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传染性疾病与战争、灾荒一起，构成为人类生存的三大威胁。在古代社会，由于预防与诊治传染病的能力相对低下，传染性疾病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也最严重。因此，加强对传染病的研究与防治，一直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大事。同传染病做斗争，不仅需要医学的针对性研究和医疗水平的提高，而且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组织防治。在中国历史上，秦代开始出现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立法，这是已知的我国最早的关于防治传染病的立法。
　　秦朝关于防治传染病的法律，主要保存在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主动预防，及时报告。
　　传染病一般通过密切接触传播，预防的关键是树立防病意识，自觉减少与患者的近距离接触。《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录着这样一个案例，其人丙因为外祖母同里者曾有“毒言”，他也被怀疑患有“毒言”。“毒言”是一种热带地区流行的传染病，《论衡·言毒》记载：“太阳之地，人民急促，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脤胎（胀），肿而为创（疮）。”它似乎是一种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性疾病。因此，知情者采取了主动断绝与丙接触的行为。“丙家节（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在各种活动中，大家尽量避免与丙接触，如果没有办法，也要避免与丙共同饮食，或者不用同一器具。这说明，在秦代，人们已经有了主动预防传染病的意识，并且有了发现传染病例应及时报告的制度。
　　
　　二是确立标准，谨慎诊断。
　　在传染病防治中，患者的确诊是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预防与治疗的基础。在秦代，传染病患者被视同罪犯，因而对于患者的确诊十分慎重。如丙被怀疑为麻风病，送到官府后，官府首先向丙讯问症状，然后令医丁诊之，丁言曰：“丙毋（无）麋（眉），艮本绝，鼻腔坏。刺其鼻不嚏。肘膝到两足下奇，溃一所。”（《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没有眉毛，鼻梁断绝，鼻腔已坏，刺激鼻孔也不打喷嚏；脚上有溃烂处，不能正常行走；手上没有汗毛；呼喊时声音嘶哑。这些显然是确定麻风病患者的症状标准。经专业医生仔细检查后，才确定了该人确实是麻风病患者。而对不是传染病患者的被怀疑者，经专业医生诊断后，则及时予以排除。上文所讲的被怀疑为“毒言”患者的士伍丙，经诊断后，“丙而不把毒，毋（无）它坐。”传染病患者的可能被排除了，丙也由罪犯的身份恢复为自由人。
　　
　　三是设立机构，强制隔离。
　　对病人及时进行隔离，是切断传染病的传染源、防治传染病的最有效措施。特别是在古代治疗手段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果断隔离就显得尤为重要。秦朝把对传染病患者的隔离纳入了法制轨道。《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的几条律文证实了这一点。“城旦，鬼薪疠，可（何）论？当迁疠迁所。”“疠迁所”也称“疠所”，是专门隔离麻风病患者的地方。法律规定政府应设置专门机构对传染病患者加以隔离，这在中国历史上当属最早的记载，在世界传染病防治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麻风病患者如果犯了罪，处死方式也有严格规定。把犯罪的麻风病患者投入水中淹死，而如果活埋就违背了法律规定。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人认为水中溺死可以防止疾病传播，而活埋土中还可能造成新的传染。按照秦朝法律，并不是对所有犯罪的麻风病患者都处以死刑。“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可（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或曰当迁迁所定杀。”在对于犯罪后又患上麻风病患者的处理上，出现了是隔离“疠所”还是“定杀”的争论，说明究竟是“迁疠所”还是“定杀”，可能取决于犯人的罪犯轻重或者所患疾病的传染性强弱。在当时，麻风病属于比较严重的传染病，采取的措施也比较坚决。而对于危害相对较轻的传染病，则采取把患者迁往人烟稀少之地的办法以减少传染。
　　《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有关史料，使我们了解到秦朝以法律手段来预防传染病的情形，两千多年前的这些记载的确弥足珍贵。
　　（据《光明日报》）