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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以价格机制协调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层级组织通过权威机制来对内部资源进行配置，而企业集群作为一种中间性组织，除了上述协调机制以外，主要通过信任机制来进行协调。经济学家克劳瑞格曾经对印度阿克拉市的制鞋行业企业集群进行过研究。他发现,聚集着的企业,尤其是制鞋商和经销商之间,在专业上的合作程度和彼此信任的程度,对它们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的维持和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集群内企业间信任机制分析
信任产生于直接的人际交往,如对朋友的信任；也可以产生于集群中的声誉,如对名气、品牌的信任；或我们对于调节其他人价值或行为制度的理解。由此我们可以区别信任的三种对象:对人的信任、对制度的信任、对集体的信任。在我们对企业集群的研究中,集群内企业之间建立起的信任是由这三者混合而成的。集群内企业信任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利益的算计,这时所形成的信任往往是单次交易中的短期信任；二是长期多次交易而形成的熟悉。当集群内的企业的交易次数无限增加时,对长期利益的考虑会导致合作的出现,长期信任机制得以形成；三是可预见性和可依赖性的规则,这种规则或者由政府制定,或者是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传统、习惯和文化。
企业集群内的企业的组成要么是以家族为基础,要么是同一地缘的企业,这种关系为它们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提供了基础。企业集群内企业之间是合作和竞争的关系,但是这种竞争与一般的企业竞争是不同的,他们是一种双赢的竞争。信任机制作为维护企业集群的竞争秩序的内在机制,为提高和增强企业之间的凝聚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集群基于地理接近性，许多企业主相互熟悉，甚至是朋友、亲戚，往往形成企业家社会网络关系，企业间的相互联系，比如承包、转包、产品质量、交货时间、资金结算等，都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声誉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很重要。集群内企业具有地理“根植性”，迁移的机会成本高，企业间合作是多次重复的，所以，它们必须遵守信用，避免机会主义倾向，从而有利于企业间建立以信任与承诺为基础的社会网络，通过网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加强相互合作。
企业集群内的企业之间有一套竞争规则，这些规则是由地方文化形成的，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由于相信预期的未来协作带来的利益将高于违背竞争规则所带来的好处，企业之间彼此信任。但是，某些企业还是可能存在机会主义，它们为了赢得对竞争对手的优势，违背传统或不履行一些义务。虽然机会主义在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社会和儒家思想盛行的中日文化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它也受到了限制，因为它可能导致失去未来的商业机会、名誉、信息及其他帮助。
二、集群内企业间协作机制分析
企业控制各种资源最直接的办法是通过购并获得内部增长，但内在化是不必要或不可能的，理由是成本太高、法律限制，或者是降低了企业活动的灵活性。如果资源依赖是偶然的、短期的，或者是通过信任可以获取资源，则不一定要内在化，因而企业间活动需要复杂多样的组织安排。企业集群内部企业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种网络结构，每个企业分别从事生产和服务过程中某个阶段的工作，分工创造了企业相互依赖的网络，网络中企业间需要协作，但是这种协作不同于政府计划或企业等级内的协调，也不能只靠传统市场模型中的价格机制。网络结构需要建立在企业长期交换的关系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获取所需要的外部资源，并有效地培育和扩大产品的市场。企业间相互依赖的网络对企业行为具有约束力。企业互相依赖和长期关系有多种安排，有效地降低交易和生产成本，推动技术的联合开发，或者成为进入其他产业领域的桥梁。
企业集群内部各企业分别从生产和服务过程中截取某些阶段从事分工活动，构成一条完整的价值链。这些活动包括研究与开发、制造过程的各个阶段、营销等等。企业从事分工活动的范围取决于它的能力，它将从事与它的能力相适应的活动，而把其他活动留给市场。由于每个企业所从事的只是某种分工活动，所以它的活动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企业相互依赖，企业间活动是互补的。相互补充的活动在企业之间需要协作，特别是那些互补性密切的活动，如构成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间的交易。另一方面，企业集群的灵活性也取决于企业间的协作。这种协作，既包括发包商和下承包商之间为了及时、定量地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而进行的互补行为，也包括竞争对手之间为了创造外部规模经济而进行的合作。
协作的行为包含广泛的内容，一般说来，企业集群的协作程度可以由行业协会、企业合作组织、专门技术和金融方面的双边交流，以及转包关系等来衡量。企业协作的主要标志是集群内的全部企业或大部分企业组成行业协会，代其成员共同承担责任。行业协会向其成员提供服务，如研究与开发、市场营销、游说、劳资谈判，以及举办论坛和提供信息等，凭单个企业的能力是难以提供这些服务的。
三、一个实证：东莞台资企业集群信任与协作机制的案例
东莞位于广州市与深圳市之间，改革开放以来，凭着紧邻香港和深圳的优势，成为外商在华投资的热点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资企业大规模进驻东莞，使东莞成为台湾制造业目前在大陆的重要生产加工基地之一。东莞目前约有台资企业3000多家，其中台商企业联合会的会员企业超过2600家。台资企业遍布东莞市各镇，涉及电子通讯、鞋业、五金灯饰、家具生产、服装等33个行业。
东莞台资企业集群既不同于日本和欧美的企业集群，也有别于台湾本土的企业集群，它是一种基于生产技术、管理方式、订单来源及贸易网络等几个企业经营关键要素所形成的一种“组合式”的网络合作关系，具有如下五个特征：
1、弹性生产。即厂商间的合作主要是靠人际间的口头协调，而不是以文字契约等形式化的规则来连接。这种合作是一种以良好的信任关系为基础的协作。一般而言，就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而言，中小企业有其不利之处，但是对在东莞投资的台商而言，这些劣势可以通过台商网络的灵活性及弹性的分工结构来弥补，并且可以通过海外华侨和华侨的网络，进行策略联盟，从而拓展了市场。
2、密切的协作关系。东莞的台资厂几乎都是台湾厂的外包型协力厂，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完全拷贝台湾厂，与台湾总部保持着密切联系。可以说，大陆的台资厂及其协力工厂与台湾本土电脑企业共同组成了台湾PC制造业，他们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协力网络，而且台湾的PC制造业还在继续向大陆转移。不仅是生产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也有此趋势。
3、组合式的网络关系。这种组合的网络关系是以母厂为核心，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展，处于边缘的厂商因为关系较浅，合作关系也就时有时无。这种组合边缘界限的模糊，网络内部具有弹性以及非正式性，不是一种严格系统化的组织形态，也不是金字塔型的层级关系，而是一种与人际关系网络相辅相成的弹性组合。这是因为在东莞的台湾中小企业规模小，同时以出口为导向，因此对全球经济状况必须保持警觉与敏感，必须随市场变动及订单需求而做适时的调整。弹性协力式的组合生产网络具有随机应变的功能，可以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灵活调整生产线。同时生产线不在单一厂房，不必固定累积大量生产材料，而是有许多分散的外包点，随订单需求和多寡调整生产组合。在东莞的台资企业快速应变市场的能力及有效的成本控制等因素，都要归功于大企业和小企业间所联合构建的密切分工体系、相关产业集聚形成的完整产业链。
4、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台商多是由台湾的本地人（比如厂家自己的员工、供货商等）通过和大陆的朋友、熟人（比如大陆企业家、政府办事人员）这层私人关系的引导落户东莞的。比如台达电子（东莞）有限公司，1992年由台达的一个台湾供应商将其介绍给石碣镇政府。开始先办来料加工厂，投产3个月后，发现产量已超过台湾的台达厂产量，结果台湾的协作厂也主动跟了过来，规模越做越大。东莞台资中小企业能够生产出各式各样的产品，供应世界市场的不同需求，有赖其特有的核心工厂和卫星工厂的生产网络。这种生产网络是核心工厂负责人以他的社会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台资企业中十分重要。也就是说在台商所建立的商业网络关系上，拥有“台湾关系”的企业主在与台商合作时更为便利。这也构成了台资企业在东莞的另一种信任基础与来源，它是超越家庭、友谊这些私人关系之外的另一层与台湾社会、乡土、文化有亲近性的新地缘关系。这是台湾企业文化中对外人极不信任，必须靠家族、亲族、宗族这些血缘关系在企业之间的扩展关系的形式。这种人际网络，使得信息流动顺畅，成员价值观也相近，大大减少了彼此的交易成本。
5、中介组织（台商协会）的推动。东莞台资企业间的协作与台商协会所发挥的作用密切相关。东莞的台商协会负责协调政府办事机构（比如外经委、海关）与台资厂商的关系，通过代表台资企业向当地政府游说谈判，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另外，台商协会通过组织台商的联谊活动及台商与本地企业家的座谈，增进沟通，来投资的台商以“家”的归属感和亲切感，建立起台商间的人脉网络。
（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包装经济研究所）
一、集群内企业间信任机制分析
信任产生于直接的人际交往,如对朋友的信任；也可以产生于集群中的声誉,如对名气、品牌的信任；或我们对于调节其他人价值或行为制度的理解。由此我们可以区别信任的三种对象:对人的信任、对制度的信任、对集体的信任。在我们对企业集群的研究中,集群内企业之间建立起的信任是由这三者混合而成的。集群内企业信任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利益的算计,这时所形成的信任往往是单次交易中的短期信任；二是长期多次交易而形成的熟悉。当集群内的企业的交易次数无限增加时,对长期利益的考虑会导致合作的出现,长期信任机制得以形成；三是可预见性和可依赖性的规则,这种规则或者由政府制定,或者是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传统、习惯和文化。
企业集群内的企业的组成要么是以家族为基础,要么是同一地缘的企业,这种关系为它们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提供了基础。企业集群内企业之间是合作和竞争的关系,但是这种竞争与一般的企业竞争是不同的,他们是一种双赢的竞争。信任机制作为维护企业集群的竞争秩序的内在机制,为提高和增强企业之间的凝聚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集群基于地理接近性，许多企业主相互熟悉，甚至是朋友、亲戚，往往形成企业家社会网络关系，企业间的相互联系，比如承包、转包、产品质量、交货时间、资金结算等，都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声誉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很重要。集群内企业具有地理“根植性”，迁移的机会成本高，企业间合作是多次重复的，所以，它们必须遵守信用，避免机会主义倾向，从而有利于企业间建立以信任与承诺为基础的社会网络，通过网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加强相互合作。
企业集群内的企业之间有一套竞争规则，这些规则是由地方文化形成的，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由于相信预期的未来协作带来的利益将高于违背竞争规则所带来的好处，企业之间彼此信任。但是，某些企业还是可能存在机会主义，它们为了赢得对竞争对手的优势，违背传统或不履行一些义务。虽然机会主义在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社会和儒家思想盛行的中日文化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它也受到了限制，因为它可能导致失去未来的商业机会、名誉、信息及其他帮助。
二、集群内企业间协作机制分析
企业控制各种资源最直接的办法是通过购并获得内部增长，但内在化是不必要或不可能的，理由是成本太高、法律限制，或者是降低了企业活动的灵活性。如果资源依赖是偶然的、短期的，或者是通过信任可以获取资源，则不一定要内在化，因而企业间活动需要复杂多样的组织安排。企业集群内部企业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种网络结构，每个企业分别从事生产和服务过程中某个阶段的工作，分工创造了企业相互依赖的网络，网络中企业间需要协作，但是这种协作不同于政府计划或企业等级内的协调，也不能只靠传统市场模型中的价格机制。网络结构需要建立在企业长期交换的关系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获取所需要的外部资源，并有效地培育和扩大产品的市场。企业间相互依赖的网络对企业行为具有约束力。企业互相依赖和长期关系有多种安排，有效地降低交易和生产成本，推动技术的联合开发，或者成为进入其他产业领域的桥梁。
企业集群内部各企业分别从生产和服务过程中截取某些阶段从事分工活动，构成一条完整的价值链。这些活动包括研究与开发、制造过程的各个阶段、营销等等。企业从事分工活动的范围取决于它的能力，它将从事与它的能力相适应的活动，而把其他活动留给市场。由于每个企业所从事的只是某种分工活动，所以它的活动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企业相互依赖，企业间活动是互补的。相互补充的活动在企业之间需要协作，特别是那些互补性密切的活动，如构成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间的交易。另一方面，企业集群的灵活性也取决于企业间的协作。这种协作，既包括发包商和下承包商之间为了及时、定量地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而进行的互补行为，也包括竞争对手之间为了创造外部规模经济而进行的合作。
协作的行为包含广泛的内容，一般说来，企业集群的协作程度可以由行业协会、企业合作组织、专门技术和金融方面的双边交流，以及转包关系等来衡量。企业协作的主要标志是集群内的全部企业或大部分企业组成行业协会，代其成员共同承担责任。行业协会向其成员提供服务，如研究与开发、市场营销、游说、劳资谈判，以及举办论坛和提供信息等，凭单个企业的能力是难以提供这些服务的。
三、一个实证：东莞台资企业集群信任与协作机制的案例
东莞位于广州市与深圳市之间，改革开放以来，凭着紧邻香港和深圳的优势，成为外商在华投资的热点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资企业大规模进驻东莞，使东莞成为台湾制造业目前在大陆的重要生产加工基地之一。东莞目前约有台资企业3000多家，其中台商企业联合会的会员企业超过2600家。台资企业遍布东莞市各镇，涉及电子通讯、鞋业、五金灯饰、家具生产、服装等33个行业。
东莞台资企业集群既不同于日本和欧美的企业集群，也有别于台湾本土的企业集群，它是一种基于生产技术、管理方式、订单来源及贸易网络等几个企业经营关键要素所形成的一种“组合式”的网络合作关系，具有如下五个特征：
1、弹性生产。即厂商间的合作主要是靠人际间的口头协调，而不是以文字契约等形式化的规则来连接。这种合作是一种以良好的信任关系为基础的协作。一般而言，就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而言，中小企业有其不利之处，但是对在东莞投资的台商而言，这些劣势可以通过台商网络的灵活性及弹性的分工结构来弥补，并且可以通过海外华侨和华侨的网络，进行策略联盟，从而拓展了市场。
2、密切的协作关系。东莞的台资厂几乎都是台湾厂的外包型协力厂，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完全拷贝台湾厂，与台湾总部保持着密切联系。可以说，大陆的台资厂及其协力工厂与台湾本土电脑企业共同组成了台湾PC制造业，他们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协力网络，而且台湾的PC制造业还在继续向大陆转移。不仅是生产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也有此趋势。
3、组合式的网络关系。这种组合的网络关系是以母厂为核心，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展，处于边缘的厂商因为关系较浅，合作关系也就时有时无。这种组合边缘界限的模糊，网络内部具有弹性以及非正式性，不是一种严格系统化的组织形态，也不是金字塔型的层级关系，而是一种与人际关系网络相辅相成的弹性组合。这是因为在东莞的台湾中小企业规模小，同时以出口为导向，因此对全球经济状况必须保持警觉与敏感，必须随市场变动及订单需求而做适时的调整。弹性协力式的组合生产网络具有随机应变的功能，可以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灵活调整生产线。同时生产线不在单一厂房，不必固定累积大量生产材料，而是有许多分散的外包点，随订单需求和多寡调整生产组合。在东莞的台资企业快速应变市场的能力及有效的成本控制等因素，都要归功于大企业和小企业间所联合构建的密切分工体系、相关产业集聚形成的完整产业链。
4、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台商多是由台湾的本地人（比如厂家自己的员工、供货商等）通过和大陆的朋友、熟人（比如大陆企业家、政府办事人员）这层私人关系的引导落户东莞的。比如台达电子（东莞）有限公司，1992年由台达的一个台湾供应商将其介绍给石碣镇政府。开始先办来料加工厂，投产3个月后，发现产量已超过台湾的台达厂产量，结果台湾的协作厂也主动跟了过来，规模越做越大。东莞台资中小企业能够生产出各式各样的产品，供应世界市场的不同需求，有赖其特有的核心工厂和卫星工厂的生产网络。这种生产网络是核心工厂负责人以他的社会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台资企业中十分重要。也就是说在台商所建立的商业网络关系上，拥有“台湾关系”的企业主在与台商合作时更为便利。这也构成了台资企业在东莞的另一种信任基础与来源，它是超越家庭、友谊这些私人关系之外的另一层与台湾社会、乡土、文化有亲近性的新地缘关系。这是台湾企业文化中对外人极不信任，必须靠家族、亲族、宗族这些血缘关系在企业之间的扩展关系的形式。这种人际网络，使得信息流动顺畅，成员价值观也相近，大大减少了彼此的交易成本。
5、中介组织（台商协会）的推动。东莞台资企业间的协作与台商协会所发挥的作用密切相关。东莞的台商协会负责协调政府办事机构（比如外经委、海关）与台资厂商的关系，通过代表台资企业向当地政府游说谈判，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另外，台商协会通过组织台商的联谊活动及台商与本地企业家的座谈，增进沟通，来投资的台商以“家”的归属感和亲切感，建立起台商间的人脉网络。
（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包装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