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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万里在其政治生涯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自己的思考,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万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思考,是全党同志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社会主义观;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4-0140-05
万里在1974-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曾以铁道部部长的身份大力协助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为铁路系统的整顿和恢复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文革”结束后,他又支持农民的包产到户要求,率先在安徽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本文试就万里的社会主义观作出初步的梳理和分析,以期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全党同志共同的心血,是全党同志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
万里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始于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在经历过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的种种曲折后,人们开始对以往的社会主义观进行反思。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万里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和思考,这一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75年整顿时期,万里作为邓小平的得力助手,在领导铁路整顿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了初步的思考。有学者指出,1975年的整顿,是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1]邓小平将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归纳为“三项指示为纲”,以此作为领导整顿的依据。1975年1月,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主持铁路系统的整顿工作。万里以“三项指示为纲”作为铁路整顿工作的指导思想,并作了进一步发挥。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对各种所谓“社会主义”的流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揭露和批判各种各样打着“社会主义”招牌,贩卖自己私货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写得非常生动。他要求,“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同时,联系我们的实际,重读一下《共产党宣言》”。[2]这表明,万里已经着眼于对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来真正领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精髓,掌握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这显然含有正本清源的意味。
万里还指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还是因为它应当比资本主义社会更能发展生产力。光说社会主义优越性,可生产搞不上去,优越性在哪里?所以要认真学习好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有关生产力的论述,把生产搞上去。”“我们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的生产率更高,这样,物质才能极大丰富,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2](79)万里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表明他已经开始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而且着眼于生产力角度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
第二个时期,从“文革”结束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改革开放前夕,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尚未形成时,万里根据安徽的实际情况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思考。1977年6月,万里被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1月15日,万里在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农村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各级领导、各个部门,都要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
的”[2](101)。他强调:“我们是一个方针——以生产为中心”[2](102)。这是在安徽省范围内率先提出工作中心要尽快转移到生产上来。
这一时期,万里在安徽还积极推进农业生产责任制。万里认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是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政策,只要政策对头,干部带头,团结一切积极因素干社会主义,群众就会积极起来,农业就能上得快。”[2](102)基于这种认识,万里鼓励和支持推行责任制。他指出,“根据作物情况,可以包产到人、到组,联产计酬,也可以奖励到人、到组。所有制不变,出不了什么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2](109)
第三个时期,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吹响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万里高度评价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历史性决策,并主持召开中共安徽省委工作会议,“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联系安徽实际,研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把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尽快搞上去。”[2](110)万里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新的伟大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不断前进。”[2](117)
这一时期万里是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之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1980年4月,邓小平郑重提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3](312)
同年,万里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1982年又当选为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直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万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汇入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考中。
二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首要问题,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作出深刻回答的当属邓小平。万里也从自己的工作岗位和主管领域出发,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回答。
万里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首先,他提出我们应该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共党内,朱德较早地使用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提法。[4]1979年5月25日,万里在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提法。他说:“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特点。”[2](128)这一认识是否受朱德的影响,不得而知。但在经历了建国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以后,在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实现思想解放以后,此时再次提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因而就具有了新的意义。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万里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牢记这一要点,运用这个经验。”[2](239)他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可能亡党亡国!”[2](246)1985年1月,万里说:“我们的大框框是社会主义,要在这个前提下大胆去创新,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2](404)同年10月,又指出,“改革的目的要闯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2](450)。
其次,他认为要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1980年5月,邓小平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3](313)1981年9月10日,万里也指出,建国后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曲折,“这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穷过渡’、‘大锅饭’、‘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2](181)。这表明万里已经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在党内比较早地呼应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万里认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根本方向、根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的,具体形式、具体做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大胆实践,大胆创造。过去我们长期受“左”倾错误影响,对社会主义有不少误解,形成了束缚思想的框框。[2](239)1984年9月,万里又提出,“我们过去没有抓住社会主义的核心,即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生产力。”[2](359)这一认识确实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深层内容。
再次,他反对贫穷社会主义论,强调社会主义应该是富的。万里尖锐地指出,“工人劳动好,多拿工资,多得奖金,工人、农民富起来有什么坏处?什么叫资本主义?‘四人帮’老拿这个大帽子吓唬人。”[2](112)是不是资本主义,不能按收入的多少来划分。“只要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收入越多越好,群众生活改善的越快越好,这样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142)万里尖锐批评“穷则革命富则修”的观点:“不想富,还搞共产主义干什么,共产主义就是要富。穷则革命,难道到了共产主义就一切不变革了?哪有越受苦越优越的道理!”[2](359-360)万里赞同邓小平所提出的允许部分先富的大政策。有人担心农村会发生两极分化,万里指出,这是没有根据的,是思想不够解放的表现。“目前农村出现的富裕程度的差别,仅仅是先富后富的问题,并不是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结果。三中全会以来先富裕起来的农民,主流是勤劳致富。”[2](291)
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理解的基础上,万里进一步思考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一,他强调社会主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8年2月,万里在中共安徽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批评有些同志指导思想不明确,不清楚应该以什么为中心。他说,“农村不以农业生产为中心,没有粮食,或者粮食不够,没有棉花,或者棉花不够,大家吃什么?穿什么?”[2](106)他尖锐地指出,这本来是些普通的道理,就是被“四人帮”搞乱了。如何摆正生产和揭批“四人帮”的关系?万里认为,揭批运动当然很重要,不过一时搞不好不要紧,以后还可以搞,但农时不能误。春耕生产搞不好,误了季节,那是没法补救的,影响一年的生产。“所以,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把当前生产搞上去。”[2](107)这是就一省范围内提出以生产为中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万里积极拥护、坚定支持中央的决定,认为“这个决定对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2](110)。他将中央的精神和战略部署积极贯彻到安徽的工作中,强调,“各级领导只有加深认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坚决排除干扰,不尚空谈,真正用主要精力抓好四化建设,才能推动生产的发展,也才能为解决各种问题包括社会、政治问题提供物质基础。”[2](139)万里批评,多少年来,只抓“政治”不讲经济,不断搞“阶级斗争”,搞“穷过渡”,批“唯生产力论”。他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2](544)
其二,万里主张社会主义应当需求适当的所有制实现形式。万里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始于对包产到户的思考。1979年2月,针对当时十分敏感的包产到户问题,万里主张应当“在小范围试验一下,利大于弊”[2](121)。他认为,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是“因为能增产,能增加收入,这是对‘左’的政策的抵制”[2](124)。包产到户没有涉及所有制的变动,同分田单干有原则区别,“它仍然是一种责任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2](135)。实行包产到户,第一没有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性质,第二仍然是按劳分配。从总的结果看,它不是削弱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是更加显示了社会主义优越性。[2](1401)这就改变了长期以来将包产到户视为分田单干、搞私有化的认识误区。万里进而提出,“我们衡量各种劳动组织形式、计酬方法好坏,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不是看它规模大小或公有化程度高低。”[2](135)这一判断标准体现了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原则。
20世纪90年代,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端,万里指出,“全民所有制企业用国营方式并不是实现公有制的好形式,也不见得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只不过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苏联模式的产物。”[2](627)这实际上已经有了后来所说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意味了。万里强调,所有制改革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何看待股份制,万里表示没有考虑好,但主张以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原则作为判断标准,“什么形式能做到‘三有利’,就搞什么形式,不必拘泥于框框,不能‘一刀切’“”[2](628)。
其三,万里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允许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万里主张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适当发展个体经济。“集体所有制把个人利益和企业经营效果直接挂钩,更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在若干方面甚至比全民所有制优越性还大,决不能轻视。个体经济发展起来比较容易,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满足社会上多方面的需要,补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之不足,今后会长时期存在。”[2](161)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个体经济的存在并不可怕,国家可以运用立法、行政等手段对它们进行恰当的管理,运用价格、税收(包括累进税)等经济杠杆对它们的生产、经营和收入进行调控和调节,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2](227)万里指出,“过去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又不适当地强调批资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把僵化的模式强加给农民”,“结果是排斥了商品经济”,“延缓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547)。
其四,万里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允许发展商品经济,并进而赞同发展市场经济。1980年7月7万里提出:“搞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商品生产?在过渡阶段,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就必然影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2](152)1982年11月,又提出,商品经济不发展是搞不好社会主义的,“指令性计划要逐步缩小,要按价值规律办事”[2](243)。次年11月,万里又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以计划经济为主?必要的统购、派购任务是需要的,但市场调节也决不可少。”[2](295)随着实践的发展,万里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越来越深刻。1985年1月,万里指出,“我们的干部要用市场经济的观点指导经济工作”[2](394)。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万里高度评价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的新认识,指出,“摒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趋势。”[2](617)他认为,“这是不断解放思想、冲破阻力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是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它对中国社会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625)。万里进一步指出,做好市场经济这篇大文章,最重要的是继续转变人的思想观念;要转换国有大中型企业机制,实现政企分开;要培育产品市场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要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调控手段主要应当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应尽量减少,同时大大如强法律手段。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集体性事业,党的领袖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但绝非垄断性的作用,它需要集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乃至普通党员的智慧。万里所代表的这一类中共党史人物,虽没有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负责全局性工作,但长期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主政一方或独当一面,将中央重要思想、理论和重大决策直接落实到各个具体领域。从政治系统来看,他们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即中央和基层联结的关键环节。中央的思想观点和重大决策,通过他们布置、执行和丰富;基层的呼声、要求和经验,由他们了解、总结和反馈到中央。万里对社会主义的反思和认识,虽然不能达到邓小平那样的理论高度和深度,却也不乏真知灼见,体现了一个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根据工作实际所进行的理论思考。这种理论思考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一,万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思考,与最高领导层对社会主义的反思形成互动,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发展局面。万里在安徽推行包产到户,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的背景下进行的。万里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武器,大刀阔斧地进行农村改革。他批评一些同志尚未从“左”思想的精神椒锁中完全解放出来,在改革中迈不开步伐。他要求,“我们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2](118)万里的试验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1979年6月,邓小平在同万里谈话时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5](531)邓小平的态度给予万里以很大支持。但当时邓小平并没有公开表态。这显然是与党内反对声音异常激烈有关。是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规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6](172)。一年后,包产到户的效果在安徽已经得到初步显现,这为邓小平公开表态肯定包产到户提供了直接的实践依据。1980年5月,邓小平明确表示:安徽肥西、凤阳的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3](315)这就形成了农民自发创造、地方领导保护倡导、中央高层积极支持的良性互动。正是在这样的上下互动中,改革开放不断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发展。
其二,万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思考,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党性的事业。党的领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挥着主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全党的智慧。万里所代表的这一类党的高级干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他们既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了解中国社会实际和群众要求。他们的思想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万里所代表的这一类人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1)独立地提出某些观点,与中央高层的认识相互呼应,相互补充。如万里在中央尚未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就根据安徽实际明确提出以生产为中心。(2)将群众实践经验加以概括,形成某些具有理论形态的观点,为中央领导提供了思想素材。如万里对农民包产到户的分析,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3)响应最高领导层的重大决策,并将其落实到实践中,在实践中丰富发展。如万里对部分先富的分析和论证、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
其三,万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思考,为确定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党内基础。万里这一类党内高级干部,他们的思想认识程度,和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中央创新理论能否落到实处。万里在党内较早地提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了一次飞跃。1986年11月8日,万里在《如何认识和对待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篇讲话中,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他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有了巨大的发展,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可以说有了飞跃。”[2](542)万里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明确了经挤建设为中心,又相继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再加上以后还要解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体框架就逐步清晰地显示出来了。万里的看法从一个侧面表明,党内高级干部对邓小平理论有了高度认同。在这种政治认同的基础上,中共十三大报告正式使用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提法。
万里所代表的这一类中共党史人物,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思考较多的是立足于某一地区或某一领域,在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上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正因为他们的积极思考和勇于开拓,才能使改革开放的局面得以迅速打开,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以不断发展。通过对他们思想和生平的研究,能够使我们对党中央重大思想、理论的多层次来源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也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体性特征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冷溶.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J],理论学习,2000,(2).
[2]万里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4]宋刚、张廷益. 朱德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懈探索[J].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3).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 北京:中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l.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张北根)
Wan Li's Thoughts on Socialism
HUANGZhi-gao
(Politics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Research Center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of Anhui Univwesity, Hefei230039,China)
Abstract: Wan Li pondered on the questions of what socialism is and how to build it in his political profession, and performed some penetrating judgement. Wan Li's thoughts on socialism are part of the whole Party's efforts on adapting Marxism to conditions in China,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of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Outlook on Socialism; Socialism of Chinese Style;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adapting Marxism to conditions in China
〔关键词〕社会主义观;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4-0140-05
万里在1974-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曾以铁道部部长的身份大力协助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为铁路系统的整顿和恢复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文革”结束后,他又支持农民的包产到户要求,率先在安徽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本文试就万里的社会主义观作出初步的梳理和分析,以期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全党同志共同的心血,是全党同志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
万里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始于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在经历过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的种种曲折后,人们开始对以往的社会主义观进行反思。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万里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和思考,这一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75年整顿时期,万里作为邓小平的得力助手,在领导铁路整顿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了初步的思考。有学者指出,1975年的整顿,是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1]邓小平将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归纳为“三项指示为纲”,以此作为领导整顿的依据。1975年1月,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主持铁路系统的整顿工作。万里以“三项指示为纲”作为铁路整顿工作的指导思想,并作了进一步发挥。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对各种所谓“社会主义”的流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揭露和批判各种各样打着“社会主义”招牌,贩卖自己私货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写得非常生动。他要求,“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同时,联系我们的实际,重读一下《共产党宣言》”。[2]这表明,万里已经着眼于对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来真正领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精髓,掌握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这显然含有正本清源的意味。
万里还指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还是因为它应当比资本主义社会更能发展生产力。光说社会主义优越性,可生产搞不上去,优越性在哪里?所以要认真学习好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有关生产力的论述,把生产搞上去。”“我们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的生产率更高,这样,物质才能极大丰富,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2](79)万里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表明他已经开始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而且着眼于生产力角度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
第二个时期,从“文革”结束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改革开放前夕,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尚未形成时,万里根据安徽的实际情况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思考。1977年6月,万里被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1月15日,万里在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农村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各级领导、各个部门,都要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
的”[2](101)。他强调:“我们是一个方针——以生产为中心”[2](102)。这是在安徽省范围内率先提出工作中心要尽快转移到生产上来。
这一时期,万里在安徽还积极推进农业生产责任制。万里认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是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政策,只要政策对头,干部带头,团结一切积极因素干社会主义,群众就会积极起来,农业就能上得快。”[2](102)基于这种认识,万里鼓励和支持推行责任制。他指出,“根据作物情况,可以包产到人、到组,联产计酬,也可以奖励到人、到组。所有制不变,出不了什么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2](109)
第三个时期,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吹响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万里高度评价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历史性决策,并主持召开中共安徽省委工作会议,“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联系安徽实际,研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把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尽快搞上去。”[2](110)万里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新的伟大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不断前进。”[2](117)
这一时期万里是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之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1980年4月,邓小平郑重提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3](312)
同年,万里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1982年又当选为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直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万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汇入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考中。
二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首要问题,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作出深刻回答的当属邓小平。万里也从自己的工作岗位和主管领域出发,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回答。
万里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首先,他提出我们应该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共党内,朱德较早地使用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提法。[4]1979年5月25日,万里在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提法。他说:“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特点。”[2](128)这一认识是否受朱德的影响,不得而知。但在经历了建国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以后,在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实现思想解放以后,此时再次提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因而就具有了新的意义。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万里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牢记这一要点,运用这个经验。”[2](239)他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可能亡党亡国!”[2](246)1985年1月,万里说:“我们的大框框是社会主义,要在这个前提下大胆去创新,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2](404)同年10月,又指出,“改革的目的要闯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2](450)。
其次,他认为要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1980年5月,邓小平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3](313)1981年9月10日,万里也指出,建国后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曲折,“这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穷过渡’、‘大锅饭’、‘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2](181)。这表明万里已经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在党内比较早地呼应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万里认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根本方向、根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的,具体形式、具体做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大胆实践,大胆创造。过去我们长期受“左”倾错误影响,对社会主义有不少误解,形成了束缚思想的框框。[2](239)1984年9月,万里又提出,“我们过去没有抓住社会主义的核心,即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生产力。”[2](359)这一认识确实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深层内容。
再次,他反对贫穷社会主义论,强调社会主义应该是富的。万里尖锐地指出,“工人劳动好,多拿工资,多得奖金,工人、农民富起来有什么坏处?什么叫资本主义?‘四人帮’老拿这个大帽子吓唬人。”[2](112)是不是资本主义,不能按收入的多少来划分。“只要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收入越多越好,群众生活改善的越快越好,这样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142)万里尖锐批评“穷则革命富则修”的观点:“不想富,还搞共产主义干什么,共产主义就是要富。穷则革命,难道到了共产主义就一切不变革了?哪有越受苦越优越的道理!”[2](359-360)万里赞同邓小平所提出的允许部分先富的大政策。有人担心农村会发生两极分化,万里指出,这是没有根据的,是思想不够解放的表现。“目前农村出现的富裕程度的差别,仅仅是先富后富的问题,并不是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结果。三中全会以来先富裕起来的农民,主流是勤劳致富。”[2](291)
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理解的基础上,万里进一步思考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一,他强调社会主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8年2月,万里在中共安徽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批评有些同志指导思想不明确,不清楚应该以什么为中心。他说,“农村不以农业生产为中心,没有粮食,或者粮食不够,没有棉花,或者棉花不够,大家吃什么?穿什么?”[2](106)他尖锐地指出,这本来是些普通的道理,就是被“四人帮”搞乱了。如何摆正生产和揭批“四人帮”的关系?万里认为,揭批运动当然很重要,不过一时搞不好不要紧,以后还可以搞,但农时不能误。春耕生产搞不好,误了季节,那是没法补救的,影响一年的生产。“所以,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把当前生产搞上去。”[2](107)这是就一省范围内提出以生产为中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万里积极拥护、坚定支持中央的决定,认为“这个决定对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2](110)。他将中央的精神和战略部署积极贯彻到安徽的工作中,强调,“各级领导只有加深认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坚决排除干扰,不尚空谈,真正用主要精力抓好四化建设,才能推动生产的发展,也才能为解决各种问题包括社会、政治问题提供物质基础。”[2](139)万里批评,多少年来,只抓“政治”不讲经济,不断搞“阶级斗争”,搞“穷过渡”,批“唯生产力论”。他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2](544)
其二,万里主张社会主义应当需求适当的所有制实现形式。万里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始于对包产到户的思考。1979年2月,针对当时十分敏感的包产到户问题,万里主张应当“在小范围试验一下,利大于弊”[2](121)。他认为,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是“因为能增产,能增加收入,这是对‘左’的政策的抵制”[2](124)。包产到户没有涉及所有制的变动,同分田单干有原则区别,“它仍然是一种责任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2](135)。实行包产到户,第一没有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性质,第二仍然是按劳分配。从总的结果看,它不是削弱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是更加显示了社会主义优越性。[2](1401)这就改变了长期以来将包产到户视为分田单干、搞私有化的认识误区。万里进而提出,“我们衡量各种劳动组织形式、计酬方法好坏,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不是看它规模大小或公有化程度高低。”[2](135)这一判断标准体现了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原则。
20世纪90年代,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端,万里指出,“全民所有制企业用国营方式并不是实现公有制的好形式,也不见得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只不过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苏联模式的产物。”[2](627)这实际上已经有了后来所说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意味了。万里强调,所有制改革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何看待股份制,万里表示没有考虑好,但主张以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原则作为判断标准,“什么形式能做到‘三有利’,就搞什么形式,不必拘泥于框框,不能‘一刀切’“”[2](628)。
其三,万里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允许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万里主张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适当发展个体经济。“集体所有制把个人利益和企业经营效果直接挂钩,更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在若干方面甚至比全民所有制优越性还大,决不能轻视。个体经济发展起来比较容易,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满足社会上多方面的需要,补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之不足,今后会长时期存在。”[2](161)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个体经济的存在并不可怕,国家可以运用立法、行政等手段对它们进行恰当的管理,运用价格、税收(包括累进税)等经济杠杆对它们的生产、经营和收入进行调控和调节,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2](227)万里指出,“过去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又不适当地强调批资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把僵化的模式强加给农民”,“结果是排斥了商品经济”,“延缓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547)。
其四,万里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允许发展商品经济,并进而赞同发展市场经济。1980年7月7万里提出:“搞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商品生产?在过渡阶段,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就必然影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2](152)1982年11月,又提出,商品经济不发展是搞不好社会主义的,“指令性计划要逐步缩小,要按价值规律办事”[2](243)。次年11月,万里又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以计划经济为主?必要的统购、派购任务是需要的,但市场调节也决不可少。”[2](295)随着实践的发展,万里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越来越深刻。1985年1月,万里指出,“我们的干部要用市场经济的观点指导经济工作”[2](394)。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万里高度评价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的新认识,指出,“摒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趋势。”[2](617)他认为,“这是不断解放思想、冲破阻力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是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它对中国社会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625)。万里进一步指出,做好市场经济这篇大文章,最重要的是继续转变人的思想观念;要转换国有大中型企业机制,实现政企分开;要培育产品市场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要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调控手段主要应当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应尽量减少,同时大大如强法律手段。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集体性事业,党的领袖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但绝非垄断性的作用,它需要集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乃至普通党员的智慧。万里所代表的这一类中共党史人物,虽没有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负责全局性工作,但长期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主政一方或独当一面,将中央重要思想、理论和重大决策直接落实到各个具体领域。从政治系统来看,他们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即中央和基层联结的关键环节。中央的思想观点和重大决策,通过他们布置、执行和丰富;基层的呼声、要求和经验,由他们了解、总结和反馈到中央。万里对社会主义的反思和认识,虽然不能达到邓小平那样的理论高度和深度,却也不乏真知灼见,体现了一个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根据工作实际所进行的理论思考。这种理论思考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一,万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思考,与最高领导层对社会主义的反思形成互动,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发展局面。万里在安徽推行包产到户,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的背景下进行的。万里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武器,大刀阔斧地进行农村改革。他批评一些同志尚未从“左”思想的精神椒锁中完全解放出来,在改革中迈不开步伐。他要求,“我们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2](118)万里的试验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1979年6月,邓小平在同万里谈话时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5](531)邓小平的态度给予万里以很大支持。但当时邓小平并没有公开表态。这显然是与党内反对声音异常激烈有关。是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规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6](172)。一年后,包产到户的效果在安徽已经得到初步显现,这为邓小平公开表态肯定包产到户提供了直接的实践依据。1980年5月,邓小平明确表示:安徽肥西、凤阳的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3](315)这就形成了农民自发创造、地方领导保护倡导、中央高层积极支持的良性互动。正是在这样的上下互动中,改革开放不断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发展。
其二,万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思考,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党性的事业。党的领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挥着主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全党的智慧。万里所代表的这一类党的高级干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他们既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了解中国社会实际和群众要求。他们的思想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万里所代表的这一类人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1)独立地提出某些观点,与中央高层的认识相互呼应,相互补充。如万里在中央尚未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就根据安徽实际明确提出以生产为中心。(2)将群众实践经验加以概括,形成某些具有理论形态的观点,为中央领导提供了思想素材。如万里对农民包产到户的分析,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3)响应最高领导层的重大决策,并将其落实到实践中,在实践中丰富发展。如万里对部分先富的分析和论证、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
其三,万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思考,为确定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党内基础。万里这一类党内高级干部,他们的思想认识程度,和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中央创新理论能否落到实处。万里在党内较早地提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了一次飞跃。1986年11月8日,万里在《如何认识和对待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篇讲话中,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他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有了巨大的发展,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可以说有了飞跃。”[2](542)万里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明确了经挤建设为中心,又相继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再加上以后还要解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体框架就逐步清晰地显示出来了。万里的看法从一个侧面表明,党内高级干部对邓小平理论有了高度认同。在这种政治认同的基础上,中共十三大报告正式使用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提法。
万里所代表的这一类中共党史人物,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思考较多的是立足于某一地区或某一领域,在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上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正因为他们的积极思考和勇于开拓,才能使改革开放的局面得以迅速打开,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以不断发展。通过对他们思想和生平的研究,能够使我们对党中央重大思想、理论的多层次来源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也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体性特征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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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里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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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刚、张廷益. 朱德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懈探索[J].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3).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 北京:中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l.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张北根)
Wan Li's Thoughts on Socialism
HUANGZhi-gao
(Politics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Research Center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of Anhui Univwesity, Hefei230039,China)
Abstract: Wan Li pondered on the questions of what socialism is and how to build it in his political profession, and performed some penetrating judgement. Wan Li's thoughts on socialism are part of the whole Party's efforts on adapting Marxism to conditions in China,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of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Outlook on Socialism; Socialism of Chinese Style;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adapting Marxism to condition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