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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明清时期的文言小说对日本近世文学的影响既广且深，促进了日本翻案文学的形成和繁荣。本文以《剪灯新话》和其翻案作品《伽婢子》的比较为例，通过文本对照分析的方法，考证出《伽婢子》运用了变更细节、增删结尾、套用基本框架等翻案手法，巧妙地在原作《剪灯新话》的“不遇”主题的基础上，融入了作者教化民众、批判赋税等新的主题。这与《伽婢子》作者的身份及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同时，这种主题变更现象也是日本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
关键词：翻案文学 说教 批判 三教一致 悲鸣
一 引言
明治维新前，日本文学主要受中国文学影响，其中有大量文学作品是对中国作品的翻案。所谓“翻案”是指“根据原作重新创作的现象，特别是借用本国和国外小说、戏剧作品的基本情节，改变地名、人名、背景、风俗，重新改编创作”的一种文学手法。日本的翻案文学始于文学形成期，《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均有翻案中国文学的痕迹。明清时期，中国文言小说创作进入高峰期，很多作品在近世初期传入日本，出现了《可笑记》《伽婢子》《假名烈女传》等作品，促进了日本翻案文学的形成及繁荣。其中《伽婢子》成书于1666年，共收录68篇作品，由中国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16篇、《剪灯余话》2篇、《五朝小说》45篇、朝鲜小说《金鳌新话》2篇、日本民话3篇翻案而成，是日本近世初期翻案小说的白眉，对其后的《古今奇谈英草子》和《雨月物语》等有很深影响。虽然《剪灯新话》在《伽婢子》中占不到四分之一的比例，但这16篇作品在《伽婢子》中篇幅最长、翻案手法最多样、创作最细腻。而且《伽婢子》的作者真宗僧侣浅井了意和《剪灯新话》的作者中国元末明初的不遇文人瞿佑有较为相似的人生际遇，浅井了意正是受《剪灯新话》的启发才开始创作《伽婢子》。目前学界关于这两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俗比较、文学地位阐述、诗歌翻案技巧、典故考证、作家学力等方面，对具体翻案方法及由此反映出的作家创作思想鲜有涉及，这体现出翻案文学研究的局限性。据此，本文使用文本对照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翻案方法的考证，分析作家浅井了意的翻案技巧，进而探讨由此引起的主题变更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二 浅井了意的翻案方法
除最基本的翻案方法外，了意还运用了变更细节、增删结尾、套用基本框架等更高级的翻案方法。
1 变更细节
16篇作品中，《真红系带》（原作《金凤钗记》）、《梦中姻缘》（原作《渭塘奇遇记》）、《遊女宫木野》（原作《爱卿传》）、《金阁寺幽灵契约》（原作《滕穆醉游聚景园记》）、《易生契》（原作《绿衣人传》）、《冥中信》（原作《翠翠传》）、《黄金百两》（原作《三山福地志》）、《隐里》（原作《申阳洞记》），这8篇作品属于变更细节类型，即照搬原作内容，只把时代背景、地点、人物、细节等变更为日本式，而创作出的作品。了意从日本历史中找出和原作相似的时代背景、地点和人物，代入原作中。这样，翻案作品和原作便产生了共通之处，但其主题未必一致，了意便通过此手法巧妙地变更了作品的主题。
这8篇作品中，前6篇是男女间爱情故事。其中，《遊女宫木野》是《伽婢子》卷六中的一部作品，讲述的是：
名妓宫木野才貌双全，藤井清六把她娶进家门。某日，清六去京都探望生病的叔父，准备返乡时发生战乱，清六无法返乡。待到战乱平息清六返乡，发现母亲和宫木野都已不在人世。清六十分悲伤，经过虔诚的祈祷之后，终于与死去的宫木野相会。
原作《爱卿传》中，宫木野的原型是爱卿（罗爱爱的爱称），藤井清六的原型是赵子，赵子离开妻子爱卿的原因是要去大都做官。显然，瞿佑提出功名和爱情这对矛盾，优先功名。而《遊女宫木野》中，了意摒弃了原作中国文人的功名思想，在家庭这个小范围内提出孝道和爱情这对矛盾，优先孝道。清六的母亲在对清六和宫木野的婚事由反对转为赞成，以及催促清六去京都探望叔父，直到宫木野尽心侍奉婆婆这一系列情节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原作对赵子的母亲却轻描淡写。《冥中信》中，了意也添加了父母失去儿女后的悲苦这一细节。不言而喻，了意激活了父母角色，强化父母的作用，提出孝行问题。爱卿死后因为“贞烈”投胎为男孩，而宫木野因为“贞节孝行”转世为男孩，了意反复强调孝行，把爱情小说巧妙地改编成劝人尽孝的说教小说。
此外，死后的宫木野向阴间司録神（记录众生善恶的神）请假后，才与清六相会。“请假”这一细节是原作中没有的，这样宫木野和清六的相会就得到了神的许可，她的行动被合理化。在《金阁寺幽灵契约》和《易生契》中，死去的女主人公也都得到神的许可后才与恋人相见。而原作中的女主人公们都不惜违背阴司的规则而与恋人相会。了意把女主人公们对爱情的执着与热情冷却下来，轻视人的爱欲，把重点放在阴司和佛教的“规则”之上，由“规则”产生的“合理”抹杀人的爱欲。
余下两篇作品则与男女爱情无关，其中《黄金百两》讲述的是有钱人的故事：
文兵次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的好朋友由利源内向他借了一百两黄金作为路费去外地做官。不久，战乱纷起，文兵次带着妻儿去投奔源内。但是出人头地的源内不但不还百两黄金，还屡次蒙骗文兵次，丝毫不伸援助之手。一日，文兵次误入仙境知道了自己的前生今世。
原作《三山福地志》中，文兵次的原型是元自实，由利源内的原型是缪君。元自实虽然生活富裕，但没有学问。关于其今生的境况，仙人是这样叙述的：“子亦无罪，但在职之时，以文学自高，不肯汲引后进，故今世另君愚懵而不识字;以爵位自尊，不肯接纳游士，故今世另君漂泊而无所依耳。”元自实的不幸是前世对文人所犯罪孽的报应。了意在翻案中没有介绍文兵次是否有学问，关于其今生的不幸，仙人的解释是：这是前世作为领主的文兵次“残酷剥削农民，赋税沉重，劳役重多”的报应。可见，了意站在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立场批判苛捐杂税。这是原作中没有的细节，并且类似细节散见于《伽婢子》的字里行间。所以说，这不是单纯的翻案手法，包含着了意对沉重赋税的批判和对下层农民深刻的同情。 2 增删结尾
属于这一类型的有《梦地狱再生记》（原作《令狐生冥梦记》）、《鬼谷行》（原作《太虚司法传》）、《牡丹灯笼》（原作《牡丹灯记》）、《责杀邪神》（原作《永州野庙记》）、《了仙贫穷付天狗道》（原作《修文舍人传》），这5篇作品不仅对细节做了变更，还适当地增删了结尾部分，使作品的主题变更更加明显。
《鬼谷行》讲述的是不信神佛的人受到惩罚的故事：
蜂谷孙太郎专攻儒学不信鬼神，总是引用四书五经的句子批判佛教，因此人们都很排斥他。一日，孙太郎夜行出门，误入鬼谷，被鬼怪惩罚，变成鬼的样子，郁郁而终。死后，孙太郎的幽灵经常出没，佛事后，他的幽灵不再出现。
在原作《太虚司法传》中，蜂谷孙太郎的原型是冯大异，人们很赞赏他不信鬼神的胆识。死后，他向“天”诉讼鬼怪的恶行，“天”把鬼怪以及鬼谷全部毁灭，冯大异也因正直被任命为太虚殿司法。
瞿佑在《剪灯新话》中讲述了很多鬼神故事，但他所关注的不是鬼神之事，而是文人的正直和胆量。作品的结尾，瞿佑利用“天”毁灭了鬼谷。“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殷周革命过程中，作为一种含有重要意义的观念而出现。当时，周王朝向人们宣传上天迁怒于殷纣王的暴政，感于周王勤政爱民，遂任命周王为新王，使自身的王权正当化。之后，孔子和孟子把这种天命观吸收到儒教的学说中，并对其进行发展，认为不只是统治者，庶民也有自己的天命。后来又经过汉儒的天人相关论及程朱子学的发展，“天”在儒教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儒者瞿佑把人力不能解决的问题交给“天”来解决。
与此不同，《鬼谷行》中没有人认可孙太郎，他的死也是自作自受。了意对孙太郎持批判态度，他所宣传的是：这世上有鬼神，我们不可轻视鬼神。与瞿佑提出的“天”相对应，了意利用佛教中的佛事消除孙太郎的幽灵，把人力不能解决的问题交给“佛”来解决。
3 套用基本框架
了意在日本历史中，找出和原文主人公经历相似的历史人物，套用原文基本框架讲评日本历史，《十津川的仙境》（原作《天台访隐记》）、《幽灵评诸将》（原作《龙堂灵会録》）、《菅谷九右卫门》（原作《华亭逢故人记》）这3篇作品属于此类型。
《十津川的仙境》讲述的是药材商人长次误入“仙境”的故事：
长次在“仙境”遇到了平家没落后一直隐居在那里的平维盛。平维盛讲述了平家没落及自己来到“仙境”的经过;长次则讲述了自平家没落到足利十三代新将军源义辉为止374年间的历史。之后，长次离开“仙境”，再访“仙境”不复得。
原作《天台访隐记》中，长次的原型是文人徐逸，平维盛的原型是失去出人头地机会的陶上舍。了意只借用了原作的基本框架——误入“仙境”→与“仙境”中人对话→离开“仙境”→再寻“仙境”不复得，利用《源平盛衰记 三十九·四十》和《本朝将军记 十》中记录的历史，结合投海自尽的平维盛隐居在那智地区的传说，创作了《十津川的仙境》，再现了武家的兴衰，表现出没落武士的悲哀。在《天台访隐记》中瞿佑借不遇文人陶上舍之口，评价了文天祥、陆秀夫、江万里、贾似道、陈宜中、张世杰、李庭芝等官吏的优劣，抒发不遇文人的悲哀。
总体来看，《剪灯新话》中的这3篇作品都是评价官吏优劣、抒发不遇文人哀伤的故事。而了意的这3篇翻案作品，都把主人公的文人身份变更为武士、评价武将的优劣、抒发由兴盛走向衰亡的武家的哀伤。
三 浅井了意的翻案意图
与翻案不同，翻译是指“把外国作品按照原文逐字改变为本国语言，即使是意译也不得违背原文表现”的一种手法。如果把翻译比作移植，那么就可以把翻案比作嫁接。对于一个新品种来说，移植固然可以保持其原来的性状，但是嫁接更能优化其适应性。所谓的嫁接就是不改变接穗，即别国文学的情节，又可以利用砧木，即本国的风俗、审美传统、翻案者的思想主张等等。普希金曾指出：模仿并不一定是“思想匮乏”的表现，它可能标志着一种“对自己的力量的崇高的信念，希望能沿着一位天才的足迹去发现新的世界，或者是一种在谦恭中反而更加高昂的情绪，希望能掌握自己所尊崇的范本，并赋予全新的生命”。通过对《伽婢子》的分析，可以看出，了意在翻案《剪灯新话》时，始终固守着自己的性格和主张。
1 孝行的说教
序言揭示作者的创作目的。比较《剪灯新话》和《伽婢子》的序，可从中发现很多不同之处。瞿佑在序中写道：“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很显然，瞿佑提出了“劝善惩恶，哀穷悼屈”的创作目的。生活在元末明初的瞿佑在战乱中失去恋人，所以他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深情又具有浓厚悲剧色彩的女性形象，以批判战争。但是，他的批判是偏执的，他所关注的不是战争中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样态，而只是他自身的不幸。也就是说，“哀穷悼屈”才是瞿佑创作的主要目的。明初是一个提倡朱子学、大力宣传封建教化的时代，当时的统治者极力束缚人们的思想，禁毁大量无益于统治的书籍。在此社会风潮中，许多小说家包括瞿佑或是有意迎合或是被迫迎合统治者的意志，开始在作品中标榜“劝善惩恶”。但是，由于《剪灯新话》中“劝善惩恶”因素所占比例极少，又讲述了很多“乱力怪神”的故事，最终被禁。
与此相对，了意在《伽婢子》序中这样写道：“毋庸说佛教宣讲三世因果的道理和神通变化的种种。（中略）其目的不是作为文人的娱乐，而是要教化世人，将之引入正途。”这篇序文没有提到“哀穷悼屈”，而是把对民众的教化作为目的。前面提到的《遊女宫木野》、《金阁寺幽灵契约》、《易生契》中的女主人公们的行动都被合理化、冷漠化了，她们身上因果报应、前世姻缘等佛教说教的色彩浓厚。她们留给读者的印象和《剪灯新话》女主人公留给读者的印象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正相反的。此外，了意十分重视父母的作用，提出孝行这一说教观点。在了意众多的作品中，最先公开出版的是《堪忍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近于独白的叙述：“皋鱼悔恨，子路空叹，现在我也因切身感到此种心情而流泪。啊，水流走不再回头，父母逝去无法复生。”了意引用了“皋鱼之泣”“子路之叹”这两个典故来表达自己生活改善时而父母已经谢世的悲伤。《堪忍记》是在万治二年（1659）公开出版的，据推定，那时了意的双亲已不在人世。所以，了意在自己的作品中极力提倡孝道，表达自己富裕时父母无法同享的悲伤和遗憾，这种心情一直延续到1666年出版的《伽婢子》中。 2 三教一致的主张
作家在阅读别国作品时，通常会涌出两种不同的感情：一方面被这部作品深深吸引;另一方面又为这部作品和本国的风俗、审美习惯以及自己的思想观点不一致而深感遗憾。这种矛盾的情感刺激着作家的创作欲望，别国的作品也就成为其创作的线索。
瞿佑作为文人，偏偏讲述了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来倾诉发泄自己的不平。这种不平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不遇，同时也是对现实生活深刻的批判。面对残酷的现实，瞿佑感到无助失望，他认为被儒者们忌讳的“怪力乱神”，根据时代和目的的不同也是可以被谈论的。瞿佑认为圣贤之书也记录怪异之事，所以“不可执一论也”。这一主张在日本近世初期三教一致复兴风潮中，引起了了意的共鸣。但是，虽然两者都讲述“怪力乱神”，他们的目的却不相同。瞿佑通过死后成为太虚司法殿的冯大异、死后被任命为阴间修文舍人的夏颜（《了仙贫穷付天狗道》的原作《修文舍人传》的主人公），不断追求功名，借此自我安慰。表面上，瞿佑创造出生前和死后两个不同世界，但事实上，这只不过使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通过死后这一虚幻世界得以实现罢了。也就是说，生前和死后的境遇是生活中的现实和理想。但是，在了意看来，生前和死后有明显的界限。如果生前“犯了罪”，死后或者来世必定受到惩罚，这是佛教因果报应的学说。
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人类精神及文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日本近世是一个战乱平息进入太平盛世的时代，农业生产力增强、城市发展、人们迎来富裕的生活。在此背景下，近世庶民向佛教寻求的不再是来世的幸福，而是现世的利益。本来佛教认为现实为空，以超越现实为目的。但为了适应当时现实肯定主义的风潮也开始融入肯定现实的思想。这和儒教的现实肯定主义颇为相似。但是这种利益信仰与原来的佛教信仰背道而驰。怀有真挚信仰的僧侣了意在这一时代风潮中，读出《剪灯新话》中三教一致的倾向，摒弃其中追求功名的思想，创作了《伽婢子》，以此强烈批判儒教现世肯定主义精神，巩固佛教的地位，宣传佛教本来的思想。
了意在《法林樵谈》（贞享3年，1686）中这样写道：“想来，儒、佛、道统称为三教。他们的根本思想都是改恶行善弃邪显正。人们不理解其根本，胡乱谈论不重要的事情，一味地评定优劣。无聊地引用前人的话语和纸上的陈词，是此而非彼。”这段话表明，了意在本质上理解三教，主张以佛教为基础的三教融合主义。朱子认为“人死后，身体灭亡，灵魂飘散”。了意认可孔子的学说，对宋代程朱理学持批判态度。他在《劝信义谈抄》中卷提到：“非难佛经是异端的学说，这本不是孔子的话语，而是朱子的主张。”在《鬼谷行》中，落入鬼谷变为鬼的孙太郎曾经轻蔑地说道：“人死后，魂归阳，魄归阴。遗骸化土，什么都没有留下。吃美食，着华衣，妻子儿女生活富裕，享尽快乐，便是佛。（中略）相信看不到的来世、虚幻的幽灵、和尚和巫师的话，才是傻瓜。”了意借此劝说人们笃信佛教，批判否定佛教、追求现世利益的人。
3 对社会的批判
“不同的国家，其气候风土不同，同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感情方式也不尽相同，文学也正反映了其不同之处。”社会生活培养了作家的个性特征，同时也制约着作品的内容，生活环境和经济地位的不同导致了作品主题的不同。
瞿佑少时就颇具文采，相传他14岁时就能出口成章，深得当时著名文人杨维桢和凌云翰的赏识，其父为了表彰他建了一座“传桂堂”。但是这样一位聪颖无比文名远播的俊才却一生怀才不遇仕途受阻。所以，他在作品中批判“不肯汲引后进”“不肯接纳游士”的人，通过“仙境”这个虚幻的世界自我安慰。从其父建“传桂堂”来看，当时瞿佑应该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他也做过小官，后以诗蒙祸被流放到陕西省保安县。《乐府遗音》中收录了一首名为《千秋岁·辞谢赵尚书等》的诗，瞿佑在这首诗的自序中写道：“自罹罪谪独处困厄中，与妻孥暌隔逾十寒暑矣。尚书赵公，指挥高公，太守冯公，长司郑公及诸邻友怜其穷苦独居，皆劝以纳妾。”这样看来，当时与瞿佑交往的大多是官吏，他也没有过着十分贫穷的生活。所以他与下层农民接触机会不多，也就不会关注到下层农民的生活，他关注的只是自己或与自己有相同际遇的文人。
与瞿佑不同，了意由于受牵连被逐出宗门。据了意的作品《可笑记评判》序可知，被驱出宗门后的某一时期，了意过着相当贫穷的生活。那一“时代的记忆存在于他的血肉深处。通过追寻他的经历，我们能够了解他对农民的共鸣和同情是一种内在的必然。”贫穷的生活使了意产生批判现实和不满社会的意识，这种意识超越了其自身经历，准确而广泛地反映出当时农民和下层庶民的悲惨境遇。
据笔者统计，《剪灯新话》16篇作品中，主人公是文人的14篇，主人公不识字的1篇（《三山福地志》），主人公为会武艺文人的1篇（《申阳洞记》）;但是《伽婢子》这16篇作品中，主人公是文人的只有3篇，其余13篇的主人公身份分别为商人、庶民、僧侣、武士家臣、小官吏等。这证明了意接触到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而且了意对重税的批判和对下层庶民的同情在其后的作品《镰仓九代记》（1672）、《北条九代记》（1676），直到其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伽婢子》的续篇《狗张子》中均有体现。
4 含蓄的悲鸣
进入江户时代，日本社会安泰，在此背景下，德川政权采取了取缔大名的政策，大批武士失去生活保障，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了意也关注到此问题。在与讲述自己怀才不遇的瞿佑相遇的瞬间，沉睡在了意心底的某种意识被唤醒了。“瞬间的光芒照亮了隐藏于黑暗中的事物，使之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闪光消逝后，认识到黑暗中存在事物的心情和对此一无所知时的心情大相径庭。”这“隐藏于黑暗中的事物”正是了意和瞿佑的共同之处，即不幸的生活经历及由此产生的不遇意识。了意虽不是失业武士，但是流浪的生活使了意感受到失业的苦恼与绝望，他把自己的流浪境遇和失业武士的境遇重合在一起，假借不遇武士的故事感叹自己的不遇，抒发内心的不平。对怀有真挚信仰的真宗僧侣了意来说，虽然心中深藏着不遇意识，但在佛教信仰面前，这种不遇意识也只不过微光一现，非常委婉含蓄。 四 结语
中国宋代以后，出现了儒、佛、道三教融合说，且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瞿佑也受此影响，把儒教的“天”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混淆使用。但根植于其思想深处的仍是儒教思想。瞿佑在作品中只是抒发自己失去恋人和怀才不遇的痛苦。“劝善惩恶”这种说教性的东西在其作品中如微光一闪，成为可有可无的装饰。
而了意在作品中积极进行说教。据记载，了意在死前的元禄3年（1690）4月仍在讲经说法。不难想象，了意一生的目标就是教化民众。他巧妙地利用了《剪灯新话》的三教一致思想，站在这一更高层次上积极说教，但在这说教的内部，最根本的支撑还是佛教，了意借三教一致的学说优先了佛教的地位。但是，除说教外，《伽婢子》中还蕴涵着了意的痛苦，这与其前半生的流浪生活有很大关系。“虽为僧侣，但作为不遇的失业者，作为寒寺的主持和市井文人而终了一生，离其梦想太过遥远。一定是哪里不对。一定是社会的某个齿轮脱落了。”这正是了意和瞿佑相似的一面，了意在作品中借战国不遇武士的悲苦抒发自身的不平。
但是，这悲鸣非常含蓄、委婉。了意把自己不遇的悲哀升华为苦于赋税的民众的悲哀。这来源于了意的贫苦生活经历、和民众的接触以及作家的敏锐洞察力。叶渭渠曾指出日本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接受外来文学影响，同时吸收外来的文学思想和技巧，但吸收技巧多于思想，即使吸收外来的文学思想，也在彼此并存融合的过程中促其变形变质，即‘日本化’。”浅井了意正是通过对原作的巧妙改编，在原作“不遇”主题的基础上，融入了教化民众、批判重税的新主题，使翻案作品呈现出僧侣作家了意独有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张哲俊：《东亚比较文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瞿佑：《剪灯新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3] [日]浅井了意：《御伽婢子》，岩波書店，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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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江本裕：《浅井了意——了意の感懐と存疑作序説》，《国文学解釈と鑑賞》，2001年版。
[6] [日]松田修：《日本近世文学の成立——異端の系譜》，法政大学出版局，1982年版。
[7] [日]福田陸太郎：《比較文学の諸相》，大修館書店，1970年版。
[8] 辜高美、黄霖：《明代小说面面观》，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9] [日]松田修：《日本近世文学の成立——異端の系譜》，法政大学出版局，1982年版。
[10] [日]矢野峰人：《比較文学——考察と資料》，南雲堂，1985年版。
[11] [日]浅井了意：《御伽婢子》，岩波書店，2001年版。
[12]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马晓光，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讲师）
关键词：翻案文学 说教 批判 三教一致 悲鸣
一 引言
明治维新前，日本文学主要受中国文学影响，其中有大量文学作品是对中国作品的翻案。所谓“翻案”是指“根据原作重新创作的现象，特别是借用本国和国外小说、戏剧作品的基本情节，改变地名、人名、背景、风俗，重新改编创作”的一种文学手法。日本的翻案文学始于文学形成期，《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均有翻案中国文学的痕迹。明清时期，中国文言小说创作进入高峰期，很多作品在近世初期传入日本，出现了《可笑记》《伽婢子》《假名烈女传》等作品，促进了日本翻案文学的形成及繁荣。其中《伽婢子》成书于1666年，共收录68篇作品，由中国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16篇、《剪灯余话》2篇、《五朝小说》45篇、朝鲜小说《金鳌新话》2篇、日本民话3篇翻案而成，是日本近世初期翻案小说的白眉，对其后的《古今奇谈英草子》和《雨月物语》等有很深影响。虽然《剪灯新话》在《伽婢子》中占不到四分之一的比例，但这16篇作品在《伽婢子》中篇幅最长、翻案手法最多样、创作最细腻。而且《伽婢子》的作者真宗僧侣浅井了意和《剪灯新话》的作者中国元末明初的不遇文人瞿佑有较为相似的人生际遇，浅井了意正是受《剪灯新话》的启发才开始创作《伽婢子》。目前学界关于这两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俗比较、文学地位阐述、诗歌翻案技巧、典故考证、作家学力等方面，对具体翻案方法及由此反映出的作家创作思想鲜有涉及，这体现出翻案文学研究的局限性。据此，本文使用文本对照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翻案方法的考证，分析作家浅井了意的翻案技巧，进而探讨由此引起的主题变更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二 浅井了意的翻案方法
除最基本的翻案方法外，了意还运用了变更细节、增删结尾、套用基本框架等更高级的翻案方法。
1 变更细节
16篇作品中，《真红系带》（原作《金凤钗记》）、《梦中姻缘》（原作《渭塘奇遇记》）、《遊女宫木野》（原作《爱卿传》）、《金阁寺幽灵契约》（原作《滕穆醉游聚景园记》）、《易生契》（原作《绿衣人传》）、《冥中信》（原作《翠翠传》）、《黄金百两》（原作《三山福地志》）、《隐里》（原作《申阳洞记》），这8篇作品属于变更细节类型，即照搬原作内容，只把时代背景、地点、人物、细节等变更为日本式，而创作出的作品。了意从日本历史中找出和原作相似的时代背景、地点和人物，代入原作中。这样，翻案作品和原作便产生了共通之处，但其主题未必一致，了意便通过此手法巧妙地变更了作品的主题。
这8篇作品中，前6篇是男女间爱情故事。其中，《遊女宫木野》是《伽婢子》卷六中的一部作品，讲述的是：
名妓宫木野才貌双全，藤井清六把她娶进家门。某日，清六去京都探望生病的叔父，准备返乡时发生战乱，清六无法返乡。待到战乱平息清六返乡，发现母亲和宫木野都已不在人世。清六十分悲伤，经过虔诚的祈祷之后，终于与死去的宫木野相会。
原作《爱卿传》中，宫木野的原型是爱卿（罗爱爱的爱称），藤井清六的原型是赵子，赵子离开妻子爱卿的原因是要去大都做官。显然，瞿佑提出功名和爱情这对矛盾，优先功名。而《遊女宫木野》中，了意摒弃了原作中国文人的功名思想，在家庭这个小范围内提出孝道和爱情这对矛盾，优先孝道。清六的母亲在对清六和宫木野的婚事由反对转为赞成，以及催促清六去京都探望叔父，直到宫木野尽心侍奉婆婆这一系列情节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原作对赵子的母亲却轻描淡写。《冥中信》中，了意也添加了父母失去儿女后的悲苦这一细节。不言而喻，了意激活了父母角色，强化父母的作用，提出孝行问题。爱卿死后因为“贞烈”投胎为男孩，而宫木野因为“贞节孝行”转世为男孩，了意反复强调孝行，把爱情小说巧妙地改编成劝人尽孝的说教小说。
此外，死后的宫木野向阴间司録神（记录众生善恶的神）请假后，才与清六相会。“请假”这一细节是原作中没有的，这样宫木野和清六的相会就得到了神的许可，她的行动被合理化。在《金阁寺幽灵契约》和《易生契》中，死去的女主人公也都得到神的许可后才与恋人相见。而原作中的女主人公们都不惜违背阴司的规则而与恋人相会。了意把女主人公们对爱情的执着与热情冷却下来，轻视人的爱欲，把重点放在阴司和佛教的“规则”之上，由“规则”产生的“合理”抹杀人的爱欲。
余下两篇作品则与男女爱情无关，其中《黄金百两》讲述的是有钱人的故事：
文兵次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的好朋友由利源内向他借了一百两黄金作为路费去外地做官。不久，战乱纷起，文兵次带着妻儿去投奔源内。但是出人头地的源内不但不还百两黄金，还屡次蒙骗文兵次，丝毫不伸援助之手。一日，文兵次误入仙境知道了自己的前生今世。
原作《三山福地志》中，文兵次的原型是元自实，由利源内的原型是缪君。元自实虽然生活富裕，但没有学问。关于其今生的境况，仙人是这样叙述的：“子亦无罪，但在职之时，以文学自高，不肯汲引后进，故今世另君愚懵而不识字;以爵位自尊，不肯接纳游士，故今世另君漂泊而无所依耳。”元自实的不幸是前世对文人所犯罪孽的报应。了意在翻案中没有介绍文兵次是否有学问，关于其今生的不幸，仙人的解释是：这是前世作为领主的文兵次“残酷剥削农民，赋税沉重，劳役重多”的报应。可见，了意站在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立场批判苛捐杂税。这是原作中没有的细节，并且类似细节散见于《伽婢子》的字里行间。所以说，这不是单纯的翻案手法，包含着了意对沉重赋税的批判和对下层农民深刻的同情。 2 增删结尾
属于这一类型的有《梦地狱再生记》（原作《令狐生冥梦记》）、《鬼谷行》（原作《太虚司法传》）、《牡丹灯笼》（原作《牡丹灯记》）、《责杀邪神》（原作《永州野庙记》）、《了仙贫穷付天狗道》（原作《修文舍人传》），这5篇作品不仅对细节做了变更，还适当地增删了结尾部分，使作品的主题变更更加明显。
《鬼谷行》讲述的是不信神佛的人受到惩罚的故事：
蜂谷孙太郎专攻儒学不信鬼神，总是引用四书五经的句子批判佛教，因此人们都很排斥他。一日，孙太郎夜行出门，误入鬼谷，被鬼怪惩罚，变成鬼的样子，郁郁而终。死后，孙太郎的幽灵经常出没，佛事后，他的幽灵不再出现。
在原作《太虚司法传》中，蜂谷孙太郎的原型是冯大异，人们很赞赏他不信鬼神的胆识。死后，他向“天”诉讼鬼怪的恶行，“天”把鬼怪以及鬼谷全部毁灭，冯大异也因正直被任命为太虚殿司法。
瞿佑在《剪灯新话》中讲述了很多鬼神故事，但他所关注的不是鬼神之事，而是文人的正直和胆量。作品的结尾，瞿佑利用“天”毁灭了鬼谷。“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殷周革命过程中，作为一种含有重要意义的观念而出现。当时，周王朝向人们宣传上天迁怒于殷纣王的暴政，感于周王勤政爱民，遂任命周王为新王，使自身的王权正当化。之后，孔子和孟子把这种天命观吸收到儒教的学说中，并对其进行发展，认为不只是统治者，庶民也有自己的天命。后来又经过汉儒的天人相关论及程朱子学的发展，“天”在儒教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儒者瞿佑把人力不能解决的问题交给“天”来解决。
与此不同，《鬼谷行》中没有人认可孙太郎，他的死也是自作自受。了意对孙太郎持批判态度，他所宣传的是：这世上有鬼神，我们不可轻视鬼神。与瞿佑提出的“天”相对应，了意利用佛教中的佛事消除孙太郎的幽灵，把人力不能解决的问题交给“佛”来解决。
3 套用基本框架
了意在日本历史中，找出和原文主人公经历相似的历史人物，套用原文基本框架讲评日本历史，《十津川的仙境》（原作《天台访隐记》）、《幽灵评诸将》（原作《龙堂灵会録》）、《菅谷九右卫门》（原作《华亭逢故人记》）这3篇作品属于此类型。
《十津川的仙境》讲述的是药材商人长次误入“仙境”的故事：
长次在“仙境”遇到了平家没落后一直隐居在那里的平维盛。平维盛讲述了平家没落及自己来到“仙境”的经过;长次则讲述了自平家没落到足利十三代新将军源义辉为止374年间的历史。之后，长次离开“仙境”，再访“仙境”不复得。
原作《天台访隐记》中，长次的原型是文人徐逸，平维盛的原型是失去出人头地机会的陶上舍。了意只借用了原作的基本框架——误入“仙境”→与“仙境”中人对话→离开“仙境”→再寻“仙境”不复得，利用《源平盛衰记 三十九·四十》和《本朝将军记 十》中记录的历史，结合投海自尽的平维盛隐居在那智地区的传说，创作了《十津川的仙境》，再现了武家的兴衰，表现出没落武士的悲哀。在《天台访隐记》中瞿佑借不遇文人陶上舍之口，评价了文天祥、陆秀夫、江万里、贾似道、陈宜中、张世杰、李庭芝等官吏的优劣，抒发不遇文人的悲哀。
总体来看，《剪灯新话》中的这3篇作品都是评价官吏优劣、抒发不遇文人哀伤的故事。而了意的这3篇翻案作品，都把主人公的文人身份变更为武士、评价武将的优劣、抒发由兴盛走向衰亡的武家的哀伤。
三 浅井了意的翻案意图
与翻案不同，翻译是指“把外国作品按照原文逐字改变为本国语言，即使是意译也不得违背原文表现”的一种手法。如果把翻译比作移植，那么就可以把翻案比作嫁接。对于一个新品种来说，移植固然可以保持其原来的性状，但是嫁接更能优化其适应性。所谓的嫁接就是不改变接穗，即别国文学的情节，又可以利用砧木，即本国的风俗、审美传统、翻案者的思想主张等等。普希金曾指出：模仿并不一定是“思想匮乏”的表现，它可能标志着一种“对自己的力量的崇高的信念，希望能沿着一位天才的足迹去发现新的世界，或者是一种在谦恭中反而更加高昂的情绪，希望能掌握自己所尊崇的范本，并赋予全新的生命”。通过对《伽婢子》的分析，可以看出，了意在翻案《剪灯新话》时，始终固守着自己的性格和主张。
1 孝行的说教
序言揭示作者的创作目的。比较《剪灯新话》和《伽婢子》的序，可从中发现很多不同之处。瞿佑在序中写道：“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很显然，瞿佑提出了“劝善惩恶，哀穷悼屈”的创作目的。生活在元末明初的瞿佑在战乱中失去恋人，所以他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深情又具有浓厚悲剧色彩的女性形象，以批判战争。但是，他的批判是偏执的，他所关注的不是战争中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样态，而只是他自身的不幸。也就是说，“哀穷悼屈”才是瞿佑创作的主要目的。明初是一个提倡朱子学、大力宣传封建教化的时代，当时的统治者极力束缚人们的思想，禁毁大量无益于统治的书籍。在此社会风潮中，许多小说家包括瞿佑或是有意迎合或是被迫迎合统治者的意志，开始在作品中标榜“劝善惩恶”。但是，由于《剪灯新话》中“劝善惩恶”因素所占比例极少，又讲述了很多“乱力怪神”的故事，最终被禁。
与此相对，了意在《伽婢子》序中这样写道：“毋庸说佛教宣讲三世因果的道理和神通变化的种种。（中略）其目的不是作为文人的娱乐，而是要教化世人，将之引入正途。”这篇序文没有提到“哀穷悼屈”，而是把对民众的教化作为目的。前面提到的《遊女宫木野》、《金阁寺幽灵契约》、《易生契》中的女主人公们的行动都被合理化、冷漠化了，她们身上因果报应、前世姻缘等佛教说教的色彩浓厚。她们留给读者的印象和《剪灯新话》女主人公留给读者的印象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正相反的。此外，了意十分重视父母的作用，提出孝行这一说教观点。在了意众多的作品中，最先公开出版的是《堪忍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近于独白的叙述：“皋鱼悔恨，子路空叹，现在我也因切身感到此种心情而流泪。啊，水流走不再回头，父母逝去无法复生。”了意引用了“皋鱼之泣”“子路之叹”这两个典故来表达自己生活改善时而父母已经谢世的悲伤。《堪忍记》是在万治二年（1659）公开出版的，据推定，那时了意的双亲已不在人世。所以，了意在自己的作品中极力提倡孝道，表达自己富裕时父母无法同享的悲伤和遗憾，这种心情一直延续到1666年出版的《伽婢子》中。 2 三教一致的主张
作家在阅读别国作品时，通常会涌出两种不同的感情：一方面被这部作品深深吸引;另一方面又为这部作品和本国的风俗、审美习惯以及自己的思想观点不一致而深感遗憾。这种矛盾的情感刺激着作家的创作欲望，别国的作品也就成为其创作的线索。
瞿佑作为文人，偏偏讲述了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来倾诉发泄自己的不平。这种不平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不遇，同时也是对现实生活深刻的批判。面对残酷的现实，瞿佑感到无助失望，他认为被儒者们忌讳的“怪力乱神”，根据时代和目的的不同也是可以被谈论的。瞿佑认为圣贤之书也记录怪异之事，所以“不可执一论也”。这一主张在日本近世初期三教一致复兴风潮中，引起了了意的共鸣。但是，虽然两者都讲述“怪力乱神”，他们的目的却不相同。瞿佑通过死后成为太虚司法殿的冯大异、死后被任命为阴间修文舍人的夏颜（《了仙贫穷付天狗道》的原作《修文舍人传》的主人公），不断追求功名，借此自我安慰。表面上，瞿佑创造出生前和死后两个不同世界，但事实上，这只不过使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通过死后这一虚幻世界得以实现罢了。也就是说，生前和死后的境遇是生活中的现实和理想。但是，在了意看来，生前和死后有明显的界限。如果生前“犯了罪”，死后或者来世必定受到惩罚，这是佛教因果报应的学说。
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人类精神及文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日本近世是一个战乱平息进入太平盛世的时代，农业生产力增强、城市发展、人们迎来富裕的生活。在此背景下，近世庶民向佛教寻求的不再是来世的幸福，而是现世的利益。本来佛教认为现实为空，以超越现实为目的。但为了适应当时现实肯定主义的风潮也开始融入肯定现实的思想。这和儒教的现实肯定主义颇为相似。但是这种利益信仰与原来的佛教信仰背道而驰。怀有真挚信仰的僧侣了意在这一时代风潮中，读出《剪灯新话》中三教一致的倾向，摒弃其中追求功名的思想，创作了《伽婢子》，以此强烈批判儒教现世肯定主义精神，巩固佛教的地位，宣传佛教本来的思想。
了意在《法林樵谈》（贞享3年，1686）中这样写道：“想来，儒、佛、道统称为三教。他们的根本思想都是改恶行善弃邪显正。人们不理解其根本，胡乱谈论不重要的事情，一味地评定优劣。无聊地引用前人的话语和纸上的陈词，是此而非彼。”这段话表明，了意在本质上理解三教，主张以佛教为基础的三教融合主义。朱子认为“人死后，身体灭亡，灵魂飘散”。了意认可孔子的学说，对宋代程朱理学持批判态度。他在《劝信义谈抄》中卷提到：“非难佛经是异端的学说，这本不是孔子的话语，而是朱子的主张。”在《鬼谷行》中，落入鬼谷变为鬼的孙太郎曾经轻蔑地说道：“人死后，魂归阳，魄归阴。遗骸化土，什么都没有留下。吃美食，着华衣，妻子儿女生活富裕，享尽快乐，便是佛。（中略）相信看不到的来世、虚幻的幽灵、和尚和巫师的话，才是傻瓜。”了意借此劝说人们笃信佛教，批判否定佛教、追求现世利益的人。
3 对社会的批判
“不同的国家，其气候风土不同，同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感情方式也不尽相同，文学也正反映了其不同之处。”社会生活培养了作家的个性特征，同时也制约着作品的内容，生活环境和经济地位的不同导致了作品主题的不同。
瞿佑少时就颇具文采，相传他14岁时就能出口成章，深得当时著名文人杨维桢和凌云翰的赏识，其父为了表彰他建了一座“传桂堂”。但是这样一位聪颖无比文名远播的俊才却一生怀才不遇仕途受阻。所以，他在作品中批判“不肯汲引后进”“不肯接纳游士”的人，通过“仙境”这个虚幻的世界自我安慰。从其父建“传桂堂”来看，当时瞿佑应该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他也做过小官，后以诗蒙祸被流放到陕西省保安县。《乐府遗音》中收录了一首名为《千秋岁·辞谢赵尚书等》的诗，瞿佑在这首诗的自序中写道：“自罹罪谪独处困厄中，与妻孥暌隔逾十寒暑矣。尚书赵公，指挥高公，太守冯公，长司郑公及诸邻友怜其穷苦独居，皆劝以纳妾。”这样看来，当时与瞿佑交往的大多是官吏，他也没有过着十分贫穷的生活。所以他与下层农民接触机会不多，也就不会关注到下层农民的生活，他关注的只是自己或与自己有相同际遇的文人。
与瞿佑不同，了意由于受牵连被逐出宗门。据了意的作品《可笑记评判》序可知，被驱出宗门后的某一时期，了意过着相当贫穷的生活。那一“时代的记忆存在于他的血肉深处。通过追寻他的经历，我们能够了解他对农民的共鸣和同情是一种内在的必然。”贫穷的生活使了意产生批判现实和不满社会的意识，这种意识超越了其自身经历，准确而广泛地反映出当时农民和下层庶民的悲惨境遇。
据笔者统计，《剪灯新话》16篇作品中，主人公是文人的14篇，主人公不识字的1篇（《三山福地志》），主人公为会武艺文人的1篇（《申阳洞记》）;但是《伽婢子》这16篇作品中，主人公是文人的只有3篇，其余13篇的主人公身份分别为商人、庶民、僧侣、武士家臣、小官吏等。这证明了意接触到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而且了意对重税的批判和对下层庶民的同情在其后的作品《镰仓九代记》（1672）、《北条九代记》（1676），直到其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伽婢子》的续篇《狗张子》中均有体现。
4 含蓄的悲鸣
进入江户时代，日本社会安泰，在此背景下，德川政权采取了取缔大名的政策，大批武士失去生活保障，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了意也关注到此问题。在与讲述自己怀才不遇的瞿佑相遇的瞬间，沉睡在了意心底的某种意识被唤醒了。“瞬间的光芒照亮了隐藏于黑暗中的事物，使之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闪光消逝后，认识到黑暗中存在事物的心情和对此一无所知时的心情大相径庭。”这“隐藏于黑暗中的事物”正是了意和瞿佑的共同之处，即不幸的生活经历及由此产生的不遇意识。了意虽不是失业武士，但是流浪的生活使了意感受到失业的苦恼与绝望，他把自己的流浪境遇和失业武士的境遇重合在一起，假借不遇武士的故事感叹自己的不遇，抒发内心的不平。对怀有真挚信仰的真宗僧侣了意来说，虽然心中深藏着不遇意识，但在佛教信仰面前，这种不遇意识也只不过微光一现，非常委婉含蓄。 四 结语
中国宋代以后，出现了儒、佛、道三教融合说，且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瞿佑也受此影响，把儒教的“天”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混淆使用。但根植于其思想深处的仍是儒教思想。瞿佑在作品中只是抒发自己失去恋人和怀才不遇的痛苦。“劝善惩恶”这种说教性的东西在其作品中如微光一闪，成为可有可无的装饰。
而了意在作品中积极进行说教。据记载，了意在死前的元禄3年（1690）4月仍在讲经说法。不难想象，了意一生的目标就是教化民众。他巧妙地利用了《剪灯新话》的三教一致思想，站在这一更高层次上积极说教，但在这说教的内部，最根本的支撑还是佛教，了意借三教一致的学说优先了佛教的地位。但是，除说教外，《伽婢子》中还蕴涵着了意的痛苦，这与其前半生的流浪生活有很大关系。“虽为僧侣，但作为不遇的失业者，作为寒寺的主持和市井文人而终了一生，离其梦想太过遥远。一定是哪里不对。一定是社会的某个齿轮脱落了。”这正是了意和瞿佑相似的一面，了意在作品中借战国不遇武士的悲苦抒发自身的不平。
但是，这悲鸣非常含蓄、委婉。了意把自己不遇的悲哀升华为苦于赋税的民众的悲哀。这来源于了意的贫苦生活经历、和民众的接触以及作家的敏锐洞察力。叶渭渠曾指出日本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接受外来文学影响，同时吸收外来的文学思想和技巧，但吸收技巧多于思想，即使吸收外来的文学思想，也在彼此并存融合的过程中促其变形变质，即‘日本化’。”浅井了意正是通过对原作的巧妙改编，在原作“不遇”主题的基础上，融入了教化民众、批判重税的新主题，使翻案作品呈现出僧侣作家了意独有的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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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矢野峰人：《比較文学——考察と資料》，南雲堂，1985年版。
[11] [日]浅井了意：《御伽婢子》，岩波書店，2001年版。
[12]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马晓光，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