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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初夏，长沙市政府专门面向全社会开展“广泛征集印证长沙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实物）”工作，收获颇丰。其中，一封从民间藏家手中征得的20世纪20年代名人手书信札，引起笔者极大探究兴趣。
该信札系朱丝栏信笺。毛笔行书，共5页。虽历时近百年，字迹依然清晰可读，除纸边沿稍有磨损及少量的污痕之外，该信札保存状况尚佳。原文如下：
“醉公惠鉴
五奉手书 均在近数日内 因多由梅岭处转 梅居对河 往来人少非一星期不可 故极迟滞 承示各节 玉为肝要 此间方针讫无少异 所谓以精神联合西南 以形迹迁就北方 实与弟不谋而合 弟系男子 断不至有丧失人格之事 岳州后话 无异会稽 此耻不雪 何以为人 惟假时日亦难办到 现正极力收束整理 而极难极困之点几以吾身为集合场 以弟之耆力短浅 断难应付适宜 故于焦急痛苦之时 亟盼畏公返湘以为援救 此事为望公极力赞助之 弟今而后益觉无学问无脑力之人 不惟不足以谋建设 徒辱身偾事 为天下笑而已 读公及畏公屡次来书 恳挚殷勤 益我神智 感不可言 尚乞时赐教言 兹将询及并所欲白者列后
一、湖南宗旨为省宪建国 始终勿渝 沪粤方面应付接洽 请畏公主持 公协助之 其费用当陆续奉上
二、中山与西南有别 湘对西南以后当力保融洽之法 中山亦设法敷衍
三、沪会务须促成周陈竞存 视为重要 故请公担任 万望勿再迁让 此会之成 于湘甚有益也 一切计议请与畏公密商决定 不必候弟答复
四、周道腴欲于郴州设行署 分参副两处并五科并派人四处运动军队 是一难应付之事
五、中山于卅日赴桂 欲率李许各军由桂林韶州入湘北伐 北伐可也 何必取道湘省 现川军不利 沈部四处勾结 各无大计 贸然入湘 是以湘为战场矣 其胜负不具论 而吾湘之糜烂当不堪设想 且湘不能保 西南亦危
六、葛部已于日前完全解散 政界更人甚多 无米之炊 恐亦难有办法 奈何奈何
七、欧游之费 当极力设法 弟极愿附骥
此叩
勋祺
弟惕顿首
十月十七日
“醉公”名石陶钧，号醉六，故敬称“醉公”;“畏公”为谭延 ;“中山”即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惕”为时任湖南省省长的赵恒惕。这些人物，在湖南近现代史进程中都可谓风云之辈。信中所指“岳州……此耻不雪”一事，当为1921年七八月，赵恒惕与北方军阀吴佩孚争夺地盘，战败岳州之事。“中山……赴桂”所指应是1921年10月孙中山赴广西，准备率李烈钧、许崇智部取道湖南北伐之事。据此两点推断，此信写于1921年10月。
赵恒惕为何写此信给此时避居沪上的石陶钧，大谈时局艰危，恳陈治湘方略，且在信中请石“恳劝”谭延回湘？其后的背景，是一段错综复杂的权力之争——20世纪20年代初，赵恒惕、谭延两任湖南省长争夺湖南军政大权的“争湘”之斗。赵、谭之斗，可谓尔虞我诈、机关算尽、“文攻”“武斗”、你死我活。
赵恒惕，字炎午，湖南衡山县人，1880年12月生。1904年考取官费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学习，毕业后被蔡锷邀往广西督练新军，任新军旅长。武昌起义后，于1912年应谭延之请调湖南，防范革命党人。“二次革命”时参加谭延组织的讨袁军，任第一军副司令，战败失利后，赵恒惕被汤芗铭逮捕押送北京，1915年遇“特赦”才逃出北京，1916年7月任湘军第二师师长。谭延任湖南督军兼省长时，赵恒惕被任命为湘军第一师师长，护法运动期间，随湘粤桂军队与北军作战。1920年6月，吴（佩孚）派军阀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谭延任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任湘军总指挥。
谭延，字祖庵，号畏三、畏庐，湖南茶陵县人，1876年生。其父钟麟曾任两广总督，他曾考取清末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积极参加清末立宪活动。长沙光复后任湖南参议院议长，后纵容反动军人梅馨发动政变，杀害湖南光复领导人焦达峰、陈作新，夺得湖南都督职权。其人在复杂的民国初年政治角逐中圆滑善变，在“二次革命”中，先是宣布湖南独立，又暗中阻挠出兵讨袁。讨袁战不利，他马上宣布取消独立，并致电各方说“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不任其咎；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不居其功”。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寓居青岛。护国战争爆发后，他乘机荐举“自己人”赵恒惕、曾继梧等赴长沙“赞襄大计”，为重新主湘安排势力，1916年8月果然回湘任湖南省长兼督军。次年8月因对张勋复辟心存观望，被撤督军职，遂赴沪寓居。1918年在桂系陆荣廷等支持下入湘重任湖南督军，设谋逼迫程潜离湘，进而取得湘军总司令头衔，先后驻零陵、郴州。1920年6月驱逐张敬尧后，他一身兼任湖南督军、省长和湘军总司令三职，提出“湘人治湘”，制定省宪，民选省长，实行“联省自治”。
在谭延身兼三职之时，赵恒惕担任湘军总指挥，掌握了湘军实力，形成了自己的派系。老上司谭延在湖南政坛几上几下，长袖善舞，对同样野心勃勃的赵恒惕不啻是言传身教。1920年11月，赵恒惕联合湖南另一股军事势力程（潜）派军人李仲麟等兵变，由李仲麟等公开通电逼谭延去职，赵恒惕则表面坐视，暗中调兵入长沙呼应。谭延被迫去职下野，于11月27日离湘赴沪。此时，其友石陶钧亦随谭同行。
石陶钧，原号玉峰，改号醉六，湖南邵阳县人，生于1880年（与赵恒惕同庚），曾与蔡锷同受教于梁启超，后曾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与赵恒惕亦属校友。归国后，协助蔡锷办新军，与黄兴共谋讨袁，任南京讨袁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民国8年（1919）4月，石陶钧应谭延之邀，到郴州参加驱张（敬尧）斗争，并协助谭恢复在湘统治。民国9年（1920）11月，谭延被赵恒惕取代，他遂随谭客居上海。
赵恒惕夺得了湖南军政大权，就任湘军总司令，他立马设法谋杀了夺权合作者李仲麟等程派实力将领，独揽大权。此刻，他急需要一个《省宪法》作为自治的招牌对内对外，以取得名正言顺的“合法”统治地位。于是，他在省内开始策划“学者制宪”，1921年4月遂成为“民选临时省长”；对外则推广“联省自治”，欲乘此时湖北鄂军内讧之机武力占领湖北，“援鄂自治”，扩张势力。1921年7月至8月，赵恒惕的湘军联合刘湘的川军与北方军阀吴佩孚势力在鄂南、湘北大战，1921年8月29日，吴佩孚直攻湘军后方岳阳，湘军腹背受敌，4万湘军大溃四散。赵恒惕惊恐求和，屈从于吴佩孚。这就是赵恒惕在信中所提及的“岳州后话，无异会稽，此耻不雪，何以为人”。赵虽然不得不屈从于吴，但私下深以为耻。
以往的研究资料认为，赵恒惕此后对内“努力制宪”以抗御广州政府，对外反对广东孙中山军队入湘，均是在吴佩孚的威逼下进行的。但从这封私信来看，赵恒惕“制宪拒广”，其意在谋求巩固自身岳州大败后摇摇欲坠的“主湘”统治地位。于是，赵打出“省宪自治”、“民选省长”的招牌，即信中所提“湖南宗旨为省宪建国，始终勿渝”。他于此时致信与己相熟、与谭私交甚厚、同寓于沪的石陶钧，请石劝谭延返湘，“……于焦急痛苦之时 亟盼畏公返湘以为援救”，其言辞切切，似乎忘了1年前正是他阴谋逼迫谭下野的。赵盼“畏公返湘”的目的，当然不是拱让好不容易争来的“主湘”大权，而是参加他策划的“民选省长”活动，以期名正言顺击败谭，合法夺得“湖南省长”之职。信中显示，赵在对内谋划的同时，对外也大有算盘。狡猾的赵恒惕虽然在吴佩孚势力威压下俯首贴耳，但对其他势力也八面玲珑：南方革命政府的孙中山欲假道入湘，兴北伐之举，赵审时度势，一方面以“北伐可也，何必取道湘省……是以湘为战场矣，其胜负不具论，而吾湘之糜烂，当不堪设想……”的“湘人治湘”口号来拒绝孙中山经湖南北伐。另一方面他也力求搞好关系——“中山与西南有别，西南以后当力谋融洽之法，中山亦设法敷衍”，他对实力派的西南军阀是“力谋融洽”，对名大于实的孙中山是“设法敷衍”，可见赵恒惕善察善变的本事，与当年的谭延相比，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后来，谭延在石陶钧的“恳劝”下，同时思忖在湘谭派势力尚存，于1922年参加了湖南“民选省长”的角逐。其时湘省势力分为赵恒惕、谭延、林支宇（前湖南代省长）三派，湖南近代史上一场空前的、闹哄哄的“民选”活动拉开了大幕。
赵利用实权在握的优势，自任选举总监督，设立了选举事务所，限期3个月内“普选”出“省议员”，三派势力收买走卒，争夺选票，大小政治掮客、政治流氓在茶楼、酒馆、妓院交易拉票，甚至组织打手，殴打、械斗，丑态毕露。选出的省议员，赵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为谭派及林派。随后开始的省长选举，赵以1603票夺得了“正式省长”的胜利，在这场“文斗”中，谭延再次居于下风。
但是谭延作为三上三下的“湖南省长”，败给自己一手栽培的赵恒惕，心中不服，欲等待时机，再与赵一争高下。1923年2月，谭追随孙中山赴广州，担任了大元帅大本营内务部部长、秘书长。他为了夺回湖南地盘，策动旧部湘军混成旅旅长陈嘉佑、沅陵镇守使蔡钜猷、宝庆镇守使吴学剑等倒赵，孙中山遂任命谭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组织讨贼军讨伐赵恒惕，指斥其“甘心附北，背叛西南”。赵的“中山亦设法敷衍”的伎俩完全失效。
谭延岂入湘后，为打破赵的“湖南自治”这块假招牌，不得不宣布放弃过去自己曾提倡的“湖南省宪”主张，转以孙中山的学说和三民主义作革命号召，而赵恒惕则组织所谓“护宪军”，以维护“省宪”作挡箭牌。两方势力几战下来，赵力不支，逃出长沙，遂请求吴佩孚援助。吴佩孚援军到后，广东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急电谭延回师援粤，谭不得不回师驰援，谭赵战争因此结束，赵恒惕由此“湖南政权几尽由其掌握”。谭、赵在湖南长达数年的“争湘之斗”，以心更狠、手更辣、手段更厚黑的赵恒惕胜出而终。
该信札系朱丝栏信笺。毛笔行书，共5页。虽历时近百年，字迹依然清晰可读，除纸边沿稍有磨损及少量的污痕之外，该信札保存状况尚佳。原文如下：
“醉公惠鉴
五奉手书 均在近数日内 因多由梅岭处转 梅居对河 往来人少非一星期不可 故极迟滞 承示各节 玉为肝要 此间方针讫无少异 所谓以精神联合西南 以形迹迁就北方 实与弟不谋而合 弟系男子 断不至有丧失人格之事 岳州后话 无异会稽 此耻不雪 何以为人 惟假时日亦难办到 现正极力收束整理 而极难极困之点几以吾身为集合场 以弟之耆力短浅 断难应付适宜 故于焦急痛苦之时 亟盼畏公返湘以为援救 此事为望公极力赞助之 弟今而后益觉无学问无脑力之人 不惟不足以谋建设 徒辱身偾事 为天下笑而已 读公及畏公屡次来书 恳挚殷勤 益我神智 感不可言 尚乞时赐教言 兹将询及并所欲白者列后
一、湖南宗旨为省宪建国 始终勿渝 沪粤方面应付接洽 请畏公主持 公协助之 其费用当陆续奉上
二、中山与西南有别 湘对西南以后当力保融洽之法 中山亦设法敷衍
三、沪会务须促成周陈竞存 视为重要 故请公担任 万望勿再迁让 此会之成 于湘甚有益也 一切计议请与畏公密商决定 不必候弟答复
四、周道腴欲于郴州设行署 分参副两处并五科并派人四处运动军队 是一难应付之事
五、中山于卅日赴桂 欲率李许各军由桂林韶州入湘北伐 北伐可也 何必取道湘省 现川军不利 沈部四处勾结 各无大计 贸然入湘 是以湘为战场矣 其胜负不具论 而吾湘之糜烂当不堪设想 且湘不能保 西南亦危
六、葛部已于日前完全解散 政界更人甚多 无米之炊 恐亦难有办法 奈何奈何
七、欧游之费 当极力设法 弟极愿附骥
此叩
勋祺
弟惕顿首
十月十七日
“醉公”名石陶钧，号醉六，故敬称“醉公”;“畏公”为谭延 ;“中山”即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惕”为时任湖南省省长的赵恒惕。这些人物，在湖南近现代史进程中都可谓风云之辈。信中所指“岳州……此耻不雪”一事，当为1921年七八月，赵恒惕与北方军阀吴佩孚争夺地盘，战败岳州之事。“中山……赴桂”所指应是1921年10月孙中山赴广西，准备率李烈钧、许崇智部取道湖南北伐之事。据此两点推断，此信写于1921年10月。
赵恒惕为何写此信给此时避居沪上的石陶钧，大谈时局艰危，恳陈治湘方略，且在信中请石“恳劝”谭延回湘？其后的背景，是一段错综复杂的权力之争——20世纪20年代初，赵恒惕、谭延两任湖南省长争夺湖南军政大权的“争湘”之斗。赵、谭之斗，可谓尔虞我诈、机关算尽、“文攻”“武斗”、你死我活。
赵恒惕，字炎午，湖南衡山县人，1880年12月生。1904年考取官费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学习，毕业后被蔡锷邀往广西督练新军，任新军旅长。武昌起义后，于1912年应谭延之请调湖南，防范革命党人。“二次革命”时参加谭延组织的讨袁军，任第一军副司令，战败失利后，赵恒惕被汤芗铭逮捕押送北京，1915年遇“特赦”才逃出北京，1916年7月任湘军第二师师长。谭延任湖南督军兼省长时，赵恒惕被任命为湘军第一师师长，护法运动期间，随湘粤桂军队与北军作战。1920年6月，吴（佩孚）派军阀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谭延任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任湘军总指挥。
谭延，字祖庵，号畏三、畏庐，湖南茶陵县人，1876年生。其父钟麟曾任两广总督，他曾考取清末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积极参加清末立宪活动。长沙光复后任湖南参议院议长，后纵容反动军人梅馨发动政变，杀害湖南光复领导人焦达峰、陈作新，夺得湖南都督职权。其人在复杂的民国初年政治角逐中圆滑善变，在“二次革命”中，先是宣布湖南独立，又暗中阻挠出兵讨袁。讨袁战不利，他马上宣布取消独立，并致电各方说“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不任其咎；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不居其功”。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寓居青岛。护国战争爆发后，他乘机荐举“自己人”赵恒惕、曾继梧等赴长沙“赞襄大计”，为重新主湘安排势力，1916年8月果然回湘任湖南省长兼督军。次年8月因对张勋复辟心存观望，被撤督军职，遂赴沪寓居。1918年在桂系陆荣廷等支持下入湘重任湖南督军，设谋逼迫程潜离湘，进而取得湘军总司令头衔，先后驻零陵、郴州。1920年6月驱逐张敬尧后，他一身兼任湖南督军、省长和湘军总司令三职，提出“湘人治湘”，制定省宪，民选省长，实行“联省自治”。
在谭延身兼三职之时，赵恒惕担任湘军总指挥，掌握了湘军实力，形成了自己的派系。老上司谭延在湖南政坛几上几下，长袖善舞，对同样野心勃勃的赵恒惕不啻是言传身教。1920年11月，赵恒惕联合湖南另一股军事势力程（潜）派军人李仲麟等兵变，由李仲麟等公开通电逼谭延去职，赵恒惕则表面坐视，暗中调兵入长沙呼应。谭延被迫去职下野，于11月27日离湘赴沪。此时，其友石陶钧亦随谭同行。
石陶钧，原号玉峰，改号醉六，湖南邵阳县人，生于1880年（与赵恒惕同庚），曾与蔡锷同受教于梁启超，后曾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与赵恒惕亦属校友。归国后，协助蔡锷办新军，与黄兴共谋讨袁，任南京讨袁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民国8年（1919）4月，石陶钧应谭延之邀，到郴州参加驱张（敬尧）斗争，并协助谭恢复在湘统治。民国9年（1920）11月，谭延被赵恒惕取代，他遂随谭客居上海。
赵恒惕夺得了湖南军政大权，就任湘军总司令，他立马设法谋杀了夺权合作者李仲麟等程派实力将领，独揽大权。此刻，他急需要一个《省宪法》作为自治的招牌对内对外，以取得名正言顺的“合法”统治地位。于是，他在省内开始策划“学者制宪”，1921年4月遂成为“民选临时省长”；对外则推广“联省自治”，欲乘此时湖北鄂军内讧之机武力占领湖北，“援鄂自治”，扩张势力。1921年7月至8月，赵恒惕的湘军联合刘湘的川军与北方军阀吴佩孚势力在鄂南、湘北大战，1921年8月29日，吴佩孚直攻湘军后方岳阳，湘军腹背受敌，4万湘军大溃四散。赵恒惕惊恐求和，屈从于吴佩孚。这就是赵恒惕在信中所提及的“岳州后话，无异会稽，此耻不雪，何以为人”。赵虽然不得不屈从于吴，但私下深以为耻。
以往的研究资料认为，赵恒惕此后对内“努力制宪”以抗御广州政府，对外反对广东孙中山军队入湘，均是在吴佩孚的威逼下进行的。但从这封私信来看，赵恒惕“制宪拒广”，其意在谋求巩固自身岳州大败后摇摇欲坠的“主湘”统治地位。于是，赵打出“省宪自治”、“民选省长”的招牌，即信中所提“湖南宗旨为省宪建国，始终勿渝”。他于此时致信与己相熟、与谭私交甚厚、同寓于沪的石陶钧，请石劝谭延返湘，“……于焦急痛苦之时 亟盼畏公返湘以为援救”，其言辞切切，似乎忘了1年前正是他阴谋逼迫谭下野的。赵盼“畏公返湘”的目的，当然不是拱让好不容易争来的“主湘”大权，而是参加他策划的“民选省长”活动，以期名正言顺击败谭，合法夺得“湖南省长”之职。信中显示，赵在对内谋划的同时，对外也大有算盘。狡猾的赵恒惕虽然在吴佩孚势力威压下俯首贴耳，但对其他势力也八面玲珑：南方革命政府的孙中山欲假道入湘，兴北伐之举，赵审时度势，一方面以“北伐可也，何必取道湘省……是以湘为战场矣，其胜负不具论，而吾湘之糜烂，当不堪设想……”的“湘人治湘”口号来拒绝孙中山经湖南北伐。另一方面他也力求搞好关系——“中山与西南有别，西南以后当力谋融洽之法，中山亦设法敷衍”，他对实力派的西南军阀是“力谋融洽”，对名大于实的孙中山是“设法敷衍”，可见赵恒惕善察善变的本事，与当年的谭延相比，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后来，谭延在石陶钧的“恳劝”下，同时思忖在湘谭派势力尚存，于1922年参加了湖南“民选省长”的角逐。其时湘省势力分为赵恒惕、谭延、林支宇（前湖南代省长）三派，湖南近代史上一场空前的、闹哄哄的“民选”活动拉开了大幕。
赵利用实权在握的优势，自任选举总监督，设立了选举事务所，限期3个月内“普选”出“省议员”，三派势力收买走卒，争夺选票，大小政治掮客、政治流氓在茶楼、酒馆、妓院交易拉票，甚至组织打手，殴打、械斗，丑态毕露。选出的省议员，赵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为谭派及林派。随后开始的省长选举，赵以1603票夺得了“正式省长”的胜利，在这场“文斗”中，谭延再次居于下风。
但是谭延作为三上三下的“湖南省长”，败给自己一手栽培的赵恒惕，心中不服，欲等待时机，再与赵一争高下。1923年2月，谭追随孙中山赴广州，担任了大元帅大本营内务部部长、秘书长。他为了夺回湖南地盘，策动旧部湘军混成旅旅长陈嘉佑、沅陵镇守使蔡钜猷、宝庆镇守使吴学剑等倒赵，孙中山遂任命谭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组织讨贼军讨伐赵恒惕，指斥其“甘心附北，背叛西南”。赵的“中山亦设法敷衍”的伎俩完全失效。
谭延岂入湘后，为打破赵的“湖南自治”这块假招牌，不得不宣布放弃过去自己曾提倡的“湖南省宪”主张，转以孙中山的学说和三民主义作革命号召，而赵恒惕则组织所谓“护宪军”，以维护“省宪”作挡箭牌。两方势力几战下来，赵力不支，逃出长沙，遂请求吴佩孚援助。吴佩孚援军到后，广东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急电谭延回师援粤，谭不得不回师驰援，谭赵战争因此结束，赵恒惕由此“湖南政权几尽由其掌握”。谭、赵在湖南长达数年的“争湘之斗”，以心更狠、手更辣、手段更厚黑的赵恒惕胜出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