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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徐德江先生对语言文字的“细胞”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深入探索。
朱星先生1979年6月29日为郭绍虞先生题写书名的徐德江著《语言文字理论新探》所写的“序”指出:“徐德江同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用以钻研语言理论。”在学习中徐德江深刻体会到革命导师对“细胞”分析法的重视。他把自己提出的理论称为“细胞分析法的语言文字理论”。他在著作中引用列宁的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徐德江又引用毛泽东的话:“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
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索绪尔受瑞士正统经济学派华尔拉斯等人影响较深,从价值的概念中受到启发,揭示了语言的二重性,由劳动与工资的关系得到启示,提出了能指与所指等概念,创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而徐德江四十年来坚持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细胞分析的方法论”解决了语言学界想彻底解决而又未能完全解决的一些根本问题。包括:语言和文字的“细胞”问题。这同索绪尔相比,是迈上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
徐德江(2005)指出:“至今,语言学界对口说语言和文字各自的‘天然单位’——细胞形态,尚未做出科学性的分析。特别是对真正的客观存在的,最简单的一个细胞形态,未做出科学的分析。这也是影响文字学语言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徐德江对语言文字“细胞”探索的第一阶段
徐德江对“语言文字的细胞”锲而不舍的探索历程,是步步深入、与时俱进的。
从1970年徐德江编写的讲义《词——语言的细胞》算起,到2005年是徐德江对语言文字“细胞”探索的第一阶段。经过探索,徐德江在《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发表的《浅谈文字语言》中综述了他的主要学术观点。
1.1 徐德江认为口说语言的细胞是“音节”
徐德江(2005)指出:“口说语言的细胞‘天然单位’是‘音节’。”这个论断对于汉语来说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但是对印欧语来说就很不合适。徐德江接着说:“比如,俄语страна,不是两个音节,而是四个音节:с-т-ра-на”。这个说法却很难得到语言学界的认可。
语言事实支持了徐德江的观点。如英语“单音节词”tank或俄语“单音节词”танк在译成汉语时都成了双音节词“坦克”。莫非汉语和印欧语对“音节”的定义不同吗?
于是,他决心要审视“音节”的定义。各种语言学著作普遍认为:“音节”(syllable)是使用母语者能够明确感知的、天然的、最易分辨的语音单位。不同的语言学派普遍认为,在每种语言中都存在说母语者所认同的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语流中的片段,其存在是以人的听觉感知为基础的。一般人自然而然地感觉到的自己语言里最小的语音感知单位就是音节。一个音节是发音器官的一系列互相紧密联系的调节的结果。
徐德江(2005)指出:“单独发音的辅音,后边必有一个元音;单独发音的元音,前边必有一个辅音。否则这辅音或元音是不能单独发出声来的。这就是说,单独发音的辅音和单独发音的元音都各自成为一个音节。”事实上:如果使单独发音的“b(自成音节)”和单独发音的“i(自成音节)”相拼,绝对拼不成一个音节“bi”。所谓“单独发音的b”实际是“bo”;所谓“单独发音的i”实际是“yi”。如果相拼,必然拼成两个音节“boyi”。只有去掉“bo”中的“o”, 也去掉“yi”中的“y”,才能拼成为一个音节“bi”。
1.2 汉语的“音节”完全符合徐德江给“音节”下的定义
我国语言学界普遍认为:汉语的“音节”包括“声母、韵母”和贯穿整个音节的“声调”。
汉语“音节”的特点是:
(1) 一个音节最多只有4个音位。一个音节中没有相邻的辅音。
(2) “音节结尾”只包括“韵腹”和“韵尾”,共有3种:
① 只有“韵腹”,没有“韵尾”。韵腹常为“张口元音a,o,e”;在音节内没有a,o,e的条件下,韵腹可为“拢口元音i,u,ü”。如:“ba(八)”、“ge(哥)”、“xi(西)”、“su(苏)”。
② 既有“韵腹”,也有“韵尾”。韵腹为“张口元音a,o,e”;韵尾为“拢口元音i,u”。如:“bai(白)”、“gei(给)”、“sou(搜)”。
③ 既有“韵腹”,也有“韵尾”。韵腹为“张口元音a,o,e”;韵尾为“鼻音n,ng”。如:“ban(班)”、“gen(根)”、“sang(桑)”。
徐德江认为,“人的听觉器官能辨别的一个个单独的音,就是一个“音节”。所以,“ba(八)”、“bai(白)”、“ban(班)”都是“音节”。
1.3 英语“音节”的特点
(1) 没有贯穿整个音节的具有辨义功能的“声调”。
(2) 一个音节内可多达7个音位,如splints等。
(3) 一个音节中有许多相邻的辅音。如:lift, list, lisp spi1t, tank, stand, hands等。
(4)“音节结尾”有4种:
①“绝对开音节”,就是音节结尾没有辅音而只有元音的音节。如:“be[bi:](是)”、“no[n?藜u](不)”、“how[hau](如何)”、“pay[pei](支付)”等。英语的这种音节很少。
② 以一个“鼻音m,n,ng”为音节结尾的“闭音节”。如:“can[k?覸n](能)”、“gun[g?蘧n](枪)”、“hen[hen](母鸡)”、“tin[tin](罐头)”等。英语的这种音节也很少。
③ 以一个“非鼻辅音”作为音节结尾的“闭音节”或者“相对开音节”。如:“cat[k?覸t](猫)”、“bus[b?蘧s](公共汽车)”、“leg[leg](腿)”、“take[teik](拿)”等。英语的这种音节很多。
④ 以多个相邻“辅音”结尾的“音节”。如:“hand[h?覸nd](手)”、“dust[d?蘧st](尘土)”、“left[left](左)”、“wild[waild](野)”、“tank[t?覸nk](坦克)”等。英语的这种音节也很多。
其中只有①、②两种“音节结尾”的英语音节跟汉语音节相同。
1.4 汉语的“音节结构模式”只有三种
汉语一个音节最多只有4个音位,汉语普通话只有三种“音节结构模式”。
(1)“辅音+(元滑音)+张口元音+(元滑音)”。如:快(kuài)、跨(kuà)、慨(kài)、卡(kǎ)。
(2)“辅音+(元滑音)+元音+(鼻滑音)”。如:关(?弈uān)、挂(?弈uà)、感(?弈ǎn)、杠(?弈àn?弈)。
《汉语拼音方案》规定:“i或u开头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要加上y或w”。例如:衣(yī)、五(wǔ)。这正确地体现了所谓“元音开头的音节”实际上前面有一个轻微摩擦的“辅音”。因为“y和w”通常称为“半元音”或“准辅音”,就是说“y和w”在元音之前具有“辅音性”。
(3)“辅音+拢口元音”。(这种模式只出现在音节中没有“张口元音”的条件下)
例如:期(qī)、苦(kǔ)、女(nǚ)。
1.5 对汉语“音节结构模式”的语音学说明
(1)“元音”(Vowel)。汉语的元音包括:“张口元音”(a,o,e)以及不跟“张口元音”直接相邻的“拢口元音”(i,u,ü)。元音的特点是振动声带并且气流在口腔中无阻碍。元音分为:
①“张口元音”是发音时口张得比较大的元音(a,o,e)。
②“拢口元音”是发音时口张得比较小的元音(i,u,ü)。因为直接邻于“张口元音(a,o,e)”前后的“拢口元音”是过渡性的“滑音”(Glide),所以“拢口元音”(i,u,ü)也叫做“元滑音”(Vowel Glide)。
(2)“辅音”(Consonant)。辅音的特点是在口腔中有阻碍。汉语的辅音包括:
①“口腔辅音”是气流在口腔中遇到阻碍并以各种方式消除阻碍而从口腔中发出去的辅音。包括:气流冲破阻碍的“塞音”(b,p,d,t,g,k);气流从口腔阻碍的窄缝之中挤出去的“擦音”(f,h,x,sh,s,r);气流先把口腔内的阻碍冲成一条窄缝,然后再从窄缝之中挤出去的“塞擦音”(j,q,zh,ch,z,c);气流在口腔内遇到舌尖和上齿龈形成的阻碍而从舌头两边的窄缝之中挤出去的“边音”( l )。
②“鼻腔辅音”,简称“鼻塞音”(Nasal stop),是气流在口腔中遇到阻碍而被迫绕道从鼻腔通道发出去的“辅音”,这种“鼻塞音”必须是在“元音”之前的(m,n),如果是在“元音”之后的(n,ng),则不属于“鼻塞音”而属于上述的“鼻滑音”。
1.6 汉语音节的“声母”总表
(1) 声母 (initial)是汉语音节开头的部分。包括零声母?諂。
① 辅音声母:汉语大部分音节开头部分都是21个辅音:b,p,m,f;d,t,n,l;g,k,h;j,q,x;zh,ch,sh,r;z,c,s。不包括ng,因为辅音ng不出现在音节的开头,只出现在音节的韵尾。
② 准辅音声母:所谓以i,u,ü开头的音节,前面都有一个“准辅音”,也就是“轻微摩擦音”,简称“轻擦音”,在国际音标中分别为“[ j ]、[ w ]、[ Ч ]”。
“i开头的音节”前面都有一个“y [ j ]”,如“衣(yī)”。
“u开头的音节”前面有个“w [ w ]”,如“五(wǔ)”。
“ü开头的音节”前面有一个“y [ Ч ]”,如“月(yüè)”。
③ 零声母(?諂):所谓“以a,o,e开头的音节”,实际上音节开头都有一个“喉塞音”的辅音,在国际音标中这个喉塞音为[?揲]。在下面的表中记作“?諂”。
徐德江认为:汉语的“坦[tǎn]”是一个音节,英语的“tan(制革)”也是一个音节,但是英语的“tank(坦克)”却是两个音节。徐德江凭着对语言文字的长期探索中积累的悟性,加上在语文教学中自觉进行的教学实践的科学实验,他明确地提出:元音之后的“非鼻辅音”都是“自成音节”,而元音之后的“鼻辅音”却可以跟前面的元音共同组成“一个音节”。徐德江根据在汉语唱歌和唱戏时,音节结尾的“鼻辅音”可以像“元音”一样地“延长”,即完全闭上嘴而只靠鼻腔通道出气来延长的事实,结合自己多年的理论研究和语文教学实践的科学实验,于1986年证明并且做出了创新性的科学论断:元音之后的“鼻滑音”具有“元音性”。
1.7 在美国进行的语音科学实验证明了徐德江的教学实践科学实验的正确性
在徐德江通过教学实践的科学实验得出“元音之后的鼻滑音具有元音性”这个结论的十多年之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论文集登载了王志洁的论文《英汉音节鼻韵尾的不同性质》。这篇文章叙述了在美国特拉华(Delaware)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王志洁进行的语音科学实验得出了“音节开头的鼻塞音跟音节结尾的鼻滑音不同,并且鼻滑音具有一定程度的‘元音性’的结论”。
王志洁博士的语音科学实验用的量化形式为“鼻音度”(nasality),即说话人发音时从鼻腔输出的能量占口鼻输出总能量的百分比。“鼻塞音”在发音时有较强的成阻过程,所以“鼻音度”应该明显高于“鼻滑音”。实验者用“口鼻分音器”(nasometer)测得数据证明了“鼻塞音”的“鼻音度”明显高于“鼻滑音”。证明了音节开头的“鼻塞音”具有“辅音性”,而音节结尾的“鼻滑音”具有“元音性”。
徐德江通过教学实践的科学实验和王志洁通过语音科学的物理实验,先后证明了同样一个结论,这表明探索真理的“殊途同归”。徐德江继续深入地思考,怎样让语言学界接受“汉语的‘坦(tǎn)’是一个音节,英语的‘tan(制革)’也是一个音节,但英语的‘tank(坦克)’却是两个音节”的论断呢?为这个执著的探索开拓一条新思路的是有创新思维的语言学家沃尔夫(B.L.Whorf) 的一段话:“我们必须采用全球视角来观察语言现象,重新审视在语言中发现的各类语法范畴,在某种新的意义上建构和修订概念,增加必要的术语。”(《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62页)
于是,徐德江决心放弃“口说语言的细胞是音节”的说法,对于“音节”这个国内外语言学界已经根深蒂固的术语不再去修改,而是为“口说语言的细胞”创造一个“新术语”。就是说:口说语言的细胞是人的听觉器官能辨别的一个单独的音,暂时定名“语言细胞”。汉语的一个“音节”就是一个“语言细胞”;而英语的许多“单音节词”之中却包含着多个“语言细胞”,如“tank(坦克)”就包含两个“语言细胞"。这样,徐德江就锲而不舍地去思索如何给“语言细胞”命名为一个恰当的新术语,并且对“语言文字的细胞”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这也就进入了对“语言文字细胞”探索的新阶段。
二、徐德江对语言文字“细胞”探索的最新成果
从2006年迄今,是徐德江对语言文字探索的新阶段。在新阶段中,徐德江取得了许多新成果。最近他在《汉字文化》2009年第1期上发表了《“语基”与“文基”》。
徐德江(2009)指出: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语基”——口说语言的细胞。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文基”——文字的细胞。
汉字的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文基”——汉字的细胞。拼音文字的“词”与“字”是一致的,每个单词,就是一个“文基”——拼音文字的细胞。
“语基”不同于“音节”。“音节”是语音单位;“语基”是语言单位。仅就语音形式而言,“语基”与“音节”也是不同的。“语基”的语音形式是人的听觉能感知的、能单独自由运用的最小的语音单位。汉语的一个“音节”即一个“语基”。印欧语的一个“音节”,有的是一个“语基”,有的是两个“语基”,有的是多个“语基”。
历经四十年探索而终于提出的这个新论断,是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2.1 用徐德江语言文字的“细胞”理论进行汉英“语基和文基”的对比研究
徐德江(2009)指出:汉语普通话的“语基”有1300多个,而且只有一类:每个“语基”都是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的。印欧语每种语言的“语基”数量,过去没有考察,现在需要具体研究。
我们数了《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音节表”,即汉语普通话的“语基”有1344个。印欧语每种语言的“语基”数量相当大。下面举例性地进行一些汉英对比的研究。
任取汉语“口说语言”的一个“双音节词(双语基词)”gōngshì,对应的中文“双字词”有5个:“工事、公事、公式、攻势、宫室”。声调不同的“工时、公使、共识、供事”都不算。
下表是相关的汉英“语基和文基”的对比和统计数据。
从上表可知,汉语的口说语言用2个语基“?弈ōn?弈”“shì”组成1个双语基词“?弈ōn?弈shì”。相应的中文是用8个文基(字)“工、公、攻、宫”“事、式、势、室”组成的5个双字词“工事、公事、公式、攻势、宫室”。跟中文这5个“双字词”对应的英文是用7个文基(字词)组成的5个词语(3个词和2个短语)。跟汉语口语这1个“双语基词”对应的英语是用27个语基(以国际音标记录语音)组成的5个词语(3个词和2个短语)。对比来看,汉语和中文共用了16个“语文单位”,而对应的英语和英文共用了39个“语文单位”。在信息时代,汉语汉字的“明确简约”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上述的语文事实证明了徐德江(2009)的正确论断:汉语的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与文字的细胞“文基”——“字”是一致的。一个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就是一个文字的细胞“文基”——“字”。每一个方块字,不管笔画多少、部件多少,都成为一个个相等的方块形,易于分辨。拼音文字的细胞“文基”——“词”与印欧语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是不一致的。一个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与一个文字细胞“文基”——“词”完全对应的较少,大多数都是一个文字的细胞“文基”——“词”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口说语言细胞“语基”相对应。而且,每个“文基”“词”的字母都是线性排开,字形长短不一,相差很大。
2.2 用徐德江语言文字的“细胞”理论对“字义”进行全面的研究
徐德江(2009)指出:作为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分为两类:一类是只有“自指义”而无“他指义”的“语基”;一类是既有“自指义”同时又有“他指义”的“语基”。“自指义”只表示语音自身,而不表示其他事物。“他指义”表示的不是语音自身,而是语音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以往所谓的“意义”,实际上只指一种,即“他指义”而不包括“自指义”。我们认为,“语音”也是事物的一种。口说语言的能指——语音,既可表示其他事物,也可以表示自身。这是语言文字学家们一直忽略的内容。汉语的“语基”,一般都是“自指义”与“他指义”同时存在。印欧语的“语基”,主要是“自指义”为多数,同时兼具“自指义”和“他指义”的“语基”,数量较少。
根据徐德江的理论,我们在“字音文字”的研究中,对“字义”有了全面的认识:
字音自指义:指字音本身,用于“音译”。如“噻、唑、嘧、啶”。
自指义
字形自指义:指字形本身,用于“摹状”。如“丁”字尺、“工”字钢。
字义
未足他指义:指其他事物,其意义未足。不可单用,如“蜻、杷、窕”。
他指义
已足他指义:指其他事物,其意义已足。可以单用,如“清、爬、挑”。
(1)“字音自指义”指字音本身。正像徐德江所说,语音也是事物,语音既可表示其他事物,也可表示自身。在“乌云、乌鸦、乌贼、乌金”中表现了“乌”的他指义是“黑色”;而在“乌鲁木齐、乌兰巴托、乌克兰、乌拉圭”中表现了“乌”的自指义就是“乌”的字音“wū”。专门用于“音译”的汉字常加上“口字旁”以凸显其自指义,如“咖啡、噻唑、嘧啶”等。
(2)“字形自指义”指字形本身。作为“字音文字”物质载体的“字形”也是一种事物,字形既可以表示其他事物,也可以表示自身。在“十进制、十指连心、十项全能”中表现了“十”的他指义是“九加一所得的数目”;而在“十字架、十字路口、十字街头”中表现了“十”的自指义就是“十”的字形“一横和一竖的垂直交叉”。还有“工字钢”是指断面像“工”的字形的钢材;“丁字尺”是像“丁”的字形的绘图尺子。跟“丁字尺”对应的英语是“T-square”, 英语虽然用的是“字母T”,但所体现的也是“字形自指义”。
(3)“未足他指义”是表示其他事物的“他指义”的一种,但是其意义“未足”,不可单用。例如:“蜻、杷、窕”,只能组成双字词“蜻蜓、枇杷、窈窕”。在传统语言学之中叫做“联绵词”。不能认为“联绵词”中的一个字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联绵词”中的每个字都具有能够起分辨作用的“未足意义”。“琵”的意义就是“琵琶的琵”,“琶”的意义就是“琵琶的琶”。同理,“枇”的意义就是“枇杷的枇”,“杷”的意义就是“枇杷的杷”。假如写成“琵杷”或“枇琶”就是错了。这就说明“琵、琶、枇、杷”都具有“未足意义”。只有拼音字母的组合“pi”和“pa”才真是没有意义的。
根据“模糊集合论”(Fuzzy set)关于“隶属度”(membership)在“1”和“0”之间取值的方法,假定“自足意义”的义值=1,则“未足意义”的义值虽然<1,但是>0 。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有意义,但未足”。
设:“鸳”义值=0.6,“鸯”义值=0.4。即[鸳(0.6)],[鸯(0.4)]
得:[鸳(0.6)]+[鸯(0.4)]=[鸳鸯(1.0)]。即“鸳鸯”义值=1。
设:“蜘”义值=0.4,“蛛”义值=0.6。即[蜘(0.4),蛛(0.6)]。
得:[蜘(0.4)]+[蛛(0.6)]=[蜘蛛(1.0)]。即“蜘蛛”义值=1。
在汉语“明确简约”的作用下,义值>0.5 的“联绵字”可代表“联绵词”,使“鸳鸯梦”缩成“鸳梦”。有一部译制的电影叫“鸳梦重温”。同理,“蜘蛛丝”缩成“蛛丝”。有一个成语叫“蛛丝马迹”。类似例子还有:
“螳[螳螂]”:螳臂当车;“蟑[蟑螂]”:灭蟑灵;“驼[骆驼]”:驼绒、驼铃、驼色、驼背;
“蝶[蝴蝶]”:蝶泳、蝶骨;彩蝶、凤蝶、粉蝶、蛱蝶,化蝶。
这就使“未足意义”的字向“自足意义”转化,进一步强化了“每一个汉字都有意义”。
(4)“已足他指义”也是表示其他事物的“他指义”的一种,其意义“已足”,可以单用。例如:“人、马、打、爬、挑、清、白”等。这是汉字的绝大多数,没有疑问,无需赘言。
2.3 用徐德江的“细胞”理论解释汉语和英语在“明确简约”程度上的差别
徐德江(2009)指出:汉语口说语言所以明确简约,是因为汉语的细胞,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而每个“语基”都是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印欧语口说语言的细胞,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的较少,多数的音节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基”构成;而且,一个“语基”同时兼具“自指义”和“他指义”的也较少,往往是由两个或更多的“自指义语基”组合起来才具有“他指义”。这同汉语口说语言相比,就显得冗长而不简约了。两者科学性的差别显露无遗。
汉语的“语基和文基”一致,“语基和音节”一致。依靠有限的“语基和文基”有理据组装就能构成无限的词语。所以汉族人特别珍视这“语基和文基”一致的“细胞”,充分运用一两千“细胞”(最常用字)各自对应一个“基元概念”,形成了“语文的‘单细胞’表示‘基元概念’,语文的‘多细胞’表示‘复合概念’的良性循环的语汇系统”。中文是汉字的“积木型组装系统”。汉语“语基、文基、音节、汉字、基元概念”达到了“五个一致”。这在世界所有的语言中是“独一无二”的。
英语的“语基和文基”不一致,“语基和音节”不一致。很多“语基”没有“他指义”,要由多个“自指义语基”组合起来才具有“他指义”。英语的“单语基音节”本来就相当少,偏偏又要用一部分“单语基音节”来表示“复合概念”,如“hen(母+鸡)”、“man(男+人)”,却没有用“单语基音节”表示的“鸡”和“人”。所以英语不可能形成“语文的‘单细胞’表示‘基元概念’,语文的‘多细胞’表示‘复合概念’的积木型的语汇系统”。英语往往在确立了一个“类别词”之后,并没有在相关的大量“表示复合概念的词”中包含这个“类别词”,反而在各个“表示复合概念的词”中都分别“另起炉灶”,所以就很难形成以“类别词”为核心的“词语族”。
例如汉语所有的动物名称都有一个“通名”,而各种动物的“专名”都等于“特征+通名”。
此表显示,汉语动物名称的“专名”都等于“特征+通名”,如“田鼠”是“(在) 田(里的)鼠”,“跳鼠”是“(善于)跳(的)鼠”,“袋鼠”是“(有育儿)袋(的)鼠”。语言并不需跟“生物科学”的分类一致。汉族人只要认为外形“相似”,就归为一类,正像把一种“像鱼”的哺乳动物叫做“鲸鱼”一样。英语中虽然也有较少的动物用“特征+通名”来命名,但大多数的 “专名”跟“通名”之间毫无联系。在上表中,vole(田鼠)跟mouse(鼠),viper(毒蛇)跟snake(蛇),有何联系?
树有根,水有源。徐德江探索到语言文字的细胞——“语基和文基”就找到了真正的根源,许多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细胞分析”理论逐步得到解决。
徐德江历经四十年锲而不舍、与时俱进、步步深入的探索,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根底而提出:口说语言的细胞是“语基”(speech-cell),文字的细胞是“文基”(script-cell) 的理论。这是语言文字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将越来越深刻地认识这个理论的重大意义。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越来越善于运用这个理论去解决人类语言文字学上的各种问题,从而在母语教学、第二语言教学、语言信息处理等方面发挥“语言文字学是领先科学”的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黄宵雯、徐晓萍 2005 《思考汉字》,同心出版社
王志洁 2004《英汉音节鼻韵尾的不同性质》载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徐德江 2005《浅谈文字语言》,《汉字文化》第1期
徐德江 2009《“语基”与“文基”》,《汉字文化》第1期
姚小平主编 2001 《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
(通讯地址:100142北京第119信箱,作者为研究员)
朱星先生1979年6月29日为郭绍虞先生题写书名的徐德江著《语言文字理论新探》所写的“序”指出:“徐德江同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用以钻研语言理论。”在学习中徐德江深刻体会到革命导师对“细胞”分析法的重视。他把自己提出的理论称为“细胞分析法的语言文字理论”。他在著作中引用列宁的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徐德江又引用毛泽东的话:“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
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索绪尔受瑞士正统经济学派华尔拉斯等人影响较深,从价值的概念中受到启发,揭示了语言的二重性,由劳动与工资的关系得到启示,提出了能指与所指等概念,创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而徐德江四十年来坚持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细胞分析的方法论”解决了语言学界想彻底解决而又未能完全解决的一些根本问题。包括:语言和文字的“细胞”问题。这同索绪尔相比,是迈上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
徐德江(2005)指出:“至今,语言学界对口说语言和文字各自的‘天然单位’——细胞形态,尚未做出科学性的分析。特别是对真正的客观存在的,最简单的一个细胞形态,未做出科学的分析。这也是影响文字学语言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徐德江对语言文字“细胞”探索的第一阶段
徐德江对“语言文字的细胞”锲而不舍的探索历程,是步步深入、与时俱进的。
从1970年徐德江编写的讲义《词——语言的细胞》算起,到2005年是徐德江对语言文字“细胞”探索的第一阶段。经过探索,徐德江在《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发表的《浅谈文字语言》中综述了他的主要学术观点。
1.1 徐德江认为口说语言的细胞是“音节”
徐德江(2005)指出:“口说语言的细胞‘天然单位’是‘音节’。”这个论断对于汉语来说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但是对印欧语来说就很不合适。徐德江接着说:“比如,俄语страна,不是两个音节,而是四个音节:с-т-ра-на”。这个说法却很难得到语言学界的认可。
语言事实支持了徐德江的观点。如英语“单音节词”tank或俄语“单音节词”танк在译成汉语时都成了双音节词“坦克”。莫非汉语和印欧语对“音节”的定义不同吗?
于是,他决心要审视“音节”的定义。各种语言学著作普遍认为:“音节”(syllable)是使用母语者能够明确感知的、天然的、最易分辨的语音单位。不同的语言学派普遍认为,在每种语言中都存在说母语者所认同的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语流中的片段,其存在是以人的听觉感知为基础的。一般人自然而然地感觉到的自己语言里最小的语音感知单位就是音节。一个音节是发音器官的一系列互相紧密联系的调节的结果。
徐德江(2005)指出:“单独发音的辅音,后边必有一个元音;单独发音的元音,前边必有一个辅音。否则这辅音或元音是不能单独发出声来的。这就是说,单独发音的辅音和单独发音的元音都各自成为一个音节。”事实上:如果使单独发音的“b(自成音节)”和单独发音的“i(自成音节)”相拼,绝对拼不成一个音节“bi”。所谓“单独发音的b”实际是“bo”;所谓“单独发音的i”实际是“yi”。如果相拼,必然拼成两个音节“boyi”。只有去掉“bo”中的“o”, 也去掉“yi”中的“y”,才能拼成为一个音节“bi”。
1.2 汉语的“音节”完全符合徐德江给“音节”下的定义
我国语言学界普遍认为:汉语的“音节”包括“声母、韵母”和贯穿整个音节的“声调”。
汉语“音节”的特点是:
(1) 一个音节最多只有4个音位。一个音节中没有相邻的辅音。
(2) “音节结尾”只包括“韵腹”和“韵尾”,共有3种:
① 只有“韵腹”,没有“韵尾”。韵腹常为“张口元音a,o,e”;在音节内没有a,o,e的条件下,韵腹可为“拢口元音i,u,ü”。如:“ba(八)”、“ge(哥)”、“xi(西)”、“su(苏)”。
② 既有“韵腹”,也有“韵尾”。韵腹为“张口元音a,o,e”;韵尾为“拢口元音i,u”。如:“bai(白)”、“gei(给)”、“sou(搜)”。
③ 既有“韵腹”,也有“韵尾”。韵腹为“张口元音a,o,e”;韵尾为“鼻音n,ng”。如:“ban(班)”、“gen(根)”、“sang(桑)”。
徐德江认为,“人的听觉器官能辨别的一个个单独的音,就是一个“音节”。所以,“ba(八)”、“bai(白)”、“ban(班)”都是“音节”。
1.3 英语“音节”的特点
(1) 没有贯穿整个音节的具有辨义功能的“声调”。
(2) 一个音节内可多达7个音位,如splints等。
(3) 一个音节中有许多相邻的辅音。如:lift, list, lisp spi1t, tank, stand, hands等。
(4)“音节结尾”有4种:
①“绝对开音节”,就是音节结尾没有辅音而只有元音的音节。如:“be[bi:](是)”、“no[n?藜u](不)”、“how[hau](如何)”、“pay[pei](支付)”等。英语的这种音节很少。
② 以一个“鼻音m,n,ng”为音节结尾的“闭音节”。如:“can[k?覸n](能)”、“gun[g?蘧n](枪)”、“hen[hen](母鸡)”、“tin[tin](罐头)”等。英语的这种音节也很少。
③ 以一个“非鼻辅音”作为音节结尾的“闭音节”或者“相对开音节”。如:“cat[k?覸t](猫)”、“bus[b?蘧s](公共汽车)”、“leg[leg](腿)”、“take[teik](拿)”等。英语的这种音节很多。
④ 以多个相邻“辅音”结尾的“音节”。如:“hand[h?覸nd](手)”、“dust[d?蘧st](尘土)”、“left[left](左)”、“wild[waild](野)”、“tank[t?覸nk](坦克)”等。英语的这种音节也很多。
其中只有①、②两种“音节结尾”的英语音节跟汉语音节相同。
1.4 汉语的“音节结构模式”只有三种
汉语一个音节最多只有4个音位,汉语普通话只有三种“音节结构模式”。
(1)“辅音+(元滑音)+张口元音+(元滑音)”。如:快(kuài)、跨(kuà)、慨(kài)、卡(kǎ)。
(2)“辅音+(元滑音)+元音+(鼻滑音)”。如:关(?弈uān)、挂(?弈uà)、感(?弈ǎn)、杠(?弈àn?弈)。
《汉语拼音方案》规定:“i或u开头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要加上y或w”。例如:衣(yī)、五(wǔ)。这正确地体现了所谓“元音开头的音节”实际上前面有一个轻微摩擦的“辅音”。因为“y和w”通常称为“半元音”或“准辅音”,就是说“y和w”在元音之前具有“辅音性”。
(3)“辅音+拢口元音”。(这种模式只出现在音节中没有“张口元音”的条件下)
例如:期(qī)、苦(kǔ)、女(nǚ)。
1.5 对汉语“音节结构模式”的语音学说明
(1)“元音”(Vowel)。汉语的元音包括:“张口元音”(a,o,e)以及不跟“张口元音”直接相邻的“拢口元音”(i,u,ü)。元音的特点是振动声带并且气流在口腔中无阻碍。元音分为:
①“张口元音”是发音时口张得比较大的元音(a,o,e)。
②“拢口元音”是发音时口张得比较小的元音(i,u,ü)。因为直接邻于“张口元音(a,o,e)”前后的“拢口元音”是过渡性的“滑音”(Glide),所以“拢口元音”(i,u,ü)也叫做“元滑音”(Vowel Glide)。
(2)“辅音”(Consonant)。辅音的特点是在口腔中有阻碍。汉语的辅音包括:
①“口腔辅音”是气流在口腔中遇到阻碍并以各种方式消除阻碍而从口腔中发出去的辅音。包括:气流冲破阻碍的“塞音”(b,p,d,t,g,k);气流从口腔阻碍的窄缝之中挤出去的“擦音”(f,h,x,sh,s,r);气流先把口腔内的阻碍冲成一条窄缝,然后再从窄缝之中挤出去的“塞擦音”(j,q,zh,ch,z,c);气流在口腔内遇到舌尖和上齿龈形成的阻碍而从舌头两边的窄缝之中挤出去的“边音”( l )。
②“鼻腔辅音”,简称“鼻塞音”(Nasal stop),是气流在口腔中遇到阻碍而被迫绕道从鼻腔通道发出去的“辅音”,这种“鼻塞音”必须是在“元音”之前的(m,n),如果是在“元音”之后的(n,ng),则不属于“鼻塞音”而属于上述的“鼻滑音”。
1.6 汉语音节的“声母”总表
(1) 声母 (initial)是汉语音节开头的部分。包括零声母?諂。
① 辅音声母:汉语大部分音节开头部分都是21个辅音:b,p,m,f;d,t,n,l;g,k,h;j,q,x;zh,ch,sh,r;z,c,s。不包括ng,因为辅音ng不出现在音节的开头,只出现在音节的韵尾。
② 准辅音声母:所谓以i,u,ü开头的音节,前面都有一个“准辅音”,也就是“轻微摩擦音”,简称“轻擦音”,在国际音标中分别为“[ j ]、[ w ]、[ Ч ]”。
“i开头的音节”前面都有一个“y [ j ]”,如“衣(yī)”。
“u开头的音节”前面有个“w [ w ]”,如“五(wǔ)”。
“ü开头的音节”前面有一个“y [ Ч ]”,如“月(yüè)”。
③ 零声母(?諂):所谓“以a,o,e开头的音节”,实际上音节开头都有一个“喉塞音”的辅音,在国际音标中这个喉塞音为[?揲]。在下面的表中记作“?諂”。
徐德江认为:汉语的“坦[tǎn]”是一个音节,英语的“tan(制革)”也是一个音节,但是英语的“tank(坦克)”却是两个音节。徐德江凭着对语言文字的长期探索中积累的悟性,加上在语文教学中自觉进行的教学实践的科学实验,他明确地提出:元音之后的“非鼻辅音”都是“自成音节”,而元音之后的“鼻辅音”却可以跟前面的元音共同组成“一个音节”。徐德江根据在汉语唱歌和唱戏时,音节结尾的“鼻辅音”可以像“元音”一样地“延长”,即完全闭上嘴而只靠鼻腔通道出气来延长的事实,结合自己多年的理论研究和语文教学实践的科学实验,于1986年证明并且做出了创新性的科学论断:元音之后的“鼻滑音”具有“元音性”。
1.7 在美国进行的语音科学实验证明了徐德江的教学实践科学实验的正确性
在徐德江通过教学实践的科学实验得出“元音之后的鼻滑音具有元音性”这个结论的十多年之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论文集登载了王志洁的论文《英汉音节鼻韵尾的不同性质》。这篇文章叙述了在美国特拉华(Delaware)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王志洁进行的语音科学实验得出了“音节开头的鼻塞音跟音节结尾的鼻滑音不同,并且鼻滑音具有一定程度的‘元音性’的结论”。
王志洁博士的语音科学实验用的量化形式为“鼻音度”(nasality),即说话人发音时从鼻腔输出的能量占口鼻输出总能量的百分比。“鼻塞音”在发音时有较强的成阻过程,所以“鼻音度”应该明显高于“鼻滑音”。实验者用“口鼻分音器”(nasometer)测得数据证明了“鼻塞音”的“鼻音度”明显高于“鼻滑音”。证明了音节开头的“鼻塞音”具有“辅音性”,而音节结尾的“鼻滑音”具有“元音性”。
徐德江通过教学实践的科学实验和王志洁通过语音科学的物理实验,先后证明了同样一个结论,这表明探索真理的“殊途同归”。徐德江继续深入地思考,怎样让语言学界接受“汉语的‘坦(tǎn)’是一个音节,英语的‘tan(制革)’也是一个音节,但英语的‘tank(坦克)’却是两个音节”的论断呢?为这个执著的探索开拓一条新思路的是有创新思维的语言学家沃尔夫(B.L.Whorf) 的一段话:“我们必须采用全球视角来观察语言现象,重新审视在语言中发现的各类语法范畴,在某种新的意义上建构和修订概念,增加必要的术语。”(《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62页)
于是,徐德江决心放弃“口说语言的细胞是音节”的说法,对于“音节”这个国内外语言学界已经根深蒂固的术语不再去修改,而是为“口说语言的细胞”创造一个“新术语”。就是说:口说语言的细胞是人的听觉器官能辨别的一个单独的音,暂时定名“语言细胞”。汉语的一个“音节”就是一个“语言细胞”;而英语的许多“单音节词”之中却包含着多个“语言细胞”,如“tank(坦克)”就包含两个“语言细胞"。这样,徐德江就锲而不舍地去思索如何给“语言细胞”命名为一个恰当的新术语,并且对“语言文字的细胞”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这也就进入了对“语言文字细胞”探索的新阶段。
二、徐德江对语言文字“细胞”探索的最新成果
从2006年迄今,是徐德江对语言文字探索的新阶段。在新阶段中,徐德江取得了许多新成果。最近他在《汉字文化》2009年第1期上发表了《“语基”与“文基”》。
徐德江(2009)指出: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语基”——口说语言的细胞。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文基”——文字的细胞。
汉字的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文基”——汉字的细胞。拼音文字的“词”与“字”是一致的,每个单词,就是一个“文基”——拼音文字的细胞。
“语基”不同于“音节”。“音节”是语音单位;“语基”是语言单位。仅就语音形式而言,“语基”与“音节”也是不同的。“语基”的语音形式是人的听觉能感知的、能单独自由运用的最小的语音单位。汉语的一个“音节”即一个“语基”。印欧语的一个“音节”,有的是一个“语基”,有的是两个“语基”,有的是多个“语基”。
历经四十年探索而终于提出的这个新论断,是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2.1 用徐德江语言文字的“细胞”理论进行汉英“语基和文基”的对比研究
徐德江(2009)指出:汉语普通话的“语基”有1300多个,而且只有一类:每个“语基”都是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的。印欧语每种语言的“语基”数量,过去没有考察,现在需要具体研究。
我们数了《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音节表”,即汉语普通话的“语基”有1344个。印欧语每种语言的“语基”数量相当大。下面举例性地进行一些汉英对比的研究。
任取汉语“口说语言”的一个“双音节词(双语基词)”gōngshì,对应的中文“双字词”有5个:“工事、公事、公式、攻势、宫室”。声调不同的“工时、公使、共识、供事”都不算。
下表是相关的汉英“语基和文基”的对比和统计数据。
从上表可知,汉语的口说语言用2个语基“?弈ōn?弈”“shì”组成1个双语基词“?弈ōn?弈shì”。相应的中文是用8个文基(字)“工、公、攻、宫”“事、式、势、室”组成的5个双字词“工事、公事、公式、攻势、宫室”。跟中文这5个“双字词”对应的英文是用7个文基(字词)组成的5个词语(3个词和2个短语)。跟汉语口语这1个“双语基词”对应的英语是用27个语基(以国际音标记录语音)组成的5个词语(3个词和2个短语)。对比来看,汉语和中文共用了16个“语文单位”,而对应的英语和英文共用了39个“语文单位”。在信息时代,汉语汉字的“明确简约”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上述的语文事实证明了徐德江(2009)的正确论断:汉语的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与文字的细胞“文基”——“字”是一致的。一个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就是一个文字的细胞“文基”——“字”。每一个方块字,不管笔画多少、部件多少,都成为一个个相等的方块形,易于分辨。拼音文字的细胞“文基”——“词”与印欧语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是不一致的。一个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与一个文字细胞“文基”——“词”完全对应的较少,大多数都是一个文字的细胞“文基”——“词”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口说语言细胞“语基”相对应。而且,每个“文基”“词”的字母都是线性排开,字形长短不一,相差很大。
2.2 用徐德江语言文字的“细胞”理论对“字义”进行全面的研究
徐德江(2009)指出:作为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分为两类:一类是只有“自指义”而无“他指义”的“语基”;一类是既有“自指义”同时又有“他指义”的“语基”。“自指义”只表示语音自身,而不表示其他事物。“他指义”表示的不是语音自身,而是语音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以往所谓的“意义”,实际上只指一种,即“他指义”而不包括“自指义”。我们认为,“语音”也是事物的一种。口说语言的能指——语音,既可表示其他事物,也可以表示自身。这是语言文字学家们一直忽略的内容。汉语的“语基”,一般都是“自指义”与“他指义”同时存在。印欧语的“语基”,主要是“自指义”为多数,同时兼具“自指义”和“他指义”的“语基”,数量较少。
根据徐德江的理论,我们在“字音文字”的研究中,对“字义”有了全面的认识:
字音自指义:指字音本身,用于“音译”。如“噻、唑、嘧、啶”。
自指义
字形自指义:指字形本身,用于“摹状”。如“丁”字尺、“工”字钢。
字义
未足他指义:指其他事物,其意义未足。不可单用,如“蜻、杷、窕”。
他指义
已足他指义:指其他事物,其意义已足。可以单用,如“清、爬、挑”。
(1)“字音自指义”指字音本身。正像徐德江所说,语音也是事物,语音既可表示其他事物,也可表示自身。在“乌云、乌鸦、乌贼、乌金”中表现了“乌”的他指义是“黑色”;而在“乌鲁木齐、乌兰巴托、乌克兰、乌拉圭”中表现了“乌”的自指义就是“乌”的字音“wū”。专门用于“音译”的汉字常加上“口字旁”以凸显其自指义,如“咖啡、噻唑、嘧啶”等。
(2)“字形自指义”指字形本身。作为“字音文字”物质载体的“字形”也是一种事物,字形既可以表示其他事物,也可以表示自身。在“十进制、十指连心、十项全能”中表现了“十”的他指义是“九加一所得的数目”;而在“十字架、十字路口、十字街头”中表现了“十”的自指义就是“十”的字形“一横和一竖的垂直交叉”。还有“工字钢”是指断面像“工”的字形的钢材;“丁字尺”是像“丁”的字形的绘图尺子。跟“丁字尺”对应的英语是“T-square”, 英语虽然用的是“字母T”,但所体现的也是“字形自指义”。
(3)“未足他指义”是表示其他事物的“他指义”的一种,但是其意义“未足”,不可单用。例如:“蜻、杷、窕”,只能组成双字词“蜻蜓、枇杷、窈窕”。在传统语言学之中叫做“联绵词”。不能认为“联绵词”中的一个字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联绵词”中的每个字都具有能够起分辨作用的“未足意义”。“琵”的意义就是“琵琶的琵”,“琶”的意义就是“琵琶的琶”。同理,“枇”的意义就是“枇杷的枇”,“杷”的意义就是“枇杷的杷”。假如写成“琵杷”或“枇琶”就是错了。这就说明“琵、琶、枇、杷”都具有“未足意义”。只有拼音字母的组合“pi”和“pa”才真是没有意义的。
根据“模糊集合论”(Fuzzy set)关于“隶属度”(membership)在“1”和“0”之间取值的方法,假定“自足意义”的义值=1,则“未足意义”的义值虽然<1,但是>0 。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有意义,但未足”。
设:“鸳”义值=0.6,“鸯”义值=0.4。即[鸳(0.6)],[鸯(0.4)]
得:[鸳(0.6)]+[鸯(0.4)]=[鸳鸯(1.0)]。即“鸳鸯”义值=1。
设:“蜘”义值=0.4,“蛛”义值=0.6。即[蜘(0.4),蛛(0.6)]。
得:[蜘(0.4)]+[蛛(0.6)]=[蜘蛛(1.0)]。即“蜘蛛”义值=1。
在汉语“明确简约”的作用下,义值>0.5 的“联绵字”可代表“联绵词”,使“鸳鸯梦”缩成“鸳梦”。有一部译制的电影叫“鸳梦重温”。同理,“蜘蛛丝”缩成“蛛丝”。有一个成语叫“蛛丝马迹”。类似例子还有:
“螳[螳螂]”:螳臂当车;“蟑[蟑螂]”:灭蟑灵;“驼[骆驼]”:驼绒、驼铃、驼色、驼背;
“蝶[蝴蝶]”:蝶泳、蝶骨;彩蝶、凤蝶、粉蝶、蛱蝶,化蝶。
这就使“未足意义”的字向“自足意义”转化,进一步强化了“每一个汉字都有意义”。
(4)“已足他指义”也是表示其他事物的“他指义”的一种,其意义“已足”,可以单用。例如:“人、马、打、爬、挑、清、白”等。这是汉字的绝大多数,没有疑问,无需赘言。
2.3 用徐德江的“细胞”理论解释汉语和英语在“明确简约”程度上的差别
徐德江(2009)指出:汉语口说语言所以明确简约,是因为汉语的细胞,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而每个“语基”都是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印欧语口说语言的细胞,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的较少,多数的音节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基”构成;而且,一个“语基”同时兼具“自指义”和“他指义”的也较少,往往是由两个或更多的“自指义语基”组合起来才具有“他指义”。这同汉语口说语言相比,就显得冗长而不简约了。两者科学性的差别显露无遗。
汉语的“语基和文基”一致,“语基和音节”一致。依靠有限的“语基和文基”有理据组装就能构成无限的词语。所以汉族人特别珍视这“语基和文基”一致的“细胞”,充分运用一两千“细胞”(最常用字)各自对应一个“基元概念”,形成了“语文的‘单细胞’表示‘基元概念’,语文的‘多细胞’表示‘复合概念’的良性循环的语汇系统”。中文是汉字的“积木型组装系统”。汉语“语基、文基、音节、汉字、基元概念”达到了“五个一致”。这在世界所有的语言中是“独一无二”的。
英语的“语基和文基”不一致,“语基和音节”不一致。很多“语基”没有“他指义”,要由多个“自指义语基”组合起来才具有“他指义”。英语的“单语基音节”本来就相当少,偏偏又要用一部分“单语基音节”来表示“复合概念”,如“hen(母+鸡)”、“man(男+人)”,却没有用“单语基音节”表示的“鸡”和“人”。所以英语不可能形成“语文的‘单细胞’表示‘基元概念’,语文的‘多细胞’表示‘复合概念’的积木型的语汇系统”。英语往往在确立了一个“类别词”之后,并没有在相关的大量“表示复合概念的词”中包含这个“类别词”,反而在各个“表示复合概念的词”中都分别“另起炉灶”,所以就很难形成以“类别词”为核心的“词语族”。
例如汉语所有的动物名称都有一个“通名”,而各种动物的“专名”都等于“特征+通名”。
此表显示,汉语动物名称的“专名”都等于“特征+通名”,如“田鼠”是“(在) 田(里的)鼠”,“跳鼠”是“(善于)跳(的)鼠”,“袋鼠”是“(有育儿)袋(的)鼠”。语言并不需跟“生物科学”的分类一致。汉族人只要认为外形“相似”,就归为一类,正像把一种“像鱼”的哺乳动物叫做“鲸鱼”一样。英语中虽然也有较少的动物用“特征+通名”来命名,但大多数的 “专名”跟“通名”之间毫无联系。在上表中,vole(田鼠)跟mouse(鼠),viper(毒蛇)跟snake(蛇),有何联系?
树有根,水有源。徐德江探索到语言文字的细胞——“语基和文基”就找到了真正的根源,许多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细胞分析”理论逐步得到解决。
徐德江历经四十年锲而不舍、与时俱进、步步深入的探索,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根底而提出:口说语言的细胞是“语基”(speech-cell),文字的细胞是“文基”(script-cell) 的理论。这是语言文字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将越来越深刻地认识这个理论的重大意义。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越来越善于运用这个理论去解决人类语言文字学上的各种问题,从而在母语教学、第二语言教学、语言信息处理等方面发挥“语言文字学是领先科学”的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黄宵雯、徐晓萍 2005 《思考汉字》,同心出版社
王志洁 2004《英汉音节鼻韵尾的不同性质》载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徐德江 2005《浅谈文字语言》,《汉字文化》第1期
徐德江 2009《“语基”与“文基”》,《汉字文化》第1期
姚小平主编 2001 《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
(通讯地址:100142北京第119信箱,作者为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