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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学界对加洛林王朝时期国家与教会之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其中对如何看待涂油典礼和皇帝加冕仪式在加洛林王朝教俗关系形成中的地位和意义、加洛林王朝时期国家与教会之关系的内容等方面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西欧的政权与教权就是从加洛林时期开始建立了联盟关系，因此概述学者们对加洛林王朝教俗关系的研究既有助于探析世俗政权与教会之关系的起源，也可以了解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
【关键词】加洛林王朝；教俗关系；研究综述
在西方学术界，国家与教会的关系问题一直为人瞩目，而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正是这一问题形成的关键阶段。因此，研究加洛林王朝时期国家与教会之关系不仅可探析世俗政权与教会关系的起源，也可洞悉中世纪西欧国家的发展特点。
史学界之前是在论述中世纪的教权与王权中才提及加洛林时期的教俗关系问题，未能对之系统研究。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在加洛林王朝教俗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使这一领域成为中世纪研究中富有成果的方面之一。其中对如何看待涂油典礼和皇帝加冕仪式在加洛林王朝教俗关系形成中的地位与意义、加洛林时期教俗关系的具体表现等方面的研究涌现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论文。本文就有关加洛林王朝时期教俗关系的研究情况做一概述，以期对研究整个中世纪政教关系的起源有所帮助。
一
长期以来，涂油典礼和皇帝加冕仪式在加洛林王朝教俗关系形成中的地位和意义一直是学界争论和关心的问题。首先，涂油典礼是否是加洛林时期王权性质转变的标志成为近几年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亨利·皮朗在《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一书中论述了加洛林王朝采用的基督教涂油典礼所体现的政治意义。他提出正是这一神圣的仪式突出了加洛林王权的基督教性质，进而使加洛林王朝根本不同于未采取这一仪式的墨洛温王朝。具体来讲是矮子丕平在751年接受罗马主教的涂油礼使国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神职人员。也就是说，加洛林家族的国王通过接受涂油典礼而加入了罗马天主教会。在皮朗看来，教会举行的涂油礼不仅使王权具有基督教性质，而且具有确立权力合法性的作用。王亚平教授也指出教皇亲自为丕平施行涂油礼则进一步说明王权的神授性，以上帝恩赐的神授王权取代具有强烈氏族血缘色彩的王权，是封建王权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
纳尔逊（Janet L. Nelson）却提出不同的观点。因为涂油礼在当时加洛林家族的眼中并没有太特殊的作用，而只是一种宗教仪式，所以它不应该被认为是加洛林王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标志。举行国王涂油礼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加洛林时期国王与教会的微妙关系。教会神职人员利用举行涂油礼之职而声称对世俗事务享有特权，故而加洛林的国王有时故意避免让教会人士施涂油礼。因而纳尔逊认为加洛林时期国王的涂油礼表明法兰克王国政治权力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是量变而不是质变。[2]也就是说，王权性质的转变比皮朗所认为的要经历更长时间和过程。在此过程中，国王更多地是与贵族结成紧密的同盟关系。[3]因此，涂油典礼的举行并不能表明加洛林王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其次，如何看待皇帝加冕仪式也是研究加洛林王朝与罗马天主教会的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在800年为查理曼称帝举行的加冕仪式不仅标志着查理曼对帝国的统治权力达到了顶峰，而且标志着皇帝的权力来自于教皇，教权高于王权。正如邱胜利指出的，查理被称为“罗马人的皇帝”，树立了无上的权威，但在加冕礼上使用的“承蒙上帝恩典”这一用语，暗含着教权高于王权的潜规则。[4]孙宝国更是认为查理曼的加冕仪式揭开了罗马教廷与世俗政权既勾结利用，又冲突斗争的历史序幕。[5]
不过保罗·佛拉克里（Paul Fouracre）则从加洛林王朝统治者对皇帝头衔的态度重新诠释查理曼称帝的加冕仪式，进而深入探究加洛林帝国的皇帝与罗马教皇的关系。他指出并非艾因哈德所说的，查理曼之前对这次加冕仪式毫不知情，实际上是查理曼本人安排了整个加冕仪式。同时，加洛林王朝统治者并是不特别重视皇帝头衔，因为查理曼在806年划分加洛林帝国的协议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个头衔。
[6]在813年为虔诚者路易称帝举行加冕仪式的也是查理曼而不是罗马教皇。值得注意的是，查理曼更多称自己为法兰克国王，而不是一位新的罗马皇帝。加冕仪式没有给查理曼帝国的统治带来任何变化。[7]
由此得知，罗马教皇在皇帝加冕仪式中并不具有突出而不可或缺的作用。相反，查理曼在800年为自己安排了整个加冕仪式、查理曼亲自为虔诚者路易举行皇帝加冕仪式、查理曼不称自己为罗马皇帝都说明加冕仪式并不标志着皇帝的权力来自教皇、教权高于王权，而是表明皇帝主导整个加冕仪式、皇帝的权位远高于教皇。
以上可知，涂油典礼并非传统观点认为的，是加洛林时期王权转变为基督教性质的标志。皇帝加冕仪式也不能表明皇帝的权力来自教皇。那么为什么加洛林王朝统治者要举行涂油典礼和加冕仪式呢？麦克凯特里克认为加洛林王朝统治者依据奥古斯丁的思想和圣经模式，通过加冕典礼与涂油礼成为上帝的合法代理人。根据此种原则，国王们寻找到了王权存在的终极根据，凭借神权统治世俗世界。因此，涂油典礼和皇帝加冕仪式是加洛林王朝掌权者得以维持统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二
加洛林王朝时期国家与教会结成了怎样的关系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有些学者将教会放在封君封臣的关系中，也就是从教会封建化的角度来考察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教俗关系。皮朗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探究加洛林王朝与教会的关系及其成因。他认为穆斯林的扩张导致了地中海经济圈的萧条，致使罗马时代货币交换严重萎缩。法兰克王国流行自然经济，并以物物交换为主，土地不仅成为最重要的财富形式，而且构成了加洛林时期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会合作的基础。教会也逐步加入到以土地为纽带的封君封臣关系中。教会的封建化是加洛林王朝教俗关系的重要表现。
王亚平教授更是提出法兰克教会封建化及私有教会制的产生，是加洛林王朝政教联盟建立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8]在查理大帝时代，政权与教权的关系是政权的建立和加强需要教权的辅助，而教权也需要依靠政权增强它的实力。政权与教权形成相辅相成，互为需要的伙伴。[9] 尚烨也认为查理曼时代教会的封建化及其经济实力的雄厚是形成政教合作的物质基础。政教合作促使西欧封建制度在查理曼统治时期正式确立，也确立了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基督教会在中世纪西欧社会的统治地位。[10]裴耀鼎进一步指出在查理大帝时期终于建立起了政教结合的封建神权政体。教会作为这种神权政体的组成部分，和世俗封建主相互配合共同促进了封建制的发展。在加洛林王朝时期，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会建立了相互需要和相互利用的关系。[11] 教会封建化表明世俗封建主与教会之间形成了封君封臣的关系。加洛林王朝的教会封建化是政教联盟建立的原因；而与此同时，加洛林王朝时期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会的合作又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发展。加洛林时期国家与教会之间是相互需要、相互利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
另有些学者从加洛林王朝内部统治方式具体阐述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会的关系。纳尔逊指出在加洛林时期，国王掌握最高权威，教会贵族与世俗权贵们充斥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机构。国王的有效统治离不开教会贵族与世俗权贵的通力合作。教会财产为国王的统治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持。在8、9世纪，教会财产才是决定国王与教会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因素。[12]麦克凯特里克（R. McKitterick）认为在加洛林王朝，国王或者皇帝任用教会贵族和世俗权贵做文职工作，起草官方文件、特许状和法令。教会贵族与世俗权贵在法兰克王国统治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由于教会机构的豁免权来自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所以世俗权威握有控制教会的权力。因此，加洛林王朝的统治不仅离不开教会贵族与世俗权贵的共同合作，而且也离不开教会机构的支持。教会构成了政治权力机构的一部分，依附于王权的统治。
梅克·德琼（Mayke de Jong）提出在加洛林时期，教会在查理曼帝国的统治中与政治权力机构一样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3]她以国王修道院为例来论证教会在加洛林王朝统治中的显著地位。因为国王修道院在政治上忠诚于国王、经济上提供雄厚的资助、军事上负责征召军队，所以国王修道院构成了加洛林时期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核心。
综上所述，近几年来加洛林王朝时期教俗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出现了一些具有突破性的文章。学者们在认识涂油典礼和皇帝加冕仪式等宗教仪式在加洛林王朝教俗关系形成中的作用中，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重新探究宗教仪式在加洛林王朝教俗关系形成中的地位。同时，学界对加洛林王朝时期国家与教会之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研究视角。一种研究视角是把教会放在封建体系中即从教会封建化的角度阐明加洛林王朝国家与教会之间是相互需要、相互利用和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另一种研究视角是从加洛林王朝统治方式来考察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教俗关系。教会是加洛林王朝的一个政治权力机构，依附于王权。目前学者们对加洛林王朝时期教俗关系的研究在范围上仍不是很广，二者关系形成的原因、特点和影响等鲜见专论。随着更多学者的加入，加洛林王朝时期教俗关系的研究、中世纪西欧国家发展特点的研究将有可喜的前景。
【参考文献】
[1][8]王亚平.论加洛林王朝时期政教联盟的基础[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06）：12-18.
[2]Janet L. Nelson.Politics and Ritual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M].London：The Hambled Press，1986.
[3]Janet L. Nelson，‘kingship and royal government’，in R. McKitterick，（ed.），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II c. 700-900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4]邱胜利.试论中古早期西欧的“王权神授”[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 88-92.
[5]孙宝国.查理曼加冕历史真相之再思考[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05）：58-61.
[6]Paul Fouracre.‘Frankish Gaul to 814’，in R. McKitterick，（ed.），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II c. 700—900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Marios Costambeys.Matthew Innes，Simon MacLean，The Carolingian World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9]王亚平.论查理大帝的教会政策[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2）：40-45.
[10]尚烨.试论查理曼时代的政教关系[J].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01）：58-63.
[11]裴耀鼎.论法兰克王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05）：49-54.
[12]Janet L. Nelson，Politics and Ritual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M]. London：The Hambled Press，1986.
[13]R. McKitterick， ed. The Early Middle Ages：Europe 400—1000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作者简介】
贾平平（1986— ），女，河南新乡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中世纪史。
【关键词】加洛林王朝；教俗关系；研究综述
在西方学术界，国家与教会的关系问题一直为人瞩目，而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正是这一问题形成的关键阶段。因此，研究加洛林王朝时期国家与教会之关系不仅可探析世俗政权与教会关系的起源，也可洞悉中世纪西欧国家的发展特点。
史学界之前是在论述中世纪的教权与王权中才提及加洛林时期的教俗关系问题，未能对之系统研究。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在加洛林王朝教俗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使这一领域成为中世纪研究中富有成果的方面之一。其中对如何看待涂油典礼和皇帝加冕仪式在加洛林王朝教俗关系形成中的地位与意义、加洛林时期教俗关系的具体表现等方面的研究涌现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论文。本文就有关加洛林王朝时期教俗关系的研究情况做一概述，以期对研究整个中世纪政教关系的起源有所帮助。
一
长期以来，涂油典礼和皇帝加冕仪式在加洛林王朝教俗关系形成中的地位和意义一直是学界争论和关心的问题。首先，涂油典礼是否是加洛林时期王权性质转变的标志成为近几年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亨利·皮朗在《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一书中论述了加洛林王朝采用的基督教涂油典礼所体现的政治意义。他提出正是这一神圣的仪式突出了加洛林王权的基督教性质，进而使加洛林王朝根本不同于未采取这一仪式的墨洛温王朝。具体来讲是矮子丕平在751年接受罗马主教的涂油礼使国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神职人员。也就是说，加洛林家族的国王通过接受涂油典礼而加入了罗马天主教会。在皮朗看来，教会举行的涂油礼不仅使王权具有基督教性质，而且具有确立权力合法性的作用。王亚平教授也指出教皇亲自为丕平施行涂油礼则进一步说明王权的神授性，以上帝恩赐的神授王权取代具有强烈氏族血缘色彩的王权，是封建王权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
纳尔逊（Janet L. Nelson）却提出不同的观点。因为涂油礼在当时加洛林家族的眼中并没有太特殊的作用，而只是一种宗教仪式，所以它不应该被认为是加洛林王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标志。举行国王涂油礼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加洛林时期国王与教会的微妙关系。教会神职人员利用举行涂油礼之职而声称对世俗事务享有特权，故而加洛林的国王有时故意避免让教会人士施涂油礼。因而纳尔逊认为加洛林时期国王的涂油礼表明法兰克王国政治权力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是量变而不是质变。[2]也就是说，王权性质的转变比皮朗所认为的要经历更长时间和过程。在此过程中，国王更多地是与贵族结成紧密的同盟关系。[3]因此，涂油典礼的举行并不能表明加洛林王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其次，如何看待皇帝加冕仪式也是研究加洛林王朝与罗马天主教会的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在800年为查理曼称帝举行的加冕仪式不仅标志着查理曼对帝国的统治权力达到了顶峰，而且标志着皇帝的权力来自于教皇，教权高于王权。正如邱胜利指出的，查理被称为“罗马人的皇帝”，树立了无上的权威，但在加冕礼上使用的“承蒙上帝恩典”这一用语，暗含着教权高于王权的潜规则。[4]孙宝国更是认为查理曼的加冕仪式揭开了罗马教廷与世俗政权既勾结利用，又冲突斗争的历史序幕。[5]
不过保罗·佛拉克里（Paul Fouracre）则从加洛林王朝统治者对皇帝头衔的态度重新诠释查理曼称帝的加冕仪式，进而深入探究加洛林帝国的皇帝与罗马教皇的关系。他指出并非艾因哈德所说的，查理曼之前对这次加冕仪式毫不知情，实际上是查理曼本人安排了整个加冕仪式。同时，加洛林王朝统治者并是不特别重视皇帝头衔，因为查理曼在806年划分加洛林帝国的协议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个头衔。
[6]在813年为虔诚者路易称帝举行加冕仪式的也是查理曼而不是罗马教皇。值得注意的是，查理曼更多称自己为法兰克国王，而不是一位新的罗马皇帝。加冕仪式没有给查理曼帝国的统治带来任何变化。[7]
由此得知，罗马教皇在皇帝加冕仪式中并不具有突出而不可或缺的作用。相反，查理曼在800年为自己安排了整个加冕仪式、查理曼亲自为虔诚者路易举行皇帝加冕仪式、查理曼不称自己为罗马皇帝都说明加冕仪式并不标志着皇帝的权力来自教皇、教权高于王权，而是表明皇帝主导整个加冕仪式、皇帝的权位远高于教皇。
以上可知，涂油典礼并非传统观点认为的，是加洛林时期王权转变为基督教性质的标志。皇帝加冕仪式也不能表明皇帝的权力来自教皇。那么为什么加洛林王朝统治者要举行涂油典礼和加冕仪式呢？麦克凯特里克认为加洛林王朝统治者依据奥古斯丁的思想和圣经模式，通过加冕典礼与涂油礼成为上帝的合法代理人。根据此种原则，国王们寻找到了王权存在的终极根据，凭借神权统治世俗世界。因此，涂油典礼和皇帝加冕仪式是加洛林王朝掌权者得以维持统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二
加洛林王朝时期国家与教会结成了怎样的关系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有些学者将教会放在封君封臣的关系中，也就是从教会封建化的角度来考察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教俗关系。皮朗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探究加洛林王朝与教会的关系及其成因。他认为穆斯林的扩张导致了地中海经济圈的萧条，致使罗马时代货币交换严重萎缩。法兰克王国流行自然经济，并以物物交换为主，土地不仅成为最重要的财富形式，而且构成了加洛林时期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会合作的基础。教会也逐步加入到以土地为纽带的封君封臣关系中。教会的封建化是加洛林王朝教俗关系的重要表现。
王亚平教授更是提出法兰克教会封建化及私有教会制的产生，是加洛林王朝政教联盟建立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8]在查理大帝时代，政权与教权的关系是政权的建立和加强需要教权的辅助，而教权也需要依靠政权增强它的实力。政权与教权形成相辅相成，互为需要的伙伴。[9] 尚烨也认为查理曼时代教会的封建化及其经济实力的雄厚是形成政教合作的物质基础。政教合作促使西欧封建制度在查理曼统治时期正式确立，也确立了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基督教会在中世纪西欧社会的统治地位。[10]裴耀鼎进一步指出在查理大帝时期终于建立起了政教结合的封建神权政体。教会作为这种神权政体的组成部分，和世俗封建主相互配合共同促进了封建制的发展。在加洛林王朝时期，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会建立了相互需要和相互利用的关系。[11] 教会封建化表明世俗封建主与教会之间形成了封君封臣的关系。加洛林王朝的教会封建化是政教联盟建立的原因；而与此同时，加洛林王朝时期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会的合作又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发展。加洛林时期国家与教会之间是相互需要、相互利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
另有些学者从加洛林王朝内部统治方式具体阐述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会的关系。纳尔逊指出在加洛林时期，国王掌握最高权威，教会贵族与世俗权贵们充斥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机构。国王的有效统治离不开教会贵族与世俗权贵的通力合作。教会财产为国王的统治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持。在8、9世纪，教会财产才是决定国王与教会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因素。[12]麦克凯特里克（R. McKitterick）认为在加洛林王朝，国王或者皇帝任用教会贵族和世俗权贵做文职工作，起草官方文件、特许状和法令。教会贵族与世俗权贵在法兰克王国统治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由于教会机构的豁免权来自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所以世俗权威握有控制教会的权力。因此，加洛林王朝的统治不仅离不开教会贵族与世俗权贵的共同合作，而且也离不开教会机构的支持。教会构成了政治权力机构的一部分，依附于王权的统治。
梅克·德琼（Mayke de Jong）提出在加洛林时期，教会在查理曼帝国的统治中与政治权力机构一样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3]她以国王修道院为例来论证教会在加洛林王朝统治中的显著地位。因为国王修道院在政治上忠诚于国王、经济上提供雄厚的资助、军事上负责征召军队，所以国王修道院构成了加洛林时期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核心。
综上所述，近几年来加洛林王朝时期教俗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出现了一些具有突破性的文章。学者们在认识涂油典礼和皇帝加冕仪式等宗教仪式在加洛林王朝教俗关系形成中的作用中，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重新探究宗教仪式在加洛林王朝教俗关系形成中的地位。同时，学界对加洛林王朝时期国家与教会之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研究视角。一种研究视角是把教会放在封建体系中即从教会封建化的角度阐明加洛林王朝国家与教会之间是相互需要、相互利用和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另一种研究视角是从加洛林王朝统治方式来考察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教俗关系。教会是加洛林王朝的一个政治权力机构，依附于王权。目前学者们对加洛林王朝时期教俗关系的研究在范围上仍不是很广，二者关系形成的原因、特点和影响等鲜见专论。随着更多学者的加入，加洛林王朝时期教俗关系的研究、中世纪西欧国家发展特点的研究将有可喜的前景。
【参考文献】
[1][8]王亚平.论加洛林王朝时期政教联盟的基础[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06）：12-18.
[2]Janet L. Nelson.Politics and Ritual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M].London：The Hambled Press，1986.
[3]Janet L. Nelson，‘kingship and royal government’，in R. McKitterick，（ed.），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II c. 700-900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4]邱胜利.试论中古早期西欧的“王权神授”[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 88-92.
[5]孙宝国.查理曼加冕历史真相之再思考[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05）：58-61.
[6]Paul Fouracre.‘Frankish Gaul to 814’，in R. McKitterick，（ed.），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II c. 700—900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Marios Costambeys.Matthew Innes，Simon MacLean，The Carolingian World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9]王亚平.论查理大帝的教会政策[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2）：40-45.
[10]尚烨.试论查理曼时代的政教关系[J].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01）：58-63.
[11]裴耀鼎.论法兰克王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05）：49-54.
[12]Janet L. Nelson，Politics and Ritual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M]. London：The Hambled Press，1986.
[13]R. McKitterick， ed. The Early Middle Ages：Europe 400—1000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作者简介】
贾平平（1986— ），女，河南新乡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中世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