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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诗经》中所采集的民歌，带着纯朴的山野气息和原生态的方言口语，以及许多原始部落的文化信息，是真正的民声表达和原始社会特定的艺术形式。出于政权统一和民众教化的需要，《诗经》的编纂者在采集之时，已对这些原生态的民歌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与筛选，这种选择既有政治方面的诉求，也有语言文字方面的需要。所以，今天后人看到的《诗经》“国风”中的160首民歌，已不是三千多年前活跃在陌上桑间的原始先民所演唱的民歌。
关键词：西周民歌 ；《诗经》 ；雅化过程
《诗经》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民歌总集，属于西周下层民众的俗乐，这些民歌的直接采集者是西周的“行人”与“周太师”等史官。在《诗经》成书的过程中，正是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从血缘关系蜕变而成的中国宗法制度正在成熟，笼罩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也正在积极的建设之中。《诗经》中所采集的民歌，来自于原始的山野，带着纯朴的山野气息和原生态的方言口语，和许多原始部落的文化信息，也体现着当时社会的民情民意，是真正的民声表达和原始社会特定的艺术形式。出于政权统一和民众教化的需要，《诗经》的编纂者在采集之时，已对这些原生态的民歌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与筛选，这种修正与筛选既有政治方面的诉求，也有语言文字方面的需要。所以后人所看到的《诗经》中的诗歌，特别是“国风”中的160首民歌，早已不是三千多年前活跃在陌上桑间的原始先民所演唱的民歌，而是经过文人之手进行了多次改动的新民歌。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删改之中，《诗经》中的西周民歌才有可能转化为儒家经典，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个过程，就是西周民歌的雅化过程。本文试从西周社会环境入手，分析《诗经》中的西周民歌的雅化过程。
一 ；产生雅化《诗经》的社会语境
西周是中国远古社会的鼎盛时期，从西周开始，封建制的华夏民族正在逐步形成，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前身。西周国野之制最为典型，到春秋时期国野之制开始瓦解，到战国则普遍改为郡县制。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就是说，从西周是从国家体制上，把每一个诸侯封国分为“国”和“野”两部分，据《周礼》所记，当时的西周的土地被分为“六乡”和“六遂”，“六乡”居民称之为“国人”，“六遂”居民称之为“野人”，这种行政上的划分就注定了西周社会有了雅俗分界。
雅文化与俗文化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也代表着不同的地域特征和民众心理。从西周的文化心理来看，因为西周“六乡”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和人才的集中，再加上物质条件的丰富，“六乡”文化的价值在民众心理上肯定高于“六遂”文化，所以西周王畿把为贵族享用的音乐称之为“雅乐”，雅乐的体系在西周初年就已经制定，并与法律和礼仪共同构成国家礼乐制度的核心内容和统治者的政治体系的支柱。西周王畿的口语称之为“雅言”，《辞海·雅言》条云：“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西周的“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在语言学的意义上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西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以西岐地区的语言为当时的全国雅言。西周设有专门的音乐机构“大司乐”，对王畿中的青年国子进行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的训练，培养青年的音乐知识和乐德，故《周礼·春官·大司》有云：“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风》、《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这些内容形成了西周王畿最早的城市文化，也产生了都市文化的向心力。在此种文化形势之下，“国”同化“野”，“雅”同化“俗”的趋势是必然。
二 ；追求统一的“雅言”是《诗经》走向雅化的重要原因
民歌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因其具有群体性的基本特征，使民歌成为协调先民的创作表演与欣赏方式的集合体，也是原始社会的一种语言与行为的规范。民歌演唱时，往往会在统一的音乐和歌词的号令之下进行，因此要求民歌活动的参与者，必须要有统一的语言模式。民歌还具有着更为抽象的思想内涵，是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而又世代相继一种具象形式。如果说每一种社会类型必有相应的文化的话，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形式就是通过民歌这种口头样式完成的。
西周王朝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王朝，从周朝开始，其境内各个民族与部落都在不断地融合，形成了夷、蛮、越、戎狄、肃慎、东胡等诸多民族大团结的基础。西周王朝在建立之初，已有了从原始血缘的居住方式脱离出来、形成较明显的地缘性聚居区域的社会基本形态。西周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权更加巩固，也为了克服自身人口较少的缺陷，创造了分封制与宗法制结合的社会体制，开始把王畿以外的土地和民众赐给姬姓子弟和亲属，建立若干个诸侯国。诸侯又把一部分土地和民众分赐给卿大夫作为采邑，形成了层层管理的行政框架。这种行政模式使来自于不同地域的人口居住在一起，产生了文化混杂的局面。面对这种松散的地缘性民众群体，西周统治者只有加强思想上的统一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而要增强地缘群体的凝聚力，必须要有一种温和的文化手段来使西周王朝的统治思想得以浸润。为了加强松散的地缘群体关系，调和社会内部矛盾，西周统治者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为：“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通过这种礼乐之教，实现“以文化之”“乐以和同”的大同世界，最终达到“化以成德”的至高境界。
在这种政治图式之下，语言的统一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在当时的西周疆域内存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的现状，不仅交往上存在着障碍，更存在着思想认识与道德认知上的差异。这从西周对“六乡”与“六遂”的管理方式上可以看得出来，《周礼·地官》所记载的对“六乡”这种地缘性群体民众的管理，主要是采用强化的联保手段，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在法律的强制下结成紧密的社会团体。而对于“六遂”这种比较亲密的血缘关系的民众群体，则采取了“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其稼穑”的教化收服手段。所以，有一个统一的语言教化文本以教化民众，使西周统治者的统治思想伴随着“雅言”介质深入到周王朝的各个行政区域，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创举。 在此理念之下，西周统治者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收集大量的民歌，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个教化民众的统一的语言文本。从史籍记载和现代流传的《诗经》文本来看，《诗经》中的民歌正是在士大夫的大力整理之下，形成了语言上的统一和音乐旋律的一致。西周统治者把《诗经》这一产自草莽之中的原生态民歌通过“正风”与“变风”，雅化成了统治者需要的规范文本，成了西周统治者推行雅言的范本。宋代学者朱熹曾在《诗传集序》中有云：“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朱子的话道出了西周社会推行“雅言”的效果，西周的“雅言”正是在“圣人”的带动之下，得到了大面积的普及，从西周王畿到乡野，民众与官吏都“执雅言”，形成了“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的良好局面，这与《诗经》这一语言教育文本的推行是有着直接的联系的。
因此，在《诗经》这部代表着西周统治者的政治思想与教育思想的德化教材里，正音正韵、统一语言与统一审美标准是它的重要使命。现存的《诗经》是以四言句为主，又有统一的韵部和内在的旋律，并产生了诸多优美凝练的词汇，这些特征都是原生态的民歌所不可能具备的，这就是周太师们“雅化”《诗经》的结果。故朱熹评论云：“如《关睢》之诗，正是当时之人，被大王大拟德化之深，心胆肝肠，一时换了自然，不觉形于歌咏。”这充分说明作为《诗经》篇首的《关睢》诗，是在一种符合周文王文治思想的理念之下，进行了深度雅化的民谣。修改雅化后的《关睢》，少了乡野间的粗俗低陋，多了淑女般的“乐而不淫”，使《关睢》“以见一时之盛，为万世之法”，可以用来呈现“后妃之德”，成为后世爱情作品的典范。由此推之，西周大司乐对王畿子弟进行的音乐教学活动中，显然是以“中和”“祇庸”等音乐美学为标准，在“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的理念指导下，完成了音乐语言的统一规范的教化，正如现代学者周振鹤所云：“《诗》三百篇虽然是各地民间的诗歌，最初当然是用各地方言传唱的，但是后来编集时却是经过士大夫整理如工的，所用的语言是统一的雅言。”
三 ；严格的筛选过程使《诗经》更加雅化
采集《诗经》中的民歌的活动，是周王朝的统治者发起的一场历时持久（五百年）、投入巨大的物力与人力的社会调查活动。西周统治者基于对下层民情了解的迫切渴望，基于推行礼乐精神的需要，派出了大批的“太师”和“行人”进行民歌的采集工作，在汉代何休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记载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就是《诗经》采集的一线工作者。这些为采集民歌而积极工作的人员，用“孟春三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的方式奔走于各处的乡野，将其所采集的众多民歌通过“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的途径，最终变成天子观察民风民情的重要依据。
因为要达到政治目的，“行人”与“太师”采集来的民歌，都不可能以原始的状态上呈到周天子面前。那些用于“陈诗以观民风”的民歌作品，是周太师们在一大堆民歌作品挑选出来的，基本符合周天子的政治要求的民歌。而这种挑选的过程，就是一个对所采集的民歌再一次筛选的过程。这种筛选决定了哪些民歌可以更进一步的雅化为王畿所需要的“雅乐”，流行于西周的宫廷与国都之内，融合成西周时代的城市新民歌和都市音乐，也决定了哪一些民歌可以最终入选“诗三百”，流传于千年之后。所以，这一次筛选是一次最重要的雅化过程，也是《诗经》中的民歌的最后一次雅化。
正如学者杨民康所言：“以思想或价值观层面的‘德’，作为思维认知方式的‘雅言’和作为文化形态出现的‘雅音’、‘雅文’等多种文化层面和统一规范，构成了或可称为‘雅文化’的一种文化集合体。这种文化集合体既符合当时国家的政体趋向统一，社会趋于分化的现实性需要，也是统治阶层极力推行礼乐思想的必然结果。”将原始的民俗雅化，是西周统治者一直追求的目标，也是西周社会统一的必须趋势。《诗经》中西周民歌的雅化过程，正是西周的政治理念与“乐以和同”的统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古代音乐承载着国家命运的精神的一种表达。《诗经》中的民歌经过了雅化之后，已在文人手中被磨砺得中规中矩，可以得到下至村妇、上至天子贵族的欣赏，这也是对民歌这种平民艺术的升华。
参考文献：
[1] 岑仲勉：《西周社会制度问题》，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2] 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 赵敏俐：《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何晓兵：《音乐作品赏析教程：中国民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徐冬艳，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西周民歌 ；《诗经》 ；雅化过程
《诗经》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民歌总集，属于西周下层民众的俗乐，这些民歌的直接采集者是西周的“行人”与“周太师”等史官。在《诗经》成书的过程中，正是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从血缘关系蜕变而成的中国宗法制度正在成熟，笼罩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也正在积极的建设之中。《诗经》中所采集的民歌，来自于原始的山野，带着纯朴的山野气息和原生态的方言口语，和许多原始部落的文化信息，也体现着当时社会的民情民意，是真正的民声表达和原始社会特定的艺术形式。出于政权统一和民众教化的需要，《诗经》的编纂者在采集之时，已对这些原生态的民歌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与筛选，这种修正与筛选既有政治方面的诉求，也有语言文字方面的需要。所以后人所看到的《诗经》中的诗歌，特别是“国风”中的160首民歌，早已不是三千多年前活跃在陌上桑间的原始先民所演唱的民歌，而是经过文人之手进行了多次改动的新民歌。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删改之中，《诗经》中的西周民歌才有可能转化为儒家经典，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个过程，就是西周民歌的雅化过程。本文试从西周社会环境入手，分析《诗经》中的西周民歌的雅化过程。
一 ；产生雅化《诗经》的社会语境
西周是中国远古社会的鼎盛时期，从西周开始，封建制的华夏民族正在逐步形成，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前身。西周国野之制最为典型，到春秋时期国野之制开始瓦解，到战国则普遍改为郡县制。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就是说，从西周是从国家体制上，把每一个诸侯封国分为“国”和“野”两部分，据《周礼》所记，当时的西周的土地被分为“六乡”和“六遂”，“六乡”居民称之为“国人”，“六遂”居民称之为“野人”，这种行政上的划分就注定了西周社会有了雅俗分界。
雅文化与俗文化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也代表着不同的地域特征和民众心理。从西周的文化心理来看，因为西周“六乡”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和人才的集中，再加上物质条件的丰富，“六乡”文化的价值在民众心理上肯定高于“六遂”文化，所以西周王畿把为贵族享用的音乐称之为“雅乐”，雅乐的体系在西周初年就已经制定，并与法律和礼仪共同构成国家礼乐制度的核心内容和统治者的政治体系的支柱。西周王畿的口语称之为“雅言”，《辞海·雅言》条云：“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西周的“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在语言学的意义上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西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以西岐地区的语言为当时的全国雅言。西周设有专门的音乐机构“大司乐”，对王畿中的青年国子进行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的训练，培养青年的音乐知识和乐德，故《周礼·春官·大司》有云：“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风》、《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这些内容形成了西周王畿最早的城市文化，也产生了都市文化的向心力。在此种文化形势之下，“国”同化“野”，“雅”同化“俗”的趋势是必然。
二 ；追求统一的“雅言”是《诗经》走向雅化的重要原因
民歌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因其具有群体性的基本特征，使民歌成为协调先民的创作表演与欣赏方式的集合体，也是原始社会的一种语言与行为的规范。民歌演唱时，往往会在统一的音乐和歌词的号令之下进行，因此要求民歌活动的参与者，必须要有统一的语言模式。民歌还具有着更为抽象的思想内涵，是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而又世代相继一种具象形式。如果说每一种社会类型必有相应的文化的话，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形式就是通过民歌这种口头样式完成的。
西周王朝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王朝，从周朝开始，其境内各个民族与部落都在不断地融合，形成了夷、蛮、越、戎狄、肃慎、东胡等诸多民族大团结的基础。西周王朝在建立之初，已有了从原始血缘的居住方式脱离出来、形成较明显的地缘性聚居区域的社会基本形态。西周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权更加巩固，也为了克服自身人口较少的缺陷，创造了分封制与宗法制结合的社会体制，开始把王畿以外的土地和民众赐给姬姓子弟和亲属，建立若干个诸侯国。诸侯又把一部分土地和民众分赐给卿大夫作为采邑，形成了层层管理的行政框架。这种行政模式使来自于不同地域的人口居住在一起，产生了文化混杂的局面。面对这种松散的地缘性民众群体，西周统治者只有加强思想上的统一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而要增强地缘群体的凝聚力，必须要有一种温和的文化手段来使西周王朝的统治思想得以浸润。为了加强松散的地缘群体关系，调和社会内部矛盾，西周统治者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为：“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通过这种礼乐之教，实现“以文化之”“乐以和同”的大同世界，最终达到“化以成德”的至高境界。
在这种政治图式之下，语言的统一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在当时的西周疆域内存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的现状，不仅交往上存在着障碍，更存在着思想认识与道德认知上的差异。这从西周对“六乡”与“六遂”的管理方式上可以看得出来，《周礼·地官》所记载的对“六乡”这种地缘性群体民众的管理，主要是采用强化的联保手段，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在法律的强制下结成紧密的社会团体。而对于“六遂”这种比较亲密的血缘关系的民众群体，则采取了“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其稼穑”的教化收服手段。所以，有一个统一的语言教化文本以教化民众，使西周统治者的统治思想伴随着“雅言”介质深入到周王朝的各个行政区域，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创举。 在此理念之下，西周统治者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收集大量的民歌，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个教化民众的统一的语言文本。从史籍记载和现代流传的《诗经》文本来看，《诗经》中的民歌正是在士大夫的大力整理之下，形成了语言上的统一和音乐旋律的一致。西周统治者把《诗经》这一产自草莽之中的原生态民歌通过“正风”与“变风”，雅化成了统治者需要的规范文本，成了西周统治者推行雅言的范本。宋代学者朱熹曾在《诗传集序》中有云：“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朱子的话道出了西周社会推行“雅言”的效果，西周的“雅言”正是在“圣人”的带动之下，得到了大面积的普及，从西周王畿到乡野，民众与官吏都“执雅言”，形成了“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的良好局面，这与《诗经》这一语言教育文本的推行是有着直接的联系的。
因此，在《诗经》这部代表着西周统治者的政治思想与教育思想的德化教材里，正音正韵、统一语言与统一审美标准是它的重要使命。现存的《诗经》是以四言句为主，又有统一的韵部和内在的旋律，并产生了诸多优美凝练的词汇，这些特征都是原生态的民歌所不可能具备的，这就是周太师们“雅化”《诗经》的结果。故朱熹评论云：“如《关睢》之诗，正是当时之人，被大王大拟德化之深，心胆肝肠，一时换了自然，不觉形于歌咏。”这充分说明作为《诗经》篇首的《关睢》诗，是在一种符合周文王文治思想的理念之下，进行了深度雅化的民谣。修改雅化后的《关睢》，少了乡野间的粗俗低陋，多了淑女般的“乐而不淫”，使《关睢》“以见一时之盛，为万世之法”，可以用来呈现“后妃之德”，成为后世爱情作品的典范。由此推之，西周大司乐对王畿子弟进行的音乐教学活动中，显然是以“中和”“祇庸”等音乐美学为标准，在“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的理念指导下，完成了音乐语言的统一规范的教化，正如现代学者周振鹤所云：“《诗》三百篇虽然是各地民间的诗歌，最初当然是用各地方言传唱的，但是后来编集时却是经过士大夫整理如工的，所用的语言是统一的雅言。”
三 ；严格的筛选过程使《诗经》更加雅化
采集《诗经》中的民歌的活动，是周王朝的统治者发起的一场历时持久（五百年）、投入巨大的物力与人力的社会调查活动。西周统治者基于对下层民情了解的迫切渴望，基于推行礼乐精神的需要，派出了大批的“太师”和“行人”进行民歌的采集工作，在汉代何休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记载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就是《诗经》采集的一线工作者。这些为采集民歌而积极工作的人员，用“孟春三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的方式奔走于各处的乡野，将其所采集的众多民歌通过“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的途径，最终变成天子观察民风民情的重要依据。
因为要达到政治目的，“行人”与“太师”采集来的民歌，都不可能以原始的状态上呈到周天子面前。那些用于“陈诗以观民风”的民歌作品，是周太师们在一大堆民歌作品挑选出来的，基本符合周天子的政治要求的民歌。而这种挑选的过程，就是一个对所采集的民歌再一次筛选的过程。这种筛选决定了哪些民歌可以更进一步的雅化为王畿所需要的“雅乐”，流行于西周的宫廷与国都之内，融合成西周时代的城市新民歌和都市音乐，也决定了哪一些民歌可以最终入选“诗三百”，流传于千年之后。所以，这一次筛选是一次最重要的雅化过程，也是《诗经》中的民歌的最后一次雅化。
正如学者杨民康所言：“以思想或价值观层面的‘德’，作为思维认知方式的‘雅言’和作为文化形态出现的‘雅音’、‘雅文’等多种文化层面和统一规范，构成了或可称为‘雅文化’的一种文化集合体。这种文化集合体既符合当时国家的政体趋向统一，社会趋于分化的现实性需要，也是统治阶层极力推行礼乐思想的必然结果。”将原始的民俗雅化，是西周统治者一直追求的目标，也是西周社会统一的必须趋势。《诗经》中西周民歌的雅化过程，正是西周的政治理念与“乐以和同”的统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古代音乐承载着国家命运的精神的一种表达。《诗经》中的民歌经过了雅化之后，已在文人手中被磨砺得中规中矩，可以得到下至村妇、上至天子贵族的欣赏，这也是对民歌这种平民艺术的升华。
参考文献：
[1] 岑仲勉：《西周社会制度问题》，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2] 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 赵敏俐：《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何晓兵：《音乐作品赏析教程：中国民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徐冬艳，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