邹鲁之地、儒家思想泽被后世的孔孟之乡，所以“和”完全可以作为这一文化空间的中心理念。
曲阜片区大遗址的核心象征。核心象征能将中心理念落到实处，并转化成可感性的实体，聚焦人们的眼光。曲阜片区大遗址的象征可以考虑双核心：一是“中华文明的滥觞——黄帝——人文初祖”；二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孔子——至圣先师”。概括来说，就是打出两类文明(始祖文明、儒家思想)、两个人物(黄帝、孔子)、两种形象(人文始祖、文化巨擘)的文化品牌。一方面，孔子和儒家思想能够代表这一文化空间的形象是毫无疑问的，也成为人们认识上的定势；另一方面，始祖文化一直隐性地存在着，鲜为人知，突出这一点可以丰富文化空间的内涵。
曲阜片区大遗址的符号系统。这一区域遍布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儒家文化底蕴最为密集的区域，许多古建筑、古遗址早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但这些标志、符号多是独立、碎片化地存在着，难以形成合力，需要系统化处理。首先是符号的抽取。符号的选取要有多方来源，注重多种媒介反映出的大众倾向，以影响力作为取舍标准。如2010年“美景中国·中国最美的旅游胜地排行榜”中，曲阜三孔景区被评为“中国十大遗迹遗址博物馆”，其评语为“一本《论语》成了中国文化的脉络，一座孔庙成了中国文化的地标。走进曲阜，寻中国儒学之源，探华夏文明之精”。这段话表明了社会对这一文化空间的广泛认同，从中可以抽取“论语”、“孔庙”、“儒学”、“华夏文明”等几个符号。其次是符号的组合。可以用上文确定的核心象征构建起两个符号系统：二是人文始祖系列，包括大汶口、龙山等文化类型，黄帝、少吴等上古人物，以及与其有关联的遗址、图腾、纪念场所、器物(如大汶口遗址、龙山遗址，吴族的太阳崇拜、鸟图腾、九龙山代表的龙图腾、寿丘、少吴陵、景灵宫)等；一是文化巨擘系列，包括孔、颜、曾、孟、孔尚任等文化名人，及与其有关的建筑、文本、传说(如尼山、孔庙、《论语》、《孟子》、《桃花扇》、西狩获麟、孟母三迁)等。
曲阜片区大遗址的主体参与。曲阜大遗址内包含10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人口众多，其中又以农村人口为主，区域内的135个村庄共有农民约25.91万。他们作为当地文化的传承者和体现者，本身就是文化空间的重要因素。要引入社区参与理念，采取措施促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让其参与到大遗址的保护开发中来，包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民间工艺品生产，以及乡村旅馆、农家乐等服务业，使其确立主人公意识，形成受惠于当地文化、发展当地文化的良性循环。管理者要发挥主导作用，树立服务者和指导者的角色。开发者除注重自身经济回报外，还要有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使其兼顾社会文化效应。当然，要使这一文化空间发挥应有作用，最终还要落实到游客身上，他们到此参观体验，不仅自身受到文化熏陶，还承担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综合各方主体诉求，曲阜片区大遗址的开发要先期进行经济、社会和环境评估，权衡各方利益，制定可行方案，做到以人为本。 2.文化空间的生产
“生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概念，在1845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赋予“生产”以人类学本体论的意义：人类的繁衍作为人类的自我生产构成家庭和社会的基础，一般生产不仅包括物质生产，还包括精神生产本身，生产总体现在再生产过程中表现历史。可见，这里的“生产”不单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列斐伏尔基于此提出了“空间的生产”这一概念，将“生产”由时间扩展到空间中。他认为，空间就是产品，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由此，可以引申出文化空间的生产这一命题。广义而言，规划建设曲阜片区大遗址的过程就是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引入空间生产的理念是保证文化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遗址公园建设是文化空间重要生产方式之一。它将文物价值虽高，但破坏严重、参观游览性弱的遗址遗迹纳入开放式公园的建设中来，使其转化为公园的文化底色。新“生产”的秀美景观因这些遗址遗迹而具有了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空间被建构起来。这样，遗址焕发出新的生机，遗址所在的区域也得到了可持续发展。曲阜大遗址区域内遍布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丰富的大型聚落遗址群，可以适当借鉴这种文化空间的生产方式。如寿丘少吴陵遗址，宋代建有仙源县城和规模庞大的景灵宫，现仅剩城垣、地基等遗址，可以考虑恢复重建，辅以地文、水文景观。重建不是原封不动地恢复原貌，而是要有所创新。如可以让这些仿古建筑发挥新的文化功能，作为历史课堂、文艺演出场所、旅游工艺品商店，甚至是餐厅客房等。但这种空间的生产一定要注意与其所在的文化空间的理念相符。北京故宫内开起了星巴克咖啡店，但因与中国文化的不协调而不得不以关门收场，就是一个反面例证。尼山大遗址的生产战略可以定义为文化休闲度假区，这里山体连绵，环境优美，远离城市喧嚣，又是圣源所在，文化与自然相得益彰，可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为中心理念，以山、水为核心象征，整合尼山、尼山水库、尼山孔庙、尼山书院等符号系统，建立起休闲度假型文化空间。
3.文化空间的消费
生产文化空间最终是为了成为人们的消费对象：观赏美景、体验文化，以及食住行等经济性消费。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当我们到山上或海边时，我们消费了空间。”空间在旅游和休闲中被消费，能被人们便利、舒适地消费的空间才是成功的文化空间。“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在生产中被消费”，文化空间的生产和消费可以说是同时进行的。如果说生产是从供给的视角营造文化空间，消费就是从需求的视角开展这一工作，即如何从参访者的角度搞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等的建设，深度开发相关产品。
注重文化空间的社会生活维度。在几何学上，只有三维同时存在才能构建起立体的空间，文化空间的三维同样一个也不能少。物质维度可以保护，精神维度可以梳理，不管是破旧还是完好，是清晰还是混沌，它们总是存在着，唯社会生活维度容易被忽视，它是盘活这一空间的关键。比如曲阜片区内历史悠久的村庄，如鲁源村、夫子洞村、颜母庄村、凫村等，它们是典型的物质空间，承载着“孔孟出生地”、“文化发祥所”等文化内涵，也是名副其实的精神空间，但是缺少第三维，准确地说是社会生活空间中外力的参与。这样，两维只能构成平面，立不起来，不能成为文化空间，也就难以发挥应有的价值。如果从消费的视角审视，会发现历史村落逐渐成为旅游者的消费热点，洞察了他们的消费动机和预期，适当进行外力的介入，让历史村落的社会生活空间呈现在公众视域之中，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空间就会被建构起来。再如这一区域内的古代书院。书院一直是古代私学的昌盛之所，在人们心目中是学术、思想、文化高地。这里有尼山书院、春秋书院、洙泗书院、子思书院、中庸书院等众多书院，当年文化的繁盛可见一斑，可现在大多湮为陈迹，不为人知。依据儒学复兴和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敬仰之心，将这些书院组合，形成各有特色而又整体联动的专题线路，以传统文化的教育、展示为主题，由单体到线路，再到空间，营造一个具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国学文化空间。实际上是从文化空间的消费到文化空间的生产的转换。
(二)文化空间核心区的营造
曲阜片区大遗址的核心圈层为各种文化遗产所在地，即六大遗址组团，它们集合了大量的文化符号，是这一文化空间的中心理念和核心象征的实体化体现。文化空间的营造需要注意以下原则：
1.地方特色与中国特色
特色就是吸引力，就是生产力。所谓地方特色，就是本文化空间区别于其他文化空间的形象，其根本在于以本地文化遗存、思想资源、民俗风情等为依托，这是与其他文化空间差异化竞争、和谐发展的关键。中国特色就是本文化空间能够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体现其思想、价值理念的精髓，在国际上，它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空间的典型代表。曲阜片区大遗址这一文化空间的建设应正确把握地方特色和中国特色的关系。
这种地方特色的发掘，立足于对本土资源的审视，还要注重与其他文化空间的比较。以与西安大遗址比较为例。西安的曲江池、华清官、大唐芙蓉园等，做的是唐代的文章，展现的是以皇家恢宏气象为主题的文化空间，有突出的政治色彩。曲阜片区突出的是本地五千多年来不曾断裂的文化传承，以周公、孔颜曾孟等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如果说西安彰显的是朝代的恢宏凄婉、政治的兴衰更迭，曲阜片区要表现的就是深深渗入每个中国人骨髓的传统文化精华，这就是其地方特色。西安突出的是在一段历史时期的一定地域的文化，而曲阜片区要展现的是超越时间、超越地域的能让每个中国人都有归属感的精神文化空间，这就是其中国特色。再以寿丘遗址文化空间的营造为例。曲阜片遗址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以黄帝、少吴为代表的始祖文化。古史书记载寿丘为黄帝诞生地，河南新郑同样有史可据，并在开发上领先一步，建了主题广场、黄帝塑像等景观，融入了百家姓展示墙、姓氏树等能勾起人们寻根问祖情结的元素，黄帝拜祖大典也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对这种竞争，寿丘无疑处于劣势，这就要求考虑本地特色。新郑黄帝故里表现的是寻根问祖的血脉亲情，重血缘，寿丘可以突显对人文初祖的文化朝圣，重文脉。在具体方式上，一是组合，本地还曾留下伏羲、少吴、太吴等的足迹传说，这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可以将其组合，建立起“三皇五帝”的团体优势；一是拓展，寿丘遗址的开发以祭祀黄帝为中心，不是头脑一热的行为，而是拥有历史依据，如宋代在此建规模庞大的景灵宫就是为祭祀黄帝，可以将本地的此类遗址、传说等整合提炼，形成从古至今“慎终追远”的历史谱系。放在曲阜片区大遗址的整个文化空间中考虑，它不是单一的祭祖拜祖之地，而是中华文明发源、传承的象征。这既是地方特色，也是中国特色。 这两个特色相辅相成，凡是本地独有的，都可成为凸显本文化空间地方特色的符号，而选取的有文化代表性和广泛认同性的符号，可以强化文化空间的中国特色。要正确处理这两个特色的关系，不可偏废。过分注重“地方”会囿于一隅，踯躅难行，过分注重“中国”会大而化之，行而不远。
2.中心聚焦与散点透视
文化遗产是游客凝视的重要对象，从空间的消费视角看，要使游客获得最佳凝视体验，需要进行文化空间的视觉规划。透视是绘画等艺术领域的术语，中西方透视法有明显的不同。西方绘画采用焦点透视，像照相一样，观察者固定在一个点上，能把摄入镜头的物象如实照下来，如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其优点是有一个视觉中心，符合客观真实，缺点是受空间的限制，视域以外的东西不能摄入，所以西洋画篇幅一般较小。中国画则不同，画卷多见，如《清明上河图》，传统山水画也气象深远，这源于散点透视，有多个中心，可以移步换景，表现出辽阔深远的境界。
曲阜片区大遗址这一文化空间的营造需要这两种方法的结合。首先，需要焦点透视。曲阜片区这个广阔的文化空间，必须有一个能集聚人们目光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儒家文化，在物理空间上，可以集中展示在九龙山。这里是连接两个历史文化名城、六大文化遗址的枢纽。且“九”为阳数之极，“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九龙山具有中华文化的高度象征性。将来游客到这个文化空间，九龙山应是第一站，在这个中心上开始体验之旅。所以九龙山——龙——中华文化是这一文化空间的焦点。其次，需要散点透视。如果说中心聚焦是用来突显核心形象，吸引公众眼球，让其乘兴而来，散点透视就是丰富文化空间的内涵，增进游客体验，使其满意而归。炎黄之丘、少吴之墟、商奄之都、邹鲁之地、孔孟之乡，以及以《桃花扇》、梁祝传说为代表的爱情故事，匡衡凿壁偷光的学习精神，都可以形成可大可小的散点。这些丰富的理念可以落实到各大遗址上，凭借各有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主题，游人一路走来，各种文化纷纷映入眼帘，坠入厚重深邃、辽阔深远的文化空间之中。
文化空间不是内部各个子空间的自然存在，而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焦点”和“散点”通盘考虑，在空间上呈拱卫之势，在理念上合成向心力，“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3.静态展示与动态呈现
中国传统文化从保存形态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一定历史时期的静态存在，如各个朝代留下的建筑、遗址，传统书法、绘画、笔记等文本，以及当今早已消失记载在历史典籍上的风俗文化等；另一类是不间断传承发展着的民间习俗、生活习惯、传统文艺、民间工艺等。这两类可分别概括为静态文化和动态文化，都是文化空间的重要符号。
曲阜片区大遗址的核心区不仅是静态文化集中的区域，还是动态文化的保留、传承之地。纵观当前的工作，对静态文化保护着力甚多，如对历史文脉的分析，对六大遗址组团的考察、专项保护等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对活态文化的保护提升还明显不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这一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就列入国家级、省级遗产名录的来说，曲阜有孔子诞生传说、颜子传说、鲁班传说、楷木雕刻、孔府菜烹饪技艺、箫韶乐舞、祭孔大典等；邹城有孟母教子传说、梁祝传说、邹城平派鼓吹乐、阴阳板、火虎、山头花鼓、峄山道乐、峄山会等，九龙山区尚寨村还有尚寨竹马。及时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发掘和整理，既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又能为文化空间建成后的运作提供生动的元素。再如孔府等景点，各种遗址遗迹静默地矗立，让人一看就感到有很久的历史和很丰富的内涵，可具体是什么又很难体会，结果成为走马观花，除了当时的感叹、震惊，收获甚微。可通过孔府档案的记载再现当年衍圣公府第的生活场景，展出这个神秘家族的饮食、习俗、服饰、家学等，开发楷雕如意、尼山砚等民间工艺的现场制作，箫韶乐舞等表演，使游客在孔府由单纯的游扩展到食、购、娱等多个环节，体验到舞台真实”。这一区域的历史村落，除加强物态遗产的保护开发外，还可结合各种非物质文化符号，如孔子诞生传说、颜子传说、孟母教子传说等各种传说故事，春节、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以及民间庙会、集市等，打造出生动的村落文化空间。
只有将两种形态的文化遗产重新复合到一种空间，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依托，物质文化遗产焕发出生机，才能创造出动静相宜、富有生命的文化空间。
(三)文化空间辐射区的延伸
曲阜片区这一文化空间，不仅仅是通过对区域内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升，建成一个具有传统文化代表意义的立体展示场所，重要的是通过强化其特色和吸引力，改进可进人性，增加体验性和娱乐性，带动游客前来观摩体会，最终既能促进地方经济社会进步，又能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因此，文化空间辐射区作为支撑和延伸尤为重要。曲阜片区大遗址辐射区具体可分为休闲区、居民区、产业园区等。要注意功能定位和宣传营销。
1.功能定位
文化生态社区。人类不但具有自然属性，同时还具有社会属性；人类的居住空间，不仅是一个自然空间，同时也是一个人文空间。因此，首先作为人类生存其中的文化空间，除了生物、地理和人为因素，还包括文化因素，涵盖生活方式、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民间工艺、聚落形式和建筑风格等方面，是自然与人文和谐发展的空间。曲阜片区大遗址要建成一个文化生态社区，使本地人享受到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理应得到的福祉，也能满足游客前来休闲度假的需求。在这里，生态环境良好，文化氛围浓厚，人与人和谐相处。达到这一目标，要求在居民搬迁安置、社区规划选址等多方面统筹兼顾，科学论证。
学术交流中心。曲阜片区大遗址的特色之一在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构建这一文化空间的宗旨在于弘扬这种文化，因此必须加强文化的研究与交流。这里有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院等一批高校、研究机构，也有世界儒学大会、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等渐有影响的高端学术会议，文化研究交流的基础良好。世界在摒弃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后，目光逐渐转向东方，在东西方文化迫切需要对话之际也迫切需要一个合适的对话平台，曲阜片区大遗址理应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要继续加大学术研究基础设施的投入和专业人才的引进，不仅建成儒学重镇，还要成为传统与现代沟通的桥梁，东方和西方交流的舞台。 青少年教育基地。“少年智则国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仅决定自身将来的人生道路，还关乎国家的未来。曲阜片区大遗址作为一个精神文化空间，需要着眼于青少年，依托相关资源，建成传统文化的展示、体验、习得的场所。早已开展的孔子故里修学游等可以看做这方面的努力，但力度明显不够。要依托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孟母三迁教子、曾子杀猪践诺、匡衡凿壁偷光等这些生动的故事，尼山书院、孟母三迁祠等丰富的历史遗存，通过开办国学班、传统文化讲习，举行成人礼、人泮礼等，使青少年心理上得到感化，思想上得到熏陶，知识上得到充实。要建成这样一个学生和家长向往的文化基地，需要进行传统文化的梳理，教育理论的支持，以及文化产业的扶持。
节会演出舞台。曲阜片区大遗址要更大的发挥其文化功能，推动自身的持续发展，就要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体验。这就需要强化文化产业意识，发展文化节庆、会展和演出业。以孔子文化节、中华母亲节两个重点节庆为龙头，一年中持续举办各种文化主题会展，带动旅游会展业的繁荣，形成持续稳定的客流，改变淡旺季的巨大差异。曲阜的文化演出目前仅有《大哉孔子》、祭孔乐舞等，结构比较单一，吸引力也不足。要改变游客“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局面，增加游客停留时间，就要依托本地资源，拓宽演出题材，开发相关文化演出。演出形式除在景区景点开展的小型舞台演出外，还要借鉴当前实景演出的模式，比如也可以依托山水实景(如九龙山区)展现孔子跌宕起伏的一生，将孔尚任的名作《桃花扇》搬上舞台，山、水、人共同演绎梁祝传说等。
国际文化市场。文化空间的价值和意义需要通过消费完成，消费主体不仅局限于慕名而来的游人，还应扩大到更广阔的群体。这就需要提高文化生产力，建立国际文化市场。曲阜片区大遗址应该依托曲阜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立足本地文化资源，以点带面，开发多种文化产品。如依托曲阜著名的碑帖、尼山砚等，发展古玩、文房四宝、书画产业；依托楷木雕刻、鲁锦民间工艺等开发旅游工艺品市场；依托本地的历史人物故事壮大影视动漫产业；依据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繁荣文化出版市场；依据箫韶乐舞等传统文艺拓展文化演出范围。
2.宣传营销
文化空间是有意识地生产和建构的空间，离不开市场手段的运用，相关的宣传营销是必不可少的。曲阜片区大遗址的宣传推介可以采取如下手段：
文化符号评选。要建设曲阜片区大遗址，首先要清楚哪些可以作为本文化空间的标志。在互联网发展迅速、普通民众拥有更多话语权的今日，几个专家的坐而论道可能并不为广大民众认同，举办中华文化符号评选等类似活动，既能增加人们的文化自居意识和文化自豪感，还能符合民意，为曲阜片区大遗址的规划建设提供科学的指导。具体来说，备选的文化符号形式灵活多样，可以是历史人物、也可以是动物图腾；可以是有形的物质实体，也可以是无形的文化艺术。这些文化符号可以由主办方提供，也可以由参与者自由发挥，通过网络、报纸、电视等多种媒体，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影视作品宣传。电视剧《闯关东》赢得了很高的收视率，也引爆了山东章丘的旅游经济；看过《大唐芙蓉园》后人们发现现实中真的有这么一座皇家园林，于是纷至沓来。这些现象说明影视产品能起到宣传引导作用，影视旅游逐渐成长为新的旅游业态。目前孔子题材的作品热拍，可以此为契机，争取相关发布会、首映式在曲阜举行；也可以拍摄与孔子后裔、孔氏家族有关的作品，比如截取清末民国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时间段，以孔府为背景，由一个家族的演变反映历史的兴衰。在这些作品中嵌入本地的元素、符号，使观众在观看之后产生想到这个地方看一看的欲望，推动影视旅游的发展。
虚拟旅游开发。虚拟旅游是一种建立在现实旅游景观的基础上，通过三维实景与电子地图结合，在网络上构建出一个虚拟的旅游环境，网友能够身临其境般参观游览。虚拟旅游不会挤占真实旅游的空间，相反会成为其有益的补充。人们在进行虚拟旅游之后会产生“故地重游”的动机，而且了解了当地风土、环境，熟悉了旅游线路，实际上是为真实旅游做准备。曲阜片区大遗址的开发是长期工程，不可能一下展现在公众面前，可以在相关规划完成后，依据这些规划和项目，开发出相应的虚拟旅游产品，让曲阜片区大遗址先在虚拟的世界中呈现。这个世界中既有孔庙这样的早已存在的世界遗产，也有规划的新建项目，网民在其中尽情徜徉，可以发表感受和意见，形成反馈机制，将来在现实中更好地改进。
四、文化空间理论对大遗址保护开发的意义
(一)扩充了文化遗产的内涵
“遗产”在拉丁语中是“父亲留下来的”意思，孔子曾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同样包含着对父亲留下的遗产的尊重。只要是先辈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珍贵的遗产。“文物”的概念更多指物质实体，局限于专家学者学术研究的范围，体现的是被动、静态保护的观念。“文化遗产”的提出扩大了其内涵，拉近了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也转变了保护观念，认识到适当的开发，发挥出其社会经济效益才是真正的保护。但这个概念不知不觉中将无形的文化遗产忽略了，在人们的反思之后出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大遗址”的概念，提供了整合开发的思路，但这种开发仍停留在“面”上。“文化空间”更多地注重物质遗产、精神遗产和居于其中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的融合，是立体的和谐发展的空间。
(二)提供保护开发的新思路
文化空间理论提供了整体性保护开发的新思路，将孤立、碎片化存在的历史遗产整合，通过地理、文脉等方面的联系组成符号系统，在政府引导、市场参与下构建起强大的辐射区，为核心区提供有利支撑，遗产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并通过与居民、游客的密切联系焕发出生命力，重新走向前台。这样，遗产既得到保护又能发挥社会价值，创造经济效益，带动地方发展，形成良性发展的模式。曲阜的古泮池，处于城中村地带，虽有极高文化价值，但由于孤立存在，和其他文化遗产难以联系在一起，别说开发，基本的保护已成问题。但以文化空间理论为指导，置于大框架下考虑，与周边文物点结合，开发为孔子故里修学游的重要节点，能形成保护与开发的良性互动。
(三)赋予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文化空间理论融入了社区参与理念，把当地人的社会生活空间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意味着社区居民对社区责任的分担和成果的共享，它使每一个居民都有机会为谋取社区共同利益而施展和贡献自己的才能。通过优惠政策、文化培训，使传统文化与当地居民更加紧密的结合，吸纳当地劳动力参与相关建设与服务等。在涉及居民搬迁补偿、失地后的发展等方面，以社区参与理念为指导能更好地化解难题，增加文化空间的和谐氛围。此外，文化空间理论还展示出曲阜片区大遗址辐射层的发展蓝图，注重游客的广泛参与和深度体验，最终获得了持续发展的能力——它既能满足现实游客的文化需求，又对潜在游客有持续的文化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