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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迟子建对萨满教的描写经历了一个从一般性描绘到浓墨重彩渲染的过程。本文从叙事内容和叙事艺术两方面分析了萨满教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总的来看，萨满教赋予其小说飞扬灵动的想象力、瑰丽奇幻的神秘色彩以及深沉苍凉的终极意识，独特的“异域”气质，是“寻根”思潮的深化。
关键词：萨满教 迟子建 小说
一 萨满教与迟子建创作的关系
萨满教为中国东北通古斯民族和蒙古族所广泛信仰的一种原生性的原始宗教。其主要宗教仪式表现为萨满跳神。它在母系氏族社渔猎文明生产方式中自发产生。时至今日，萨满教仍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活动着。
近年来，因为迟子建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萨满浓墨重彩的渲染，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她的创作与萨满教的关系。笔者注意到，已有相关研究多集中于《额尔古纳河右岸》与萨满教的联系，探究萨满教对其小说整体创作的影响。且已有研究更多倾向于思想内容层面的影响，例如，泛神论对萨满形象的肯定性描写等，萨满教对其小说叙事艺术的影响几乎从未涉及。本文从已有研究缺口出发，力图对全面深入地考察萨满教与其小说创作的关系。
纵观迟子建的全部创作历程，我们可以将其创作与萨满教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萨满教对其创作的潜性影响。作者并无自觉意识，但自幼的生长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创作自然流露出萨满教文化因子，例如，初期作品中那随处可见的有灵性的自然生物：菜园中那生机勃勃的蚂蚱、蝴蝶、蜻蜓和蜜蜂，乖巧的“傻子”狗（《北极村童话》）；鼓着腮帮唱歌的星星，沉睡的大固其固（地名）（《沉睡的大固其固》）。
迟子建的故乡大兴安岭地区是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萨满信仰民族聚居的区域，萨满教在当地有着深厚的根基。在她长期居住的永安和漠河北极村，萨满教文化因子就像空气中的水分一样散布在四周，通过邻居和外婆的神话故事，通过村民鬼神信仰的点点滴滴、丝丝缕缕地渗透到她的血流中。迟子建说：“在这样一片充满了灵性的土地上，神话和传说几乎到处都是。”“也许是因为神话的滋养，我记忆中的房屋、牛栏、猪舍、菜园、坟茔、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等，它们无一不沾染了神话的色彩和气韵，我笔下的人物也无法逃脱它们的笼罩。”泛灵与神性的信仰还来自幼年时置身于其中的奇谲而妖娆的大自然。我们将萨满教诞生的过程与迟子建童年时的泛灵与神性思维形成的过程作一番类比，便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同构性。研究表明：大兴安岭各民族先人的萨满教信仰是于渔猎与采集生产活动中自发产生的。在生产活动中，当他们与大自然的植物、动物和各种奇幻的自然现象劈面相逢时，因认知能力有限，便以万物有灵和神灵观念来解释自然之谜，于是便催生了萨满教。幼年时的迟子建从夏季植物的疯狂生长中感受到生命的旺盛，从秋霜一夜袭临下所有的植物便黯然凋零中感悟到生命的脆弱，从小猫小狗等小动物身上体悟到众生平等、万物有情……壮美奇幻的大自然启发了迟子建的灵性和神性思维，为萨满教信仰的降生准备了温床。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到90年代，尤其是《炉火依然》、《怀想时节》、《遥渡相思》、《重温草莓》等80年代到90年代之交的作品中，迟子建彻底打破了现实主义的法则，表现对彼岸世界的想象，体现灵魂不灭的观念。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作家对萨满教文化因子的吸纳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和外显的趋势。根据迟子建这一时期文风，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当时文坛先锋小说写宿命写灵异现象，魔幻现实主义写法流行进一步唤醒了幼年时通过神话故事积淀内心深处的彼岸意识与灵魂不灭的观念，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在作品中点染萨满教文化因子。
2000年发表于《钟山》杂志的《伪满洲国》表明迟子建与萨满教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里程。其一，迟子建对萨满教的接受升格为有意识的主动行为。为写《伪满洲国》中萨满跳神，迟子建曾亲自做过调查。后来在准备《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过程中，作家又走访游猎于大兴安岭的一支鄂温克部落，花三个月的时间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做了几万字的笔记。其二，在《伪满洲国》中作家首次正面描写萨满形象和萨满跳神的场面。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家更是将萨满信仰民族鄂温克人的萨满信仰置于作品中心，小说以大量笔墨集中描写了两位萨满——尼都萨满与妮浩萨满，使萨满与萨满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迄今为止，迟子建小说中正面描写到萨满教的小说已有三部，除前述的两部之外，还有近期发表的《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
综观迟子建对萨满之关系，我们认为，萨满教对其影响更多来自于童年时代自然的启示与故乡神话传说。在其作品中，萨满教像糖融于水，分解成无形的分子，以无形分散的精神性因素存在。因为这种因子的存在，其小说呈现出别样的风采。
二 萨满教对迟子建小说文本的影响
根据迟子建创作实际情况，以下将聚焦于文本，从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两方面来分析其小说创作所接受的萨满教之影响。
1 自然意识与泛灵思想
从迟子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她有显见的自然崇拜思想。她笔下的自然是如此妖娆多姿。在《原始风景》中，迟子建写到：晚霞“像一种病一样让人心疼得难以忍受”，“这些晚霞总是背对江水，面向那一片莽莽苍苍的森林而柔曼地沉沦”；极光来临时房屋“变得像一头红象一样，好像这房屋将被上帝所领走”；……从这里，我们可以感爱到一种爱，更可以感受到对大自然之伟美壮观的敬畏和顶礼膜拜。在神秘壮阔的大自然面前人是渺小的。
与之伴随的还有一种独特的体验——“万物有灵”。万物有灵（Animism）又叫泛灵论，是原始人的独特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万物都有自然精神或灵魂。科学研究表明，2到7岁儿童的意识中也普遍存在“万物有灵”现象。由上文可知，迟子建的“万物有灵”体验是故乡浓厚的萨满文化氛围与她幼年时的儿童心理相互作用形成的。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认为众神诸灵都处于平等地位。因此，在最富于迟子建个性色彩的小说中，灵性的孩子总是与动物、植物和谐相处。 2 神灵信仰与彼岸意识
迟子建相信有神灵存在，这种信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和她年岁阅历的增长日益笃定。在《伪满洲国》中，她细致描绘鄂伦春萨满为除岁招魂的场景。这可以算得是萨满在其小说中的首次亮相。近年来的重要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有两个重要角色——尼都萨满与妮浩萨满。作品中写到萨满的超自然力量之处共有六次。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曾以一种嘲讽性口吻来描述东北民间“跳大神”的场景。有必要指出两人所描写的是萨满教在民间土壤中的两种现实状态：萧红笔下的跳大神是从萨满跳神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巫术活动，与汉族民间的一些巫术迷信相融的现象，萧红作为沐浴着“五四”精神成长起来的作家，对于萨满教采取批判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而迟子建所写则是为鄂伦春和鄂温克民族所信奉的正宗原始宗教，它是生活在青山绿水中的原族部落精神文化的集中写照，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现代科学理性至上的文明观有补弊之效。迟子建正是站在一个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反思现代化的立场，去设身处地地体验人类与大自然肌肤相亲的日子，体味原始部族对自然与神灵的敬畏与虔诚信仰，才有了对萨满充满神奇光晕的描绘。
迟子建还相信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她谈到鄂温克人时说：死亡对于鄂温克人来说，只是生命的转换，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这显然是受了萨满死亡与灵魂观的影响。受这种思想影响的迟子建自然地在笔下想象生命在另一个超验时空中的存在——这是她笔下的彼岸世界。与充满欲望与苦难的此岸世界相比，这里更加宁静平和，更加完满。
3 萨满型叙述者与叙述视角的宏大与精微
萨满一词源自通古斯语Saman，本义“晓彻”，意指萨满为最能通达、了解神意的人。萨满是上通天神，下通人间的使者，他承担着为部落祈福，保卫氏族成员的使命。在迟子建小说中，叙述者的功能接近于萨满：他有悲天悯人的广大情怀，叩问苍天，俯视人间，关心弱小生灵，洞悉幽微。
萨满跳神的纵向流程一般分以下几个步骤：请神——脱
魂——附体——还魂。仔细研究迟子建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们发现其行为与萨满跳神的全过程或某一阶段非常近似。以《亲亲土豆》为例。小说以一段天堂亡魂闻到大地上飘来的土豆花香的优美叙述展开故事。在这里，叙述者仿佛萨满脱魂，灵魂升入天堂，与礼镇的亡魂对话。接着又叙述在土豆地里劳作的礼镇人们关于亡魂在梦境中捎话的对话：恰似萨满游魂回归人间。其后，叙述者聚焦于秦山夫妇，讲述他们在辛酸而又温暖的人间故事：又好像通灵的萨满附体于李爱杰与秦山身上，关注他们的命运，抚慰他们的心灵。类似这样上天入地、先脱魂后附体的萨满型叙述者同样存在于《回溯七侠镇》中。小说开端讲述2030年的某日两个亡魂在天堂相遇，共同寻找一个叫秀水的女人，然后时光回溯到三十年多前的南背着妻子销毁与秀水通信的场景，接着被实体化的时光仿佛游魂般穿越到1991年秀水死亡的日子，紧接着定位于1988年，讲述秀水与南和北的爱恨纠葛，结尾又回至开端时天堂的情景。叙述者宛如萨满的游魂凭附时光上，随实体化的时光穿梭于过去未来，人间天上。必须引起关注的是：小说最后一段一直隐身的叙述者突然以第一人称现身，声称自己与故事中人物的关系：我就是被寻找的叫秀水的女人。整个过程与萨满跳神的“脱魂——附体——还魂”的纵向流程高度吻合。
而事实上，迟子建更多小说的叙述方式是让这类萨满型叙述者附体于富有灵性的人物甚至于通灵的动物，通过其视角来观察世界。前者如长篇小说《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雾月牛栏》、《鸭如花》……后者最典型的代表则是长篇小说《越过云层的晴朗》。
因为叙述者具有这样自由出入于人间天上，穿越内心与外界的本领，所以小说的视角就显得既开阔宏远，深沉厚重，又精细微妙，富于穿透力。而这正是优秀小说所具备的资质。
三 结语
迟子建曾反复说明北极村对她写作的意义：童年在北极村的时候，“我认定世界就北极村这么大”；成年后到过很多地方，回过头来看，“世界其实还是那么大，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北极村的神话传说、壮美奇幻的大自然与小生灵都启发了她创作的灵性，为她的创作提供资源，影响她的创作思想。上述一切其实都与萨满教有关。萨满教作为中国东北地区所独有的文化现象，迥异于以儒道释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及巫鬼信仰为特色的湖湘文化，它赋予迟子建小说飞扬灵动的想象力、瑰丽奇幻的神秘色彩以及深沉苍凉的终极意识，使其具有独特的“异域”气质，在文坛具有较高的辩识度，因而在“60后”作家创作中独树一帜。又使其小说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迟子建以故乡为背景，深受萨满教文化浸淫的小说实际上可以归入当代“寻根”文学之列，与韩少功、贾平凹、莫言、李锐、张炜、张承志等人同期的寻根小说一起构成了一股回归民间的倾向，是“寻根”思潮的深化。
参考文献：
[1] 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
[2] 迟子建：《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喻晓薇，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关键词：萨满教 迟子建 小说
一 萨满教与迟子建创作的关系
萨满教为中国东北通古斯民族和蒙古族所广泛信仰的一种原生性的原始宗教。其主要宗教仪式表现为萨满跳神。它在母系氏族社渔猎文明生产方式中自发产生。时至今日，萨满教仍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活动着。
近年来，因为迟子建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萨满浓墨重彩的渲染，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她的创作与萨满教的关系。笔者注意到，已有相关研究多集中于《额尔古纳河右岸》与萨满教的联系，探究萨满教对其小说整体创作的影响。且已有研究更多倾向于思想内容层面的影响，例如，泛神论对萨满形象的肯定性描写等，萨满教对其小说叙事艺术的影响几乎从未涉及。本文从已有研究缺口出发，力图对全面深入地考察萨满教与其小说创作的关系。
纵观迟子建的全部创作历程，我们可以将其创作与萨满教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萨满教对其创作的潜性影响。作者并无自觉意识，但自幼的生长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创作自然流露出萨满教文化因子，例如，初期作品中那随处可见的有灵性的自然生物：菜园中那生机勃勃的蚂蚱、蝴蝶、蜻蜓和蜜蜂，乖巧的“傻子”狗（《北极村童话》）；鼓着腮帮唱歌的星星，沉睡的大固其固（地名）（《沉睡的大固其固》）。
迟子建的故乡大兴安岭地区是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萨满信仰民族聚居的区域，萨满教在当地有着深厚的根基。在她长期居住的永安和漠河北极村，萨满教文化因子就像空气中的水分一样散布在四周，通过邻居和外婆的神话故事，通过村民鬼神信仰的点点滴滴、丝丝缕缕地渗透到她的血流中。迟子建说：“在这样一片充满了灵性的土地上，神话和传说几乎到处都是。”“也许是因为神话的滋养，我记忆中的房屋、牛栏、猪舍、菜园、坟茔、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等，它们无一不沾染了神话的色彩和气韵，我笔下的人物也无法逃脱它们的笼罩。”泛灵与神性的信仰还来自幼年时置身于其中的奇谲而妖娆的大自然。我们将萨满教诞生的过程与迟子建童年时的泛灵与神性思维形成的过程作一番类比，便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同构性。研究表明：大兴安岭各民族先人的萨满教信仰是于渔猎与采集生产活动中自发产生的。在生产活动中，当他们与大自然的植物、动物和各种奇幻的自然现象劈面相逢时，因认知能力有限，便以万物有灵和神灵观念来解释自然之谜，于是便催生了萨满教。幼年时的迟子建从夏季植物的疯狂生长中感受到生命的旺盛，从秋霜一夜袭临下所有的植物便黯然凋零中感悟到生命的脆弱，从小猫小狗等小动物身上体悟到众生平等、万物有情……壮美奇幻的大自然启发了迟子建的灵性和神性思维，为萨满教信仰的降生准备了温床。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到90年代，尤其是《炉火依然》、《怀想时节》、《遥渡相思》、《重温草莓》等80年代到90年代之交的作品中，迟子建彻底打破了现实主义的法则，表现对彼岸世界的想象，体现灵魂不灭的观念。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作家对萨满教文化因子的吸纳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和外显的趋势。根据迟子建这一时期文风，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当时文坛先锋小说写宿命写灵异现象，魔幻现实主义写法流行进一步唤醒了幼年时通过神话故事积淀内心深处的彼岸意识与灵魂不灭的观念，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在作品中点染萨满教文化因子。
2000年发表于《钟山》杂志的《伪满洲国》表明迟子建与萨满教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里程。其一，迟子建对萨满教的接受升格为有意识的主动行为。为写《伪满洲国》中萨满跳神，迟子建曾亲自做过调查。后来在准备《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过程中，作家又走访游猎于大兴安岭的一支鄂温克部落，花三个月的时间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做了几万字的笔记。其二，在《伪满洲国》中作家首次正面描写萨满形象和萨满跳神的场面。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家更是将萨满信仰民族鄂温克人的萨满信仰置于作品中心，小说以大量笔墨集中描写了两位萨满——尼都萨满与妮浩萨满，使萨满与萨满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迄今为止，迟子建小说中正面描写到萨满教的小说已有三部，除前述的两部之外，还有近期发表的《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
综观迟子建对萨满之关系，我们认为，萨满教对其影响更多来自于童年时代自然的启示与故乡神话传说。在其作品中，萨满教像糖融于水，分解成无形的分子，以无形分散的精神性因素存在。因为这种因子的存在，其小说呈现出别样的风采。
二 萨满教对迟子建小说文本的影响
根据迟子建创作实际情况，以下将聚焦于文本，从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两方面来分析其小说创作所接受的萨满教之影响。
1 自然意识与泛灵思想
从迟子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她有显见的自然崇拜思想。她笔下的自然是如此妖娆多姿。在《原始风景》中，迟子建写到：晚霞“像一种病一样让人心疼得难以忍受”，“这些晚霞总是背对江水，面向那一片莽莽苍苍的森林而柔曼地沉沦”；极光来临时房屋“变得像一头红象一样，好像这房屋将被上帝所领走”；……从这里，我们可以感爱到一种爱，更可以感受到对大自然之伟美壮观的敬畏和顶礼膜拜。在神秘壮阔的大自然面前人是渺小的。
与之伴随的还有一种独特的体验——“万物有灵”。万物有灵（Animism）又叫泛灵论，是原始人的独特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万物都有自然精神或灵魂。科学研究表明，2到7岁儿童的意识中也普遍存在“万物有灵”现象。由上文可知，迟子建的“万物有灵”体验是故乡浓厚的萨满文化氛围与她幼年时的儿童心理相互作用形成的。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认为众神诸灵都处于平等地位。因此，在最富于迟子建个性色彩的小说中，灵性的孩子总是与动物、植物和谐相处。 2 神灵信仰与彼岸意识
迟子建相信有神灵存在，这种信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和她年岁阅历的增长日益笃定。在《伪满洲国》中，她细致描绘鄂伦春萨满为除岁招魂的场景。这可以算得是萨满在其小说中的首次亮相。近年来的重要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有两个重要角色——尼都萨满与妮浩萨满。作品中写到萨满的超自然力量之处共有六次。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曾以一种嘲讽性口吻来描述东北民间“跳大神”的场景。有必要指出两人所描写的是萨满教在民间土壤中的两种现实状态：萧红笔下的跳大神是从萨满跳神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巫术活动，与汉族民间的一些巫术迷信相融的现象，萧红作为沐浴着“五四”精神成长起来的作家，对于萨满教采取批判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而迟子建所写则是为鄂伦春和鄂温克民族所信奉的正宗原始宗教，它是生活在青山绿水中的原族部落精神文化的集中写照，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现代科学理性至上的文明观有补弊之效。迟子建正是站在一个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反思现代化的立场，去设身处地地体验人类与大自然肌肤相亲的日子，体味原始部族对自然与神灵的敬畏与虔诚信仰，才有了对萨满充满神奇光晕的描绘。
迟子建还相信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她谈到鄂温克人时说：死亡对于鄂温克人来说，只是生命的转换，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这显然是受了萨满死亡与灵魂观的影响。受这种思想影响的迟子建自然地在笔下想象生命在另一个超验时空中的存在——这是她笔下的彼岸世界。与充满欲望与苦难的此岸世界相比，这里更加宁静平和，更加完满。
3 萨满型叙述者与叙述视角的宏大与精微
萨满一词源自通古斯语Saman，本义“晓彻”，意指萨满为最能通达、了解神意的人。萨满是上通天神，下通人间的使者，他承担着为部落祈福，保卫氏族成员的使命。在迟子建小说中，叙述者的功能接近于萨满：他有悲天悯人的广大情怀，叩问苍天，俯视人间，关心弱小生灵，洞悉幽微。
萨满跳神的纵向流程一般分以下几个步骤：请神——脱
魂——附体——还魂。仔细研究迟子建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们发现其行为与萨满跳神的全过程或某一阶段非常近似。以《亲亲土豆》为例。小说以一段天堂亡魂闻到大地上飘来的土豆花香的优美叙述展开故事。在这里，叙述者仿佛萨满脱魂，灵魂升入天堂，与礼镇的亡魂对话。接着又叙述在土豆地里劳作的礼镇人们关于亡魂在梦境中捎话的对话：恰似萨满游魂回归人间。其后，叙述者聚焦于秦山夫妇，讲述他们在辛酸而又温暖的人间故事：又好像通灵的萨满附体于李爱杰与秦山身上，关注他们的命运，抚慰他们的心灵。类似这样上天入地、先脱魂后附体的萨满型叙述者同样存在于《回溯七侠镇》中。小说开端讲述2030年的某日两个亡魂在天堂相遇，共同寻找一个叫秀水的女人，然后时光回溯到三十年多前的南背着妻子销毁与秀水通信的场景，接着被实体化的时光仿佛游魂般穿越到1991年秀水死亡的日子，紧接着定位于1988年，讲述秀水与南和北的爱恨纠葛，结尾又回至开端时天堂的情景。叙述者宛如萨满的游魂凭附时光上，随实体化的时光穿梭于过去未来，人间天上。必须引起关注的是：小说最后一段一直隐身的叙述者突然以第一人称现身，声称自己与故事中人物的关系：我就是被寻找的叫秀水的女人。整个过程与萨满跳神的“脱魂——附体——还魂”的纵向流程高度吻合。
而事实上，迟子建更多小说的叙述方式是让这类萨满型叙述者附体于富有灵性的人物甚至于通灵的动物，通过其视角来观察世界。前者如长篇小说《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雾月牛栏》、《鸭如花》……后者最典型的代表则是长篇小说《越过云层的晴朗》。
因为叙述者具有这样自由出入于人间天上，穿越内心与外界的本领，所以小说的视角就显得既开阔宏远，深沉厚重，又精细微妙，富于穿透力。而这正是优秀小说所具备的资质。
三 结语
迟子建曾反复说明北极村对她写作的意义：童年在北极村的时候，“我认定世界就北极村这么大”；成年后到过很多地方，回过头来看，“世界其实还是那么大，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北极村的神话传说、壮美奇幻的大自然与小生灵都启发了她创作的灵性，为她的创作提供资源，影响她的创作思想。上述一切其实都与萨满教有关。萨满教作为中国东北地区所独有的文化现象，迥异于以儒道释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及巫鬼信仰为特色的湖湘文化，它赋予迟子建小说飞扬灵动的想象力、瑰丽奇幻的神秘色彩以及深沉苍凉的终极意识，使其具有独特的“异域”气质，在文坛具有较高的辩识度，因而在“60后”作家创作中独树一帜。又使其小说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迟子建以故乡为背景，深受萨满教文化浸淫的小说实际上可以归入当代“寻根”文学之列，与韩少功、贾平凹、莫言、李锐、张炜、张承志等人同期的寻根小说一起构成了一股回归民间的倾向，是“寻根”思潮的深化。
参考文献：
[1] 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
[2] 迟子建：《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喻晓薇，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